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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5)03-0013-07 回顾2014年中美关系发展，基本呈先抑后扬的态势，上半年不太好，下半年好一些。从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特征来看，两国关系出现波动并不奇怪。中国是新兴大国，美国是守成大国，两国关系的基本面实际上是对抗性的，双方的战略利益是有冲突的。但是，中美关系遭遇逆风仍然引起了舆论的消极猜测，人们担心中美两国关系将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中美是两个超大型国家，两国关系对世界稳定与繁荣具有重大的影响，人们对中美关系表示担心是很正常的。那么，人们担心的中美两国到底会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怎样才能走出“修昔底德陷阱”？本文打算从分析中美两国关系的结构性特征入手对此进行探讨。 一、中美两国间的“修昔底德陷阱” 中美都是世界上超大型的国家，两国关系非常复杂。从结构性特征来看，中美两国目前已经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两国的战略利益具有对抗性和冲突性。但是，与历史上的“修昔底德陷阱”相比，中美两国间的“修昔底德陷阱”又有很大的不同。虽然中美两国不一定成为好朋友，但中美之间并不必然走向战争，两国关系的未来是开放性的。 1.中美关系很复杂，不能简单化定义为非敌即友 从2014年的情况来看，中美关系中上半年不是太好，这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中国宣布防空识别区，美国对此坚决反对。在2013年11月23日中国正式宣布东海防空识别区后，美国副总统拜登12月4日访华，与习近平主席进行长时间会谈，防空识别区问题是双方会谈的主要内容。虽然之后美国批评中国设置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调门有所降低，但继续批评中国设置防空识别区是“挑衅行为”，是“错误方向上的严重一步”，强调“既不承认也不接受中国宣布东海防空识别区”[1]。二是奥巴马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再次接见达赖。2月21日，奥巴马入主白宫后第三次会见达赖喇嘛，中国向美国提出了严正抗议。三是贸易摩擦继续加剧。在2014年最初两个月，美国对中国发起了两起“双反”调查，对5起涉及中国的贸易摩擦案件作出了复审裁决，贸易摩擦非常密集。四是网络安全吵得很凶，美国司法部以网络窃密为由起诉了中国5名军官，中方终止了中美网络安全工作组的活动。还有就是中国对美国在南海、东海问题上拉偏架不太满意，美国又觉得中国在这两个问题上咄咄逼人，所以2014年上半年中美关系不好，但是到下半年情况发生改变。 7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六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2014年度两国关系的转折点。对话前夕，奥巴马发表讲话称，美国欢迎一个稳定、和平与繁荣的中国崛起，我们致力于共同的目标，与中国发展扩大务实合作和建设性地管理分歧的“新型”关系[2]。国务卿克里在与习近平主席会见时表示，美国欢迎和需要一个强大、繁荣和稳定的中国，无意遏制中国或与中国对抗[3]。对话之后，中国海军第一次组团参加了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当然，中美关系的高潮是2014年下半年。APEC会议之后奥巴马访问中国，两国元首举行瀛台会，就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了新的共识。所以，从2014年的情况来看，中美关系在结构上是有问题的，否则两国关系上半年不会那么差，但另一方面中美关系很有韧性，否则下半年也不会弹回来。这是中美关系的总特点，里面有问题，但又有支撑它发展的条件。 进入2015年，中美关系总体上说比较稳定，还是既竞争又合作的正常大国关系，其中既有矛盾也有合作。一方面，中美两国间的既有矛盾并未消失。1月21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公布终裁结果，认定从中国大陆进口的光伏产品存在补贴和倾销行为。这意味着美国将对从中国大陆进口的光伏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2月5日，美国邀请达赖参加国家祈祷早餐会，并安排其与奥巴马总统的高级顾问贾勒特同桌，坐在奥巴马总统对面的桌上。虽然国家祈祷早餐会属于民间行为，是一年一度的活动，但仍然具有政治意义。对此，中国当然表示不满并反对。不仅如此，奥巴马此次虽然没有专门会见达赖，但在讲话中对其表示特别欢迎，并宣称达赖是“好朋友”，是“以慈悲为怀并鼓励我们为全人类自由和尊严而努力的伟大榜样”[4]。 另一方面，中美关系正在朝积极的方向发展。第一，2014年两国交流互访频繁。2月初，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邀请习近平主席年内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已经接受了邀请，并决定于9月份访美。美国刚上任一个多月的常务副国务卿布·林肯访华，就双边、地区和全球问题与中国交换看法。3月底，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两年多来第5次访华，就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有关问题取得了共识。