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频率对语言结构的建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频率论文,作用论文,语言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引言
语言何以如此？这是语言学研究的一个中心话题。功能主义主张从语言外部寻求对语言现象的解释，认为“语言因为交际的目的而存在，语言的结构是在交际使用中磨合成形的”(张伯江，2005：23)。沈家煊(1995)进一步把阐释语言结构的外部因素归结于3个方面，即语言的功能、人类的认知以及语言的历时演变。然而，随着功能主义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如Bybee，1985；2007；Bybee & Hopper，2001；Haiman，1994；Hopper，1987)表明，使用频率也是解释语言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有些语言现象只有考虑频率因素才能得到解释，还有些语言现象虽然有功能或认知上的动因，但频率也是重要的建构机制。
频率对语言结构的解释和建构作用的理论基础是基于使用的语言模型(usage-based model of language)。基于使用的语言模型以体验哲学为基础，认为人类的语言知识源自对语言实际使用的认知体验，语言使用中的各种要素都会对语言结构的产生、变异及其在心智中的表征产生影响。(Bybee，2006；Langacker，1999)频率作为语言使用的一个要素，对语言结构的历时性建构、变异以及心智表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把频率纳入语言研究视野，不仅可以对语言现象做出解释，而且将颠覆传统的语言观，使我们洞悉语言的实质和本源。本文旨在探讨频率对语言结构的建构作用，首先阐述频率观照下的语法观，然后剖析频率在语言结构建构和变异中的作用。
1.什么是语法
1.1 语法的浮现观
Hopper(1987；1998)提出浮现语法(Emergent Grammar)的概念，他认为语法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言语交际过程中动态凸显的，因此，它不是一系列固定不变的用于生成话语的模板，而是根据交际的不同需求不断建构的结果，语法的系统性或相对稳定性只是不断重复的语言表达的积淀。
浮现语法区别于先验语法(Prior Grammar)。后者认为，语法是大脑中存在的一系列抽象的、固定不变的、交际双方共同拥有的规则，人们在言语交际中以这些规则为模板产出话语。激进的浮现语法认为，所谓语法不是理解和交际的先决条件，而只是其“副产品”(by-product)，是“附带现象”(epiphenomenon)。(Hopper，1998)
具体的语言表达受语境、功能、认知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随着交际场景的不同而变化，但相似交际场景中重复出现的相似的语言表达经过抽象、范畴化等认知处理，语境因素被最大程度地剥离，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被提取出来，形成相对稳定的结构在心智中得到表征。语法源自人们对重复出现的语言表达的认知处理，处于持续建构之中。
1.2 语法的构式观
相对稳定的语言结构源自对重复出现的具体语言表达的抽象和范畴化，其结果就是构式。由于语言表达总是以一定的形式存在，表达一定的意义，实现一定的功能，因此从具体语言表达中抽象出来的构式也必定包含形式和意义两个方面。因此，学界对于构式比较一致的定义是“形式和意义的结合体”(Goldberg，1995；Kay & Fillmore，1999)。
构式的形成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语言表达之间存在形式和意义上的相似之处。构式是对具体语言表达进行范畴化的结果，而范畴化的先决条件就是相似性。人们只有感知到两个表达之间的相似性，才有可能把它们归入同一个范畴。二是由重复导致的固化(entrenchment)。人们对语言表达的感知可看作是一个心理事件，该心理事件的每次发生都会在心智中留下印记，使其再次发生更加容易。存在相似之处的语言表达出现频率越高，其相似之处就越容易被感知，固化程度就越高，也就越容易被作为构式在心智中得到表征。因此可以说，构式就是人们对反复出现的相似语言表达进行抽象和范畴化形成的、在心智中得到单独表征的形式和意义的结合体。
