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异质性：测度与事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企业论文,产品质量论文,事实论文,异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了一批从企业层面分析贸易行为的实证文献，发现了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出口企业之间的大量差异性，这与Krugman（1979）开创的新贸易理论的“同质性企业”假设迥异。Melitz（2003）将企业生产效率差异性引入Krugman（1979）框架，通过企业生产效率差异性解释企业贸易行为差异性，由此开启了新新贸易理论时代。其核心假设至少有两点：一是企业异质性仅表现为生产效率差异性；二是效用函数为经典的CES形式，仅考虑消费者多样化偏好，忽略了产品垂直差异性。
正是由于Melitz（2003）存在上述缺陷，它无法解释企业的全部贸易行为，比如企业出口价格问题，Baldwin and Harrigan（2011）发现美国企业出口产品价格随地理距离增加而增加；但根据Melitz（2003）分析，地理距离越远，企业出口获利难度越大，只有生产效率高、产品价格低的企业出口，因此地理距离越远、出口价格越低。再比如Hallak and Sivadasan（2009）、Kugler and Verhoogen（2012）发现智利、哥伦比亚、印度和美国出口企业产品价格高于非出口企业；而根据Melitz（2003）分析，出口企业生产效率高于非出口企业，其价格应更低。
如何解决企业出口价格事实与Melitz（2003）推论之间的矛盾呢？一个自然的逻辑是放松或改变Melitz（2003）假设，思路之一是引入产品质量异质性。近期众多学者将产品质量异质性放在与企业生产效率异质性同等重要的位置，一并构成企业异质性的重要内容，如Bladwin and Harrigan（2011）、Johnson（2012）、Crozet et al.（2012）、Hallak andSivadasan（2009）、Kugler and Verhoogen（2012）、Verhoogen（2008）、Gervais（2009）等。从模型结构看，部分模型将质量作为外生变量引入效用函数，并不深究其来源，如Baldwin and Harrigan（2011）。大多数模型将企业产品质量内生化，认为产品质量是企业利润最大化行为的均衡结果，产品质量越高，企业投入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越高，出口价格更高；从需求角度看，消费者同时考虑产品价格和产品质量，尽管高质量产品价格高，但考虑“性价比”后，高质量产品的实际价格可能更低，因此高质量、高价格的产品更具有消费者认可度和获利能力，从而解释了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出口企业在不同市场的价格差异。
可见，企业产品质量异质性是伴随新新贸易理论发展而兴起的一个前沿研究领域。从现实层面看，笔者认为质量差距是中国出口贸易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最重要方面，在其他方面中国已实现了对发达国家的赶超。经过几十年高速发展，中国出口规模居世界第一；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出口技术含量稳步提升①，Rodrik（2006）、杨汝岱和姚洋（2008）都呈现了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不断提升的事实；贸易广度②也极大，在HS六分位产品层面上，2010年中国贸易广度为389346，居世界首位，美国贸易广度为341518，德国贸易广度为329755，钱学锋等（2013）利用海关微观数据发现广度扩展是中国贸易增长的重要源泉，陈勇兵等（2011）则研究了进口种类增加对国民福利水平提升的积极意义；出口地区集中度也较低，2010年前10个贸易伙伴占中国出口的59.3%，美国、日本、德国这一指标分别为61.2%、68.6%和59.2%；出口产品集中度并不过高，2010年前100种出口价值量最大的产品占中国出口的52.8%，美国、日本、德国这一指标分别为49.3%、59.9%和44.6%；出口稳定性并不差，如2008—2009年全球贸易量骤减25.2%，中国出口减少16.1%，美国、日本、德国分别减少21.4%、24.4%、25.7%，中国出口贸易面对外部冲击表现了较强稳定性。③