第二，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再次转向积极。2月初，奥巴马政府向国会提交其任内第二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尽管仍然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保持警觉，并坚决反对以任何恐吓的方式解决领土争端，但与中国合作的范围是前所未有的。其中明确指出，美国一定要避免与中国冲突，尽可能多地寻求与中国的合作[5]。 可见，中美关系很复杂，既竞争又合作，问题很多，合作面也很多。中美关系不能进行简单化的定义，说两者是敌人或者是朋友。中美关系未来的前途是开放的，它存在多种可能性，不能说必有一战，这肯定不对，或者说必定成为朋友，这也不对。 2.中美关系已经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就是指一个新兴大国必然挑战既有大国，既有大国也会主动应对新兴大国的挑战，从而导致大国战争不可避免，这是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得出的一个历史性结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修昔底德专门研究了古希腊两个强大的城邦——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战争。他的结论就是“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有一战，后来西方历史就不断重演这一悲剧。根据修昔底德的结论，虽然目前中美关系比较好，但长期来看肯定有非常大的对抗。从结构上讲，中美现在实际上已经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中。 冷战结束后，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是世界的霸主，属于守成大国。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入世”推动下，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大国，属于新兴大国，事实也是如此。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总量达到美国的39.6％，2014年上升到64.1％，仅4年时间就缩小了25个百分点。中美关系的结构很清楚，即中美已经处在“修昔底德陷阱”中。这就意味着中美关系基本面上其实是对抗性的，双方战略利益是有冲突的，而且这种冲突比西方史学上的“修昔底德陷阱”还要复杂得多。因为，除了地缘政治和经济冲突外，两国还有意识形态冲突。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与美国有根本区别。在美国看来，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特别是在苏联和东欧剧变以后，中国成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美国将其视为意识形态竞争的主要对手。另外，国际环境的变化使亚洲文明和美国文明间的根本文化差异显现出来[6]225。中国是典型的东方文明发源地，美国是西方文明的“聚集城”，两国在文明方面存在冲突。所以，从结构上讲，中美处在“修昔底德陷阱”中，并且比一般“修昔底德陷阱”更复杂，因为其中有两个额外因素。基于此，中美关系中不时发生摩擦、对抗是很正常的。 与历史上的“修昔底德陷阱”相比，中美关系的复杂性超过以往。但是，中美两国合作也非常多，相互依存度非常高。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4年，美国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总额为5906.8亿美元，占美国进出口额的14.9％，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7]。这还不包括通过香港的转口贸易额1200亿美元，如果加起来就有7000多亿美元。在人类贸易史上，双边贸易一年达到7000多亿美元，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是最高的。不仅如此，中美双向投资存量也超过了1000亿美元。同时，中美民间人员交往也特别多，2014年，美国来华旅游入境人数209.32万人，中国赴美游客人数218.8万人。尤其是签证政策修改以后，中国公民旅美商务签证可达到十年，中国对美申请签证人数比例涨到60％以上，美国对中国的兴趣也在增加。此外，中美在经贸、环保、能源、气候、反恐、防扩散、全球金融稳定等双边、地区和全球性问题领域，具有广阔的合作需求，“如果中美之间不进行高层合作，许多世界问题就无望得到解决”[8]；反之，中美两国合作，“几乎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9]。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谈论中美关系时表示，尽管两国企业在市场上是竞争对手，但中美彼此在对方健康的经济中拥有重大利益[10]。从长期来看，中美关系有紧张的一面，即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中，两国关系存在对抗和摩擦，但也有与以往的“修昔底德陷阱”不同的一面，这就是相互依存，中美两国间的经济依赖程度、相互来往程度确属罕见。 二、中美两国对“修昔底德陷阱”的反应 在中美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背景下，中美两国需要有创新精神来塑造未来。