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阐释马克思的三个理论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理论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马克思的深入解读，这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殊要求，只是历史的变革将这一要求提到了新的高度。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与文化重组，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也必然存在着思维方式的重构。国内对马克思主义重新解释的原动力无疑是70年代末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实践，正是实践向理论提出了持续的挑战。从理论研究的动向看，“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以来，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开始，国内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几个传统定位部分——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等进行了广泛讨论，80年代中后期形成“实践唯物主义”和“人学”两大主导话语，并在90年代初达到高潮。当前，“从传统哲学解释框架中突围，在现代制高点上创新”这一理论运动，呈现出“批判与突破”（高清海）、“寻根与创新”（俞吾金）、“出走与重建”（杨耕）、“颠覆与构建”（张一兵）等复杂景观。
本文拟对三种已经成型的理论模式进行讨论，它们所形成的理论成果和传统解释框架已经有着十分明显的界限，在总体上代表着我们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特点。从代表人物来看，一是高清海先生，他立足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现实，从对传统教科书的反动开始，紧扣“实践”立场，高举主体性大旗，深入“人学”等重大主题，提出了极有个性的“类哲学”思想；二是俞吾金先生，他从西方哲学研究入手，广泛借鉴当代西方最新话语工具，对马克思进行了大规模的分析与“定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根”等许多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第三种以孙伯鍨和张一兵两位先生为代表，他们从马克思文本出发，通过对其历史深层逻辑的分析，展示经典作家思想发展的真实过程，力求完整地理解其真谛，以此作为和当代对话的根本，他们在马克思思想发生过程、历史唯物主义整体逻辑框架等问题上提出了很有说服力的观点。
一
高清海先生是国内率先发动对传统教科书批判并取得积极成果的哲学家。他在80年代提出的“实践一元论”思想无疑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87年左右高先生将对教科书体系的反动引入更为深层的哲学主题上，研究重点从体系建构转移到内容、观点的重新思考。（注：高清海：《论哲学观念的转变—哲学探进断想之一》，载《哲学研究》1987年第10期。）他抓住马克思主义之中人学主题，开始探讨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主体进步问题，以此提升由反对传统解释框架发端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现实意义，（注：《人是哲学的奥秘—我对哲学如是说》一文是高先生观点代表，载1993年《哲学研究》第6期。提出了以“实践”为基础以弘扬主体性为特征的“人学”思想，也同时奠定了“类哲学”思想逻辑基础。
高先生的理论研究，反映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新时期理论研究焦点转型的特征：传统教科书曾经对他们的理论产生深远的影响，当他们转向这一框架进行革新时，对现实的深刻反思构成了他们理论研究最重要的基础，也构成他们研究的最重要特征之一。他们将对现实的高度重视直接衍化为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关注，也正是对“实践”的不同理解构成这部分理论家之间的差异。就高先生而言，他强调“要改变理论现状，关键是突出马克思‘实践’观点的理论意义”。在这点上，他自己也指出这“与国内主张‘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的学者们在思想倾向上是一致的”。不同的是，他“主张从哲学思维方式的意义上去理解马克思提出实践观点的意义”。（注：高清海：《我的哲学思路》，载《哲学动态》1994年第11期。）这成为理解高先生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特别是其“类哲学”思想的关键。在他看来，“哲学不过是人的自我理解和自我意识的理论看法”，“是否从实践观点去看待哲学问题，这意味着是从什么样的观点去看待人、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看待世界对人的存在性质问题”，而“实践的观点”，“也就是把握并贯彻活生生的具体的和现实的人的观点的一种哲学思维方式”。