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主义论文,思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后现代思潮是伴随着现代社会问题的各种争论而来的，它进一步将现代主义的反传统精神推向极端。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理论和哲学主张往往是“破”字当头，对已有一切思想观念进行“解构”。面对现代科学技术及其社会文化的转型，后现代主义者试图给世界一个重新的解释。然而这个解释是片面的。
进入80年代以来，在西方思想学术界出现了一种后现代思潮的多声部大合唱。我们只要翻开近期的人文科学方面的论著，就会看到许多冠有“后”（Post）字招牌的理论主张，如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实用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解释学、后科学哲学、后哲学文化等等。在20世纪临近终结之际，后现代思潮的兴起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它是代表了人类思想的进步呢？还是反映了世纪末西方思想的困境呢？
一
后现代思潮在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兴起，是伴随着现代社会问题的各种争论而来的。
围绕着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现状，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就有过两次引人注目的大讨论。一次大讨论是围绕“富裕社会”而进行的伦理批判和政治批判，其代表人物有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等。另一次大讨论是围绕“信息社会”的未来发展而展开的社会学分析，其代表人物有丹尼文·贝尔等。贝尔在1967年率先提出了“后工业社会”这个概念，以示当代西方已经进入了一种新型的社会结构之中。
尽管马尔库塞和贝尔等人的理论概括存在着相当的分歧，但他们之间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用怀疑甚而批判的眼光来审视当代西方社会。启蒙运动和启蒙理性遭到质疑，历史进步的观念及其乐观主义受到唾弃。
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马尔库塞着重分析了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问题，将其指责为《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事实上，马尔库塞继续了霍克海默尔和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提出的理论分析。他们认为，启蒙理性在向“工具理性”的转化过程中，造就了科学的神话和知识的极权，由此而带来了许多危害，最为严重的就是现代社会和人的“物化”。现代文化危机的加剧，宣告了启蒙运动的彻底破产。
贝尔概括了“后工业社会”的几个特征：一是市场逻辑或大众消费逻辑占据主导地位，二是知识信息的爆炸，三是文化价值观念的危机，四是复杂性的挑战。他认为，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或消费文化，“此时的知识变成了以公式、广告标语的二进位数编制出来的信息号码。人掌握了这些号码，就能轻松自如地理解周围复杂的世界。”〔1〕通俗文化和流行艺术，广泛地被运用在家用物品、影视形象、 食品及其服装方面。“玩”和“性”构成了以刺激为核心的消费文化的两个主题。
后现代主义的张扬者让·利奥塔德，在其代表作《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一个报告》中，着重考察了从现代社会转向后现代社会的根本性变化，那就是科学知识地位及其作用的变化。他提出，由于电脑的发明和逐步完善，使得知识的本性发生了改变。可传达性（可翻译性）和可操作性成为衡量所有知识的尺度。所有的知识都要变成数字信码以便于移入可操作的输入输出系统。电脑知识霸权的建立，导致了一系列的严重后果：首先造成了思维的平面化和游戏化，所有新进的学科都与语言学有关，科学理论呈现出中心分散的特征；其次导致了知识者的道德淡漠而奉行一种操作伦理；再就是知识本身成了一种压迫的和操纵的权力形式，电脑系统及其数字信码不仅管理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且排斥那些无法信码化的人文社会科学内容。如果说现代知识旨在追求宏观的叙事体系和历史性的伟大主题，那么后现代化知识则相反，它不再相信那些宏观的叙事体系（如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
在利奥塔德的眼里，现代社会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相信真理和正义的绝对合法性，并且抱着历史进步的信念；二是启蒙精神和启蒙运动的不断延伸，“工具理性”左右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三是奉行普遍社会福利，市场逻辑和享尔主义并行。