然而当目光聚焦产品质量时，我们发现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之路仍任重而道远。从国内看，消费者对国内产品质量往往持怀疑态度，一个重要表现是随着收入水平提升，国内消费者对国际一线品牌青睐有加，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奢侈品消费大国，但国内的奢侈品品牌却少有问津，也难以卖出高价格。从国际看，“中国制造”往往和低价格、低质量联系起来，打折促销最厉害的商品往往是“Made in China”，而且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也频繁用产品质量设置贸易壁垒。中国几十年高歌猛进的发展极少成就具有国际声誉的一线国际品牌，消费者难以正面认可中国产品质量而支付高价格。这些事实都无一例外地说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的低质量。从学术研究角度看，中国出口低价格是中国出口低质量的重要表现，如施炳展（2010）发现伴随中国出口增长，中国出口价格并未大幅度增长，说明质量改善有限；Rodrik（2006）也发现如果从产品内（withinproduct）角度看，中国出口结构并没有优化趋势。因此，相对于中国不断增长的贸易规模、不断优化的贸易结构、不断提升的贸易广度、不断降低的出口集中度和不断增强的贸易稳定性而言，中国出口产品质量仍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提升质量应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新课题。因此质量无疑是研究中国出口贸易切中要害的研究角度。
尽管企业产品质量异质性是重要的前沿理论问题，也是研究中国出口贸易切中要害的研究角度，但由于研究数据和方法的限制，关于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实证研究一直进展缓慢。质量是同一产品（product）下不同种类（variety）间的垂直差异，这要求贸易数据是产品层面的，因此传统SITC三分位、四分位、五分位数据根本无法满足研究要求；质量测算不仅需求贸易价值量（value），还需要贸易数量（quantity），这样才能估算产品单位价值量（unit value），这要求数据具有价值量、数量两个维度；然而满足上述两个条件的大规模研究数据直到近年才得以公开，这是质量实证研究进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从研究方法看，第一个棘手问题是质量测算，相对于技术复杂度、贸易广度测算的标准性、可操作性而言，质量测算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像Hausman et al.（2007）测算技术复杂度、Feenstra（1994）测算广度那样被学界广泛接受的测算方法，这是导致研究缓慢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测算文献当属Schott（2004），它利用美国进口十分位数据，测算了世界各国对美国出口产品的单位价值量差异，并以此替代产品质量。随后该方法被广泛效仿，如Hummels and Klenow（2005）、Hummels and Skiba（2004）、Hallak（2006）等。国内一些学者也尝试用这一方法分析中国出口质量变化，李坤望等（2012）利用这一方法从发展趋势、产品分布、跨国比较三个维度分析了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发现中国出口产品大多处于低质量阶段，而且入世后呈恶化趋势。然而单位价值量测算质量是不准确的，单位价值量不仅包含质量信息，而且包含成本信息，中国出口低价格可能由于质量低，也可能因为成本低。Hallak and Schott（2011）、Amit（2011）打破单位价值量等价于质量的假设，利用事后推理的思路测算了产品质量，虽然两种方法技术细节存在很大差异，但逻辑基本一致，即价格相同的情况下，市场绩效越好，产品质量越高，这样就可以利用市场销售量、市场占有率、价格数据反推产品质量，但Hallak and Schott（2011）、Amit（2011）测算是基于行业或产品数据进行的，严格来讲并不属于企业异质性范畴。利用类似的逻辑，后续学者开始基于相关数据反推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如Gervais（2009）、Joel（2011）、Mark et al.（2012）等。④Manova andZhang（2012）利用海关数据分析了中国企业出口价格的企业间、企业内、企业—产品内的差异性，但其着眼点在于利用质量解读中国企业出口的价格行为；Mark et al.（2012）利用中国纺织业海关数据和工业数据库匹配，研究了质量和生产效率对企业贸易行为影响的相对重要性，但是关注点并不在于企业产品质量异质性，而且一个行业也难具代表性。
综上所述，企业产品质量异质性是新新贸易理论研究的前沿领域，质量是针对中国出口贸易切中要害的研究角度，现有文献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尤为欠缺。本文将基于产品质量异质性贸易理论文献的最新进展，利用2000—2006年海关细分贸易数据，采用事后反推的方法，系统研究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主要是质量测算和典型化事实两个问题，从而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奠定方法和事实基础。
