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社会系统的运行是非常复杂的。新古典主义是从现实中抽象出经济的运行机制，用建立在最大化、完全理性、均衡等假设的基础上的理论范式来解释之。但它显而易见的缺陷在于其并未抓住复杂的现实本身。与此相反，演化经济学则从经济现象的实际出发，用达尔文—拉马克主义的思想理解复杂性，并已经取得卓越成果。本文考察演化经济学的形成及其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把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即经济演化的古典阶段、旧演化经济学以及新演化经济学。
一、经济演化思想的古典阶段：经济学与生物学之间的早期联系
经济学与生物学之间的联系并非新演化经济学才有的事情。在早期，托马斯·马尔萨斯关于人类生存竞争就对达尔文形成“自然选择”理论产生过影响。他们的关于竞争与斗争的思想也激发了经济学与生物学的进展。在达尔文和斯宾塞(Spencer)之前，一些德国社会学家已经在生物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做了广泛的比较，此后德国历史学派强化了这一偏好。但此前除了经济学简单的生物比喻之外，并未取得多少成就。笔者认为，真正的经济演化思想的开始是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并以马克思成功地运用到经济社会中的分析做标志。
作为与达尔文同一时代的人物，达尔文的生物进化思想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的经济学。当马克思于1860年第一次阅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时，他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虽然它是以天然的英国风格发挥的，正是这本书包含了我们观点的自然历史。”[1] 246作为第一位演化经济学家，马克思的演化思想无疑是独树一帜的。他的演化理论是宏大的，不仅包括经济，还包括社会、制度、文化等方面的演化。它的特点在于，从事物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强调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类比，用演化的观点来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变迁和生产力变迁，并形成了著名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他的经济演化思想主要有：其一，生产关系的演化。马克思首先认识到经济系统的复杂性，技术和环境互相影响。他抓住了技术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匹配”或“失配”的问题，并称之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马克思注意到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自然达尔文主义一定程度的类似性，“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2] 409—410但马克思拒绝纯粹的生物达尔文主义，批评在社会经济演化中完全应用达尔文主义的观点。马克思警告说：“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2] 410事实上，马克思更偏爱黑格尔的学说，并据此创立质量互变的原理，而且他更强调阶级斗争的“质变”与急剧的社会革命对生产关系的演化。马克思强调社会关系的演化，这是他区别于其他演化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特点。其二，生产力的演化。他主要分析了资本主义技术进步演化的渐进与变异。他将技术的发展等同于物种器官的演化，技术的演化服从于环境的需要，生产工具随着特定的要求而变，当简单工具演变时，它们要适应生产劳动特殊使用的要求和具体工人使用的要求。“工场手工业时期通过劳动工具适合于局部工人的专门的特殊职能，使劳动工具简化、改进和多样化。”[2] 379这里体现了技术进步的渐进理论。技术进步的变异来自于达尔文的变异法则——自然选择对工具的细微的区别与要求。技术从粗糙的设计向得益于科学训练的更精细的制造系统演化。技术进步演化的源泉在于资本主义企业的竞争，为了追逐更多的剩余价值，内在动力与外部竞争迫使资本家进行技术的改进。当工厂采用新机器时，更廉价的机器的生产新方法就会不断出现，技术的改进起初停留在机器的个别部件和细节，后来则涉及整个机器的构造的更新。同时马克思也注意到工人工作经验的作用，即“未体现的技术进步”的积累会促进资本品部门的演进。马克思的技术的竞争和演化在厂商追逐利润中的作用的思想与新演化经济学家纳尔森(Nelson)和温特(Winter)的思想是一致的。不过，马克思对生产力扩张与发展的机制并没有做清晰的说明，对生产关系的微观演化机制也未解释[3] 88—89。
