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蓝绿对决”走向两党政治——国亲结盟后台湾本土型两党制形成的可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党制论文,蓝绿论文,台湾论文,对决论文,本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2月，国亲两党签署了共同声明，连宋两位党首毫不讳言，国亲结盟的目的就在于重整山河，夺回政权，实现第二次政党轮替。以此为契机，时经三年多摩擦碰撞的国亲两党，终于从形式上了完成了泛蓝阵营的整合，这也标志着明年台湾“总统大选”的蓝绿对决已成定局。
对于“蓝绿对决”的大选态势，现在岛内舆论还多停留在就事论事，对两大阵营胜负预测分析的层面上，并且多数看好泛蓝军的取胜。不可否认，国亲结盟无疑会对绿色阵营的政权保卫战构成巨大威胁，但这一事件本身的寓意却并非仅仅在此，诚如一位台湾学者所言：泛蓝阵营形式上的整合成功仅仅是“创造了可能的胜选组合，但绝非买了胜选的保单，更不意味着民进党就此出局”，实质上，国亲结盟后所形成的蓝绿对决之势，“其所代表的意义是台湾以往被分割的一股民意，如今经由政党与领袖人物的整合，未来将有展现的机会。其结果不仅是谁当总统的问题，而是涉及国家整体未来的走向。”(注：高朗“从国亲结盟到蓝绿对决”，台湾《中国时报》2003年2月15日。)这位学者点出了问题的要害：即政党结盟导致的“蓝绿对决”，将会对台湾今后的民主宪政建设产生“质变”的正面效应；与此相比，两大阵营“鹿死谁手”的成败较量，其意义并非如此重要，亦不应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我们以为：明年大选时的“蓝绿”总对决，将是终结台湾“蓝绿政治格局”的必经之途。换言之，台湾政治生态“蓝绿格局”的崩解，必然要在全岛范围内经历最后一役“蓝绿对决”的殊死较量才有可能实现，而2004年的大选则是完成这一转折的时空界标。
2004年“蓝绿对决”呈现的无非是两种前景：民进党保卫政权的成功及泛蓝军的再次惜败，或者是相反。目前，我们还很难认定泛蓝整合必然实现第二次政党轮替这个假设；反之，泛蓝军的再次惜败却是有迹可寻的，而这一结局，将可能成为两个大的“本土型”政党真正成型的前提条件。
一.两党制转型的征兆
人们还记得，2002年的“北高选举”以“蓝绿平盘”作收。朝野双方在两个具有不同选民结构的典型区域城市均有收获，但都没有结构性的突破。作为“相对多数决”的单一席次选举，与“总统选举”类同，使其具有了某种指标意义，因此给蓝绿双方都留下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空间”，即双方都能从中解读出有利于已的种种信息但又于心不甘。这个事实恰恰表明，台湾政局走向终将不是依据蓝绿双方各自的意志形成，而是社会意志的总体合力使然。
泛蓝整合加速朝向联盟党方向转变，是“北高”选后台湾政治的焦点。作者曾提出，是次选举将会具有对国亲两党整合下“交易定单”的性质。(注：参见：范晓军“台湾政治板块的切割与重组”，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台湾研究集刊》2002年一期。)选后一周，似乎很快证实了这一推测。国民党主席连战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举行会谈，确定国、亲两党在2004年总统大选时共推一组人选，并组成国亲携手的执政团队。连战在呼应国亲两党合并时，甚至认为台湾两党政治已经“略具雏形”。(注：“连宋配连：没有不成局的打算”，何明国/台北报道，台湾《联合报》2003年1月25日。)但是，当人们由此认定“国亲合”必然所向披靡时，或许也就掉入了判断台湾政治走向的一个最大的陷阱。