语言表达在形式或意义之间的相似之处可以是具体的，也可以是抽象的。从抽象程度上看，不同的构式形成一个连续体，一端是形式和意义都较为具体的语言表达，另一端则是形式和意义都较为抽象的全开放的句式以及词类范畴，中间则是半固定的习语。语素、词、词组以及全固定结构都是形式和意义都较为具体的表达，我们可称之为实体构式(substantive construction)；而半固定结构、句型以及词类范畴等形式和意义都是抽象的表达，可以称之为图式构式(schematic construction)或语法构式(grammatical construction)。(Fillmore，Kay & O'Connor，1988；严辰松，2006：8)
构式语法认为，词汇和语法无法截然两分。由于频率是构式形成的一个决定因素，因此一个语言表达不管其内部结构如何复杂，只要出现频率足够高，便可作为一个整体在心智中得到表征，并被快速提取。这表明，传统上对词汇和语法的区分是任意的，不符合语言实际。词汇和语法都是形式和意义的结合体，只是在复杂程度、抽象程度和固化程度上存在差异。
有学者还认为，构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形式或意义的某些方面是不可预测的。(Goldberg，1995)例如许多常见的语言表达具有较高的自主性，语义上往往不透明，即无法从组成分子推断出整体的意义。(Bybee，2001：343)但是我们认为，所有的语言结构，只要其出现频率足够高，都能作为一个整体在心智中得到表征，因此都是构式，那些形式或意义可预测的结构也不例外。
1.3 形符频率和类符频率
频率对构式的形成具有建构效应。根据在构式形成过程中的不同作用，频率可分为形符频率(token frequency)和类符频率(type frequency)。形符频率指的是某一特定的、具体的语言表达出现的频率，如我们可以统计某一文本中by and large的形符频率。而类符频率则是某图式构式所允准的具体表达的种类，如我们可以统计英语中多少个动词的过去式是通过加-ed来表示的，其结果就是构式V+ed的类符频率。因此，形符频率是针对具体语言表达而言的，如词、短语或全固定的习语，而类符频率是针对具有开放语法槽的结构而言的。但这两种频率的作用是相同的，均可使相应语言结构的固化程度加深，并作为一个整体在心智中得到表征。此外，两类频率产生的固化作用都源于人类的认知机制对重复出现的语言表达的抽象和范畴化，只不过形符频率得到固化的是具体的语言表达，而类符频率得到固化的是抽象的图式构式，如构词方式和句型。
从逻辑上看，任何一个语言表达都会同时产生两种频率作用，因为它一方面是具体的词、短语或是习语，可以计算其形符频率，另一方面还有可能是某一半开放或全开放构式的实例，可以计入相应构式的类符频率。例如，pave his way既是具体的习语，又是构式V+one's+way的实例，因此既可计算自身的形符频率，也可计入构式V+one's+way的类符频率。值得注意的是，某一具体语言表达的形符频率效应往往大于其类符频率效应，因为例示某一构式的语言表达即使是新创的，其类符频率也只能累加一次，而形符频率则无此限制。
形符频率对语法的建构作用我们将在下文具体探讨，这里我们先对类符频率做简要的分析。类符频率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它决定着一个语法构式的能产性，语法构式的类符频率越高，其能产性也越高，能适用于更多的新的语言表达。对此，Bybee & Thompson做过精彩论述：
类符频率指的是在一个语法构式的开放语法槽内出现的、可以互相替代的词汇项目的数量，该语法构式可以是词语层面的屈折形态构式，也可以是体现词语间关系的句法构式。一个语法构式的某个位置上能够出现的词语越多，该构式就越不容易与特定的词汇项目联系起来，也就越容易在相应的位置上形成一个意义比较宽泛的范畴。该范畴涵盖的词汇项目越多，其本质特征就越宽泛，也就越容易扩展到新的词汇项目。此外，较高的类符频率决定了该语法构式较高的使用频率，这将使其固化程度不断加深，从而更容易被激活，并允准更多的新项目。(Bybee & Thompson，2000；转引自Bybee，2007：275)
