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历史、理论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理论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从经济学的历史看中国经济学
1、经济学的历史是经济发展史。
经济学最初产生于哲学，而经济学一旦成为经济学之后，就由于对象的特殊性区别于其它科学。法国的蒙克莱田第一次把经济学称作"政治经济学"，这不过是色诺芬的家政管理的"经济"的变形，即从"家政管理"到"国家管理"。理论上的这种变化，看似一种概念的演变或"咬文嚼字"，实际上，根源于经济发展的历史的客观实践，归根结底是生产力的发展由此导致生产方式的变化，从而形成了现代意义的生产关系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经济发展史最初是原始的靠血缘关系结成的一种纯粹生存的生产。随着生产的发展，以及遗产的渐次分配和继承，导致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集中，出现了私有财产，也就是说，私有制的萌芽是基于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统一。一旦生产力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必然使以劳动工具为代表的生产资料具有了特殊的重要意义。于是，对于生产资料的占有就成了任何国家与民族发展的基础条件。在欧洲，生产资料的集中是建立在分散的基础上的，即由庄园制为代表的奴隶制和封建制对奴隶与佃农的统治。这种统治的直接后果是分工的进步，从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进步。当这种"进步"成为自身发展的阻碍时，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新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从而使在"共同体的尽头"出现的交换所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的萌芽进一步发展壮大，最终形成了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内部发展出来的资本主义，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实现了对自身的否定。这种否定的完成，经历了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在多种制约因素下的缓慢的发展：生产资料仍然在奴隶主或封建主的手中、农业发展的落后、资本的分散、手工业发展的自身的局限性等等。当工场手工业的发展突破了简单协作的作坊式生产之后，开始实现了对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革命性的变革。在此基础上，现代资本主义的真正实践才得以开始，而以后的几次技术革命所导致的仍然首先是生产工具的改造与提高，并且使科学与技术分流，科学为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前提，技术进步把科学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创造实践基础。在经济发展史的每一个阶段上，形成了不同的又相互联系的经济学的发展：奴隶主经济学、封建的经济学、大土地所有者经济学、资本主义古典经济学、资本主义庸俗经济学、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等等。所以说，经济学发展到今天的地步或程度，是对实践的总结。当然，我们不排除人类心智的进步，但是逻辑上的严密与历史的发展之间是有差距的，逻辑的发展是理性的、线性的，而历史的发展是感性的、非线性的。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说，经济学的历史是经济发展史，而经济发展史又必然受到已经总结出的经济理论的影响。同时，现代国家的出现，必然以政策来影响经济实践，从而，在资本主义实际的发展过程中，就客观要求有一种符合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者"要求的理论，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和"自由放任"的理论才得以大行其道，古典经济学才能够被社会各阶层认可。这是对经济学的历史与经济发展史的辩证关系的一种考察。
2、经济学的历史是人类对经济实践认识的进步。
经济学的发展史有其自身的规律。最初人类对于经济学的认识虽然模糊，但亚里士多德已经认识到"经济"与"货殖"的区别，尽管他的认识是有缺陷的。但是，正是这种天才的区分，使得现代经济发展和经济学的建立与发展有了可靠的依据。亚里士多德认为，社会发展真正需要的是"货殖"，即货币增殖，也就是货币能够产生出自身的增量，这已经接近马克思的资本概念。但由于亚里士多德当时所处的社会局限性，使他的论述只能到此为止，虽然未在实践上产生实际的效果，却为人类认识自己所处的环境找到了基础，即"自然--人类--社会"。
经济实践的进步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是一条渐进的发展道路。这样的渐进式的发展，根源于人类对于社会经济发展一般规律把握的不清晰，而只能是在不断重复、总结的基础上，得出一些经验的模式，并再随着实践的检验相对地固定下来，成为人类对于经济的知识。但是，这些知识是落后于实践的。由于随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人类对自身生存和进一步发展的新的更高的要求，于是，仅仅对过去形成的经验加以运用，显然是不行的。这需要一种科学的指导，这种科学就是经济学。经济学古典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对经济实践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这种作用直接表现在由"自由放任"而带来的对国家政策的普遍认同和对"个人"的重视，从而给经济要素的运行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和政策环境，资本主义经济得以有了较高程度的发展。当经济实践再一次突破了古典经济学的界限的时候，尤其是第一次科技革命的成果在全社会普遍化之后，经济学未能跟上时代的发展，必然要被新的体系和方法替代。这种替代除了为维护已经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利益的之外，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由于社会经济在较为稳定的社会制度下发展，这就使得经济学必然要在"制度界限"之内进行发展，即符合经济实践提出的经济学的精细化的要求，经济学从对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与"现象"的二元研究，转向对"现象"的研究。这也就是经济学的"庸俗化"，庸俗经济学由此发展起来。由于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剥离了"本质"的分析，实证的方法开始流行，开始深入到经济运行的细节之中，使得经济实践得到了较大的推动。与此同时，马克思经济学独树一帜，坚持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的分析，更加关注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新的现象，使得马克思经济学也不断地取得新的进展。