虽然高先生在这里并没有十分明确地区分“实践的观点”和“哲学思维方式”，但他是“立足于人去审视哲学，发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这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这恰恰是构成其他全部的出发点。（注：高清海：《我的哲学思路》，载《哲学动态》1994年第11期。）他试图用“实践”来解释全部的人，但从其他表述看来，他又用“人”来解释“实践”，这构成其“类哲学”的一个内在矛盾。所以，当他指出“按照马克思的说明，实践就是人依一定的目的、通过运用工具去变革对象、创造价值的活动”，“‘实践’是人的生存本性，也是人的存在方式”时，（注：参见《哲学研究》93年第6期。） 他仅仅抓住“实践”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及其与“人”的存在的关系这两点去说明“传统教科书体系在‘实践’上的失误也就是在‘人’上的失误”。虽然高先生切中时代特点，将现实中对人的关注引入哲学之中，使之在和实践的关系中获得新解，为解决现实之中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提供了很大可能性，但我们也发现，由于马克思本人并没有说过“实践是人的生存本性”这样的话，高先生对马克思的解释显然溢出经典文本，所以高先生在进一步讨论“人”的本质时，其理论立足点之“实践”和“人”的二元矛盾不仅没有解决，反而随着他的研究的深入愈发明显地表现出特定的人学逻辑来，在其《突破真理论的传统狭隘视界》一文中达到高潮。该文中，高先生将人的本质定位在“人是一种实践的存在，以实践为生存本性的存在”，而“实践”则是“制造活动”、从根本上而言的“无中生有”或“有中生无”的活动，“实践本性意味着，人是一种自我创造的存在”，故“人的本性也就是颠倒的自然本性”。这样，“实践”最后成为“人需要去制造假理，然后又必须去追求真理的根本缘由”。（注：高清海：《突破真理论的传统狭隘视界》，载95年《哲学研究》第8期。） 这是值得商榷的。高先生这里指出了我们历史反思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主体进步问题。弘扬主体性，在我们今天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高先生强调这一点，也正是强调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这是马克思主义题中应有之义。不过，高先生对现实的反思却明显地呈现出一种过分善良的主观愿望，因而提出了超出现实发展可能的要求，走向“矫枉过正”。以此为出发点对马克思的解读，很可能形成对马克思的过度诠释，对现实反思也缺乏可靠的基础。因而在真理问题上，高先生实现强调弘扬主体性的理论成果后，强调人的“反自然本性”结论，引发了新的思考的同时，也呈现出美中不足。如在该文中提出的“关于存在和对象的真假判定”，“人的创造性表现和证明”，“人的‘反自然界’本性和能动性证明”等，这些问题引起了其它理论家的兴趣，招致不少商榷。事实上，在高先生文中确实表现出不少理论上难解之处，如在真理与价值和审美问题上陷入困境，用人类审美的例子来证明真理问题的“主体性”的重要；不能说明实践检验真理的具体方式，将“当前现实”中的实践理解为普遍的方式，并从理论一般出发，简单地取消了理论活动和物质实践活动之间严格的界限，最后诉诸于“真理必然是体现着人的理想和追求的真善美的统一体”这样的抽象。（注：高清海：《突破真理论的传统狭隘视界》，载95年《哲学研究》第8期。）
令人感兴趣的是，高先生在这种认识上全面提出了一种的“类哲学”思想，形成庞大的人学体系。从大量高先生的文章看来，“类哲学”的最根本是通过哲学来反思“人就是人的最高存在”这一命题，“迄今哲学历经的形态实质就是人所经过的发展历程，哲学走过的道路也只是人的成长历程的理性照映”（注：高清海：《人的未来与哲学未来》，载《学术月刊》96年第2期。），因而“人是哲学的主题和实质”。 除了“人的本质”问题，“人的生成和成长”问题，高先生也从马克思的结论中延伸出来，他所依赖的仍然是“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从这一理论出发，对人类历程进行考察的结果是，在完成了“两个阶段”之后，必然走向自身本质的实现，具体说就是人凭借自由、自觉的实践（也即‘反自然’的否定性活动），“不但制造了人的生活、人的生存环境、人的对象世界，也创造了人的本质自身”，最后形成“类集体”——“已形成为人的、作为人的那种个体的集合体”，个人则实现为“类主体”——“每个人都已自觉为人，把个人存在纳入他人的本质，也把他人存在纳入自己的本质，各人都以人为自我主体的人的自为存在状态”。（注：高清海：《人的未来与哲学未来》，载《学术月刊》96年第2 期。）高先生用这些思想解释马克思，源于我们已经强调的对重大实践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如他也反复提到生态危机、“虚幻的集体”、主体性危机等，表现出理论家对社会和人的关怀，并提供宝贵的研究思路。但这思路也太多地带有理论家个性特征，因而不仅对马克思，而且对当代实践和理论思潮的理解都明显地带上了主观愿望。鉴于这一理论倾向的“强调主体性特征”，我将这种理论模式称之为“主体性扩张阅读模式”。
二