因为在这种想当然的数字计算中，台湾政治中一个重要的事实恰恰被忽略了：2000年政党轮替所改变的政治生态，不只是朝野政党的易位，而且也是台湾政党政治重心的转移。在可预见的时期，如果没有一个党能完全掌控“立法院”多数，任何政党都无法顺利推动施政。台湾传媒担心，近三年来立院朝野对立、虚耗空转、苦撑待变的情形还会随着大选趋近而激化，到明年“总统大选”还要经历的三个会期中，朝野对立持续可能会有“立法院”议事全面瘫痪的危险。(注：社评“朝野对立”，台湾《中国时报》2003年2月6日。)因此，台湾政治的长久机制应是朝着革新了的，促使政局稳定的两党制转型。在达到这个终极目标过程中，“本土化”始终会为它提供源源不断的营养基。如果“蓝绿对决”的结果，只是生成“蓝党”与“绿党”的“两党政治”，那么，它不过是重演过去几年的朝野对峙，台湾政治仍旧回到原点。
促成蓝绿对决及至两党制政治的成形，也是民进党关于台湾未来政局的政治构想之一。(注：谢长廷在2001年“二合一”选举前有过类似说明，2002年“北高”选后再一次予以论证。参见“谢长廷：‘国安联盟是两党制必经过程’”何荣幸/台北报道，台湾《中国时报》2002年7月15日。)谢长廷认为，国亲合作与“国安联盟”都是台湾迈向两党制的必经过程。前者对民进党而言是一种被动应对，后者则是它的主动出击。民进党2001年成为立院第一大党后，放弃成立国家安定联盟，被《台湾日报》惋惜地认为“错失第二次民气可用”。“北高选举”虽然没有国安联盟的发酵，但蓝绿势均力敌的生态会使这一问题在2004年大选时再次浮现。
我们以为，由于大陆经济体的崛起，台海对峙已经开始反映到岛内政治方面，形成了台湾政治的基本面，即“本土化”和“中国化”的斗争。(注：此论将另文展开。)由这个“基本面”着眼，一种可以期待的，理性温和的台湾政治发展选择是：在岛内政治中能够跳脱蓝绿对峙的两极格局；在处理两岸关系上，不升高台海对峙情势，从而为台湾发展谋得一个大环境的安定；在经济上能够推动或至少接受台海“三通”，将台湾产业布局推向两岸经济不可避免的“一体化”进程之中；在社会心态上能够结束所谓“台湾悲情意识”，但又能体现台湾民众要求当家作主或“本土化”的“主体意识”。如果色彩果真是台湾政治的一种高度抽象，那么一言以蔽之：它的基本色应该是“淡蓝”或是“浅绿”。
二.蓝绿两军对垒的动能与局限
“蓝绿对决”已成为台湾政党政治近程发展的主要特征。它之所以愈演愈烈是台湾社会母体为其提供了发展的动能，而不完全取决于现代政党政治本身的竞争特质。自上世纪70年代末“解严”以来，台湾经历了一个持续不断的政治本土化进程。2000年民进党执政，是台湾政治本土化的高潮，尽管李登辉执政时期已经为此做了大量的铺垫。这种政治本土化的深入表现在：省籍、族群问题虽然还是官方的一种政策禁忌、一种社会争议，但至少已成为一种选举利器；从“一中一台”到“中华民国在台湾”、从“只做不说”的“特殊两国论”到“一边一国”，台湾社会的政治文化中衍生出越来越频繁的“国家认同”问题，代替了“中华民国宪法”，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甚至忠诚宣誓：台独原教旨主义的成员组成“台联”党，不断以高度争议性的政策议题(如“总统台生条款”、公投法和“台湾正名”等)冲击着台湾社会，展示着与其政党规模不相称的政治能量。
本土化的发展使台湾政治重心向“本土性”政党移动。所谓“本土性”政党，在台湾的政治语义中可表述为：其一，任何政策决定的依据必须以台湾人的福祉利益为第一优先考量；其二，政党成员结构主体和政治明星人物是以台湾省籍为主(在政治文化更加宽容的情形下，其成员或还可以包括虽属大陆省籍但“认同台湾”的所谓“新台湾人”)。前者构成台湾所有政党间最大的公约数，后者则是由台湾“身份政治”所规定，并且随着人口自然结构演变日益被强化。民进党无疑在这方面占据了历史的、政治上的制高点和诠释上的言语霸权，并且迫使国亲两党处于防守地位。连战在反击绿营抹黑国民党属性时，曾特别强调：国民党已经是“本土型政党”。