本文余下部分这样安排：第二部分是模型和数据；第三部分是质量测算结果分析；最后是结论和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二、模型与数据
（一）理论机制分析
我们参照Hallak and Sivadasan（2009）来构建质量内生决定理论模型，阐述产品质量异质性对企业贸易行为的影响，奠定实证分析的理论基础。Hallak and Sivadasan（2009）的基本逻辑如下：从需求层面看，考虑产品垂直差异后，消费者效用水平取决于产品数量和产品质量，决定消费者最优选择的是产品价格与产品质量的比值，通俗讲即性价比。
从供给层面看，企业同时具有生产效率和质量生产能力异质性；企业生产效率越高其可变成本越低，价格越低；企业质量生产能力越高，固定成本越低，其产品质量越高；两种能力共同决定了企业市场绩效。如果企业生产效率较高，产品价格较低；但如果质量生产能力较差，企业产品质量较低；因此较低的价格将被较低的质量“稀释”，其性价比未必高。反之，如果企业质量生产能力较高，产品质量较高；但企业生产效率较低，企业产品价格较高；较高的质量也会被较高的价格抵消，其性价比也未必高。因此只有生产效率和质量生产能力均较高的企业才能有较好的市场绩效。对于本文而言，由于强调企业产品质量异质性，假设生产效率完全相同，即产品价格相同，那么企业质量生产能力越强，产品质量越高，产品性价比越高，从而市场绩效越好。因此由企业质量生产能力决定的企业产品质量异质性是影响企业市场绩效的重要因素。接下来对上述逻辑进行模型化表述，首先假设消费者效用函数如下：
，
分别表示产品种类的质量和数量，σ＞1表示产品种类间替代弹性。对应的价格指数如（2）式：
种类j对应的消费数量如（3）式所示：
E为消费者支出。（3）式表明垂直差异化产品市场中，消费量取决于产品质量和价格，即性价比，这意味着企业产品质量高或者生产效率高，均可获得较大市场销售量。但极高的产品质量会被极高的价格抹杀，同样极低的价格也会被极低的质量抹杀，因此只有质量和价格同时满足一定条件才能获得最好的市场绩效。进一步企业可变成本和固定成本如（4）式：
（4）式表明，可变成本MC取决于质量λ和生产效率φ；固定成本取决于质量λ和质量生产能力指标ξ，ξ衡量了企业质量生产能力异质性，越大说明质量生产能力越高；α＞0，β＞0表明质量越高，企业可变成本和固定成本越高。显然从可变成本看，企业生产效率越高，同等质量生产的可变成本越低；但如果企业质量生产能力ξ极低，企业质量生产的固定成本极高，即使企业生产效率极高，企业也无法生产高质量产品。因此正是ξ的引入才使得企业异质性从一个维度变为两个维度。从（4）式看，ξ可以通过影响固定成本而直接影响企业利润，从而影响企业行为。通过利润最大化过程，求最优解如（5）、（6）、（7）式：⑤
其中，α′=α-（1-β）（σ-1）＞0，0＜β＜1，α＞α′。（5）—（7）式说明企业质量生产能力ξ越大，产品质量λ越大，价格越高，利润越大，企业越容易进入市场，因此企业质量生产能力是造成企业市场绩效差异性的重要因素。进一步（7）式表明，生产效率φ和企业质量生产能力ξ同时决定了企业利润，这意味着φ、ξ必须同时满足一定条件企业才可获利。假设（7）式利润为0，即可绘制企业生产效率和企业质量生产能力的零利润曲线，如图1所示。
图1中，曲线代表零利润曲线，对应企业为临界企业；曲线上方代表企业生产效率或质量生产能力高于临界企业，企业可以获利、进入市场，称为进入企业，类似的曲线下方为退出企业。假设图1对应的为国外市场情况，在企业生产效率给定的条件下，企业产品质量越高，企业获得利润的空间越大，越容易进入国外市场出口；反之，即使企业生产效率很高，如果企业产品质量很低，企业也无法获得利润，从而无法出口。简单讲，企业产品质量越高，企业出口绩效越好。在稍后经验分析中，我们将以中国企业为例，验证上述结论。
（二）计量模型构建
按照Gervais（2009）、Mark et al.（2012）、Joel（2011）做法，由（3）式构建计量模型。数据具有年份—企业—进口国—产品四个维度，对于海关八分位编码下的某一产品hs而言，企业i在t年对m国出口数量可表示为（8）式：
两边取自然对数，进行简单整理后得计量回归方程式（9）：
其中
为进口国—年份两维虚拟变量，可以控制仅随进口国变化的变量如地理距离，仅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如汇率制度变革，也控制了同时随时间和进口国变化的变量，如国内生产总值。
为企业出口产品的价格；
为包含产品质量信息的残差项。要特别说明的是，（9）式是某一产品的回归方程式，即本文回归是在产品层面进行的，因此自然控制了产品特征，包括产品技术复杂度等。通过（10）式定义质量：
（10）式可以测度每个企业在每个市场每个年度出口的某一hs产品的质量，为了获得整体质量的变化，我们需要将质量加总到整体层面，但不同产品的质量加总经济学意义不明显，为此我们对（10）式质量进行标准化处理，从而获得每个企业在每种产品、每个年度、每个市场上的标准化质量指标，如（11）式：
min，max分别代表求最小值和最大值，是针对某一hs产品，在所有年度、所有企业、所有进口国层面上求出最值；（11）式定义的标准化质量指标位于[0，1]之间，而且没有单位，可以在不同层面加总，从而进行跨期、跨截面的各种比较分析。整体指标定义如（12）式：
