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农民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革命论文,时期论文,农民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能否正确认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制定出正确的政策，直接关系到革命的成败。对此，在大革命时期，中共的领导人、国民党左派领袖和共产国际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但其中取得成就最大的是毛泽东。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初步形成了他的农民观，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理论奠定了基础。但这时毛泽东的农民观尚处于形成时期，还不成熟和完善。本文试就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观的内容及存在的问题谈一点看法。
一
毛泽东开始以主要精力从事农民运动， 是在“五卅”运动以后。 1936年，毛泽东曾对埃德加·斯诺说：“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农村里阶级斗争程度。但是，在1925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运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1〕在此之前， 毛泽东并不是不关心农民问题，“只不过是同对工人工会的组织和商人组织等的关心处于同一水平，活动的内容也是以启蒙为中心。”〔2 〕后来有了1925年初乘回家养病之机秘密发动韶山农民，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创建农村党支部并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的亲身实践，特别是有了“五卅”运动由于没有发动农民而最终导致失败的经验教训，使他的思想发生转变。从此，毛泽东开始注重研究农民问题。1926年1 月至1927年7月间， 他发表了《中国农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接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课程，主编《农民问题丛刊》，并为该刊撰写《国民革命与农民问题》的序言；考察湖南湘潭、湘乡等5 县，写出《视察湖南农运给中央的报告》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些表明，对于农民问题的研究和实践确比党的其他领导人起步晚的毛泽东，不但很快赶了上来，而且走到了前面，表现他素有的勇于探索、大胆实践的开拓精神，形成了他在大革命时期富有特色的农民观。其主要表现在：
第一，从国情出发，在理论上提出了“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阐述了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
关于中国农民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国民党左派领袖以及进步社会团、学者也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证，指出“农民问题是整个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3 〕“农民问题是一切政治问题的中心问题”。〔4〕在阐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时， 他们一般是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证的。一是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来讲，没有农民参加，革命不会成功；二是从革命力量方面加以阐述，认为我国经济落后，农民人数众多，因此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三是在三座大山压迫下农民生活十分痛苦，具有革命的要求。与他们不同的是，毛泽东的“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论断，不仅提出是最早的，而且论证也是最深刻全面的。
首先，毛泽东从革命的对象方面加以分析论证。指出“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阶级（地主阶级），”他们“乃是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中国军阀只是这些乡村封建阶级的首领，说要打倒军阀而不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非不知轻重本来。”〔5〕“打倒这个封建势力， 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6〕因此，“农民问题乃是革命的中心问题。”在此基础上， 通过分析中国的社会结构，毛泽东认为，在国民革命中，不能把城市与农村相提并论，因为“买办阶级集中的区域，全国不过香港、广州、上海、汉口、天津、大连等沿海沿江数处，不若地主阶级之领域在整个的中国各省、各县、各乡。政治上全国大小军阀都是地主阶级（破产的小地主不在内）挑选出来的首领，这班封建地主首领即封建军阀利用城市买办阶级拉拢帝国主义，名义上实际上都是军阀的主体，而买办阶级为其从属。”〔7〕在这里毛泽东初步萌发了中国的革命以农村为主， 城市为辅的认识。因此，针对当时的许多人在城市里空谈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毛泽东大声疾呼：“要立刻下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要立刻下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熟悉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问他们痛苦些甚么，问他们要些甚么。”〔8 〕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强调要重视农村和农民运动，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毛泽东后来形成的中国革命的道路理论的思想萌芽。
其次，从革命的动力方面加以分析论证。指出：“国民革命就是各阶级联合革命，工农商学兵等几种势力构成了革命动力这个整体，彼此依赖，互为补充，缺一不可。”但有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9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的农民阶级作了科学的分析，指出农民中实际存在着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游民五种，他们分属于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三个阶级，十二个阶层。在大革命后期，毛泽东根据调查研究和领导农民运动的实践经验又认为“农民中有富民、中农、贫农三种。三种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观感也不同。”富农人数很少，对革命运动“他们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其中的左翼，“颇有跑入反革命地位的倾向。”中农约占全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在革命准备时期“他们的态度是犹疑的。”但是到革命潮流高涨时，他们中间的下层和中层都可以参加革命。上层“为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合着革命”，我们党应当团结他们，向他们多做解释工作。“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70%，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么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10〕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党应当依靠他们闹革命。这样毛泽东就不是把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笼统地看作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都看作是革命的动力，科学地指明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所应遵循的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和孤立富农，提出了贫农是革命的基本动力的观点。