马克思之后，19世纪后30年间，最有名的是斯宾塞(Spencer)，他对当时社会和生物科学影响很大，并试图建立一个包括自然和社会科学思想的完全体系[4] 33。受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斯宾塞发展了一个社会演化的理论，反过来它又对德国理论产生深刻的影响。事实上，斯宾塞比达尔文更接近拉马克，他强调有机体对环境的适应而不是有机体的环境选择。但他并没有明确提出多少经济演化思想。19世纪末期，另一位重要的演化思想家要数马歇尔。他认为经济学家可以从动物学家的研究中发现许多奥妙的相似点，而得益匪浅[5] 257。他对演化经济学的贡献在于他首次明确地提出了“经济学的目标在于经济生物学，而非经济动力学”[5] 18；其次，他提到了生物的“适者生存”法则在经济学上的主要意义：生存竞争使最适合于从环境中获得利益的有机体增多[5] 258。生存竞争影响工业组织，这种生物竞争的特征在代际之间遗传，影响工业组织的增大。尽管如此，马歇尔对经济生物学持一种矛盾的心理，他承认经济学研究应给予机械类比方法较大的重视，较好的类比应来自生物学而不是物理学，“所以，经济推理应该从类似于物理静力学的方法着手，逐步变得有更多的生物学调门”[1] 250。看来马歇尔意识到建立一个经济演化理论的重要性，但他认为生物学概念比力学的概念更复杂，构建这样一种理论太困难了。他承认，对“适者生存”与生物学或经济学的关系，没有完全思索出来[5] 257。
这个阶段实际上并没有形成明确的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演化分析框架，而更多体现的是一些经济学与生物学相似关系的论断。这个时期经济演化分析的特点是：随着达尔文主义的出现，经济学家开始思考社会经济的演变和自然界演化的相似性，以及把它运用于经济社会分析的可能。但这种类比分析是简单的。马克思、马歇尔等人意识到了经济生物学的重要意义并作了初步的应用探索，但并没有形成明确的现代演化经济学意义上的概念及原理范畴。在方法论上，经济学与生物学之间的类比还主要是一种比喻。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经济演化思想还处于初始阶段。但它对后来的演化经济学家影响是很大的，如马克思的演化思想对后来的熊彼特影响就很大，对当代的新演化经济学家如纳尔逊、温特等人影响也很大。此外，由于马克思采取了一种阶级的分析方法，资本主义工资——利润分配规律、阶级斗争对经济变迁的影响并没有被后来的演化经济学家所采纳。这是发展演化经济学值得注意的方面。因为工资——利润的分割是决定技术变迁的重要的内生因素，而阶级斗争则会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若考虑到这些因素，相信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会出现许多新的生长点[3] 90。
二、旧演化经济学：从凡勃伦到阿尔奇安
演化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一次革命是凡勃伦掀起的。1898年，凡勃伦发表了他的演化经济学宣言“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一门演化的科学？”以及他随后发表的《有闲阶级论》，首次明确地把达尔文主义引入了经济学，代表了经济思想史上一次新的动向。凡勃伦倾向于重建经济学，代表了旧演化经济学的早期进展。他提出用达尔文的演化方法和比喻代替机械力学类似，把达尔文主义的变异、遗传和选择应用于经济学。制度是经济演化的选择单位，习惯、惯例的相对持久性表现出作为遗传特征的作用。凡勃伦使用了“散漫的好奇心”概念，承认创造性和新颖性的作用，同时用“突变”来表述习惯和制度的变迁，并赞成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演化选择的提法。他认为社会中的人的生活是一个适应性的选择过程，社会结构的演化是一个制度的自然选择的过程，并承认技术进步在经济变迁中的重要性[6] 1—15。但遗憾的是凡勃伦没有将他的思想发展成浑然一体的分析框架。
凡勃伦之后，康芒斯(J.Commons， 1897)接受了达尔文主义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性，但他强调经济制度变迁的“人工”选择而非“自然”选择。20世纪初至二战，由于社会领域中存在生物人种主义和性别等敏感问题，演化经济学进入了一个“黯淡”时期。即使是凯恩斯对经济演化也仅仅在他早期的经济学著作中一提而过。如他把社会描述为一个有机体，他曾提到“经济有机体”，国家是一个“巨大的有机体单元”[4] 95。除此之外，他并没有多少有关的论述。
旧演化经济学的复兴是熊彼特开创的。他认为“研究资本主义就是研究一个渐进过程”[7] 146。在熊彼特的思想中，体现出他的许多把经济学与生物学相融合的思想，他在《经济周期》里写道：“事实上，正是心理学和动物学，而不是力学，使我们的科学获得了类似的特点，这一点正是有关经济问题所有清新思想的起点。”[8] 37什么是经济演化呢？他给出的定义是“由创新及其所有效果产生的经济过程的变化和经济系统对于变化的响应”[8] 86。在经济演化中，竞争与创新是造成经济演化和性质变化的内生力量，其中技术进步和企业家作为创新行为者起了最突出的作用，而技术变迁既是积累性的也是序列性的。资本主义现实中的竞争不仅仅是价格竞争，而更重要的是新商品、新技术、新供应来源、新组织形式的竞争，后者的竞争打击的不是企业的利润边际和产量，而是企业根本的生存问题[7] 149。这些变化就是熊彼特“循环流转”的渐进过程和基于产业突变的“创造性毁灭”突变过程的演化机制。熊彼特的这些思想对后来的新演化经济学的影响是很大的，以至于新演化经济学创始人纳尔逊和温特说(1982)：“‘新熊彼特的’这一名词是我们整个分析方法的适当名称……可以合乎情理地说，为了成为新熊彼特派，我们才成为演化的理论家。”[9] 47尽管如此，由于熊彼特承认瓦尔拉斯均衡是经济的“有序机制”的重要性，在均衡分析和演化分析之中徘徊，他最终没有超越新古典主义。
