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日本现代化——日本正、反两方面教育改革经验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教育改革论文,两方面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3—313.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00）03—0086—05
一、经济上的成功与教育上的成功
近年来，国际上对日本的教育日趋关心，尤以美国为最。对日本教育兴趣如此的高涨、强烈，完全是日本经济成功所带来的副产品。教育是能证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迅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因素。1960年以来，欧美的社会科学家，特别是经济学家曾反复强调了这一点。进入80年代，日本经济进一步持续发展，生产力和出口能力进一步加强，于是，教育的重要性，再度引人注目。
要解开日本经济成功之迷，就要追溯到其内在因素——劳动力的优良素质。这种良好的劳动力，是在完善的学校教育制度的基础上培养出来的。日本经济的成功，完全基于教育的成功。这一点，已为国际上一致承认。七十年代开始的数学和理科的国际学力调查（即“学力奥林匹克”）中，日本儿童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但是，从经济角度看，只强调成功的一面，对日本的教育来说决非好事。因为这将引起对日本教育现状过高的或过低的评价。现在，生产力发达的社会面临的各种教育问题，其中多数也存在于日本。先进国家的教育问题也是日本的问题，同样，日本的问题也是先进国家的问题。仅从日本经济成功的角度看日本的教育，只强调教育的成功，就会看不到高度产业化社会中教育问题的共同点，就会在唯日本论的圈子里再错一步。
二、明治维新与战后教育改革
对于日本教育如何去理解？如何从深层结构中去剖析？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只有先将这一复杂的论点简化，才有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说明白日本教育的基本构造及其真相。在此，先设定3 组关键词，第一组是二个“R”：“Restoration”和“Reform”；第二组是2个“C”：“Control”和“Competition”；第三组是2个“E”；“Efficiency”和“Equality”。
第一组中的2个“R”，意味着明治维新和二次大战后的改革。如果抛开19世纪60年代来和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的二次“革命”，根本无法想象日本教育基本特性。第1个“R”。即明治维新，发生于19世纪60年代末，虽应被称为：“Restoration（王政复古）”，但是， 新政府所做的事，却是完全废除传统教育，创建新的西欧式学校教育制度。这次教育改革，不仅在学校教育制度上，甚至在学校教育的建筑、教具、教科书、课程等方面，也完全模仿欧美各国，中国古典文学被排除出所有阶段的学校课程之外，甚至开始认真讨论要不要从小学开始用英语教学。政府充分认识到：教育是推动现代化、工业化的最主要手段之一，到19世纪末西欧的学校教育体制已在日本完全扎根。
1945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在美国占领下，经历了第二个“R”，即战后革命（Reform）。对美国来说， 日本的学校教育制度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盲目崇拜，是军国主义的温床，为了把日本变成一个坚守和平的民主主义国家，就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改革。这第二个“R”的典范，就是被认为最民主、最进步的美国教育。 被占领下的改革，是一次不亚于明治维新时代的彻底的改革。必须说明，第二次教育改革，是基于已经达到很高水平的近代学校教育制度上的改革。14岁以前受教育的人数，1940年已达到83%。并且即使从一万人为基数的高中就学人数看，1920年，日本已超过了英国和法国。如果把第一个“R ”作为前近代教育到近代教育革命，那么第二个“R”， 就是从西欧的尖子型学校教育制度，到美国的大众型制度的革命。
当然，这并不是说，经过这次战后革命。日本的教育已完全美国化了。从创立以来将近70年的日本教育制度，在许多方面具有与美国相反的特点和结构。战后改革，面临比明治维新以来更强的阻力。1952年，占领期结束之后，出现了一系列旨在恢复战前的再改革，只是它并没有触动战后改革的基本结构。政府和文部省希望进行再改革，以日本教员为中心的左翼势力为了维护战后改革，曾进行过强烈的口号战斗，但最终不得不妥协。这种妥协性的再改革，导致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日本经济高速发展。
