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学者M#183;布尔一席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布尔论文,学者论文,一席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M·布尔教授是前民主德国科学院院士，中央哲学研究所所长，德国著名哲学家。数月前布尔教授访华期间，我有幸与他进行了一次学术性的座谈与交流。对当前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研究热潮、哲学发展趋势、政治现实以及我国的改革开放等诸多问题，布尔教授均发表了有益的见解，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谈及文化问题，他特别强调保持文化传统与加强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政治家与学者应有共识并共同发挥作用。在发展科学技术与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应避免丧失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文化个性与特点。他认为，现代高科技是必需的，但决不能以牺牲本民族的文化个性为代价。当今发达国家的浅层次的“文化快餐”纷纷输入发展中国家，对那里的民族传统冲击很大。他说现在美式大众文化很受德国东部地区年青人欢迎，这种情况如任其发展，用不了十五年，传统的东西便会消失。同样地如听任美式文化在中国发展，不用多久，北京烤鸭、南京板鸭也许再也难以品尝，只会剩下清一色的麦当劳了。中国数千年遗留的优秀文化也会受到破坏。对于文化交流，他认为这是不同文化之间实现相互了解、相互尊重、求得平等的有效方式，同时也是各种文化促进自身发展、保持活力的重要途径。但是文化交流的这些积极性成果却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获得的，而是需要长期的不懈的努力才可以见效。他说德国总理访华，进行经济、科技、工业的合作，这较容易，双方谈妥，就可以拍板成交，签字换约。而中德之间的文化交流就不如此简单，从菜布尼茨研究中国，力图寻求中国与欧洲文化的共同点以来，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但中国文化仍未能深入西方人的内心深处。这与一些欧洲人盲目自大的优越感有关，也与缺乏交流有关。德国外长金克尔对中国的文化传统并不了解，来到中国后却按西方的价值标准提出中国人权状况的问题，冒犯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是十分愚蠢的。目前，欧洲人的这种优越感，仍很盛行。其结果是造成文化排外意识，最终会导致欧亚、欧非、甚至欧洲内部的对抗。文化的隔阂，可能导致“商战”，其极端也会引发武装冲突。布尔教授真诚希望，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既保持欧洲多样化的文化传统、民族性格与心态，同时也要彻底摒弃欧洲人昔日浅薄的盲目自大的心理，使欧洲文化成为其他文化的伙伴，与之共同繁荣成长。
对于现代哲学的发展，他认为应首先服从于时代的需要，因此把握时代的特点是至关重要的。以往通过政治口号来把握时代的特点固然是简单化的，而现在时髦的所谓“信息时代”、“技术时代”之类的说法也并不确切。从世界总体看，人的问题，人的自由、平等与发展应该是人们关注的主要内容。今天贫富差别悬殊是世界的现实，世界20%的人口消费了60%的世界产品，这种情况决定了世界不可能最终稳定。从以上这些方面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仍应是当今时代的选择。布尔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座思想大厦，其中关于人的概念、人的平等的思想及其对贫富对立的社会现实的分析是最全面的，是别的学说不能比拟的。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人的价值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的目标是一致的。正如马克思主义受到攻击一样，法国大革命也受到了攻击。一种狂妄的理论认为世界是资本主义的，所有的国家都必须资本主义化，它把中国看作最后一个目标。中国在短时间之内尚不能赶上发达国家，中国更需要马克思主义这种分析贫富、平等的理论。当然马克思主义并未提供现成的解决这种现状的答案。
从另一个角度看，他认为十九世纪的哲学传统集中于对“认识”提问题，忽视了伦理学与规范，以致产生片面性。他提到洛克的许多认识论著作和社会批判论著，其描绘的社会是由财富所组成，人必须占有，如果没有财产，就不属于人类社会。这是资本主义最初的发展。尽管这种情况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并无实质改变，但当前世界不应再需要这种理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由于前苏联斯大林时期的教条主义，把哲学划分为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等等，甚至把伦理学排除在外，其结果导致哲学的支离破碎，最终彻底僵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布尔教授则表现了一种崇高的信仰与理性的态度，且未因前苏联、东欧的政治局势的变化而有丝毫动摇。他说：“一种实践运动的挫折并非绝对地在否定理论”。他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不能作为教条，应阅读原著，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真谛。还要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犯的错误。特别是前苏联斯大林所犯的错误。斯大林在不少方面是执行了俄国沙文主义的政策，他曾通过共产国际使中国革命受到很大损失。因此不能把前苏联搞的一套无条件地接受为马克思的学说。
对于两德统一，他表示赞成这个结果。但认为应以平等与和谐的方式，应在“中国的太和殿里进行统一”。而实际进行的方式是一方吃掉了一方，这样的统一使东部人受到愚弄，感到屈辱。现在前东德地区成了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许多失业者，生产下降，原有的社会福利系统被破坏，学术机构解散，人员被勒令退休，生活水平大幅滑落；而西部人则有优越感。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受到压制。这种统一隐藏着不稳定的因素，不利于欧洲统一进程。他不同意笼统地说“东欧崩溃了”，而是要区分理论与政治实际，不能让理论为政治实际承担全部责任。
提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他作了赞扬。他以为中国政府敢于引进外资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是有魄力的，而在具体做法上是由局部试验，逐步扩大，这也是谨慎的，平稳的。但还要经一段时间的发展，再总结经验。在这过程中，稳定的政治环境是首要的。在经济和思想政策方面，需要学者不断加以研究。在这方面，他认为社会科学家与自然科学家应有同样的待遇。国家应提供必须的经费保证学者与研究机构的运作。而学者与大学教授的报酬至少应高于出租车司机。过去那种认为知识分子想得多了就不可靠的看法，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他坦率地认为，中国的政治家在尊重学者，发挥其重要性，提高他们的报酬方面还有不少的工作要做；他同时认为，学者们应耐心地向政治家解释其工作的重要性，提出合理要求与建议，而不需要采取其他过激的方法。中国的现代化是大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