坦率地讲，在创新精神方面，中国走在前面，中国提出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议。而美国还是比较传统的思维，它就是回归亚洲。对于美国来说，在世界上现在产生了一个新对手，它就要回到亚洲来围堵这个对手。中国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很有创意之举，但美国对此的态度是比较犹豫的，截至现在，美国虽没有否定这一概念但也没有爽快地接受这一概念。 1.美国实施“重返亚太战略” 从中国崛起的角度来说，2010年是比较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这一年中国的GDP按照市场汇率计算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当然，如果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1992年就超过了日本，但按市场汇率计算，18年以后才实现超过日本的目标。不仅如此，2010年还有一个数字让美国人震撼更大。就是这一年，中国的制造业总产值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此外，中国的发电量也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美国实际上是一个实用主义的国家，深知对于一个现代国家来讲，力量的脊椎就是制造业。只有拥有强大的制造业才能拥有强大的军事，进而获得领导权、定价权、金融权。历史上，美国在20世纪曾经面临过三个竞争对手：德国、苏联和日本。对于这三个对手，当它们的工业生产总值即制造业总值达到美国70％的时候，美国就发自动全民总动员来对付它们，直到将它们打垮。现在中国悄无声息地超过了它，而且经济规模居世界第二，美国自然就会警觉起来。 虽然中国舆论界贬低中国GDP世界第二的意义，但外界并不这么看。事实上，中国人怎么看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怎么看。对于美国来说，盯对手就是盯它的制造业，一旦达到美国的2/3就将它整趴下。结果看中国没看准，一不小心让中国超过了，而且是关键指标超过了。美国战略家当然不高兴。自登上世界舞台以来，美国第一次面临一个新兴大国的竞争，中国的崛起挑战了美国一个最基本的价值观[11]。一些战略家还专门研究了美国没有盯住中国的原因，认为：一是美国人骄傲了，冷战结束，美国大获全胜，就得出一个结论——历史终结了，人类作为生物还存在，但人类最好的治理方式就是美国的多党民主加自由市场经济，忽略了潜在危险；二是中国第二代领导核心实施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不让美国发现；三是中国太复杂，所有的数字都对不上，就是给你看了，你也看不懂，但实际结果却很好；四是本·拉登的影响，2001年小布什已经认定中国是主要对手，但“9·11”袭击发生后，美国人改变了这个判断；五是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把美国人给误导了。在反思原因的基础上，美国两党战略精英形成了共识，即中国是唯一一个有潜在可能性取代美国霸主地位的国家，其他国家不可能。他们的结论是，中国是“心腹之患”，其他都是“不足为患”。 基于历史经验，美国开始对付中国，提出“回归亚洲”，遏制中国崛起。2010年7月在越南河内召开一年一度的东盟地区论坛会议，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没有与中国沟通的情况下就提出“回归亚洲”这一主张，而且第一个动作就是介入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领土领海纠纷。美国提出“回归亚洲”的方式特别不合适，中国非常震惊。希拉里·克林顿讲完话后，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立即要求发言，讲了七点，用一个小时来批驳她[12]。在2010年提出“回归亚洲”以后，出于各种考虑，美国将它的名称变了一下，中间曾经用过一个词“转向”(pivoting)，再后来又改成“亚洲再平衡”(Rebalancing in Asian)，但实际上是用不同的名称称呼同一个战略。 美国提出“回归亚洲”战略后，有些做法在中国看来存在问题：一是突出军事性，有军事指标，宣称要把60％的海空军调到亚洲来；二是突出盟友体系，宣称要提升美国盟友的地位，如韩国、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等盟友；三是发展新伙伴，如越南、印度等。这些新伙伴从中国的角度看起来也都是有争议性的伙伴。此外，美国提出“回归亚洲”战略给中国在心理和政治上也造成了一些麻烦，中国在东海、南海面临很多新的争端。中国认为这些争议是受美国的鼓动而出现的，因为这些问题其实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开始了，但在中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下成功地隔离了领土争议这个“病毒”，已经平静几十年了，现在美国一“回归亚洲”，问题就又回来了。因此，中国对美国“回归亚洲”不满，而且用警惕的角度去看待。因为它的军事性以及针对中国提升其盟友关系，这个战略的负面作用是非常明显的。2010年后，中美战略互信就出现了一些麻烦，两国关系出现战略信任赤字。中国异军突起，美国做出负面反应，导致双方战略互信出现问题。 美国“回归亚洲”表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反应是比较原始、传统和现实主义的，实际上是在将中美两国往“修昔底德陷阱”里推。