第二次科技革命带来了远远大于第一次科技革命的成果，这就是创造了远程的信息传递和现代工业发展的动力条件，因此带来生产方式的巨大的变化，资本的统治力量极大地增强。经济实践迫切要求经济学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原因、条件、机制等问题给予回答。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形成了经济学的再一次发展--新古典学派的出现，边际分析方法的普遍采用，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理论的推出等等。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实践处于一种更加活跃的发展态势，这是战争的一种"后推动作用"，商品的丰富导致了发达的工业国和落后的农业国之间差距的扩大，使得出现了席卷整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过剩的1929-1933年大危机。这表明，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要求经济学再一次进行理论创新，其创新的直接成果就是"凯恩斯革命"。从而使经济学走上了市场和计划结合的道路。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就是实现了制度创新和政策创新。
3、经济学的历史表明，中国经济学必须建立在经济传统与现代经济结合的基础上。
我们可以从经济学的发展与经济发展史的同时性与历时性中得到一个基本的结论，那就是经济学的发展要与实践相结合又要超越实践，而真正的"国民经济学"要建立在国情的基础上。
什么是国情？国情有三个方面：第一，中国的五千年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的核心是儒家思想；第二，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的发展总是处于满足生存的状况；第三，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吃饭的压力成为制约工业发展的力量。正是在这样的国情之下，中国经济学的建立与发展，就必然要遵循中国的经济传统，同时又要特别关注现代经济的发展。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基本的经济发展的结论：工业的发展是建立在农业的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欧洲的工业化是建立在欧洲农业的发展之上的，所以才有欧洲资本主义的大发展；而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之后，就必然进行商品输出和资本的扩张，这种扩张又是建立在亚洲农业的不发达的基础之上的。所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史证明了工业文明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本国农业或其它国家农业发展的基础之上。在中国意义上，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将相采取了"重农抑商"的策略，这种策略绝对不是为了一种"愚民"，而是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将相看到了商业资本的集中速度远远超过了农业自身的积累，这种集中产生的新阶层将威胁到其统治，这也正是中国帝王经济学的题中之义。因此，国情是中国经济学的基本的出发点。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尤其在世纪之交，面对激烈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竞争、冲突与渗透、融合，必然要求中国的经济实践不能重复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而必须寻求一种非线性的超常规的发展路子。但是，超常规就必然又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一基本判断相冲突，因为，超常规的发展要求有较强大的基础设施和一定的科学技术基础。然而，从全球范围看，很显然中国尚不具备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具有竞争力的科技条件。那么，是不是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只能步发达国家的后尘呢？回答是否定的，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那就是不断突变地发展，这一点可以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得到印证。中国的经济传统虽然是以农业及其手工业的发展为前提的，但正是在这样的经济传统之下，形成了中国经济的极强的内在性特征，这种内在的发展动力来自于农业产业的缓慢而坚实的转型，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实现跳跃式发展，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现代经济的融合，客观上存在着技术的渗透，这种渗透使得中国可以较充分地利用、消化世界技术发展过程中的每一次升级换代或转型时期的"中间技术"，只要能够真正掌握，就完全可以在这样的基础上实现技术的创新。
二、经济学理论框架的演变
1、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的意义与局限。
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其框架体系发生了多次的变化，认识这种变化和每一次发展的成就和局限，对中国经济学的建构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古典经济学在威廉·配弟建立起基本的概念和范畴之后，由亚当·斯密第一次确立了经济学的框架体系。这个体系的突出特点就是首先建立了"经济人"假设，把"人"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并在这一假设的基础上，从而实现了经济学对人与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关系的研究体系。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必然发生生产和交换等等各种关系，所以，斯密同时在研究中关注了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本质--生产关系的研究，使得斯密所建立的古典经济学体系具有了双重特征。