俞吾金先生在近年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十分活跃，其研究内容广泛地涉及自然辩证法、意识形态和人学等主题。他所提出的“马克思的知识考古学方法”，“以非欧社会、尤其是东方社会为重要研究对象的英、美、德、俄人类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来源和第四个组成部分，以及马克思主义时空观和物质观新解等，都可以说令人耳目一新。其广阔的视野和活跃的思维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启发，为解读马克思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启迪，形成一种十分凸显的马克思解读理论模式。和前述理论模式的不同的是，他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文化背景出发，用当代西方哲学文化发展的最新成果来操作的。因此，我用“当代西方哲学主导话语指向阅读模式”来指称这一理论倾向。
在俞先生看来，他工作是“寻根”。首要之急便是从被当代哲学文化思潮运动表象掩蔽了的“价值迷失”之“困境”中走出，确立“客观的价值坐标”。他从“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契合历史潮流发展的客观趋向和本质，因而具有其内在真理性”（注：俞吾金：《寻找新的价值坐标》，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这一认识出发，从广泛的文化背景中，尤是其专长的现代西方哲学文化和中西文化的冲突中汲取支援，（注：俞吾金：《寻找新的价值坐标》，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 174页。）提出以“独立人格、自由、平等、民主和科学精神为特征的价值坐标”，（注：俞吾金：《寻找新的价值坐标》，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以此作为理论研究的基础。
客观地说，这一坐标也并不容易操作，如“自由”、“民主”的“客观”性及其内涵，在思想史和现实的意识形态对立中有着广泛的理解分歧。这一点俞先生也注意到，深入俞先生的观点之后，我们发现他为自己设定了这样一个现实的基础，“只有深入领悟社会形态时间观，才能有效地避免价值迷乱和主体误置的现象，找到并坚持新的、客观的价值坐标”（注：俞吾金：《寻找新的价值坐标》，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社会形态时间”术语是俞先生基于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提出来的，它指“在进行比较文化研究时，我们只有肯定处在同一社会形态阶段上的不同文化模式，其文化才是同时代的，才具在可比性”。（注：俞吾金：《寻找新的价值坐标》，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 386页。）这一确定而实在的原则，从根本上说是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原则方法的具体把握。这个坐标，体现出开放的研究立场和思维方式，它对当前的理论探讨毫无疑问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也使得方法问题成为俞先生关注的核心，使他能够打破“狭隘的历史主义的方法的界限”，“超越单纯知识论的视野”，广泛注重分析哲学、释义学、发生学、精神分析以及结构主义、现象学、证伪主义、哲学人类学甚至历史编纂学等方法，（注：俞吾金：《寻找新的价值坐标》，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4—176页。）形成他的学术主题和特点。
俞先生的“寻根”工作，正是为了重新发现马克思，从而重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信念。在对马克思主义总体判定上，俞先生指出：“马克思所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则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反叛知识论哲学的”（注：俞吾金：《寻找新的价值坐标》，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8页。），它所实现的哲学变革， 确立了马克思哲学在未来哲学总体框架中的地位。在意义探寻角度上，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根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并将之溯源为“社会存在本体论”，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也就是劳动本体论”，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见解尤其体现在他对现代社会的异化劳动的深刻分析中”（注：俞吾金：《寻找新的价值坐标》，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90—491页。）。