从实际情况来看，自李登辉担任国民党主席以来，国民党确实也完成了向“本土化政党”蜕变的过程。“结束动员戡乱”的举措，不露痕迹地消减了由国共内战的历史纠葛所维系的“一个中国”的政治存量；民进党取得合法政党的地位，并参与政党竞争则是引入和加大了台湾“本土政治”的增量元素；李登辉执政时期的“党争”使非主流派出走和大陆省籍官员退出权力核心，无异于对国民党进行了某种“去中国化”式的清党。当然，在政党轮替前，国、民两党毕竟还存在一些显著的差异，例如由于“中华民国国家法统”的传承，国民党的政策多偏向于照顾掌握国家机器的资产阶级，而来自于“社会新生自主性运动”的民进党，则偏向照顾中下阶层民众。但这一差异，在民进党执政后实际上已逐渐弭平。至于曾被视为国、民两党间的本质性差异，如传统上国民党所主张的“大中华民族主义”，与民进党所主张的“台湾民族主义”的相互冲撞，在目前台湾政府的施政实践上，往往更多地表现为台湾经济在两岸一体化分工中如何定位的问题上。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民进党以往的“中国政策”大辩论中看到形迹。故而国民党的“大中华民族主义”不断地被刻意放大，它更多的是出自民进党的政治运作，需要将泛蓝定位为“非本土性政党”而已。
但国、民两党在争夺“左右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的过程中，必须采取相互否定的战略，才能维护自己所在领域中所获得的合法性”。(注：王昆义“扁李体制重返新中间路线的起步”，台湾《中国时报》2001年6月18日。)台湾的“政治本土化”进程乃至各政党“本土政党”之定性，在“一中宪法”不能修正的情况下，就只能采取野蛮的血缘区隔来实现。台湾政治由此也一直显现着由省籍和族群为依归的“身份重建”，以及由此带来的“身份政治”的问题。“去李”后的国民党又被重涂“非本土性政党”的色彩，就是这种血缘区隔的“符号政治”的产物。相互否定形成了台湾政治“蓝绿对决”的两极格局，“本土化”通过选举积蓄势能，又在选后施政中不断地释放张力，一切施政都无法避免选举层面的考虑，它在相当大程度上给台湾社会带来了人为的切割与损害。在野方面抨击：台湾没有“总统”，只有“总统候选人”，确是相当犀利地点出了目前台湾政治的窘状。台湾经济近年来持续恶化，固然与世界经济的大环境相关，但本质上是与没有一个良好的施政环境、“蓝绿对决”所造成的连绵不绝的朝野抗争相关的。陈水扁政府的“拼经济”拼不下去，“经发会”好不容易形成的“全民共识”最后只能无疾而终，都表明：只要“蓝绿对决”的基本面不变，台湾政局乱象仍将持续。可以预期：台湾政党政治的良性发展前途在于从相互彻底的否定，走向不完全否定甚至某种程度上的相互交合，台湾的政治生态也应当由族群切割，社会撕裂基础上所构建的“形式民主”，“身份政治”，逐步向多元的“包容性民主”，“协商政治”转型。
这个转型过程之所以必须，还因为台湾政党政治中愈益强大的支配性因素：即“中国化”与“台湾化”的矛盾斗争及其结果。所谓“中国化”是指近年来大陆经济体的崛起对台湾投资与贸易“磁吸效应”的扩大。“中国化”与“台湾化”的矛盾斗争表现为“磁吸”与“排拒”斗争的白炽化。一方面“本土化”的发展愈益强化一些选民“台湾优先”的认受性，经济上离不开大陆但又对中国“经济威胁”充满恐惧，甚至愈益排拒“中国化”效应的扩大，台湾政坛不乏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党领袖；但“中国化”因素，毕竟又使某些本土性政治领袖不能不意识到，唯有走出台湾独立的悲情，摒弃台独的原教旨主义，才可能维持偏安政权，终结政治动荡，扩大该党的支持者，获得相对多数选民的认同。