三、日本教育的统制
上述第一个“R ”（Restoration ）即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是由近300多个各自独立的政治单位——藩组成的，是一个分权主义国家。 中央政府，即幕府拥有的权力微不足道。也不存在全体性的统制和管理教育的中央行政机构。各藩拥有为武士办的学校（藩校），为庶民办的学校（寺小屋），相互间不存在任何关系。建立学校和设置课程等基本各自为政。
就此一点，对于以欧美各国为榜样来推进近代化发展的日本来说，设计新的学校教育制度，是不能等待民众自发势力的，而应该依靠国家自身的力量，做有计划的、有意识的努力。文部省不但规定了新学校教育制度的构成，而且还详细规定了各学校必须有的设施，年级组成以及课程和教育内容。结果使日本近代学校教育制度，从一开始就处于中央政府和文部省的强有力控制之下。
日本的行政系统由国家、府县，城镇村三层组成，教育行政也不例外。作为教育经营主体的初等教育由城镇村负责，中等教育由府县负责，高等教育由国家负责。各阶段教育维持、经营所必需的资金、人力、财力等等的筹备，原则上由各个行政主体负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各个行政主体在可以灵活分配资源的同时，还有全面安排的自由。学校必须拥有的设施，教员人数，年级规模，课程设置等，都是由文部省规定统一的标准，并严格监视执行的情况。战前，初等和中等教育的课程由国家统一规定；战后，小学的教科书也实现了全国统一。全国的小学，都使用同样的教科书，学习同样的内容。并且，各校的年级规模、教室、校舍等设施基本相同。
第二个“R”（Reform），即以全面美国化为目的教育改革。 战后，日本极端的中央集权式的文部省的教育“统制”，受到了强烈地批评。占领军曾设想解散文部省，将国立大学委托给府县，将中等学校委托给城镇村管理等。这些设想最终虽未实现，但毕竟采取过一系列“美国化”的改革措施，诸如：废止国家教科书制度；自由设置课程；设立地方教育委员会等。
然而，50年代后，出现了抵制这种“美国化”的再改革的呼声。实际上是要重新加强曾经被放松过的文部省的“统制”。具体表现为：地方教育委员会的公选制改为任命制；改革教科书审定制度；强化了学习指导要领的标准性；减少高中阶段的选修科目等。日本的学校再次落入文部省强有力的统制之下，虽然这种统制比战前有所减弱，也比较间接，但毕竟是加强了文部省中央一级的行政管理职能。
四、日本的教育与竞争
必须指出，文部省这种强有力的“统制”并不排斥“竞争”，相反，这两者是有机的组合在一起的。
如前所述，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是一个明显的地方分权式的地域主义国家。近300多个藩，实际上就是近300多个独立的国家。明治新政府废除了藩，把全国分成48个府县，分别设置了由政府委任的知事，形成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就教育而言，与其说否定了根深蒂固的地域主义，不如说是对其进行了积极的利用。也就是说，确定了教育发展的目标和基准以后，人们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通过地域主义感情，而引起各个地域间的竞争。
日本是被称为集体主义的国家，这种集体的主要单位，战前是地域和家族，而设置学校的基本单位就是地域。就初等学校教育而言，文部省只要对全国的城镇村设定人力、物力等教育条件就可以了。城镇村为了不落后于其它地方自然会为了实现义务教育作出各种努力。在中等和高等教育方面，文部省也十分巧妙地刺激了各个县府之间以旧藩意识为基础的自尊心。从19世纪80年代后期到20世纪初，文部省号召各个府县，设置中学，办实业学校；设置女子高中部。这个号召，在各个城镇村中，引起了设置学校的激烈竞争。这样，在1890年还不到110 所中等学校到1900年已增加到410所，到1910年猛增至990所。日本以文部省为经营主体的高等院校，也反映出了同样的竞争过程，一有设立新的国立高等教育机构的计划发表，就会在各个府县之间掀起相互竞争，文部省正是靠着这种竞争，以捐款形式，筹集了设置国立学校的大部分必要的费用。教育普及和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集体，即家族间的竞争，这对日本教育的普及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激烈的考试竞争是日本的学校教育制度成立至今的一个稳定的特征。日本在模仿欧洲教育制度的同时，把毕业资格作为进入下一个阶段学校的入学资格，不采用毕业考试制度，而由各个学校独自进行考试，择优入学，这就向大众提供进入高一级学校的入学机会，展开了能力竞争。并且政府赋予各学校毕业生各种各样社会性的，职业性的特权。特别到了近代的初期，中央政府官员这种具有最高社会权威性的职业任命，开始重视学历。这势必使人们的关注移到了学校教育制度上。因此，学校教育制度为那些希望提高社会地位的人，提供了一个按能力竞争的开放场所，竞争胜利者可以因此获得较高社会地位。获得这种提高社会地位机会的，最初是当时没落阶级即旧武士阶级的子弟，他们担负着没落家族东山再起的重任。20世纪以前，中等、高等教育机构的在学者，大多是这些经济拮据而又雄心勃勃，智力超群的旧武士阶层出身的年轻人。而这种以学校教育机会为中心，以家族为单位的能力主义竞争，不久就扩展到了其它阶级，从而使参加竞争的人数不断增加，入学竞争进一步激化，也提高了升学率。20世纪初，所谓“考试地狱”第一次被作为问题提交到了当时的帝国议会。