他从对知识论的超越上，进一步引申出两点结论：一是“全部知识论的内容必须在这个新的基础（指社会存在本体论，引者注）上得到新的说明”，“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最初的，最基本的社会存在本体论，哲学的所有的认识应该从这一基本本体论中引申出来”；二是“现代哲学本质不是认识论或知识学，而是价值论或评价学”（注：俞吾金：《寻找新的价值坐标》，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页。）， “以寻求真知为出发点的知识论哲学已为寻求意义为出发点的价值哲学所取代。哲学已不知不觉地站在新的起跑线上。”（注：俞吾金：《寻找新的价值坐标》，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5页。）这里， 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被重新设定，体现出时代的特征，表现出俞先生对当代西方哲学研究方向的准确把握。但是仅从这一点表现，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包含在内，说它也是意义的探寻，这是值得商榷的。
从西方的文化背景与当代最新哲学文化成果中阐发马克思当代的意义，这代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入口，俞先生开拓性的工作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是，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俞先生都没有能够深入马克思的文本，在理论上进行充分说明，而表现出对人道主义的友好，应该说并没有超越出人本主义解读模式的局限。例如，俞先生指出：“实践唯物主义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人道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注：俞吾金：《寻找新的价值坐标》，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90页。） 一下子综合了当前学界对马克思解读的二大成果——实践唯物主义和人道主义，但是他并没有进一步从马克思的文本中去解释“实践”和“人”的关系，也没有梳理这种解读的历史背景。事实上，从实践的角度出发，它反映当代实践格局中主体性增强的重大特征；而人道主义的认定也突出了主体性的一面。这两种思潮对于解决理论和实践间的矛盾有着重要的启示，但它们的缺点也是明显的。前者在“实践”范畴理解上至今仍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并给以现实的运动取消科学探索理论这一不良倾向提供了借口；后者则基本上是从马克思早期文本的主题出发，强调马克思思想史一个阶段的特征并以此来覆盖整个马克思主义，大有以“人道主义”的旗帜消灭马克思主义科学立场和方法的嫌疑。对这两个缺点的解决，不依赖对马克思文本的真切而深入的把握是不能做到的，而俞先生恰恰在这里停止了，并倒向人道主义，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所以说，这一模式也隐含着矛盾和缺点。从实际看，现代西方哲学文化的东西本身能不能直接用作重新解读马克思的参照系，在理论上是值得探讨的。缺乏必要的分析和批判，不照顾其深厚的当代西方社会历史背景，在理论家那里很可能形成一种先入为主的思维，导致对马克思的误释，对读者而言，则可能引起更大的混乱，形成对当代西方哲学文化主导话语的滥用。这也是俞先生“社会形态时间”之说所提出来的一个重要问题。回到俞先生的“客观价值坐标”，它的难解反过来暗示着从马克思主义之外引入独立的、客观的评判标准的难度和不现实性，我们不能超越马克思本身的思想去创造一个“新”的也是反传统教科书的体系来。
三
第三种解读模式，我们称之为“文本逻辑历史分析解读模式”。其重要特征在于其对经典作家文本的理论逻辑及其历史背景的深入分析，为厘清马克思丰富文本的所包含的术语矛盾以及因此产生的种种误释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这一理论模式和马克思的文本的新发现以及由此引发的对马克思解释分歧有关。阿尔都塞的科学主义立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倾向以及前苏东70年代以后的文本研究重要成果等都构成其理论的重要前提。这一理论模式所坚持的理论立场是：“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应该由马克思本人来回答，即我们必须从马克思思想的深层历史逻辑结构之中去探寻马克思主义。
70年代末，孙伯鍨先生从马克思早期思想历史逻辑入手，首先探明了他的思想发展特点及真实道路，提出了马克思早期思想两次转变论和两种逻辑相互消长的观点，为解决“两个马克思的神话”问题和全面解读马克思做出了最重要的基础贡献。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一书中，孙先生指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著作中才真正完成自觉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革命，确立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视界。而这之前，完成的都只是从唯心主义思想背景转向费尔巴哈式的人本唯物主义和从民主主义转向一般共产主义。在其整个思想逻辑的发展中，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样的文本，包含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逻辑，即人本主义所体现的隐性唯心主义历史观和从客观现实出发的科学逻辑。