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适度经济增长理论与科学发展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科学发展观论文,理论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适度增长理论的提出
1990年邓小平针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处于低谷的实际，指出：“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所以，我们要力争在治理整顿中早一点取得适度的发展。……什么叫适度？适度的要求就是确实保证这十年能够再翻一番。……年增百分之六的速度是不是真正能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个要老老实实地计算，要最终体现到人民生活水平上。”[1](P354-355)这里的“适度发展”应理解为“适度增长”。所谓适度增长就是指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符合经济周期波动规律的最优经济增长速度。它不仅是一个经济增长指标；更是一个经济发展的指标，不仅反映经济增长的数量，还要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不仅要求有速度，还要求有效益。“绿色GDP”就是对适度增长的形象概括，它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GDP仍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二是GDP的增长是在保护生态平衡及社会协调发展基础上的“净增长”。
适度的经济增长是一个客观范畴，是一个动态指标，“主要受到经济发展周期性的制约”。[2](P517)一般在经济起飞阶段，由于经济发展空间大，只要具备一定基础和发展条件，如体制、组织、管理、资金等，经济就可能增长比较快；而在经济趋于成熟阶段，则增长速度相对较慢，因为这时经济基础增大，经济增长空间缩小，劳动力成本提高，增长主要依靠技术的提高，增长难度加大。同时，经济结构的调整规律、技术进步的发展规律以及管理水平提高和人的观念的转变过程，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增长速度。经济要稳定发展，增长必须要适度，不发生大起大落的剧烈波动。
邓小平经济适度增长思想是在认真总结我国乃至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教训基础上而逐步形成的。其客观依据是：
一是基于对国情的充分认识。邓小平指出：“要继续摆脱一切老的和新的框框的束缚，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以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的原则。”[3](P356)对于中国的国情，他认为，从经济实力方面看，我国虽然比过去有了很大增长，但人均GDP仍居世界后列；从人口与资源方面看，我国是个人口大国，而人口还在持续增长，耕地在逐年减少，人口与资源供给的矛盾十分突出；从科技水平方面看，我国科学技术水平较低，劳动者素质不高，技术人才和专门人才缺乏；从地区发展方面看，东西部差距很大。这些都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因此，邓小平强调：“各国情况不同，政策也应该有区别”，[1](P213)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1](P29)从国情出发，促进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而不能一味“赶超”、急于求成。
二是基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存在诸多弊端，极易出现大起大落的周期性震荡。因此，邓小平在强调经济“既要搞得快点，又要不重犯一九五八年的错误，这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3](P156)同时，一再告诫：“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1](P375)邓小平指出：“建国以来我们犯的几次错误，都是由于要求过急，目标过高，脱离了中国的实际，结果发展反倒慢了。”[1](P202)可见，提出适度经济增长理论，本身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对历史经验教训进行深刻总结的结果。
三是基于对生产力水平的现实分析。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1](P116)邓小平正是以对社会主要矛盾判断为依据，选择生产力发展战略，制定适度增长的具体目标和战略步骤的。
四是基于对世界主题的准确把握。1985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访华团时说道，“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1](P104)在和平与发展的国际背景下，我国有可能获得一个较长的和平发展时期。同时，我们充分地利用和平环境，有效地实现经济增长，和平的国际环境越有可能持久保持，我们就越有可能赢得更长的和平时期来发展自己。他认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1](P356)
二、适度增长理论的科学内涵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必须保持一定的速度，在效益既定的前提下，没有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就无法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于发达国家如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但速度并不是越高越好，当然太低了也不行。其下限是人民生活的承受能力，当速度过低时，人民的生活水平将停滞甚至下降、资源闲置；其上限是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即与当时的人口增长、资金、资源、市场、技术以及制度等客观条件相适应，当增长速度过高、超越了资源的可供能力，便会引发比例失调、通货膨胀，造成经济过热。邓小平适度增长理论有其丰富的科学内涵：
（一）“点”“面”结合，以“点”带“面”
适度增长不是均匀增长，而是有先有后，“点”“面”结合，以“点”带“面”，最终达到协调发展。我国地域辽阔，区域间差距大、发展不平衡。邓小平适度增长理论就是要引导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促进全国经济布局合理化，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着均衡布局的区域经济发展思想和片面追求区域平均目标，过分强调生产力的均衡布局，甚至在资源配置和相关政策上采取平均主义的做法，由此造成了区域间产业结构严重趋同，产业协作严重滞后，资本和其他各种资源未能得到最佳结合。为此，邓小平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1](P155)“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1](P52)“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3](P152)1986年在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时，邓小平又指出：“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地区”。[1](P155)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谈话再次阐明了这些观点。从中可以看出：“点”“面”结合，以“点”带“面”，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理论，是邓小平执着求索、多次强调、始终坚持并加以贯彻的我国区域经济的适度增长理论。
（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集约增长为主的道路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是与我国基本国情、社会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战略以及经济体制密切联系的。改革开放前，我国采取的重点发展重工业、高积累、高速度的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对迅速改变落后的生产力面貌、增强国力、缓解供给严重不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非常必要的，也取得了较大成效。但相对巨大的投入而言，所取得的效益却是较低的。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认识到没有增长方式的转变就不可能有稳定的、可靠的高速度。他主张在经济增长方式上由粗放型为主向集约型为主转变。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主要依靠科技进步。邓小平说：“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3](P86)在现代经济中，科技进步的作用越来越大，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取代劳动和资本而上升到首要位置。所以邓小乎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P274)当今世界上的经济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其实质就是科技的竞争。科技竞争的核心是人才的竞争，人才培养的基础是教育。培养不出高素质的人才，就不可能掌握现代高科技。因此，邓小平说：“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1](P377)长期以来，教育一直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在这方面，除了国家要调整投资结构，增加教育投资外，还应引导企业和社会的投资。
适度经济增长的关键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即经济增长决主要应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才是有效益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才有实现的保证。
（三）增长与效益结合，追求高效益的增长