战后，家族制度崩溃，小家庭化不断发展。入学竞争，立即从以家族为单位，变成了以个人为单位。但是尽管如此，家族的影响力，仍以教育爸爸、教育妈妈的形式，即以父母对孩子关心的形式存在着。在文部省有力的控制下，父母和孩子把学历作为竞争目标，把入学考试作为“跳龙门”的阶梯，使自己的孩子能考入一流大学，进一流公司，这是战后日本所有父母的共同心愿。因此，在激烈竞争的条件下，日本的教育制度得到了人们的支持，获得不断巩固发展。
五、教育效率性
正因为日本经历了以统制和竞争（2个“C”）为特征学校教育制度二次变革（2个“R”），同时也使2个“E”，[即效率（Efficiency）和平等（Equality）]的实现成为可能。
先说“效率”。日本的教育，即使在先进国家行列里，也属首屈一指。每个学生的教育费与欧美各国相比，属于低水平。每个教员负责的学生人数，要比欧美高的多，设施也不能说十分完备。但是学生高水平的学力，已从国际学力调查结果中显示出来。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就学率仅次于美国，入学者的毕业率高于任何国家。高中的就学率达到95%，中途退学率还不到2%。 如果把这种高水平看作从近代学校教育制度创建至今120余年达到的水平，那么，日本教育的高效率， 应该说是不容置疑的。这种高效率，可以看作是2个“R”和2个“C”的产物。
日本教育行政的最高机构——文部省，不但在设施设备，教员人数，年级规模等人力，物力条件上推行规模化，标准化，而且对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也推行彻底的规模化和标准化，至今仍然如此。即使是大学，也必须按文部省规定完善设备，组织系科和专业，设置课程，学校和个人的选择自由很少，这样使得资源浪费也很少。在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不同孩子之间，都为达到同一标准而竞争。
在分配有限的资源，特别是资金的时候，文部省把重点放在那些对近代化和产业化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人才培训上，即重点抓高等教育及其专门职业教育。具体地说就是国立高等教育机构和理工科的专门教育是投入资金的重点对象。战前理、工、农、医各系的在学者，占帝国大学在学者的多数，正因为有了这种培训人才的机能，教育便大力地，有效地推动了产业化的发展。
除此以外，日本文部省的这种政策也向私立学校开放。现在，日本80%的大学生在私立学校就学，并且，其中的大多数（70%）正在学习专业性较低的人文、社会学。因此，以人文和社会学为教育中心，并不断发展，正是日本私立学校出现至今的重要特点。这种私立学校，一方面要文部省统制，一方面却得不到任何官方的资金援助，但是，它却以较强的生命力在与国立和公立学校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并且不断得以发展，扩大。在私立学校中，学生的学费是私立学校存在、发展并不断扩展的唯一财源。交纳学费者的人数不断增加，是各种学校在开拓市场上作出努力的结果。表现出日本在教育改革过程中有限的资源得到了有效地开发和利用。
六、日本的教育自由化
以上只从日本教育成功的“正面”进行了论述，近年来，被称为日本“教育病理现象”日益严重，因此，我们要全面了解日本教育改革的全貌，还应该看到它的“反面”的负作用，日本教育的“反面”包括：“考试地狱”的严格考试竞争；学历主义；填鸭式教育；教育的统一性；高等教育质量的低劣等。这些在战前战后曾反复被批评和被改革的对象，至今也未得到最终的改善和解决。人们深深感到，作为新时代的教育改革内容必须对包括“正面”在内的日本教育的“真相”及其基本构造，再次进行正式的研讨。
1984年由中曾根内阁设置的“临时教育审议会”，便是当时研讨的主要舞台。这次审议会召集了各界代表和有经验的学者，共同研讨教育改革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了“第三次教育改革”的口号，但最终仍没有提出改革的具体规划。但是，“临时教育审议会”还是依据日本教育历史和现状，展望21世纪的日本教育，进行了3年多的讨论。因此， 可以说它是教育问题的一次“专题讨论会”，内容激进，对以后的教育改革走向有很大影响。临时教育审议会讨论的焦点是“教育自由化”。主张之一是谨慎地、认真地评价一个世纪以来创立起来的日本教育制度的基本构造。尔后日本的一系列教育改革正是沿着这条“自由化”的道路进行的。