对于后现代社会来说，真理和正义的东西已经丧失了合法性，不再作为社会的精神支柱起作用了。当代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科提出“现代”面对自我和世界的未知感到痛苦焦虑，但依然不放弃穷尽一切的企图。“后现代”愿意承认全知的不可能，因此无所谓怀旧和前瞻。
后现代思潮，显然是对当代西方文明进行自我反省的产物。它所提出的应变主张，既有解构和摧毁的一面（这一面过于彰显），也有重构和建设的一面（这一面声音弱小）。在技术理性的大众消费文化的大举进犯之下，原来被视为神圣的东西遭到质疑，绝对和永恒的信念受到批判，大一统的追求被看作是虚幻的作为。后现代主义者直面当下的经验现实，表现出一种激进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认识论立场。
二
后现代主义与其说是代表了一个哲学派别，不如说是反映了一种相近的思想倾向或理论态度。在有关“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争论中，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们大多批判了“现代性”的合理性，要求放弃启蒙运动以来的观念秩序，彻底打破追求绝对真理的传统。〔2〕如果将他们的观点立场概括起来，我们就会发现，割断传统的东西，毁弃已有的原则，构成了后现代思潮的主旋律。如果说统一性、客观性、绝对性、永恒性是现代主义者追求的目标的话，那么多样性、主观性、相对性、暂存性则是后现代化主义者期望的结果。因此，美国学者哈桑将后现代主义者的思想取向归结为这样几个特征：从确定性转向不确定性，从整体性转向破碎性，从正统性转向非正统性，从主体性转向非主体性。〔3〕
“现代性的终结”，是时常挂在后现代主义者嘴边的一句口号。如果从内容上看，这句口号包含了这样三个方面，即“哲学的终结”（思潮哲学和体系哲学的死亡）、“真理的终结”（绝对真理和理性原则的死亡）、“人的终结”（主体地位和人类中心的死亡）。我们认为只要抓住这样三个“终结”，就可以把握住后现代思潮的基本趋向。
所谓“哲学的终结”，就是要求结束几千年来思辨哲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彻底摆脱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罗蒂提出了“后哲学”这个概念，试图用一种无主导性的“启迪哲学”（或称教化哲学）去取代传统的系统哲学。他认为，“我们不应企图获得一种接替认识论的学科，而宁可企图使自己摆脱认为哲学应当以发现永恒研究构架为中心这样的看法。我们特别应当使自己摆脱这样的看法，即哲学可说明科学留下的未予说明的东西。按我的观点，发展一种‘普适语用学’或‘先验解释学’的企图，是极其可疑的。”〔4〕在罗蒂看来， “反基础主义”和“反表象主义”是“后哲学”的宗旨所在。作为对传统哲学的否定，“后哲学”不再充当科学之王，而只是同其它论文化形式处于同等的地位。其反叛的实质在于，“后哲学”要将哲学变成一种文化现象，同科学、艺术、宗教、政治一样。
在《哲学与自然之境》一书中，罗蒂真可谓是开门见山，一语道破了后现代主义者的心声：“本书的目的在于摧毁读者对‘心’的信任，即把心当作某种人们应对其具有‘哲学’观的东西这种信念；摧毁读者对‘知识’的信任，即把知识当作是某种应当具有一种‘理论’和具有‘基础”的东西这种信念；摧毁读者对康德以来人们所设想的‘哲学’的信任。”〔5〕
德里达的“解构哲学”更是锋芒毕露，直指西方传统哲学的中心结构。他认为，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确定中心结构的过程。这个中心结构可以是理念、精神、实体、上帝、意识、秩序等。由于这个中心结构的确立，传统哲学建立了一个以二元对立为基础的“在场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presence）。“从柏拉图到卢梭， 从笛卡尔到胡塞尔，整个西方哲学都设定先有善尔后有恶，先有肯定尔后有否定，先有本质尔后有非本质，先有单一尔后有繁复，先有必然尔后有偶然，先有原本尔后有模仿。这并非是形而上学态度的一面，而是其基本要求，是其最永恒、最深刻、最内在的程序。”〔6〕
为了彻底推倒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庙宇，德里达不仅否定了绝对理性和终极价值的存在，而且还颠倒了传统哲学所确定的二元对立关系。他主张取消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深层与表层等不平等的对立概念，丢掉思维惯有的深度模式而转向思维的平面模式，最终放弃那些永恒的和终极的东西。
“真理的终结”伴随着“哲学的终结”而来的。几千年来，哲学凭籍着“爱智慧”的冲动，将追求真理和捍卫真理视为己任。从古希腊哲学开始，哲学家们始终认为，在大千世界中存在着某种能够作为我们思想和经验的终极基础的本原或实体，即作为宇宙灵魂和万物本原的逻各斯（Logos）。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去发现这个终极的存在， 建立一个以绝对真理为核心的知识体系。从近代开始，西方哲学着重以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为轴心，旨在通过哲学的思考去反映客观实在，以求揭示宇宙的真理。总之，“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是贯穿在西方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根红线。