（12）式中TQ代表对应样本集合Ω的整体质量，Ω代表某一层面的样本集合，
代表样本的价值量（value）。
（三）数据及处理
利用海关微观贸易数据，提取出口价值量、出口数量指标，计算价格指标，按照（9）式进行回归。前期数据整理过程如表1所示：
表1中，第三列、第四列分别代表数据整理后剩余样本贸易量占整体贸易规模、占制造业贸易规模的比重。第一步，剔除信息损失样本，包括没有企业名字、进口地名称、产品名称的数据；第二步，剔除单笔贸易交易规模在50美元以下，或者数量单位小于1的样本；第三步，同一产品编码下，有些产品具有多种数量计数单位，为了保证价格可比性，仅保留同一产品编码下计数单位最多的样本量。
将海关数据HS八分位编码同国际HS96版本六分位编码对齐，在HS六分位基础上同ISIC Rev.2三分位编码、SITC Rev.2三分位编码、四分位编码对齐，编码之间的转化标准来自BACI数据库中的Product Codes文件。在编码对齐的基础上，第四步仅保留制造业样本数据，即保留ISIC编码处于300—400之间、SITC四分位编码位于5000—9000之间的样本；第五步，按照Lall（2000）标准，在SITC三分位编码基础上将产品划分为农产品、资源品、低技术品、中技术品和高技术品，由于农产品、资源品的质量主要源自资源禀赋，不能准确体现质量内涵，因此剔除农产品、资源品样本；第六步，按照Rauch（1999）分析，产品垂直差异主要体现在差异化产品间，而且类似于农产品、资源品，同质产品差异更多来自资源禀赋，因此剔除同质产品；第七步，为了保证回归的可信度和数据可信度，剔除总体样本量小于100的产品；最后，贸易中间商可能存在价格调整，出口产品价格和数量信息并不能真实反映生产企业的产品质量消息，因此剔除掉贸易中间商样本。
通过上述整理过程，最终获得2000—2006年142606个企业对2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2876种产品的数据，数据单位总数为9689390。这些样本占总体出口量的48.6%，占制造业总体出口量65.5%，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在数据整理基础上，按照（9）式分产品回归，总计2876个回归。回归结果汇总分析如下。
（四）回归结果分析
对2876个回归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如表2所示：
回归系数90%都小于-0.053，说明大部分回归系数为负；t值90%小于-1.638，说明大部分回归系数据有显著性；可决系数90%大于0.21，说明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力；平均样本为3369个，90%样本量处于179以上。因此，回归系数、可信度、模型拟合度均较好。
三、测算结果与分析
在上述回归结果基础上，按照（10）—（11）式分别计算质量和标准化质量指标，按照（12）式进行加总分析。共汇报六部分结果，其中第（一）、（二）节关注出口质量本身，第（一）节是质量的发展趋势，第（二）节是质量发展变化的微观结构分解。第（三）节至第（六）节关注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与企业出口绩效的关系，对于企业出口而言，首先要进入国际市场即开始出口，然后在国际市场实现持续出口，并且将出口广度尽量扩展，最终实现良好的出口绩效。简言之，出口绩效从动态看至少表现为进入市场、持续出口和广度扩展三个方面。相应地，第（三）节关注企业产品质量对企业进入、退出的影响；第（四）节关注企业产品质量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第（五）节逻辑上是第（四）节的反命题，关注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对企业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第（六）节关注企业产品质量对企业出口广度的影响。
（一）趋势分析
如表3所示，首先从整体看，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呈上升趋势，增长率为0.88%。但值得注意的是在2001—2002年，整体质量下降，可能原因在于入世后，贸易成本降低，大量低质量的企业开始出口，压低了总体质量水平。这一点我们在稍后的质量变化结构分解中将详细分析。
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呈下滑趋势，可能是因为持续出口的本土企业产品质量下滑（intensive margin），也可能因为大量低质量企业进入市场（extensive margin），前者是“纯粹”的质量变化，后者则为结构变化，在稍后的分解分析中我们将证实结构变化因素占主。对于外资企业而言，结构变化因素处于相对次要位置，持续出口企业质量升级处于主导位置，导致外资企业整体产品质量上升。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Schott（2004）研究表明，当前国际分工主要是产品内部（within-product）的垂直分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会出口同一编码产品，但发达国家出口高质量产品，发展中国家出口低质量产品；这样在同一市场上，通过干中学效应，发达国家日益专业化于高端产品，而发展中国家则日益专业化于低端产品，从而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逐渐扩大。一般贸易质量水平低于加工贸易。加工贸易的一个特征是进口大量高质量中间产品，出口产品的国外附加值含量较高，从而导致加工贸易产品质量高于一般贸易。⑥