阿尔奇安是继熊彼特之后明确提出演化观点的经济学家。他的贡献在于明确提出了演化机制。他用自然选择的生物学代替显式最大化的概念。他提出的几条建议体现了生物进化和自然选择的原则，他把经济系统解释为在由“成功”或“利润”形成的压力生成的探索性行动之间进行选择的一个适应性机制[10] 211。厂商之间的竞争性行为不是由利润最大化的驱动确定的，而是由追逐利润中的适应性、仿效性和试错行为确定的。厂商的成功大部分受以前的成功的影响和增强，这不是它们的“有意识的”利润最大化行为的结果，而是其他厂商被淘汰的事实的结局。这种情况反映了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的思想。但阿尔奇安的分析的局限性在于，一方面过分强调仿效行为；另一方面，他的观点如同新古典主义将技术进步作为经济演化的外生变量来处理，忽略了技术进步在竞争中的关键作用及其自身的演化，不能对自然选择过程中技术进步的作用提供有说服力的论述。
在阿尔奇安思想的影响下，贝克尔(Becker)认为，经济演化过程可以产生标准的新古典结果。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下，只有能够获得最多的资源的行为主体才能存活下来。弗里德曼(Friedman)的As-if理论客观上为经济演化与市场选择的关系作了说明。他认为新古典企业理论所坚持的收益最大化假设应当被理解为一种生存原则，只有那些力图获取最大收益的企业才能在市场选择过程中存活下来。因此，收益最大化假设并不是说每个商人都是通过深思熟虑而作出决策的，它仅仅说明商人只是看上去在追求利益最大化，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期进入演化分析百花齐放的时期。50年代初，西蒙提出有限理性学说，他赞成在有限理性下，企业追求的是满意决策，而非最优决策。门格尔和哈耶克用演化经济的观点研究了文化与社会秩序的形成。1964年，温特研究了选择过程，他的模型把行为的惯例或规则与某一行动区别开来。法雷尔(1970)用一种分支过程理论探讨了一种关于投机行为的简单演化模型。邓恩(1971)用演化的思想提出了一种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看法。此外，20世纪70—80年代，生物学与经济学、历史、文化、法律等跨学科交流也促进了新演化经济学的产生。这一时期，关于经济演化讨论的结果为新演化经济学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综观旧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旧演化经济学在肯定“经济生物学”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经济学是演化的科学，而且对构建演化经济学做了初步尝试。如凡勃伦制度主义提出了选择单位——把制度看作遗传上基因类似物——习惯、惯例，创造性和新颖性——变异的类似物，经济演化的概念、基本假设、行为基础、选择机制初步建立起来，这与经济演化的初始阶段相比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同时，与古典阶段相比，演化经济分析已被经济学家提上议事日程，并初步运用于制度、企业运行和技术进步的分析。演化经济学思想已经逐步成熟，它不像初始阶段那样，仅限于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简单类比，而是试图揭示经济演化的行为基础、演化的一般原则、演化的动态分析等深入具体的问题。旧演化经济学取得的进展除了主流经济学自身理论缺陷使得经济学家另辟蹊径的努力之外，还和20世纪40年代生物学上新达尔文主义综合的出现分不开。孟德尔的基因遗传理论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相结合的新达尔文主义的出现成功地解释了物种选择及后代多样性问题，这为经济演化理论进展提供了契机。
旧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中，早期受到经典物理学影响，后期则受到马歇尔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既有的演化思想的分析是分散的，缺乏一位经济大师的统率和引导。另一方面，对经济学研究是否应该采取演化的分析方法，当时有许多经济学家心存疑虑，如彭罗斯(1952)就批评了经济学中使用生物学类比的做法[9] 50。总的来说，尽管旧演化经济学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但它仍然没有突破新古典主义的束缚，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即使针对同一问题，演化经济学家们之间仍存在很大分歧。