最后，从在革命中的作用方面加以阐述。指出：“中国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阶级争斗的运动。其中表现得最突出的尤在政治争斗这一点上，这一点与都市工人运动性质颇有点不同。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并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特色。”孙中山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因此，“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11〕再次重申了中国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运动在国民革命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二，在实践上，毛泽东注重社会实践，在深入农村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他的农民观。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对中国农民运动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具有直接的实践性，可以说它是在现实斗争的实践中形成的。早在1925年春，毛泽东在家乡休养期间，对韶山地区农村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农民的要求，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后于1927年3月， 将这一时期的调查材料以《中国农村佃农生活举例》为名出版），并领导他们进行斗争，在实践中加深了对农民问题的认识，逐渐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从此便埋头于农民问题。1926年，在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毛泽东一方面向学员讲授革命理论，一方面通过他们了解农村情况，并注重引导学员理论联系实际，用调查研究的方法去认识农村的阶级关系，为学员拟出了36个调查题目，将学员的调查材料加以整理，编进《农民问题丛刊》中出版。并建议我们的同志都能深入到农民中去做大量的组织发动农民的艰苦细致的工作。1927年初，针对党内外许多人对农民运动的责难，毛泽东用了32天时间，行程1400多华里， 实地考察了湖南湘潭等5个县的农民运动。他广泛深入到广大农民群众中去，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获得了大量的反映农村大革命的第一手材料。在此基础上《视察湖南农运给中央的信》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情讴歌了农民的壮举，再次肯定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农民观，与此时的其他人相比，具有鲜明的实践性。他注重中国农村实际，注重调查研究，从中得到了很多启示。为他后来开拓出独具特色的中国革命道路奠定了良好的方法论基础。
二
在肯定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上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当时各种条件的限制，这时毛泽东的农民观也表现出不成熟的特征，尚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毛泽东没有认识到大革命后期农民运动已经存在着“左”的倾向。
农民运动的发展，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失去了中国革命的发展。但由于近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普遍落后，使农民作为小生产者不可避免地具有落后、狭隘、自私、迷信、狂热、平均等思想意识，反映到革命运动中，如果不加以正确的引导，会出现一些偏激、狂热等局限。事实上，在大革命的后期，农民运动的发展中也的确出现了“过头”，“幼稚”等“左”的倾向。如在1927年上半年，在农民运动中就普遍出现了在“反对土豪劣绅大地主中稍忽略了小地主小商人的利益”和“侵犯中农”的现象。〔12〕湖南流传着“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说法，出现了所谓“土豪往往不问姓名，就被戴上高帽子游街，也有当场经群众审判后立即枪毙的。”〔13〕这些表明，长期处于被奴役和残酷剥削地位的农民阶级，在革命如急风暴雨来临之时，一股强烈的反抗报复情绪油然而生，他们视这种仇恨的发泄为一种前所未有的痛快。这给当时的国民革命和国共统一战线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在当时，毛泽东对已经存在于农民运动中的“过火”行为缺乏认识，认为这是农民觉悟了，农民真正起来革命了的体现，没有认识到农民革命必须讲究一定的方法策略，把斗争的原则性与斗争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在当时这种斗争应服从于打倒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北洋军阀这个革命的总目标。毛泽东对当时农民的行动全面肯定，全面赞扬，认为“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14〕这在实际上对农民运动中“左”的倾向及其对当时革命的负面影响没有给以科学的揭示。
第二，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认识还不够全面。
在中国近代，农民阶级已不是一个先进的阶级。农民的落后性、保守性和盲目性等诸多自身的局限，不可避免地会对农民运动产生消极的影响。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列宁曾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运动有双重任务，即不仅要支持帮助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同时还要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克服农民的狭隘思想，而代之以先进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15〕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近代的落后性，加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便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湖南农民运动主要是群众以自发的和急风暴雨般的方式掀起的，当时我党的领导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组织上都跟不上，没有提出明确的农运纲领，对一些重大问题没有具体的政策规定，组织上也势单力薄。以湖南为例，“几百个农民中没几个农民党员，因此革命政策不能深入农村而为农民的作战的目标。”〔16〕这样党在事实上落后了。在当时，毛泽东没有认识到党对农民运动领导的落后状态。对这场主要是自发的农民运动全盘肯定，而没有分析这种自发性发展所产生的消极后果，也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政党应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使其逐渐从自发的行为上升到自觉的行为，使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同时，毛泽东忽视了对传统农民的文化心理分析和研究。农民作为小生产者，既有革命性的一面，同时也有消极、落后的一面。因此，无产阶级在领导农民运动中，在支持其革命性的一面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要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和引导，克服其消极落后以及狂热性的一面，这样才能使运动健康发展。由于没有看到农民身上的这些消极的因素，对农民运动中事实上已经存在的“左”的倾向就不能给以正确的揭示和分析，在某种意义上，就看不到其危害性。
上述毛泽东的农民观中存在的这些局限，主要是受当时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一方面，我觉尚处于幼年时期，加上共产国际的某些指导性错误，不能不给毛泽东的认识带来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政治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对毛泽东有一定的影响。但尽管如此，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上的早期探索，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
〔1〕《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谈话》，第44页。
〔2〕毛泽东：《政变与商人》。
〔3〕高熙：《中国农民运动纪事》，第176页。
〔4〕俞墉：《土地问题与政治问题》，载《中国农民》。
〔5〕〔7〕〔8〕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
〔6〕〔10〕〔11〕〔14〕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9〕毛泽东：《中国农民问题》（学长金绍勣的听课笔记）。
〔12〕《向导》第184期，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1册，26 页。
〔13〕胡愈之：《早年同茅盾在一起的日子》，1981年4月25 日《人民日报》。
〔15〕《列宁选集》，第1卷，第641页。
〔16〕《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第391页。
标签：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论文; 农民论文; 大革命时期论文;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论文; 毛泽东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