好在中国的反应总体得当，从而避免了两国间摩擦和对抗的激化。美国开始提出“回归亚洲”的时候，我们国家的整个指导思想仍然是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对美国“回归亚洲”没有做出明确反应。对此，香港媒体有一个总结，叫做“闷头发大财”，就是美国在中国家门口舞枪弄棒，满头大汗，而中国人不理会，在家里做冰激凌，做产品卖给他。美国属于脾气比较急躁的商业体，希望出招以后马上就得到回应，但没想到中国没有反应。虽然面对中国的反应美国很困惑，但是结果是好的，中美关系没有受到破坏，中美关系还是和美国提出“回归亚洲”以前一样既竞争又合作。党的十八大以后，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习近平主席上任以后对美国“回归亚洲”做出了反应。但是，他的反应也是美国所没有想到的，这个反应就是由中国来定义、主导中美关系。于是，中国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给中美关系提出一个积极的新方向，避免和美国发生正面冲突。 2.中国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引起了国际社会普遍担忧，特别是美国担心中国挑战其霸主地位，重返亚太对中国进行遏制，中国则积极寻求与美国共同摆脱陷阱。在2010年5月中美第二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时，国务委员戴秉国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的新思路[13]。2012年2月，习近平副主席访美，倡议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指出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应该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14]。接着，胡锦涛主席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致辞中指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中美两国国内情况如何发展，双方都应该坚定推进合作伙伴关系建设，努力发展让两国人民放心、让各国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国关系[15]。中国此时差不多已经找到了与美国摆脱“修昔底德陷阱”的新范式，但“新型大国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关系，中国没有明确阐述。 事实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面对中美两个超大国家处在某种战略对抗的情况下，中国提出来的一个解决方案，本质上是一种创新性的战略思路，历史上没有先例。因此，这是一个不断充实的概念，是一个没有简单答案的概念。明确和补充它的内容本身很难，而且主要是实践问题，不是理论问题，实践优先，理论置后，要先做起来。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加州庄园会晤，首次规范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三句话十四个字：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在2014年11月瀛台会期间，又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进行了充实。显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很有创意，三个方面的含义也非常正确，关键是落实到具体政策上，还存在一些障碍。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但这个关系的建构不是中国一家的事，必须是双边的事情，而且需要具体实践来补充。对此，美国的态度是犹豫的、变化的。美国官方有几个场合正式使用过这个表述：一是2013年3月11日，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汤姆·多尼隆在亚洲协会的讲话中使用了“中美构建既有大国与崛起大国间的新型关系”，但他接着强调构建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增进交流和开展实际合作[16]；二是2013年11月20日，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巴马的心腹苏珊·赖斯在华盛顿乔治城明确使用了新型大国关系这一词，表示“美国寻求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但在用了习近平主席这个词后，她马上改用美国的方法来定义，说为做到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必须做到七点[17]。还有一次比较正式使用新型大国关系一词是2014年11月4日，奥巴马来中国之前，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在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就中美关系发表谈话，也正式用了新型大国关系这一词，所以克里也没有拒绝，个别时候使用一下，但多数情况下他不用这个词，或者语焉不详，总想找个别的什么词来应对。 