三、新演化经济学：纳尔逊和温特开创的新时代
经过旧演化经济学百家争鸣，新演化经济学的正式形成已成气候。20世纪80年代初期。1981年，K.Boulding出版了《演化经济学》一书，1982年，纳尔森和温特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则正式标志着演化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他们在书中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理论范式。
(一)新演化经济学的特点
纳尔森和温特认为一个完整的演化经济理论应该包括：选择单位，能影响当事人并在个体或者在组织水平上体现它们，能被复制、修改、提高、代际传递，针对不同的研究目的，应有不同的选择单位；选择机制和选择标准，选择标准具有多维性，建立在选择标准基础上的演化模型要能说明选择过程的机制，选择标准本身具有内生性、相对稳定性以及在某一社会领域中的适应性；适应性和变异性，适应性用惯例(对应于生物学上的遗传基因)表示，它涉及当事人适应、学习，同时变异性(新颖性)从系统中产生。Dosi G.总结了新演化经济学的七个特点：经济动态学、具有明确的微观基础、有限理性、各种新奇性的持续出现、选择机制、非均衡性所体现的体系远离均衡表现出“亚稳定本质”[11] 348—349。其中有两个概念很关键。一是经济行为的多样(变化)性。厂商、消费者、国家甚至技术等之间存在差异；二是经济选择(对应于生物学中的自然选择)。经济主体之间的差异转化为经济增长或产业选择的动态是由经济选择机制决定的，“好”策略的厂商将倾向成长，相反具有“劣”策略的厂商将倾向于失去市场份额。
关于“演化”，纳尔森和温特首次给出了明确的定义[11] 328。他们用“演化”来定义一种理论或模型或观点，用来解释某一事物随着时间的运动，或是解释为什么事物是现在的样子，它将向何处去，或者用来表示一些变量的变动的随机性以及系统筛选机制、选择机制。新演化经济学思想的出发点在于动态的经济过程。它不解释单个厂商策略，而采取了群体动态学的方式。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厂商行为源于利润最大化。相反，演化经济模型通常用“大拇指规则”来描述有限理性的经济行为。完全的厂商群体按照“大拇指规则”的分布内生演化。他们强调“惯例”、“搜寻”和“选择环境”。惯例是一种光滑序列的协调一致的行为能力，是程序化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无意识的知识，并且能够自动进行选择。用“惯例”(routine)表示经济变迁的“基因”，惯例的学习过程就是搜寻过程，搜寻过程就是为了发现新的生产技术或者改进现有技术。
(二)新演化经济学主要研究的问题
新演化经济学研究的领域与问题是十分广泛的，这里主要分析三个问题，产业演化、经济增长、路径依赖等问题的研究进展。
1.产业演化
经济演化经常出现在产业层面上。厂商和产业结构演化的基本模型(有时叫产业生命周期)是这样的。产业初期阶段，厂商较小，没有形成垄断，进入相对容易，使用技术呈现多样性。这样容易发生迅速的变迁，随着“主导设计”(Dosi称之为技术范式)出现，进入相对困难。随着技术累积性的增强，现存厂商相对优于潜在进入者。各种类型厂商竞争的结果是，产业结构在技术先进规模较大的厂商上稳定下来。对此，Abernathy和Utterback(1975)在20多年前已作了部分分析[11] 165。Abernathy和Utterback认为，在主导设计建立起来之后，技术成熟的动态过程引起厂商和产业组织重大变化。厂商大规模运行的可能性提高了利用现存规模经济的赢利性。Mueller和Tilton(1969)在Abernathy和Utterback之前对产业结构演化作了相同但较粗糙的讨论。Gort和Klepper(1982)，Klepper和Grady(1990)，Utterback和Suarez(1992)，Klepper(1992)等人的工作大大丰富了这方面的分析。然而，这些产业演化的“生命周期”的一般模式是怎样的？以及它们与厂商“竞争优势”(或者竞争劣势)为基础的学习过程的特征的联系如何，仍需进一步研究。
2.经济增长
演化经济学家对技术和制度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给予更多关注。演化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在于不满意Solow-Swan模型对经济增长的解释。纳尔森和温特(1982)建立的演化增长模型表明，市场上存在不同技术，企业中进行搜寻最赢利的技术，并把不赢利技术驱出市场，企业对技术的搜寻是一个马尔可夫过程。由他们的这一先驱性工作所激发的重要的增长模型，既有微观经济的、又有宏观经济的模型。这已经成为新演化经济学一个令人瞩目的领域。演化增长微观经济模型，主要的模型有Chiaromonte和Dosi(1993)，Dosi等(1994)，Silverberg和Verspagen(1994，1996)，Fagiolo和Dosi(2002)；演化增长宏观经济模型主要有四种模型Conlish(1989)，Metcalfe(1988)，Verspagen(1993)，Silverberg和Lehnert(1993，1996)。这些模型中最重要的特点是在模仿者方程的基础上模拟选择过程，作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选择过程持续地变更技术[12] 202。