实质上，台湾政党政治的大变动，应该说就隐伏在双方都无法跳脱的格局现状中。宋楚瑜展望2004年选举时指出：总统大选不是蓝或绿的问题，因为立法院各党都不过半，若是单一颜色当选总统都将难以摆脱政党恶斗的泥沼。(注：“宋楚瑜称勤力备战总统大选”，台湾“中央社”高雄2002年12月19日电。)“北高”选后，宋着意描绘了筹组“救台湾大同盟”、组成跨党派执政团队的政见，试图跳脱“蓝绿对决”格局，在相当程度上触及了台湾主流民意的脉动。但我们以为：这种新格局很可能是由两个大的“本土型政党”——即以“李扁体制”为核心的旧本土型政党(以现有的民进党为基本成员)，和另外一个新的“本土型政党”(以民进党陆续分化出来的精英人物，庞大的中间选民以及陆续被收编的泛蓝阵营为基本成员)之间展开。它将取代目前这种泛蓝与泛绿的对决。无疑，“中国政策”将是这两大“本土型政党”的最大政策区隔，旧的“本土型政党”，我们姑且称之为以台独为终极目标的，非理性本土型政党；新的“本土型政党”则可视为并不完全排斥与大陆的统一，但这种统一首先是以台湾人的福祉利益为第一优先考量的、理性本土型政党。台湾政治评论家南方朔对“北高选举”后台湾政局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他认为：经过过去几年的政治扰动与瘫痪，一种新的不满与期待业已开始形成。台湾政治已到“巨变分叉”(Catastrophic bifurcation)时刻。人们已借着这次选举，释放出了一种当代理论界所谓的“转换式的政治”(Transformational politics)的讯息，那就是政治已必须超越过去几年里的那种“旧规格”(Old paradigm)而形成“新规格”。认为当今的台湾政治所需要的乃是一场“蜕变竞争”，而不只是单纯的政党再轮替或权力分配而已。(注：南方朔“台湾政治已到“巨变分叉”时刻”，台湾《中国时报》2002年12月16日。)
我们以为这种两大“本土型政党”的对决取代目前这种“泛蓝”与“泛绿”的对决，或许正是“巨变分叉”、“蜕变竞争”、“转换式的政治”的实有内容。而这只有通过“蓝绿对决”的某种“终局验证”的方式才能出现，新的政党重组才能够完成。
三.两幅政局蜕变之图景
如前所述，2004年台湾蓝绿对决呈现的无非是两种前景：民进党保卫政权的成功及泛蓝军的再次惜败，或者是相反。面对一个团结的泛绿阵营和一个松散的，同床异梦的泛蓝阵营，我们现在已很难认定泛蓝整合必然实现第二次政党轮替这个假设，这一犹疑实际上是有迹可寻的。2001年的台北县长选举可以视为2004年“总统选举”泛蓝与泛绿对决的一次预演，在是次大选中泛蓝阵营可以说真正做到了大集结，共推的候选人王建煊在个人能力，操守上也决不逊于马英九，但仍然败给了泛绿阵营的苏贞昌。在泛蓝阵营经营深厚的北台湾台北县尚且如此，遑论全岛性的“总统大选”了。
诚然，马英九在近期台北市大选中获胜，得票率成长近13个百分点(这些票4年前是陈水扁的支持者)，确给泛蓝阵营的支持者注入了强心剂，也增加了他们对2004年夺回政权的期待。但马英九的超人气是否就预示着泛蓝阵营的行情也会在全岛走俏，这是大有疑问的。以高雄市为主的台湾南部7县市，经过多年的“蓝绿角逐”已基本上成为难以撼动的“绿色票仓”，且其基本盘仍在稳定成长中。先以具有指针意义的高雄市为例，自1998年谢长廷市长选举，绿营“翻盘”成功以来，整个南部此后也“蓝天转绿地”，“1998年后的数次选举，都透露出绿军基本盘稳定成长的讯息。1998市长选举谢长廷的48%、2000年‘总统大选’陈水扁的45%、2001年立委选举民进党、台联、建国党的48%，说明绿军基本盘已稳定在45%到48%之间，而这次的高雄市长选举，则是对这个基本盘的一次测试”。(注：王御风“撼南台湾绿军难”，台湾《中国时报》2002年12月9日。)而此次的高雄市长选举，形势其实对绿军并非有利，执政的民进党政绩不佳，农渔会反对政府的街头游行、蓝军初步整合成功、经济弊案的纠缠等等因素，始终冲击着谢长廷的选情，但最后谢长廷不仅维持了绿军的基本盘，还吸收了相当多数的中间选民首度过半，开出的50%的不错成绩。