美国没有否定但也没有很爽快地接受这个概念，即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美国习惯或者受过去的习惯使然。美国总是认为自己比其他国家强，总是由美国来定义和主导双边关系，是敌人、是朋友、还是非敌非友，由它来定义。现在中国提出概念，要美国来学习，美国很不习惯。美国素来不喜欢别国来主导自己的外交理念，中国很罕见地先抢了话语权，美国对此要有一个适应过程。二是在具体内容上美国有点犹豫。美国认为，以前中国定义核心利益，要求美国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美国同意了，此后中国又不断地扩大核心利益，这使得它觉得自己上当了。同理，对于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说法，美国人认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的一个“陷阱”，中国希望利用美国的认同，让美国为中国所谓的“核心利益”背书[18]。因此，在中国给出非常清晰的定义前，美国担心上当，不愿意给予积极回应。 实际上，美国人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态度比较清楚，就是要开展实际合作，而不是强调原则和框架，“新型关系要用行动来界定，而不是用语言来定义”[19]。美国也比较赞成中美不对抗、不冲突的新型关系理念，美国官方也表示“美国决定选择一条和平、繁荣、合作甚至是竞争的道路，但不要冲突”[19]。中美关系总体来看还是比较乐观的，特别是奥巴马执政以来的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表示美国一定要避免与中国冲突，可以说，这实质上是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基本原则做出了一个正面的回应，这也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态度。 三、中美两国如何走出“修昔底德陷阱” 从结构特征上看，中美关系已经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不仅引起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波动起伏，而且对地区及世界的和平、繁荣与稳定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中美两国间的“修昔底德陷阱”与历史上的“修昔底德陷阱”有很大的不同，其中虽然有明显的对抗面和竞争性，但也有极为密切的合作面和依存性，从而为中美两国摆脱“修昔底德陷阱”提供了条件。中美两国必须共同努力，坚持底线，不能发生正面冲突，同时控制利益分歧，拓展合作范围，夯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走出“修昔底德陷阱”的阴霾。 1.中美要坚持底线，不能正面冲突 与历史上所有国家相比，中美两国都是超大型国家，英国、法国、德国在人口、领土面积上看都属于中型国家。中美两国的超大规模，决定了两国之间不能发生战争，否则人类就会濒临毁灭的危险。只有坚持政治底线，避免发生直接的、正面的冲突，才可能为人类的和平与繁荣赢得希望。历史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正是因为苏联领土面积大、军事实力强，属于超大型国家，所以当时美苏两国在核竞争和对抗中也达成了一定的默契，这就是两国不能发生直接的正面的军事冲突，从而使人类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对峙中避免了被毁灭的后果。“正如核末日恐惧之于苏美战争，经济末日的幽灵也使中美战争不可想象”[20]，中美两国不仅都是超大规模的国家，而且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远比苏联大，两国之间更加不能发生战争甚至对抗和冲突。中美关系未来的基调是紧张还是缓和，不仅关系这两个“相互确保经济摧毁”的国家未来发展，更会因这两国于世界政治与经济舞台上的无上地位而左右未来整个国际格局的和平与冲突。 不冲突、不对抗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首要原则，也是中美两国都认可的和平理念。从2014年中美关系的实践，特别是APEC会议后的首脑峰会，也可以看出两国关系的一些端倪。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首先有一个前提：中美两国比较特别，与历史上的大国不一样，两国是超大型国家，之间不能发生强烈冲突，这是中美两国间的一个共识，双方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即中美两国绝对不能正面对抗。美国官方文件和讲话也多次宣称要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和对抗。在美印签订亚太与印度洋战略合作愿景后，本·罗兹宣称“没有人打算和中国对抗甚或遏制中国”[21]。奥巴马政府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拒绝中美必然对抗”观念。正是在这种共识下，中美关系保持了稳定发展状态。中美要摆脱“修昔底德陷阱”，就要坚持底线，绝对不能正面冲突。 2.开展双边、地区以及全球层面合作 合作共赢既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也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原则。中美两国经济相互依存度很强，都能够从与对方的经济合作中获得商机和经济利益。