1759年亚当·斯密在其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中首次提出了"经济人"假设。而在其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分析了"富国裕民"的主张，并以此为主题进行论证。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英国是资本主义最早发展的国家，加之斯密的友人的影响，使斯密既关注经济现实又能够从经济现实中去挖掘社会的本质。这样，导致了斯密的"二元"方法论。这两种理解方式不仅在斯密的著作中安然并存，并且相互交错，相互矛盾。这是由于斯密的任务是双重的，他既要试图深入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生理机制，又要试图第一次描述资产阶级社会外部表现出来的生活方式和联系，并为之找到术语和相应的理性概念。那么，这样的一种方法论也就必然导致由亚当·斯密建立的经济学体系是科学性与非科学性并存，科学必隐藏在非科学性之中。
无论如何，斯密的贡献是巨大的，无论其著作有多么大的缺陷，毕竟斯密建立了经济学的第一个完整的体系，规范了一系列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范畴，并且把经济学的方法得以淋漓尽致地运用。然而，斯密的体系必定有他的局限性。这是因为他所生活的时代的特殊性，因为斯密的时代是从大土地所有者向资本家过渡的时期。这一过渡本身是革命性的，但是，分工才刚刚开始，使得斯密只能从国家利益、个人利益相对立的角度去论述财富的创造。这种局限使得经济学从此分野，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得以产生与发展。所以，反过来说，这种局限也造就了今天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一种整合的趋势。
2、马克思经济学框架的生命力。
第一个使经济学体系科学化的人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经济学为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深入理解和领会马克思经济学的框架体系是进一步发展经济学和建立中国新经济学的理论前提和根本的出发点。
因为只有马克思经济学才真正贯彻了一元方法论，贯彻了分析经济社会的本质和从趋势上把握发展的脉络。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框架的生命力根植于各概念、范畴之间的强逻辑关系，在于其理论的框架体系的强逻辑关系，同时也在于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是对资本主义在19世纪已经达到的生产力水平及其带来的生产关系变化的最科学的概括。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经济学的伟大，就在于它实现了历史、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而对它关于不能解决现实问题的种种刁难，恰恰是不懂马克思经济学的结果。马克思经济学的框架，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居于核心地位的"资本"开始，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及其相互关系，然后突破抽象的形式，在一国的范围内进行分析，进而再突破一国的界限，研究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附属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在世界市场上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导致世界范围的危机的总爆发。
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从总体去把握社会经济关系，并进行深入的研究。整个体系的概念、范畴、环节之间紧密联系，从抽象到具体，并且运用唯物辩证法（即历史、理论、现实）这一马克思独创的科学的方法论，从而使他建立的经济学大厦不仅可以正确地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更可以以此来指导现实。许多人批评马克思的经济学不能解释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这正说明这些人试图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现成的"药方"，而不愿意用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去从实际中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另一方面，马克思经济学仍然属于"狭义政治经济学"，"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掌握的有关经济科学的东西，几乎只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492页。）这也正为我们今天发展马克思经济学，建立中国经济学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3、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裂变与整合。
现代西方经济学在凯恩斯之后出现了裂变，这种裂变集中体现在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纷呈，观点各不相让，概念日益复杂，结构体系却日趋松散和矛盾重重。这种状况表现出现代西方经济学独特的框架体系。该框架体系可以简单地描述为：在不断裂变过程中对古典经济学体系的革命性复归。
一般认为，现代西方经济学以"凯恩斯革命"为起点，而事实上，从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对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和发展，就已经具有了现代经济学的特征。这一特征突出地表现在分析方法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在理论视角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古典经济学的限制。但是，由马歇尔开始，其后的经济学家开始把数学工具大量地引入经济学研究，开始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和一般均衡理论来论证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由于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古典的"生产自行创造它自己的需求"的"萨伊定律"无法解释与推动经济实践的发展，凯恩斯经济学才得以倍受推崇，经济学才实际地分为两大体系--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经济学的视点从市场的自由发展转向市场与政府并重，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得以肯定。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经济发展远远超过了经济学家的想象，进入本世纪70年代，"政府失灵"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出现了，并且成为世界性的经济现实。各国政府和经济学家开出了无数的药方，力图拯救西方经济的凋敝。