进一步，表3加总是针对所有贸易伙伴进行的，但如果贸易伙伴在不同年份所占贸易比重有变化，比如高收入国家贸易份额上升，那么表3所表述的质量整体变化更多源自出口市场的结构调整而非产品质量变化，为此我们专门对美国市场进行质量加总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可以看出，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整体呈现上升趋势，本土企业下降，外资企业上升，一般贸易低于加工贸易，与表3结论一致，说明剔除掉出口的市场结构调整后，质量变化趋势依然稳健。按照类似的逻辑，我们也剔除掉产品结构调整可能引起的质量变化，为此分析了中国出口贸易关系数目最多的计算机零附件质量，如表5所示。结论与表3一致，不再赘述。
考虑到中国本土企业在不同技术水平产品上的比较优势，也为了进一步验证整体发展趋势的稳健性，我们分析了不同技术类型产品的质量变化。如表6所示：
本土企业所有产品质量均呈现下滑趋势；低技术产品主要由本土企业出口，因此低技术产品质量亦呈现下降趋势。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哪一类产品本土企业质量均低于外资企业，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在高技术、中技术、低技术上的出口产品质量均值比分别为：1.06、1.07、1.03，说明在中高技术产品上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的质量差距更明显，符合中国比较优势。
总体来看，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呈现上升趋势；本土企业产品质量下降，外资企业产品质量上升，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的质量差距扩大；本土企业质量低于外资企业；技术水平越高，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差距越大。
（二）中国企业出口质量变化的广度与深度分解
上述分析忽略了质量变化的微观基础，从微观企业角度看，质量的宏观变化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在位企业质量变化即深度，二是新进入或退出企业的质量水平即广度。借鉴Griliches and Regev（1995）对生产率的分解方法，构建如（13）式的分解恒等式：
其中，i代表企业，t代表时间；C、EN、EX分别代表持续出口、t-1期未出口t期开始出口、t-1期出口t期退出的企业集合，简称为持续、进入和退出企业集合；上标横线代表两期的均值。第一项为企业出口质量变化值与两期出口所占份额的乘积，它测度了同一企业质量变化引起的总体质量变化，称为企业内（within-firm）效应。第二项代表持续出口企业市场份额变化引起的总体质量变化，称为企业间（across-firm）效应。第三项和第四项分别测度了进入和退出企业对总体质量变化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只有第一项测算了“纯粹”质量变化；其他各项都是由于结构变化引致的质量变化。分解结果如表7所示：
企业内效果看，在位企业产品质量持续提升，持续出口企业可能通过在国际市场的干中学效应、竞争效应不断提升产品质量。企业间效果为负，意味着在位企业的贸易增长偏向于初期质量较低的企业，这和企业内质量提升并不矛盾，尽管对于单个企业而言存在质量升级效应，但初期产品质量较低的企业贸易量增长幅度较快，这些企业比重上升拉低了出口产品质量。进入企业会拉低整体质量，这意味着进入企业的质量低于在位企业；退出企业会提升整体质量，说明退出企业质量低于在位企业。总体来看，企业内的产品升级效应超过了企业间的结构调整效应，因此质量增长的深度变化总体为正；退出企业效应小于进入企业，质量增长的广度变化为负；深度效应超过了广度效应，总体质量上升。为了验证结论的稳健性，进一步选择了2001—2002年样本进行分样本分析，结果如下页表8所示。
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总体为负，但是本土企业不存在在位企业质量升级效应，外资企业存在质量升级，可能的原因在于入世后大量低质量企业进入市场，本土在位企业面对激烈竞争，其竞争策略是降低质量、降低价格，依靠价格竞争力促进出口；但外资企业主要依靠质量竞争力保持市场份额。这也体现了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口竞争模式的差异性。