中美两国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为两国合作提供了机会。在全球性议题上，如埃博拉公共疾病问题、全球贸易、网络安全、恐怖主义、海盗、气候变化、新能源开发、解决贫困、世界经济稳定、国际金融稳定、油价稳定等方面，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和合作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和商业领域，有着很大的合作空间。没有中美两国的广泛合作，当前世界面临的主要威胁和危机没有一个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10]。事实上，2014年瀛台峰会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27点共识，其中有一个共识就是双方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上要合作，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双方通过脚踏实地的合作，展现出了两国联手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广阔前景。这是两国“新型”合作关系的真正黄金标准，开创了中美合作的新时代，标志着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22]，这是值得肯定的。 奥巴马总统表示，即使在我们这样复杂的关系中，我们也要确保用合作来确定我们的全部关系[19]。务实合作是美国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优先考虑的事项。然而，推进务实合作也是中美双方的事情，不是中国单方面的事情。就当前情况来看，中美两国各自需要做好两件事：分担责任、分享权力。用美国方面的话语来讲，就是美国真正欢迎一个“繁荣成功的中国”，而中国则应本着对外部世界负责的态度来实现其发展[23]。合作要结合各自的国情，要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就合作方向而言，中美两国虽然都是有全球影响的国家，但首先都是亚太国家，两国间合作在空间上应该首先从亚太地区起步，即中美合作的起点是亚太地区，在中国所在的地区先开展合作，然后慢慢向其他地区繁衍、扩展。实际上，这也是去年两国元首瀛台峰会达成的一项共识。在议题上，双方尽量先在非政治性的全球议题上加强合作，培养互信、积累经验，再从非政治性的全球问题到低端政治的全球问题慢慢拓展。 3.积极管控两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 中美两国是明显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历史和不同的文化，特别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加之中美关系已经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两国战略利益具有对抗性，两国关系中出现摩擦和分歧是正常的。中美两国可以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存在差异，但当两国在对待差异的时候，不能把它当作整体战略，它只是特殊选择的差异[19]。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过程中，不可能不出现矛盾和分歧，“重要的是将分歧摆到桌面上开诚布公地讨论，加强管控并采取措施缩小分歧”[10]，在问题出现后能够通过及时有效的渠道沟通磋商、政策协调，保障双边关系健康发展。坦率地讲，中美关系健康发展最能依赖的路径就是双方通过一系列非常具体的事务性合作而首先建立起一种“功能性伙伴关系”，然后在这些大规模、多层次的接触中共同探索出一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而机制化沟通将是这种合作的坚实基础。譬如，特别是在敏感的军事领域，中美两军间存在许多不同点和冲突，但是，在处理分歧上，保持沟通路线开放至关重要[24]。 2014年中美军机对峙事件表明，两军间增进互信、缩小分歧仍需两国尤其是美国做出积极的努力，补齐两国关系中的短板。去年瀛台峰会后，中美在军事上达成了两个共识：一是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二是在公海上海空相遇，海空军要有约束的行为规则。这对避免中美两国军事领域的误解、增进两国军事互信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加速，双方都需要更深程度的对话交流，以免相互猜忌和质疑越走越远，以致最终造成战略误判而酿成悲剧。目前，中美之间已经有90多个政府间对话与磋商机制，包括最高级别的战略与经济对话和极为敏感的军事防务磋商。这些机制为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在频率和深度上应进一步大力加强。毕竟从走出“修昔底德陷阱”来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只能从密切的交流沟通中发展而来，而不可能从其他任何途径得来。 [收稿日期]2015-03-10标签：中美关系论文; 修昔底德论文; 奥巴马论文; 修昔底德陷阱论文;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论文; 新型大国关系论文; 奥巴马访华论文; 冲突管理论文; 中美论文; 美国史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