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征表现为一种独特的结合，形象的说法是"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相结合，即一方面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作用以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以弥补市场的缺陷。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相联系的，是关于市场理论研究的深化和对制度理论研究的深化：前者表现为产权经济学的兴起，后者表现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但是，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古典市场经济的另一个深刻的区别在于现代科技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特殊作用与地位，从而经济学出现了整合，也就是说，经济学开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抛弃了微观与宏观的区分，即所谓的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化和微观经济学的宏观化问题，片面的研究让位与对制度、社会、环境、经济运行、资源配置等等的全范围的研究。这种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多元化趋势，推动了经济学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裂变仍在继续，整合趋势强劲。
当我们跳出狭义的西方经济学的范围，从全球范围关注经济学发展的时候，东西方经济学、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整合就更加明显，这既是对世界经济融合或一体化作出的积极的反应，也是对马克思经济学科学性的"不公开"的认同，即对古典经济学的"革命性"的复归。
三、中国经济学框架构建的原则
1、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和经济传统
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学的发展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的发展有极强的同步性。近代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并且不断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种结合一方面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或科学体系，更重要的方面在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功是因为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经济传统，更通俗地说是适应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国情，也就是说，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历史、理论和实际的统一。在当前国际竞争日趋白热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准确、全面理解，才能建立真正的"全新的"中国经济学。
在历史上，以种植为主的农业--真正的农业，在任何国家的发展上都是天然的起点（包括历史上发展后进的美国在内）。然而，在东方国家，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而又典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从而形成了中央集权式的体制模式。在这种中央集权的模式及东方国家的土地广褒的双重背景的相互作用下，必然使农业成为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基础。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也就必然形成"重农轻商"的意识，这种意识再加上儒家"学而优则仕"等思潮的灌输，表现为中央政府政策对农业的极大的关注，尽管这种关注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强烈的担心，害怕民众因商业而发家致富，从而有资本进行积累，并使社会发生变动。这也就预示着这些国家发展现代经济与现代经济学在选择上的前提。
而在西方，农业发展却走了另一条道路，即西欧没有走统一的王权之路，农业发展之路不可能形成土地国有，而只能形成城邦。所以，在西欧，实际上走了一条"农业--城邦--城市--现代财政城市--现代国家"的道路，正是这种道路，导致了在西欧最早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真正萌芽。
从现代经济的角度看，即使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即市场经济条件下，由农业而形成中央集权的东方国家，不论其市场如何发达，仍难以摆脱较为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如日本、法国现代经济的计划性极强，这与其经济传统是密切相关的。不理解这一点，也就无法理解日本、法国及其相应的东南亚国家在二战之后的崛起。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选择了中央集权或准中央集权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模式。事实证明，这种选择符合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是其经济传统的一种现代反映。中国的新经济学如果不充分考虑上述内容，就可能导致自身的迷失。
2、立足于中国现时代的国情。
新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总的思路是对"经典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实践探索，但是更多地停留在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注释、解释上，更多地进行从理论到理论的分析；另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实现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方法，使得经济学开始探讨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西方的科技、管理、学说不断地引入进来，使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然而，事物的发展远不是直线式的。中国经济学在与西方经济学融合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某种盲目引进、机械嫁接甚至全面接受的倾向。这表现在滥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范畴来剪裁中国经济发展实际。这给我国的改革开放成果带来了一定的损害。一些理论完全无视中国的实际，"言必称希腊"，导致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混乱。理论的混乱必然导致实践的盲目，政策变动频繁，改革成本加大。从中国经济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呈现出对过去的过多的定性分析的"矫枉过正"现象，要么过于追求经济模型的形式上的完美，忽视其实践指导性；要么以晦涩的理论来片面地提出改革方案。中国经济学的"贵族化"倾向明显加大，经济理论与经济发展实践的背离越来越大。对此如无清醒的认识，必将把中国经济学引入歧途。因此，中国经济理论工作者必须从事两项工作：在经济学已经达到一定高度的基础上，对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同时必须使现有的经济学实现"平民化"。