关于演化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关系的主要工作是由诺思作出的。诺思把演化制度变迁与路径依赖以及经济增长结合起来考虑。他认为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导致持续的繁荣，出现持续的贫困也是可能的。这将取决于制度的路径依赖性。当经济进入完全竞争市场时，由于经济的外部效应、学习效应、适应性预期等形成有力的反馈机制，强化了这一轨迹，最终使经济通向长期繁荣；相反，如果进入一种无效的制度变迁，经济将在这条路径上滑下去，陷入长期混乱与萧条。
促进演化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并且不同的因素随时间而演化变迁，在某一时期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在另一时间可能会变得很不重要，并会为其他因素所代替。这不同于新古典的平稳状态增长思想。另外，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增长也有很大作用。Fagerberg(1988)，Freeman和Soete(1987)，或者如Dosi，Pavitt和Soete(1990)等人认为，解释经济增长时，很难在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之间作出有益的区别，任何模型都不能仅限于某一因素的狭隘视野中[12] 204。最新的理论进展如纳尔森(2001)提出技术与制度应该被理解为协同演化，协同演化应该被看作经济增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11] 19。其原因在于，一方面物质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持续地起着领导性作用，社会技术的作用在于它确保物质技术的执行和发展。另一方面没有适当的制度，驱动经济增长的物质技术将不能以它们应有的方式出现，取得应有的效力[12] 204。
3.路径依赖和动态收益递增
长期经济变迁的演化逻辑——路径依赖、动态收益递增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演化的未来动向。在所有演化模型中，长期生存的个体在很大程度上受模型早期发生的随机事件影响。厂商专业化某种特定的技术，生存受早期随机事件影响，而动态收益递增的“滚雪球”的自强化机制增强了技术的路径依赖。在Silver berg等(1988)的模型中，使用一项技术的厂商越多，它们从技术中得到的收益也越大。而且，学习的“溢出”使其他使用相关技术的厂商也从中受益。路径依赖最有名的例子是关于发动机的。在汽车早期，发动机有内燃机、蒸汽机、蓄电池三种类型。尽管当时蒸汽机优越一些，但最终内燃机占据主导地位，而其他两种被放弃，为什么呢？Arthur和David(1985，1988)指出，原因在于技术进步形成的递增收益的滚雪球机制。为此，Arthur和David指出了三点：其一是技术的累积性，今天的技术是建立在初期技术的改进上的，明天的技术进步又是建立在今天的基础之上；其二，网络外部性，一项技术会有利于相同或可兼容的不同个体的购买，同时利益的外溢将吸引其他顾客；其三，系统方面，特定产品有专门化的补充产品或服务，特定产品的发展将引起异体获得特有的利益。
(三)新演化经济学产生的原因及发展前景
新演化经济学兴起及其繁荣决非偶然。首先，生物学科上的继续发展。继20世纪40年代生物学上新达尔文主义出现之后，基因生物学继续发展，关于基因群体和表型群体理论的提出解决了生物演化的共性和多样性问题。Nelson和Winter的理论是拉马克主义的，它既考虑到获得特性的“遗传”，也考虑到在逆境的刺激下变异的及时出现，形成了一种经济学中的自然选择思想。其次，分析工具上革命性的进展。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数学、物理和计算机等学科发展的成就在经济学中得到了运用，为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思维窗口。第三，新古典主义自身无力抓住现实实际的理论缺陷。主流经济理论关于经济人具有完全理性并且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两点基本假设，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纳尔森和温特对主流经济的逻辑结构提出了三个批评：其一，对均衡分析的依赖忽略了现象本身是与历史变革联系在一起的，把非均衡状态放在考察的焦点之外；其二，完全信息假设限制了理论的解释力，当经济当事人面临复杂情况时，他们并不能预见所有可能的偶然情况并权衡它们的结果；其三，经济人的理性预期，无法说明当事人面临混乱形势、精神分散以及易犯错误等情况。经济学家对经济理论现状的普遍不满，在理论上，需要一种超越一般均衡理论分析而且充分考虑了上述问题的理论模式呼声鹊起，演化经济学则是其中最有希望的一种范式。
