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怎样理解社会主义学说的第二、三次飞跃？——同于幼军同志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说论文,军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于幼军同志在百忙中还专心理论研究和著述，非常难能可贵。他主编的“邓小平理论与广东实践研究丛书”（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版）一套12本，理论紧密结合实际，以广阔的视野，全方位地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哲学、经济、政治、文化、对外开放、特区探索、一国两制等一系列问题，是近年来我国理论建设的重大成果。其中牵头的一本是他自己撰写的力作《社会主义学说的第三次飞跃》。这部40万字的专著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了较为详细而深刻的分析，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和体会，如认为“中国特色论”有三块基石、四大支柱、两个战略构想等，对读者很有启发。但是书中对社会主义学说第二次和第三次飞跃的划线和解释，却是令人难以苟同的。这里谨提出管见商榷，敬请于幼军同志批评指正。
作者认为：社会主义学说的第一次飞跃是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把空想变为科学，这一点是众人共识，没有争议；第二次飞跃出现于20世纪上半叶，主要标志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第三次飞跃发生于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直至当今，其中经过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中国新民主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原苏联、东欧的改革探索及其偏误的失败，到最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其中以“中国特色论”的形成和发展作为第三次飞跃的主要标志。我们感到，这样来划分和说明社会主义学说的第二次飞跃和第三次飞跃是存在不少问题的。
首先，把社会主义学说的后两次飞跃算在同一时间空间内，未必符合实际。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一次重大飞跃总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实现的，怎么可能在20世纪上半叶俄国和中国的革命实践中，对社会主义学说发生了一次飞跃，几乎同时，在1917年以后俄国和中国等国的建设实践中对社会主义学说又实现了另一次飞跃呢？几乎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怎么会有两次认识上的飞跃呢？把社会主义发展不同阶段的两次思想认识上的重大飞跃几乎重叠算在同一时段内，这样交错混同，就难以看清社会主义学说发展的不同阶段性。
其次，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割裂开来，分别算为两次飞跃，这样未必妥当。社会主义学说理应包括革命论和建设论两大部分。从19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制定的科学社会主义就蕴含这两大部分；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初，列宁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也兼有这两大部分。如果列宁仅仅提出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理论，那么他只是实现了对社会主义学说第二次飞跃的前一半，而很难说他已完成了对社会主义学说的第二次飞跃。事实上列宁不仅揭示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规律，而且也初步探索了在苏联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1924年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继承列宁未竟的事业，到1936年宣布在苏联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尽管斯大林有不少背离列宁思想之处，但是从列宁到斯大林，始终努力探索在苏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从1936年到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批判斯大林错误之前，全世界各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一直都把列宁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看成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看成是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际的活样板。我们要充分尊重这段历史。因此应该说，本世纪上半叶形成的列宁斯大林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学说的第二次飞跃。至于人们逐步认识到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严重弊病以及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很多背离，那主要是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尤其是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我们看问题应该要考察历史发展的序列，要有历史观点，不能截断、割裂历史，或者把历史搅混、错位。
最后，把社会主义学说的第三次飞跃说成起源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也是难以成立的；应该说大体上起源于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尤其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尽管毛泽东于1939－1940年就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论，那主要还是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新认识，关于中国未来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当时还谈得较为原则，而且缺少实践检验；尽管东欧的哥穆尔卡、季米特洛夫、铁托于1946－1948年曾先后独立探索区别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新路，但是都被斯大林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和单一模式打压下去了；1949年毛泽东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性的胜利，斯大林“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年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直到1956－1957年，毛泽东才真正鉴于苏联暴露出来的缺点和错误，“引以为戒”，开始独立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遗憾的是自1957年夏季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转向“左”的方面以后，这种刚刚萌芽的正确的独立探索就夭折了。1953和1956年之后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改革，长期也未能摆脱原苏联模式的束缚，并且继续犯各种各样的错误，终于导致1989到1991年苏联东欧整个发生剧变。只有1978年我们党端正了指导思想之后，逐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借鉴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和新科技革命世界潮流的推动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由邓小平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才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因此应该说，本世纪下半叶形成的毛泽东邓小平的“中国特色论”才使社会主义学说产生了第三次飞跃，当然这次飞跃还有待实践的检验和进一步的丰富、发展与完善。
至于我自己对社会主义学说三次飞跃的理解，详见拙著《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和拙文《从马克思到邓小平——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三次重大飞跃》（载《东岳论丛》1996年第4期，另见人大书报资料中心编：《社会主义研究》月刊，199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