类符频率决定能产性的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英语的过去式。英语形成过去式的方法历来有规则和不规则之分。两种方式中，规则方式涵盖的动词多，类符频率高，能产性相应较高；不规则方式涵盖的动词少，类符频率低，因此能产性较低。因此，碰到一个新的动词时，说话者往往会选用规则的方式来构成过去式。如Langacker(1999)指出，leach这个词有两种构成过去式的方法，一种是在后面加-ed，变成leached；另一种是根据它与teach、catch等词在语音上的相似性，通过不规则的元音替换法，变换成laught。但被广泛接受的过去式却是规则的leached，而不是不规则的laught，其原因是规则变换方式类符频率高，因此作为抽象构式的固化程度高，能产性高，容易吸纳新的形式；而不规则方式的类符频率低，形符频率高，导致被存储的只是一个个具体的词，而且作为抽象构式的固化程度不高，能产性也低，也就不容易吸纳新的形式。
2.形符频率对语法的建构
如果说类符频率对图式构式有建构作用，那么形符频率则对实体构式(即具体语言表达)的建构和表征有着重要作用。一个具体语言表达的形符频率越高，词汇强度(lexical strength)就越高，就越容易在心智中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单位被表征和提取，其固化程度也就越高，并容易产生语音、语义以及语法上的变异。形符频率对实体构式的建构作用主要体现在结构重组(re-structuring)、语音弱化(phonological reduction)、形态句法保持(morphosyntactic conservation)、词义淡化(semantic bleaching)以及语法化(grammaticalizaiton)5个方面，下面分别论述。
2.1 结构重组
成分组构(constituent structure)是指短语、小句以及句子等语言单位中的构成成分表示其相互关系的排列。如“The penguin swallowed the fish”这句话的成分组构是：
。
成分组构以及层级结构的存在通常被看作是语言单位并非完全由线性序列构成的重要证据。如上句中，penguin和swallow虽然在线性序列上一前一后，但却分属不同的结构成分。语言结构的层级性被认为是人类语言最基本的特性，甚至是语言的区别性特征。Langacker则进一步把层级结构看作是人类认知的基本特征。(1987：31)
从表面上看，成分组构反映的是语言单位各成分内部及之间结合的紧密程度。按照距离象似性原则，语言形式之间结合得越紧密，它们之间的语义关系就越密切。因此，许多学者都从语义上对成分组构进行了解释，认为成分组构反映了成分间语义关系的紧密程度。(Langacker，1987；Bybee，1985)如上句中，penguin和swallow之间虽是施事和动作的关系，语义关系较为密切，但相比之下，penguin与用于空间定位的the之间，swallow与表示过去时间的-ed之间的语义关系更为紧密，因为空间性对于事物，时间性对于动作都是本质属性。
然而，正如Saffran，et al.(1996)所指出的那样，成分内部及之间的紧密程度与语义关系并非如想象的那么一致，许多意义毫无关系的音节常常频繁共现。Bybee(2007)指出，尽管语义因素、语用因素以及我们对于世界的体验决定着成分组构，但重复则是“将形式黏在一起的胶水”，因此，比起很少共现的成分，频繁共现的形式之间关系更加紧密。从这个意义上说，频率对语言形式之间紧密关系的作用甚至要大于语义关系。在很多情况下，频率都压倒语义成为形式之间结合紧密程度的决定因素。母语习得研究表明，人类从12个月大开始一直到成年，都可以习得重复出现的但却毫无意义的音节系列。(Gomez & Gerken，2000)此外，频率也可用来解释英语中主语和助词的缩略结构，如I'm、I've、I’d、I’ll、he's、he'll、he'd等。构成这些结构的两个形式之间的结合程度都非常高，否则也不会发生缩减。但这两个形式分属句法上两个不同的结构成分：助动词是动词短语的一部分，而代词则属于做主语的名词短语。它们之间之所以发生缩略完全是因为共现的频率足够高。首先，名词性成分做主语时，其类符频率高，单个词与助动词组合的几率低，而代词则数量有限，单个代词与助动词结合的几率大，共现频率也高；其次，出现在助动词后的动词可以有很多，助动词与某个特定的动词共现的机会却并不是很多。
语言形式共现的频率对语言结构的切分和组合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一现象背后的心理机制就是组块(chunking)，或称自动化和固化。语言知识是一种程序性知识，它与命题性知识不同，人们在执行程序性知识的过程中，通常难以具体说明这些程序到底是什么。(Bybee，2007：315)而那些重复出现的程序序列容易被在较高的层次上作为一个整体得到表征，其执行时的流畅性也相应提高。因此，那些频繁共现的语言形式不论它们之间的语义关系如何，都可发生组块，从而作为一个整体被表征和提取。Bybee & Scheibman(1999)发现，在出现频率较高的短语中，如I don't know、I don't think、I don't care、I don't have(to)、I don't want等，缩略现象don't最容易发生。