与旧演化经济学相比，新演化经济学继承了旧演化经济学的行为基础，更明确地提出了选择机制、系统的自组织问题，不再依赖新古典主义，而是以达尔文、拉马克主义重建经济学，并且用经济演化来分析产业演化和经济增长等许多实际问题。与旧演化经济学相比，新演化经济学还具有四个不同特点：一是选择机制，新演化经济学的选择机制是“自然选择”和适应性学习，是演化机制的一个关键性的部分，它涉及反馈环(feedback loops)，其作用是减少多样性，而旧演化经济学的选择机制仅仅涉及到选择单位和适应性机制的问题；二是复杂性，复杂科学的进展已经提供了它在社会科学中运用的可能，经济的自组织和选择机制是很复杂的过程，它在给出经济合作与竞争的解释，而旧演化经济学则对复杂性无能为力；三是旧演化经济学回避使用抽象的理论原则，偏爱一种与传统经济相异的、诱导性的，内部约束的经验主义，新演化经济学试图包括传统的科学目标，但达到结果的方式不一样，它寻找使用简单的分析原则来理解复杂现实中的时空模式[14] 3，使用复杂的动态数学设计简单的非现实的状态；四是自组织行为被视作起于体系中的因素的相互作用，这是新演化经济学不同于旧演化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区别。新演化经济学考虑更多经济结构，以及具有自组织特征“复杂适应系统”选择机制，同时处理自组织与选择机制的问题。此外，与经济演化的古典思想相比，新演化经济学尽管形成了系统的较为完善的理论，不过，它没有考虑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动对社会组织结构从而对选择机制、选择单位的影响。从这一意义上，早期的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演化、工资——利润分割规律对技术变迁的演化的影响，仍然能够为新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提供借鉴[3] 239。
当前，新演化经济学的前沿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有：技术和制度如何协同演化促进经济增长；演化、语言和学习有何关系；经济复杂系统的演化和知识的关系以及如何使复杂系统理论化及其测算方式；在经济和生物演化中自组织和达尔文选择的关系；用历史友好理论怎样解释长期的经济变迁、变异与演化变迁；演化经济学具有怎样的政策主张。
四、结语
在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经济学和生物学的紧密联系，促进了经济学与生物学都不断从对方汲取思想营养。这在于经济学和生物学所认同的解释模式——功能性解释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从演化经济学发展的三个阶段来看，演化经济学一直受生物学进展的影响：古典阶段受到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激发；旧演化经济学则受到新达尔文主义的影响；新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则继续受到新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同时还受20世纪下半叶基因科学进展的影响。另外，演化经济学一直受到各个不同时期物理和数学等学科的影响并广泛借鉴了它们发展的新成就。演化经济学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经济学家的重视。但是，演化经济学目前的研究仍然是初级的，所进行的研究仅仅是通过计算机执行的模拟和通过归纳形式模型而分析的部分。而且，关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应用于经济学常常受到指责。如经济学通过生物学类比来论证，这种方法被认为是矫揉造作的；社会经济的演化常常不是渐进的，演化的分析与观测不特别吻合；经济学大多数采取机械论的世界观，对此，演化分析难以根本突破。当然，这些指责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演化经济学面临的困境。对此，纳尔逊与温特指出，生物学中的“达尔文主义的自然选择”概念对经济演化理论而言，并不就意味着“至高无上的理想”。他们并不试图发展一个与达尔文式的自然选择可严格类似的经济理论，他们的目的在于发展一个更好的经济理论。事实上，当代演化经济学进行一场新的嬗变，内部正进行着一场分化与综合[15] 13。就新演化经济学而言，研究方法上还有待成熟，有的演化分析很难理解，研究结果及其政策运用也有待实践的检验，新演化经济学还远未摆脱对生物学以及其他学科发展的过分于依赖，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演化经济学要影响和挑战主流经济学还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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