从不同技术产品看，高技术产品企业内质量升级效果最明显，原因在于外资企业主导了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低技术产品的企业内质量下降，原因在于本土企业主导了低技术产品出口；无论哪一类产品，企业间效应、进入效应均为负，退出效应为正，与总体结论一致。从不同市场看，所有市场的进入效应均为负，企业内质量升级效应部分不明显，造成质量降低的效应主要是进入企业的低质量，与总体结论一致。总之，2001—2002年的质量下降主要源自大量低质量企业进入；在位企业质量升级特别是本土企业升级效应不明显也是重要原因。表8主要分析了产品质量下降年份2001—2002年的分解结果，表9进一步呈现了质量上升年份2005—2006年的分解结果。
可见，表9和表7的总体结论大体一致。概括地讲，在位企业质量升级、低质量企业退出是质量增加的正面力量，大量低质量企业进入、在位企业结构间调整是质量提升的负面力量，在位企业的质量升级、低质量企业进入是主导质量方向变化的最核心因素。
最后要强调的是，本土企业的质量水平下降这一结论令人难以接受，但通过本小节分解分析后，我们发现本土在位企业事实上存在质量升级效应，即使2001—2002年质量下降但幅度极低。因此宏观整体上的质量下降并非源自企业本身质量下降，更多源自结构效应，特别是大量低质量本土企业进入拉低了整体质量水平。
（三）企业产品质量与企业进入、退出出口市场
第（二）节的分析表明企业存在大量进入、退出行为，而且正是由于大量低质量企业进入拉低了整体产品质量，本节特别关注质量与企业进入、退出市场之间的关系。以2005—2006年为例，图2绘制了2005—2006年持续、进入、退出企业产品质量的概率分布图。
退出企业2005年的质量分布曲线最靠左，质量水平最低，显然这类企业退出会提升整体质量水平。左边细实线代表进入企业2006年质量水平，高于退出企业但低于持续出口企业，进入企业大量增加也会拉低平均质量水平。右边粗实线代表持续出口企业2005年质量水平，右边粗虚线代表持续出口企业2006年质量水平，显然持续出口企业存在较为明显的质量升级效应，这会提升整体出口质量水平。表10分析了2005—2006年分类贸易关系数目、质量均值及其贸易比重：
从质量均值看，退出企业最低，进入企业均值高于退出企业但低于持续出口企业；持续出口企业质量提升。从贸易关系数目看，新进入企业贸易关系数目最多，约占2006年的2/3，说明存在大量企业进入、退出行为；持续出口的贸易关系数目相对较少。那么这些企业的质量均值及其结构特征如何影响了整体质量变化呢？
首先从退出企业与进入企业比较看，这两类企业质量均值均低于持续出口企业，大量企业退出会提升质量水平，大量企业进入会降低质量，退出贸易关系数目远小于进入企业，而且进入企业贸易占比（33.52%）高于退出企业（22.93%），这样企业进入的力量超过了企业退出的力量，从而总体上拉低了出口产品质量。其次，从持续出口企业看，持续出口企业存在质量上升趋势，这会提升整体质量水平，但同时在位企业所占贸易比重下降，这会拉低质量水平，但前者超过了后者力量。这就从微观上解释了2005—2006年中国整体质量水平的变化。为了进一步分析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行为的差异性，表11列出了两类企业的分析结果：
相比较而言，本土企业的动态性更剧烈：本土企业进入与持续出口贸易关系数目比为2.66，而外资企业仅为1.49；本土企业退出与持续出口的贸易关系数目比为2.04，而外资企业仅为1.07；本土企业进入、退出贸易关系贸易规模所占比重高于外资企业。另外从质量水平看，无论哪一类情况，本土企业出口质量水平均低于外资企业。一个更细微的观察是，持续出口企业的质量升级效应也存在差异性，本土企业持续出口企业前后的质量比值约为1.004，外资企业为1.013，这意味着不仅外资企业质量高于本土企业，而且外资企业质量增长速度快于本土企业，自然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的质量差距会扩大。
（四）企业产品质量与企业出口持续时间
第（三）节的分析发现持续出口企业比进入、退出企业质量水平高，我们猜测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水平与出口持续时间可能正相关。首先我们分析企业产品质量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表12列出了不同企业2002年的质量水平，这些企业是2000年、2001年均不出口2002年开始出口的企业，“1年”指2002年开始出口2003年即退出的企业，“5年”指2002年开始出口并一直持续到2006年的企业。我们比较这些企业在开始出口年份2002年的质量均值，从而分析初始质量水平对后续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
表12可见，2002年进入的企业质量水平越高，持续时间越长，企业质量水平和出口持续时间呈现一致正相关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持续时间1年和2年的质量水平相差较大，持续2年以上的企业之间差距较小。当然也可以看出，2002年进入市场的企业有56.9%第二年退出市场，这与现有研究的大部分结论一致。