2.2 语音弱化
频率的语音弱化效应是指高频词语或短语发生语音弱化的几率和速度要比低频或中频的高。(Bybee & Scheibman，1999；Bybee，1999)换言之，使用频率的增加会促使语言表达发生语音上的弱化。英语中存在的一些缩略形式，如I'm、I’ll、can't、don't、won't等都是由于较高的使用频率导致语音弱化而产生的。词尾辅音后[t]、[d]两个音的弱化现象在高频词中更为普遍，如went、just、and等。(Bybee，1999)
一般认为，语音弱化现象是交际过程中发音强度的减弱或重叠积累到一定程度而发生的质变，这符合Zipf(1949)提出的省力原则。但具体到语言交际中，实施这一原则必须以不影响交际为前提。其实，弱化后的语音形式与意义之间的象似程度比弱化前要低，理据性也因此减弱。但弱化后的语音形式却不影响表达最初的意义，其根本原因在于频率的固化效应。一个语言表达式，不管其内部结构如何复杂以及是否能够由语言规则推导出来，只要其出现频率足够高，就可以作为一个整体被表征、激活和提取。此时，构成成分对整体意义的贡献变得不透明，整体形式与意义之间形成新的约定俗成关系。
语音弱化的心理机制是由于频繁使用而导致的固化。高频语言项目比低频项目更容易发生语音弱化至少与3个因素有关。
首先，语音弱化都是发音环节的原因造成的。只要存在发音，语音弱化就有可能。(Bybee，2006)因此，语音弱化是与语言使用同步存在的。这样一来，那些使用频率高的词语或词组自然就有更多的机会发生语音弱化。
其次，语音弱化通常都出现在一定的上下文语境中。研究表明，在同一上下文中，再次使用的词语发音的持续时间要比第一次使用的短。(Fowler & Housum，1987)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第二次使用的语言表达式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说话人在省力原则的作用下可以不必过于注重发音细节，因为前一次使用已使得相关语言表达式更容易被受话人提取。因此，在某一语境中更常见的词使用频率也就更高，更容易发生语音弱化。
最后，有学者指出，常用的高频词倾向于出现在常见的社会交际场景中，对于语言表达形式上的要求不高，只要交际能够顺利进行，这也促使了高频语言项目发生语音弱化。
需要指出的是，结构重组和语音弱化反映的是相似的语言现象，其心理机制都是一样的，频率对两者都有决定性作用。它们的区别在于语音弱化是比结构重组更为高级的反映，结构重组跨越句法成分，而语音弱化既可跨越句法成分，也可发生在同一句法成分之内。
2.3 形态句法保持
当代形态句法研究的一个发现就是高频语言项目比低频语言项目更能抵制新的形态句法手段的影响，而保持原有的形态句法结构(morphosyntactic structure)。对英语过去式的历时研究就表明，那些使用频率较高的词，如keep、sleep等，要比低频词，如weep、creep、leap等，更能抵制新的过去式标记方法(即加-ed)的类比扩散，因而kept、slept 等形式得以保留，而wept、crept、leapt等则变成了规则的weeped、creeped、leaped。这也就是为什么英语中不规则动词往往是高频动词的原因。(Bybee，1985)
高频语言项目的保持效应还体现在句法上。Givón(1979)就注意到代词比名词短语在句法行为上更为保守。代词和名词短语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从历时角度看，代词都是由名词演变而来的；从共时角度看，代词和名词短语都能出现在同样的句法位置，但代词的出现频率要比名词短语高。这可用来解释为什么代词还部分地保留了古英语中的格标记，如主格I、we、he，宾格me、us、him，所有格my、our、his，而名词的格标记则已全部丧失。此外，在西班牙语中，代词还保留着先前的语序，如作为宾语附加语的代词出现在动词之前，即古西班牙语的OV语序，而同样是宾语，名词短语却出现在动词之后，即遵从现代西班牙语的VO语序。(Givón，1979)这就是说，高频代词的保守句法行为使得古西班牙语的一些句法特征得以保留。高频代词的保守句法行为在汉语历时变化过程中也有体现，如先秦汉语中代词宾语的前置。张东寅(1994)、陈文运和刘婴连(1998)指出，在远古汉语中，名词宾语和代词宾语均可前置。在甲骨文中就有这样的例子：
(1)a.羌十人用。(《乙》)
b.用六羌。(《前》)