3、立足于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理解。
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原因在于，过去我们对马克思经济学存在着普遍的误读、误用，导致的结果是误国误民。中央确立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有人认为马克思经济学不可能提供中国改革的良方，甚至认为马克思经济学是改革的障碍，等等。这都说明，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准确、全面、科学地理解，正本清源，对于中国新经济学的建立意义重大。
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理解首先是对待马克思经济学的态度问题，不能对马克思经济学僵化理解。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其自身特殊的文化传统与民族传统，都有其特殊的国情，任何一种理论不加以改造，就不可能发挥理论的威力，在这个方面，靠一种朴素的对导师或伟大的崇敬是无济于事的。马克思自己也说过，如果把他的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的话，就是对他的历史理论的误解，这样做，会给他带来过多的荣誉，也会给他带来过多的侮辱。1886年恩格斯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的重要思想。
其次，要把马克思经济学当作一个科学的经济学体系，而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说教。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深刻考察，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经济运行方式，所以，有的经济学家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是一部"发达商品经济论"，这是不无道理的。西方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经济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他是现代经济学的创始人，认为马克思在现代经济学的几乎一切领域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所以，即使用现代经济学的眼光看，马克思经济学仍有它内在的科学价值。我们理当坚持、继承、丰富、完善和发展它，而不是向以前那样盲目地尊崇它，现在又盲目地抛弃它。
最后，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理解，必须深刻把握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的内涵，防止望文主义、断章取义。马克思经济学体系博大精深，需要扎扎实实地钻研。同时，一定要善于运用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去解决实际问题。因此，中国经济学的建立依赖于把马克思经济学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中国新经济学的建立本身，也就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中国化。
四、结语
当我们把中国经济学置于历史、理论与实践的大范围中去考察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经济学未来发展是要走一条既遵循理论的发展规律，又符合实践要求的整合道路。片面性已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也必将被活生生的实践所抛弃。
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课题，那就是由谁去发展经济学。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见仁见智，但经济学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古典经济学家大部分是由非专业或职业经济学家建立的，庸俗经济学及其以后的经济学的发展是由职业经济学家的研究推动的，未来的经济学应该是由具有深厚的经济理论功底，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的"务实派"经济学家来创新。这是由于，现代经济实践既不允许空洞的说教和数理演绎，也不允许不懂理论的蛮干。当然，这不是意味着经济学家一定要去亲自实践，成为企业家或政府官员，而是顺应历史的潮流，用科学的态度去关注社会经济实践，从实践中去发现经济规律，从实践中去创新经济学，这不是对理论的抛弃，恰恰相反，这需要更强的理论思维能力。
中国的经济学有其可以大发展的深厚的实践基础、文化底蕴和理论指导。因此，我们在存有对现实的经济学的不满与困惑的情况下，应该树立一种信心，这种信心的根基已经确立了，而更重要的是要造就一大批具有强烈的责任感的经济理论工作者，正是这些人通过默默无闻的、枯燥乏味的、甚至是在许多人看来是无聊的辛勤工作，使得中国经济学不断地由混沌走向科学，由一些"片断"走向一个发展的体系。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在现代社会导致"热点"纷繁复杂，使经济学容易陷入一种盲目和功利主义，这是现代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然而，中国经济学的未来需要深刻的理论思维。借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版，第29页。）
标签：经济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西方经济学论文; 新古典经济学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微观经济学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亚当·斯密论文; 科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