表13呈现了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产品质量对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差异性，可以看出“质量越高出口持续时间越长”这一结论对于两类企业都是成立的。但外资企业持续时间在2年以上的比例要高于本土企业，说明本土企业出口更具有动态性和不稳定性。
进一步，出口持续时间反过来也可能影响企业产品质量。表14列出了2006年不同企业的质量水平，其中“1年”指2006年开始出口的企业，“2年”指2005年开始出口并延续到2006年的企业，“7年”指2000年开始出口并一直延续到2006年的企业。可以看出，出口延续时间超过2年的企业较少。另外出口持续时间越长的企业，到2006年其质量均值越高，说明出口持续时间对质量水平有正向影响。表15列出了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对出口质量的影响，与表14的结论一致，不再赘述。
（五）出口质量的干中学效应
第（四）节的分析表明出口持续时间与产品质量的正相关关系，这种关系是基于跨企业（across-firm）比较的。如果把目光集中在企业内部，那么出口持续时间长短与产品质量的关系就类似于干中学效应，即随着出口时间增加，企业会通过干中学效应提升产品质量。表16列出了2002年开始出口并一直持续到2006年出口的企业在不同年份的出口质量均值，显然随着出口时间增加，产品质量逐年提升，无论是外资企业还是本土企业均稳健。进一步观察发现，质量增加主要发生在第二年，即一旦企业在出口市场存活下来，企业产品质量会有一个迅速增加并趋于稳定的过程。
进一步从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的对比看，发现外资企业的干中学效应要强于本土企业，本土企业从2002年的0.563增加到2006年的0.611，比值为1.085，而外资企业这一比值为1.138，这意味着外资企业的质量提升速度快于本土企业。为了形象地展示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干中学效应的差异性，图3绘制了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质量上升的差异图，指标为：
由图3可见，这一指标大都大于0，说明存在质量升级效应；外资企业的指标分布更靠右侧，说明外资企业的干中学效应更明显。
（六）产品质量与企业出口广度
近期研究发现贸易广度（extensive margin）是贸易利益获取、贸易条件改善、贸易稳定性增强的重要方面，为此我们进一步分析产品质量与企业出口广度的关系。表17列出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与广度的分布情况，按照质量的25%分位数、50%分位数、75%分位数将企业划分为低、较低、较高和高四种，然后进行比较。出口广度分别利用贸易关系（国家—产品对）数目、产品种类数目、贸易对象数目、市场集中度来衡量。
可以看出，企业产品质量越高，贸易关系数目越多，出口产品种类越多，贸易对象伙伴数目越多，出口集中度越低，因此从贸易广度指标看，企业产品质量越高其出口绩效越好。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的结论类似，不再赘述。
四、结论与问题
伴随新新贸易理论的发展，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异质性成为一个前沿研究领域；尽管中国出口贸易规模居世界第一、贸易结构不断优化，但是低价格、低质量问题一直突出。本文利用海关微观贸易数据，打破单位价值等价于质量的假设后，首次测算并分析了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异质性，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发展趋势及其微观基础，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与企业出口绩效的关系。其中出口绩效包括三个方面，即企业进入市场、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和企业出口广度。相应的主要结论有七点，其中前两点是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发展趋势及其微观基础；第三点至第六点是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与出口绩效的关系；第七点是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在出口质量等诸方面的差异性。