但随着语言的发展，宾语开始后移，其中非代词类宾语最早(张东寅，1994)，但直到先秦时期，代词宾语前置的现象在疑问句及否定句中仍十分普遍。例如：
(2)居则曰：“不吾知也。”(《论语·先进》)
(3)臣未之闻也。(《孟子·梁惠王上》)
(4)吾谁欺？欺天乎！(《论语·子罕》)
秦汉以后，疑问句及否定句中的代词宾语开始后移。但一些古汉语中十分常见的宾语前置现象仍在现代汉语中以习语或特殊结构的方式保留下来，如“何以为生”“惟利是图”“惟命是从”等。代词较之名词数量少，因而使用也更频繁，保持原先句法结构的能力就强。
高频语言项目的形态句法保持功能仍应归结于频繁使用所产生的固化作用。语言项目使用频率越高，固化程度就越高，提取也就越容易。存储在大脑中的固化程度很高的语言项目很容易被激活，也就不容易为新规则所同化。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论述的高频语言项目的形态句法保持功能与语音弱化趋势似乎是相互矛盾的：形态句法保持是抵制变化，语音弱化则是促进变化。这种差异体现了两种变化之间不同的动因。高频语言项目由于使用频繁，因而有更多的机会受弱化作用的影响，并且语音上的弱化也体现了它们在上下文中的可预测性。高频项目抵制类比变化，如不规则动词的规则化，则是因为频繁使用使得它们更容易被作为一个整体提取。因此，频率的两种效应都有一个前提，即频繁使用使得语言项目固化程度很高，作为一个自主的整体在心智中得到表征。
2.4 词义淡化
词义淡化是指一个词由于语义演变而发生可觉察的意义损失或弱化。(克里斯特尔，2004)词义淡化的一个重要机制就是频率，其心理基础是适应：机体由于对重复出现的刺激已经习以为常，导致对刺激的反应强度逐渐变弱。(Haiman，1994)重复出现的词语和短语会失去语义表达力，导致意义比较宽泛，适用于更多的场景，进一步导致使用频率的增加，为词义的进一步淡化创造条件。重复使用导致词义淡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原本用来表达强调的词或结构失去了强调的含义。如法语中，ne...pas原来是用来强调否定的一种结构，但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它已经失去了强调的意味。Haiman对英语中fucking一词语义淡化的现象做过精彩论述：
这个词(即fuck)的形容词太常见了，以至于过了一段时间后，耳朵开始干脆对其“听而不见”了，只关注它所附加的名词……它成为一个纯粹的约定俗成的累赘，而不是用来表达强烈情感的强调成分。通过-ing形式构成的形容词或副词在句子中比比皆是。这类词是如此普通以至于当士兵想要表达强烈情感时通常都把它们剔除。因此，当一位中士说“Get your fucking rifles”时，他并没有其他的意思。但如果他说“Get you rifles”，那么则意味着情况真的很紧急，危险就在眼前。(1994：9)
汉语中也有类似的例子。如“您”作为第二人称代词在普通话中有尊敬的意思，通常用于下级对上级、晚辈对长辈的称呼。但在北京话中，“您”的使用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平辈之间、上级对下级、长辈对晚辈也都以“您”相称。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您”的尊敬意味就被大大削弱了。
高频率导致的词义淡化使得人们对已有的语言表达产生“审美疲劳”，同时也催生了新词的诞生以及旧词的新用。一些网络流行语，如“打酱油”(此事与我无关)、“囧”(感到尴尬)、“晒”(拿出来给人看)、“纠结”(犹豫不决)等由于形式新颖、内涵丰富而大受欢迎，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旧有表达由于重复使用导致词义淡化，表达力下降。
2.5 语法化
语法化是指语法范畴和语法成分产生和形成的过程或现象，典型的语法化现象是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语或结构式变成无实在意义、仅表达语法功能的语法成分，或者一个不太虚的语法成分变成更虚的语法成分。(吴福祥，2006：1)语法化的一个重要条件和机制就是语言的重复使用。(Hopper & Traugott，1993)Haspelmath(2001)从语言演变共性的角度将语法的频率条件概括为：“一个语法化的候选语言项目相对于其他参与竞争的候选项目使用频率越高，那么它发生语法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Haiman(1994)指出，语言单位的语法化等同于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仪式化(ritualization)，两者都是频率作用的结果，都包含以下3个方面：适应，指刺激的重复使用会使反应者对刺激物的反应强调持续减弱，最终导致刺激物的形式和意义被磨蚀；解脱，指一个工具性行为由于不断重复而变得与其最初的功能或动机相脱离，从而有机会表达新的意义，并变成其符号；自动化，指若干原本独立的单位所构成的系列由于频繁共现，逐渐被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被表征和处理。