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使蓝军无法接受的结果，因为“民进党执政两年半来，固然经济下滑，但对于没赶上电子业列车，重工业、农业转型失败的南部来说，经济状况不佳早在七、八年前就已发生。而民进党执政以来，大量建设经费投注在南部，南部的感受可能与北部略有差异，甚至认为比以前还好，这也可从谢长廷选票在各区均有成长可见，除了绿军死忠教义派，还能吸收更多中间选票。而未来一年半民进党政府必然会以更多经费建设南部，选票恐怕只会往上而不会往下，南部票仓将更形稳固。”(注：郑益浚“独派位移泛绿左右区隔渐明”，台湾《中国时报》2002年08月11日。)反观泛蓝阵营，本来不仅在北部，在南部都有一搏的可能，但由于该阵营既缺乏自身的整合能力，在选民诉求上又没有方向的一致性，基本盘的支持者也处于“无栏圈养，放羊吃草”的状态，致使近几年的得票率呈现极不稳定跳动。
在泛蓝整合已成的情势下，民进党2004年政权保卫战无疑是艰难的。2004年经济环境对民进党蝉联执政会有影响。陈水扁任期只剩一年多一点，扭转颓势当然诚属不易，但一年后它所处的岛内时空环境都绝不会劣于2001年立委选举。根据台湾“综合研究院”预估，2002年台湾经济增长率约为3.12%，摆脱了2001年负增长的阴霾，预估2003年经济增长率将进一步略升到3.42%。民间企业固定投资、商品出口及劳务输出也都表现出景气回升因素。(注：朱国义“明年经济成长率升到3.42%，《台湾日报》2002年12月9日。)因此，设想民进党会在2004年大选时因经济因素败北，可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主观愿望。何况执政党所掌握的执政资源，从来都是影响选情的重要手段，因此更不能低估民进党调动执政资源打击对手的能力。特别是政权易手后，“国统纲领”甚至“中华民国宪法”均被束之高阁，旧的“国家法统”日渐受到侵蚀，泛蓝阵营本身又被定位为“非本土化联盟”，使其在政治动员的权利资源运用上缺乏民进党那样殷实的筹码，而绿军的反“旧势力复辟”和“巩固政党轮替成果”较之于“二次政党轮替”的悲情诉求，时值台湾的身份政治已恶化到民粹政治的今日，在争夺中间选民上更容易占据政治上的制高点。
另外，调整施政方针向中道挪移，吸纳中间选票，处于执政地位的民进党无疑有着远比泛蓝阵营更为宽阔的着力空间。从“二合一”选后台湾的政治发展来看，台联的诞生并不是无足轻重的摆设，就两岸关系和吸纳中间选民而言，它扮演陈水扁的止滑垫，可以有效拉大民进党的战略纵深。(注：朱国义“明年经济成长率升到3.42%，《台湾日报》2002年12月9日。)民进党执政后空出来的独派空间由台联接收后，两者间的微妙分工，使陈水扁既可以向中间选民交代，又不会丢失台湾“极左翼”选民，而2002年台湾“北高”选举表明：中间选民选票在简单多数决的单一席次选举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故执政前后民进党权力基础已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泛蓝阵营而言，2004可以被认定是它的政治动员、政治集结的峰值年代，是其政治张力的全部释放。如果它仍然不能带来收获，势必导致泛蓝作为一个阵营的解体：本土派出走的压力、要求代际更替的压力、要求改变政党属性(例如将中国国民党改为台湾国民党)的压力、都会强大到使国民党濒于解体的程度(如果国亲两党已经合并)。溃散的泛蓝基本选民队伍大部会向着非极端的本土性政党流动，从而成为它的基本队伍，或者其流向成为孕育新的非极端的本土性政党的条件。它的滞后效应可能会在次年后的立委选举中完全显现出来。因此，2004年将是台湾政党政治走向的一个转捩点。对“泛蓝阵营”连宋这类老政治明星而言，2004也是一个当选或者汰换的时间上的转捩点。两党均面临由政治中生代接班的压力。马英九高票当选更加强了国民党内的这种气氛。失去执政资源的宋楚瑜的政治行情开高走低，亲民党在关键性的几次选举中不能推出强力人选，“一人党”的窘状愈益突显，其危机感比国民党还要严重。可以说如果此役败北，将是两人政治生涯的终结。之所以勾勒这样一幅图景，不只是因为胜负确实是一种“二者必居其一”，也因为对于泛蓝阵营来说，避免这种“噩梦”的全部前提均是建立在泛蓝整合必然实现第二次政党轮替的假定上的，但这毕竟是一个无法视之为必然的假定。