主要结论概括如下。第一，从发展趋势看，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呈现上升趋势；但本土企业出口质量下降，外资企业出口质量上升，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差距扩大。这一结论对于不同贸易伙伴、不同技术类型产品均成立。第二，宏观质量变化趋势源自微观企业的质量调整行为：一方面是在位企业质量升级会提升产品质量，另一方面新进入低质量企业会拉低质量水平。由于大量低质量本土企业进入，其效果超过了在位本土企业的质量升级效应，从而降低了本土企业整体质量。因此，本土企业质量下降并不是企业自身质量下降，更多地来自结构变化。第三，产品质量与企业进入、退出、持续出口行为密切相关。持续出口企业的质量水平高于新进入企业的质量水平，退出企业的质量水平最低。因此高质量的企业更容易进入并持续存活于出口市场。第四，产品质量与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密切相关。企业产品质量越高，企业进入市场后其持续时间越长；从企业间比较看，企业出口持续时间越长，企业的产品质量越高。第五，从企业内看，企业产品质量存在动态变化，随着出口时间的增加，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这类似于出口于中学效应，但这一提升作用主要发生在第二年。第六，产品质量越高，企业出口广度越大。第七，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存在较大质量差异，本土企业在出口稳定性、广度、持续时间方面均弱于外资企业。从政策层面看，提升本土企业质量水平，优化本土企业出口绩效是重要的政策方向。
本文只是关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起步研究，主要关注测度和事实两个问题，试图奠定这一领域的方法和事实基础，后续有待深入和广化的问题很多。第一，如何解释中国整体企业质量水平的提升，如何解释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质量差距扩大的事实，这些问题都涉及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决定因素，有待深入研究。第二，如何分析企业出口绩效与企业产品质量的关系，是企业产品质量决定了良好的出口绩效，还是企业出口行为反过来提升了产品质量，是self-selection机制，还是learning by exporting机制。这包括一系列问题，如产品质量与企业进入、退出行为，企业出口持续时间，企业出口贸易广度等。第三，企业异质性还包括生产效率异质性，分析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对企业出口行为影响的相对重要性也是一个重要问题。第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变化对工资就业、经济增长都会产生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对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影响的差异性，企业间结构调整、企业内质量升级效应对行业技术进步的影响等，都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①当然关于中国出口的“国内净技术含量”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话题；类似的关于贸易广度、市场集中度等指标测算也存在“国内净值”问题。这是关于中国对外贸易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维度。
②即extensive margin，其外延包括产品种类、贸易对象数目等，这里指在HS六分位层面上贸易关系的数目，比如中国对美国出口的842420产品，那么美国—842420计作一个贸易关系。
③贸易广度、市场集中度、产品集中度、贸易减速指标均由笔者根据CEPII的BACI数据库计算而得。
④Crozet et al.（2012）另辟蹊径，利用葡萄酒评级直接替代产品品质，构思精巧，但其方法不具有普遍性。
⑤本文理论模型直接来自Hallak and Sivadasan（2009），具体技术细节可以参见Hallak and Sivadasan（2009）模型推导。ξ的引入是Hallak and Sivadasan（2009）区别于其他企业产品质量异质性模型的关键所在。其他模型一般忽略ξ，这意味着质量生产成本的差异仅取决于生产效率φ。Hallak and Sivadasan（2009）企业生产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均存在异质性，前者决定于企业品质生产能力，后者决定于企业生产效率。
⑥无论本土企业、外资企业一般贸易质量均低于加工贸易；本土企业无论一般贸易还是加工贸易质量均呈现下降趋势，外资企业则呈现上升趋势；这与不区分加工贸易、一般贸易时候的结论是一致的。因此后续分析中，为了研究结果简洁和集中，我们没有汇报区分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