（注：参见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这样，他说明了作为马克思核心的思想、观点和方法都不是天下掉下来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使人真实地感到，“从第1卷到50卷，毫无保留地引用马克思是非法的”。应该说， 孙先生的工作，为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相当清晰明了的思路，特别是对于解决围绕文本的种种非文本争论有着相当大的意义，可惜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很少有人注意这一理论模式，这可能和具体表述方式有关，也可能因为孙先生工作集中于1848年之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研究这一较狭的范围有关。当张一兵先生在90年代初重新审视马克思的一手文本，充分汲取当代各学科方法论进行再梳理的时候，问题显然有了进一步的深入。张先生仍然从早期开始，几乎对每一著作和手搞都在文本考证基础上进行新的解释，形成了一系列解读成果，证明和支援从而也丰富和完善了孙先生的工作。对于他来说，不仅是马克思的所有著作，而且是同一部著作，如果不加特设说明的引用，也是非法的。
至95年《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出版，这一理论模式基本上已经成功地综合了其在具体解释过程中运用的多种方法而形成自身的解释格局。该书首次提出并证明了，成熟的马克思并没有放弃从人道主义的立场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只是扬弃这种批判的抽象性质，使它建立在严格科学的历史辩证法的基础上，历史唯物主义完整地包含着主客体两个辩证的向度（注：参见张一兵：《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及171—17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这样，这一模式在理论上就完成了从马克思思想话语逻辑的转换历程到马克思思想的结构性变革，从方法到批评，从历史理解到意义的拓展等诸方面的建设，形成能够和当代相近成果直接对话、打破某种话语权威，构建并行理论结构的框架。这对于展示一个真实的马克思，从而构建能够解释、指导当代社会实践的理论框架无疑有着重大的意义。从张一兵先生《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来看，他已经将这一理论模式的成果扩大到整个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全过程，逐步完成对马克思主义之核心——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解释，在解释中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澄清，特别是对马克思《资本论》一版序言中“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表达，提出了相当有说服力的解释。（注：参见张一兵：《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及171—17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它将以马克思的一手文本回答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并进一步在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问题上给予出自己的答案。在最新的理论研究中，张先生又提出“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中的三大理论制高点”，并以此梳理出马克思经济学历史研究对理解其哲学的关键性作用，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如果说不读懂黑格尔的《逻辑学》，就不可能真正弄懂马克思的《资本论》；那么还需要翻转这一界说，即不真正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社会历史）研究思路，也同样不可能完整地获得对马克思哲学内在进程的科学认识”。并且明确地反对两种“断裂说”——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断裂说”和传统研究中的哲学向经济学转变的断裂说。（注：见张一兵：《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中的三大理论制高点》，载《哲学动态》1997年第6期。）
回到马克思，本身并不是沉到马克思的故纸堆中淹没自己，它的真正出发点和意图在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为现实实践的服务。从这一理论模式的成果看，我们不能回避它从对文本的历史分析中提出的问题、形成的结论。在这里，这种模式也表现出重大不足，至少在当前，它和前面两种理论模式相比，缺乏对当代问题的直接关注，尚未能实现其走向实践的理论目的。其可贵之处在于能够潜心于马克思文本，去涉及问题的初始点，正本清源，从而为革新传统解释框架和理论创新提供最可靠的依据。
四