我们也不否认，毕竟台湾选举政治不仅受着趋势性的影响，它还同时受到技术性和偶发性因素的扯动，例如像“新瑞都案”这样的偶发因素，险些让初期“拔剑四顾人茫茫”的谢长廷阴沟翻船，而“兴票案”也曾使人气如日中天的宋楚瑜功败垂成。岛内外形势的多重变量，使政局发展会呈现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如果“钟摆”真正移向泛蓝一边，前述台湾两大本土型政党的成形会有延宕，但同样有可能导致政党资源洗牌或政治生态重组的前景。这是因为泛绿阵营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泛蓝的胜利会被解读和认定为“旧势力的复辟”和“台湾优先”次序的逆转，民进党的败选会加大党内温和派和极端派的冲撞，更趋极端性的本土性政治人物和选民会或许向台联流动，台联党的影响会加大，会从过去只能对民进党进行侧翼掩护和李登辉一人党阴影的位置中走出，走向台湾主体政党的前台，更大可能会成为分化后的民进党极端势力之核心。尽管台联党在总结“北高”选举败北教训时，提出向中间移动以政策争取选民的主张，但实际上很难实现，因为极端原教旨主义是台联存在的依据。一个向中道移动的台联，最终免不了为民进党收编的命运。民进党籍高雄市长谢长廷继陈水扁后成为党内民意最高的行政首长。作为民进党前主席、两任“院辖市”市长的完整资历使其具备了很高的可见度，其政策主张也多少与党内基本教义派有一定程度的区隔，在泛绿阵营的分合中，会成为一个最值得注意的变数，这也会是台湾政党政治朝着两个本土性政党酝酿转型的肇始期。此外，如许信良、施明德、陈文茜等，从民进党分化出来的非主流派人物，其实也并未完全“过气”，在新的本土型政党的发育进程中，他们很有可能成为领军的政治明星。同时，即使蓝方在2004年选举中获胜，在“本土化”与“中国化”的台湾政治斗争中，国亲两党政治领袖或许在相当时间内，会更加注重“台湾优先”主体价值观的弘扬，甚至要使自己更象“本土性”领袖才能推动施政。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身为格鲁吉亚人的斯大林，在统治苏联时更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那里找到例注。
作为一种政治符号的象征，“蓝绿对峙”实际上是以省籍族群的两极对峙为动能的，同时，它也是台海两岸僵持对立在岛内政党政治中的反映。历史多次表明：台海两岸关系“剑拔弩张”的时期，也是台独原教旨主义挑动省籍、族群矛盾以及提升台湾“悲情意识”最有效的时期。相反，稳定的两岸关系可以加速台湾民主政治走向成熟的进程，使其选举摆脱一种自然的、蒙昧的、原始的恶性循环，——那也是一种有利于民进党极端派操作的非理性阶段。台湾选举政治的成熟对大陆将是福音而并非祸水，它可以改变依省籍和自然人口结构决定台湾政治走向的问题，这种成熟的民主将取代民粹。对于大陆而言，经济上的有所为(保持对台的强大磁吸作用)，政治上的“有所不为”(不干涉政策是一种最好的干涉)的战略宏观操控，会导致一个有利于大陆的局面迅速成形：它的直接效果就是会促成一个新的，为台湾民众所肯定，也能为大陆所接受的，与民进党抗衡的，理性本土型政党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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