Bybee(2003)对前人研究做了总结，认为语法化是现存的语法结构由于其中的具体词汇项目的频繁出现而在各方面发生改变，从而成为新的语法结构，其中频率的作用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
1)频率导致的适应使得语言单位语力减弱；
2)语言表达的频繁使用造成发生语法化的构式在语音上发生弱化或融合；
3)使用频率的增加令构式获得更大的自主性，使构成成分削弱或失去与其他包含相同成分的语言表达之间的关联；
4)重复使用导致语言单位的语义不透明，其构成成分对整体的贡献变得不清晰，这也使得该语言表达可用于新语言场景，表达新的语用意义，并最终发生语义的变迁；
5)重复出现的语言单位的自主性使得固化程度加深，保持旧有的、冗余的形态句法特征。
现以be going to为例，说明频率在语法化过程中的作用。在莎士比亚时代，be going to像be journeying to、be traveling to等一样，都只是相关动词的进行体实例。由于“去往某处做某事”往往蕴涵“意图”，因此这类进行体往往具有“打算”“将来”的语用推理义。而go作为所有这些表达“去往意义”动词的上义词，它使用的频率最高。随着be going to的使用越来越频繁，固化程度不断加深，自主性不断增强，它与原来的进行体渐行渐远，所表达“意图”的蕴涵义日益凸显，原先的语用推理义“打算”“将来”逐渐成为它固定的语义，并最终语法化为一个新的构式。(Bybee，2006：10-11)
在新构式be going to的产生及其后语音弱化的过程中，频率自始至终都扮演着重要角色。首先，be going to由于使用频率的增加，作为一个整体成为独立自主的语言单位，逐渐脱离了原有的构式，表达“去往”的语义逐渐减弱。这使得它从原来空间位移的意义中被解放出来，表达语用推理义“将来”的新功能逐渐置换了原来的功能。此外，新构式的意义已很难从构成成分be、go、-ing和to的意义中推导出来，它们对整个结构意义的贡献不再透明；构成成分与原有的功能发生分离，be和-ing不再表示进行的意思，go也不是“去”的意思，to也不再表示方向。同时，新构式的语法地位发生了变化，被重新分析为表示将来的时态标记。而且，随着作为将来时标记使用频率的不断增加，be going to的固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更容易被激活和提取，从而在语音上逐步弱化，念成
，写成gonna。
3.结语
基于使用的语言模式以体验哲学为基础，认为人类的语言知识来自实际的语言体验，因此，实际使用的语言表达对语言结构有着建构作用。频率作为实际语言使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对语言结构的产生以及变异都有着重要作用。人类在对实际语言的体验中，利用基本认知能力，对反复出现的语言现象进行抽象和范畴化，形成一系列的抽象和复杂程度不一、形式和意义兼具、在心智中得到表征的实体或图式构式。那些使用频率较高的语言结构：1)可以脱离语义和语用的束缚，发生组块，形成结构，作为一个整体被表征和提取；2)容易发生语音上的弱化，导致形式上的缩减；3)容易抵制新的形态句法规则的同化作用，保持原有的形态句法特征；4)容易适应反复的刺激而导致词义的淡化；5)容易发生语法化，高频使用导致的自动化使构成成分弱化乃至失去了对整体意义的贡献，使得整个结构得以表达新的意义或实现新的功能。
使用频率对语言的建构作用不仅有语言理论和语言事实上的证据，而且还有很强的心理现实性。本文所列举的证据有不少就是通过心理实验得到的。Langacker(1999)利用联通主义(connectionism)的连接网络模型、Pierrehumbert(2001)和Bybee(2007)利用范例模型(exemplar model)从心理学层面对频率的语言建构作用做了深入分析。本文由于篇幅所限对此不做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