以德里达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压根就不相信终极本质的存在，不相信客观真理的存在。正因为如此，他们举起了“反基础主义”和“反本质主义”两面大旗。罗蒂提出，无论是传统的基础主义还是现代的基础主义，都把追求基础和超验本体作为哲学的根本任务。在体系哲学那里，这个基础和超验本体就是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绝对真理以及作为世界本体的“基础”。真理并不是对实在的反映，而只是我们加以相信的东西而已。只要我们是面对变化无常的经验世界，我们就会从偶然性出发，从而放弃对绝对真理的追求。在今天这个时代，追求基础和真理的哲学显得荒诞不经。因为，这种追求同后现代主义者所倡导的多元性、游戏性、宽容性以及差异性相违背。
利奥塔德自己把后现代主义规定为一种对超越的说话方式的不信任。在他看来，随着后现代的来临，在人类知识领域中进行着一场思想观念的革命。人们对于已有理论的抵抗表明了一种思想的觉醒，没有一个绝对的“阿基米德点”可以证明真理是永恒不变的，没有什么范畴可以穷尽一切知识。否定的辩证法代替了同一性的辩证法，结构分析和语言游戏代替了宏观叙事体系，“元话语”（包括科学知识）不再是绝对真理。“后现代科学关注的是不确定性、无序性、对抗性、破碎性、多变性以及矛盾性，其理论的发展表现为不连续的、多变的、暂时的和矛盾的。后现代科学正在改变知识的意义，同时也在表明这一改变是如何发生的，后现代科学创造的是未知而不是已知。”〔7〕在后现代状况下，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关于人类解放和绝对真理的宏大叙事体系土崩瓦解。
19世纪末，尼采宣告“上帝死了！”在20世纪临终之际，后现代主义者喊出了“人死了！”阿多尔诺说过一句话，“奥维辛之后”，我们就不再谱写“人的伟大”的赞美诗了。“人的终结”，或者说“主体问题”已经成了后现代主义者极力探究的一个形而上学问题。
德里达和福科等人将人本主义视为形而上学，提出了“主体移心”的反人类中心主义。根据他们的观点，西方传统人本主义有着三个致命的错误。一是赋予人一种普遍的理性本质，将人类视为宇宙的精华和万物的灵长，从而得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的主张；二是强调人作为思维主体所具备的自律意识和构成意识，在康德那里得出了“人为自然立法”的结论；三是在人类的理性认识和社会进步之间划上了一个等号，相信科学的发展会推动社会的进步。
美国学者弗·多尔迈在《主体性的黄昏》一书中指出，“主体性观念已在丧失着它的力量，这既是由于我们时代的具体经验所致，也是因为一些先进哲学家们的探究所致。”〔8〕我们知道， 主体性观念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尤其从近代哲学开始，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确立了意识的优先权，同时也确立了主体对于客体的优先权。在一种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中，主体具有至高无上的决定权。这个自主的和理性的思维主体，当然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正如启蒙运动所设想的那样，作为主体的人，有能力通过客观的科学知识来创建一个公正的社会。然而，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近两个世纪的西方文明进程已经证明了启蒙运动的失败。人并没有因为科学理性的发展而得到启蒙运动所允诺的自由和幸福。现实的历史告诉我们，应该放弃自主自决的主体性观念。
重新思考“主体问题”，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也就是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用福科的原话来讲，“我们承担了在人和他的科学，他的发现和他的世界——一个具体的世界——之间建立一种关系的任务。”〔9〕自启蒙运动以来， “人类中心主义”不但没有实现主体的张扬，反而导致了主体的失败。现代人不仅要面对社会文化危机，而且还要面对全球的生态环境问题。现代人并没有体验到人的主体性存在，而是感受到人的非主体化趋势。在幻象破灭之后，后现代主义者试图给人一个重新的定位。
三
从表面上看，后现代思潮不仅是反传统主义的，而且还是反现代主义的。现代主义所包含的主体原则，理性原则和表象原则，均受到后现代主义的质疑和批判。然而从实质上看，后现代主义不过是延续和深化了现代主义的某些观点，并将其推向了思想的极端。换言之，后现代主义对于现代主义的否定和攻击，并不意味着现代主义的结束。它实际上是一种现代主义的发展。从现代主义发展到后现代主义，固然着存在着某些断裂。但是，现代主义的一些基本精神仍然保留下来了，诸如拒斥传统形而上学，否认绝对真理及其客观存在，抛弃思辨的理性观念，关注人的经验现实世界、奉行相对主义的方法论立场等。