适度增长不是单纯的产量、产值的增加，而是速度和效益的统一。任何社会形态的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经济发展速度与效益。对于中国来说，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针对我国经济增长中速度与效益的发展状况，给予了认真和科学的总结，全面阐述了经济增长中速度与效益的辩证关系。(1)经济增长必须始终讲求效益。1982年邓小平在谈到如何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时提出：“到本世纪末二十年的奋斗目标定了，这就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1](P16)“重视提高经济效益，不要片面追求产值、产量的增长。”[1](P22)这表明邓小平十分重视经济效益。他还将效益区分为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经济效益，在谈到经济增长速度时说：“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1](P143)不仅要讲求微观经济效益，还要讲求宏观经济效益。(2)经济增长速度要适度。1982年，他与中央部分领导同志谈话时说：“保持生产有较好的发展，不要勉强追求太高的速度，当然太低了也不行。”[1](P268)1989年，邓小平强调：“经济不能滑坡。凡是能够积极争取的发展速度还是要积极争取，当然不要求像过去想的那么高。……要在今后的十一年半中争取一个比较满意的经济发展速度”。[1](P312)“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1](P375)经济增长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前提，把经济增长速度和效益统一起来的增长才符合适度增长的要求。
（四）增长与发展统一，促进社会全面发展
适度经济增长既不是单纯经济增长问题，也不是单纯经济发展问题，而是二者的有机统一。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则以经济增长为基础，没有经济增长也就谈不上经济发展。无论是高速增长还是低速增长，都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在于实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和人民生活水平。适度增长就是手段与目的的统一。在一般情况下，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具有统一性，经济增长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二者也有矛盾，例如超高速经济增长会损害经济发展，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甚至高增长负发展。邓小平指出：“建国以来我们犯的几次错误，都是由于要求过急，目标过高，脱离了中国的实际，结果发展反倒慢了。”[1](P202)当国民经济增长能够成正比例地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并伴随出现经济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时，这种经济增长则促进经济发展，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因此，“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1](P377)坚定不移地采取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方针，摒弃片面追求高速度的做法，促使国民经济良性运转。
（五）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适度的经济增长，要求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邓小平指出：“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1](P377)邓小平还说：“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1](P355)要着眼我国基本国国情，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努力实现宏观经济改革与微观经济改革相协调，经济领域改革和社会领域改革相协调，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相协调，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相协调，力争在协调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适度增长理论与科学发展观
邓小平适度经济增长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对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包括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理论体系，[4]阐述了社会再生产的实现问题、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理论、各部类协调发展的理论以及再生产的方式、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经济增长与制度选择等复杂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邓小平在总结国内外的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的适度增长理论，强调经济增长相关因素的协调统一，包括：突出重点带动全局的思想；利用机遇和台阶式发展的思想；从大局出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的思想；注重质量讲求效益实现速度与效益相统一的思想；长远发展与现实发展相统一的思想；领先发展与稳定发展相统一的思想；改革、发展和稳定相统一的思想；随着经济发展逐步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思想等。这些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经济建设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的重大发展。
邓小平十分重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他说：“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3](P128)“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1](P116)“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1](P355)“任何一个经济建设的事业，没有广大人民自愿地积极地参加，都是得不到结果的。”[5](P85)邓小平的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说明在适度增长的过程中，人的重要性以及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以人为本”就是指以人为价值的核心和社会的本位，把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一切为了人，一切服务于人，一切有益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6]传统的发展观的特点偏重于物质财富的增长而忽视社会的全面发展，甚至简单地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社会的进步。邓小平的适度经济增长理论强调不能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而应该追求能带来社会全面发展的增长，以发展的主体（人）为中心，努力实现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可持续发展。
邓小平适度增长理论奠定了我党在新时期的科学发展观的基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五个统筹”的发展思路，形成了以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为特征的科学发展观。科学的发展观，就是要通过统筹兼顾，实现以人为本及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使更多的人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而不是仅局限在少数地区和人群。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的升华，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个飞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邓小平通过对历史的反思，从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出发，将对“世情”与“国情”的分析相结合，明确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个最重要的问题。而且，他反复强调：“应当把发展问题提高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和解决问题”；[1](P354)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由他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思想孕育着社会主义标准、生产力标准、综合国力标准、人民利益标准相统一的发展观。[6]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发展的理念也必须与时俱进。传统发展模式，在使全国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也产生了经济社会越来越多的不均衡，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矛盾；高增长、低效率的运行模式，使资源环境的制约越来越严重，难以持续、稳定发展。在解决了温饱之后，人们的需求升级了。发展初期那种不顾一切、“有水快流”的发展模式已经不能满足今天的要求。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增长速度与能源、重要原材料、交通运输等实际条件的衔接，减轻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这有利于引导各方面把主要精力放在深化改革、调整结构、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把更多的财力、物力用在社会发展和加强薄弱环节上，始终保持协调的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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