综观这三种理论模式，在显性特征的分歧背后后，它们之间有着深刻的一致性。从根本上而言，我们并不能完全脱离和西方哲学及本土实践这两种反思模式的关系，找到一条他路。前面两种模式恰巧代表着马克思解读的西方哲学和本土实践二种入口，因而对他们的讨论将直接转化为对这两种出发点及相关思维方式在重建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的意义讨论。这二者都关注“真理和价值问题”，俞先生关注在理论研究中的“客观的价值坐标”体现，作为自己的理论出发点，高先生则将这一问题置于“真理标准”之中，而形成自己的理论归宿；他们也都在“哲学未来形态”问题上留上很重的笔墨，高先生集中于“人”，俞先生则聚焦于“意义”；他们都将当前理论热点“实践唯物主义和人道主义”进行综合的努力；都依赖于理论界垂青的马克思文本和观点，如“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等。文本学派则将这些问题深深地蕴含于马克思的文本的钻研之中，让马克思本人说话，表达出忠实于原作者和原著的客观立场。
对于本土实践的反思是我们深化对马克思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坚实基础，十余年改革开放实践所引发的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深化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世界的种种可能的方式，扩大了我们的视野。本文论及的前两种模式所形成的丰硕成果及给我们提供新启示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这两种模式也暴露出其自身的缺点，虽然理论家个人的知识背景和思维方式之间存在不小的差异，但从最后“主体性”和“人道主义”理论共同特征看，时代的优点和缺点都深刻地在我们讨论的这样重大理论家身上体现出来，特别是他们没有从更深层意义上反思传统教科书之所以失误的原因，故而不同程度地体现出“非文本诠释”的倾向。文本学派在把握马克思本身要高于前两种，在当前，它的重要成果在于“回到马克思”，这恰恰是针对马克思之后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却未能解决的重大问题。应该说消除时代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歪曲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教条）对马克思的掩蔽、冲破意识形态主导话话的牢笼的最重要基础在于对马克思原著的深刻理解。这一理论模式正是在经典作家思想的动态发展中去理解经典作家在不同时期文本表现新世界观术语的矛盾。它的理论贡献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也为完成前两种模式提出的任务提供最坚实的基础。但是，和其他两种理论模式相比，它在当前尚不具备前两种模式的优点，对马克思主义形成史的厚爱极大地限制其对当代问题的发言，如何进一步发挥其现实的作用，这是它面临的最大问题或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以上三种模式实际表现出来的优点和缺点，反映着马克思主义研究对革新的参照系的寻求和探索过程的艰难与阵痛，也充分表现出这种探索的意义与价值。在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日益多元与复杂，我国社会经济文化进一步转型的条件下，我们必须保持一种清醒与警觉，从守卫传统教科书解释框架到对这种传统的大规模的批判，批判者或创新者本身必须不断检讨自己理论的“背景书籍”，真诚地梳理自己的理论立场。只有这样，才能具体到马克思的解释上，防止形成种种明显的误释却不能正视、或干脆就是断章取义地理解，在一种“反映马克思主义在现代条件下的发展”和“准确在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崇高的目标下，形成对马克思的过度诠释或非文本性误释，一种可以称之为对马克思的“神圣误读”，最终可能偏离了正确的方向，也偏离了其力求在现代性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并获得较大现实意义的初衷。传统教科书体系需要革新，这不仅是学界中人的共识，而且反判已成定局。创新的立足点在何处，又凭何重建，激发着进一步的理论探讨的深入，也即，马克思主义现代解释模式问题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本身的一个重大问题。
从以上讨论可见，目前各种理论模式是从不同的方面切入这场理论运动的，在结论上呈现出互补的特征，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不久之后，几种模式之间会出现新的整合，在相互借鉴中共同走向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对其研究采取一种历史的同时也是开放的立场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以此看，我国目前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出的多元格局和单一权威传统教科书体系的失宠确实耐人寻味。在对传统教科书的突破和新的解释框架建立这一理论转型重大历史时期，对解释模式的反思和通过某种解释模式得出具体的结论有着同样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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