为了回应当代西方社会所面临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后现代主义者给现代主义的反叛大旗重新涂抹了颜色，显得更加咄咄逼人。后现代主义者将现代主义所残留的传统形而上学的尾巴彻底切除，并且将现代主义仅存的一些理论幻想彻底打破。
晚期的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之所以受到后现代主义者的赞赏和同情，正是因为这俩位当代哲学大师在他们的后期哲学里，完全放弃了建立一套新的哲学纲领的企图，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了更为彻底的清算。依照罗蒂的分析，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还包括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在自己后期的研究中都摆脱了康德式的哲学观，“他们后期的研究是治疗性的，而非建设性的，是教化性的而非系统性的……”〔10〕。他试图将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后期思想以及杜威的思想综合起来，创立一种开放式的和对话式的后哲学文化。尼采这位现代人本主义哲学的开端者，也同样被后现代主义者奉为自己的理论先驱。因为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就是要建立一种“差异哲学”，结束普遍性和共同性对于人的长久统治。
现代主义者之间所以攻击传统形而上学，是因为它缺乏一个真实的“基础”。按照早期海德格尔的观点，传统本体论是一种“无根的本体论”。只有找到真实的“基础”，哲学才能充满生机而焕然一新。可是，后现代主义者就连这个“基础”也不要了。他们压根就不想建立什么体系哲学，所以就不会去寻找什么“基础”。如果说现代主义者还保留一些人类理想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者就完全对现实丧失信心，从而对人自身丧失信心。
尽管后现代主义也有建设的和重构的一面（如罗蒂的后哲学文化），但它还是偏重于否定和摧毁。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毫不留情地拆散一切传统的东西。“否定的辩证法”不承认任何绝对的东西、普遍的东西、基础的东西和本质的东西。虽然后现代主义者对于现当代西方文化的质疑和否定是有积极意义的（彻底的怀疑和否定能够暴露问题和激活思想），但他们的虚无主义立场给人一种强烈的幻灭感。费耶阿本德的“怎么都行”，一语点破了后现代思潮的精神躁动的实质所在。
事实上，后现代思潮带有很明显的过渡性的特征，面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社会文化的转型，后现代主义者想尝试着摸索一条新路。他们发现，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传统和价值观念不仅给现代人造成了许多痛苦，而且还在制约着多元世界的观念变革。“启蒙理性”的寿终正寝，意味着一个独断论时代的结束。那么，在一个“多元共生”的时代，我们抛弃了传统之后还能够留下什么呢？不要“基础”和“本质”的解构主义，不要“中心”和“主体”的视角多元主义，能够给我们带来真正的自由吗？后现代主义者似乎还不能给我们一个肯定的回答。他们既不愿往后看，也不想向前看。他们更多的是悲叹现实和指责现实，对问题进行暴露和批判。对于他们来说，破字当头而立在其中。然而，这个“立”还是有待完成的。因此，后现代思潮还是一个有待深化的思想转变过程。
注释：
〔1〕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第1版，第121页。
〔2〕公认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有：德国的阿多尔诺、晚期海德格尔，法国的德里达、福科，利奥塔德、鲍德里拉、德勒兹，美国的罗蒂、贝尔、费耶阿本德等。
〔3〕参见哈桑的《后现代的转折》，1987年英文版，第91～92页。
〔4〕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三联书店.1987年第1版，第331 页。
〔5〕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第4页。
〔6〕转引自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81页。
〔7〕利奥塔德：《后现代状况》，1984年英文版，第60页。
〔8〕弗·多尔迈：《主体性的黄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9〕转引自王治河：《论后现代主义的三种形态》， 《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10〕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