纵观日本教育历史，可以看出日本教育的最重要特征就是：中央政府即文部省对整个教育制度的绝对“统制”。这不但表现为对设施等物质条件的控制，还涉及到如前所述的教育内容方面。在这种一元化统制的范围内进行着地区、学校个人之间的竞争，其结果是实现了有效的、平等的教育。临时教育审议会的“自由化”主张是在这种强有力的统制下，寻找日本教育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根源，即使不能根除它，也要使它大大缓和。教育“自由化”所提出的建议，如地方教育委员会的灵活化；重新研讨教科书审定制度；放宽设立大学的标准；课程设置灵活化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教育改革的“美国化”在基本方向上是一致的。曾经得到左翼势力支持和拥护的战后改革的旗号，40多年后摇身一变成了“教育自由化”。当然，这期间的变化是曲折而又巨大的：日本经历了1960年以后的高度增长，经济上与欧美各国并驾齐驱。与此同时，一直隐藏着的各种教育问题不断表面化，新的问题不断产生。一直受到严格控制的教育状态，无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日本教育正处在新的转折点上，这种危机意识便是临时教育审议会的“自由化”论争的背景。
事实上，社会物质生活的富裕，导致了人们在各种生活领域内逐渐获得更多的自由。教育是“自由化”最迟的领域之一，它成了各种教育问题的根源。进入80年代以后，这一点越发清楚。例如：出现了校内暴力行为，拒绝上学、中途退学以及孩子的反学校行为等等。这些都是由于孩子们意识到了学校强制性管理，因而对它产生了反抗心理。在学历主宰人生机会的日本社会，孩子们至少在18岁以前，无法选择学校以外的人生。强制接受学校课程，完全没有选择余地，学生生活受到了严格地束缚，从发型到服装，都受学校到教师的管束。进高中或大学时，不管是谁都要经历考试竞争。这种教育现实影响了孩子们的性格、动机的形成，削弱了他们的积极性。人们意识到，反学校行为增加，只是教育严惩的“病理现象”一种征兆而已。
日本教育制度，特别是高等教育缺乏适应新时代的灵活性，这在80年代已被作为重要问题提了出来。如：随着经济国际化，教育也随之趋于国际化，大量外国留学生来日本学习、深造；终生学习的时代已经到来，寻找这种机会的成人不断增加；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对新型的高度专业化人才的需求也在增长等。自90年代初，日本教育界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就明确指出：文部省严格控制的大学缺乏对这种变化和新要求的适应能力。社会舆论普遍认为，大学应该更加自由一些，扩大办学自主权。
七、21世纪日本教育改革展望
在迎来21世纪的今天，对处于改革转折点上的日本教育来说，这种“自由化”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但是，正因为它会造成教育基本构造的变革，所以有些上层人士，特别是文部省怕出现急剧的、彻底的自由化。临时教育审议会虽然强调自由化的必要性，却因文部省阻挠没有提出详尽的改革计划，但是，教育改革的自由化，确实已成为解决日本现在面临的各种问题，包括教育、经济、社会等问题的重要方面，这是无法回避的。
对进入90年代后而进行的教育改革，日本国民期待它出现第三个“R”，即出现教育“革命”，这也许不太现实。但是前瞻21 世纪教育改革趋势，暂时即使是渐进的、部分性的改革，积累起来，必定会朝着第三次“革命”的方向前进。并且，观察一下这样的教育改革的具体动向，便可以看出：日本的教育正在缓慢地、阶段性地朝着自由化的方向发展。例如：日本高中的“学习指导要领”已作了修改，实行选修课制度，课程设置多样化，在地方府县开了各类“个性化”学校，以此鼓励高中教育多样化。就日本大学而论，文部省以前规定的系和学科的组织法则，课程设置法等的“大学设置基准”也进行了大修改，推行多样化已提上议事日程。
综上所述，在实现了富裕，并且迎来成熟阶段的日本产业社会中，人们的愿望越来越高、要求用“自由”去代替“统制”，用“选择”去代替“竞争”，用“自由和选择”代替“平等和竞争”，朝着转换学校教育制度的基本构造方向迈进。虽然它可以带来许多新的问题，但是，它有助于解决日本教育一个多世纪以来的问题，有助于适应新时代社会和经济的要求，谱写出一曲新的教育成功之歌。而这第三次的“革命”成功之歌，也许要用另一组“C ”和“E ”， 即“自由的”选择， （Choice）和在此基础上达到的高等教育的高峰——“优秀（Excellence）”来说明吧！然而，第三次的教育“革命”，其广度、深度以及速度如何？21世纪的日本是否能依然保持经济成功者的地位？教育是否仍然是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将拭目以待。
〔收稿日期〕2000—0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