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武成》与金文月相——兼论《晋侯{k21i529.jpg}编钟》及武王伐纣年（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月相论文,武王论文,编钟论文,兼论论文,武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讨论西周年历，需了解《汉书·律历志》所载真《古文尚书·武成》月相，及见于今存西周铜器铭文中的月相。对这些月相名词，我们仍应站在文字学的立场，确定古文献所载“哉生霸”一词的含义，然后观察对古文献所载其他月相名词，我们所作的解释与在天上运行的月亮的相貌是否相合，并留意我们对月相的观察是否有遗漏。我们还应对与这些月相有关的名词，如既死、既吉、初吉、朔，依其在历史中出现的次序，说明其演变。了解这些月相名词正确的涵义，才可以进一步讨论刘歆《世经》、《尚书》伪孔传、俞樾《生霸死霸考》、王国维先生四分一月说，董作宾先生《四分一月说辨正》及王国维以后各家对月相的解说的缺失，并对武王伐纣年和新出《静方鼎》及《晋侯
编钟》的月相铭文，提出我的新看法。今谨依次论述于下。
一
《尚书》中《顾命》、《康诰》有“哉生霸”一词，“霸”亦可写作“魄”。汉儒许慎《说文》释哉生霸为“月始生魄然，承大月初二日，承小月初三日”。也就是说：在阴历月初二或月初三，天上有新月初生。这可经由目测证明。故“哉”依《尔雅》应训为“始”，而霸与魄则系“白”的假借字，亦即指月光（注：董作宾先生《四分一月说辨正》引《孝经说》：“魄，白也。”而魄字即从白声。）。
古文献所载月相名词有：
哉生霸。《逸周书·世俘》作“旁生魄”。《仪礼·士丧礼》“牢中旁寸”，郑注：“今文旁为方。”旁、方古通。《广雅》：“方，始也。”故“哉生霸”与“旁生魄”同义。《尚书·召诰》作“朏”。朏亦指新月初生，与“哉生霸”同义。
生霸。哉生霸一词系形容新月之初生，有如孕妇生产，胎儿头顶初露出于产道。而“生霸”则谓明亮的月光完全生出，有如胎儿之完全生出。故“生霸”系指月之十五日或十六日，而此即后世所谓“望”。
既生霸。既训为“已”。是日月亮仍圆，月光已完全生出一天。而此即后世所谓“既望”，指月之十六日或十七日。
旁死霸。新出《晋侯编钟》有“方死霸”一词，旁、方古通。方，始也。古人既以哉生霸一词形容月之初生，遂以“旁死霸”、“方死霸”形容月之初缺。而此即“既生霸”“既望”之次日（亦即十七或十八日）。
死霸。是日月光完全不见。生霸指月光之完全生出，而死霸则指月光之完全死去。而此即后世所谓“晦”。指小月的第29日，大月的30日。
既死霸。既训谓“已”，谓是日月光仍不见，月光已死去一天。而此即死霸的次日，即后世所谓“朔”。亦即初一。
在古代，印度、希腊、巴比伦俱以新月初生为一个月的开始。而在中国西周则以死霸（晦）的次日“既死霸”为一个月的开始，至春秋时，尚每月告朔。这是不同的。
由于忌讳“既死霸”的死字，而改称“死霸”为“吉”，“既死霸”为“既吉”。西周周原甲骨55号“隹十月既死，无咎”，有“既死”一词，13号有“既魄”一词，应系“既死霸”的省略；26号和54号有“既吉”一词，应与“既死霸”同义。
“既吉”系指初一，而且系该月的第一个吉日，故“既吉”后来又改称“初吉”。《令彝》：“隹八月，辰在甲申，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隹十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此为周成王时器（注：《令彝》为周成王时所铸器，请参看拙著《周公孔子研究》（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九十八，台湾1997年4 月）《令彝与周公的历史》所收第一篇论文。）。月吉之吉即“初吉”的省略（注：董先生有此一意见。参看他的定点月相表（见后）。）。癸未为十月初一，距甲申59天，而甲申则为八月初一。《左氏·昭公七年传》：“日月之会是谓辰。”杜预注：“一岁日月十二会，所会之谓辰。”一岁只有十二个月，故“日月之会是谓辰”，此辰亦相当于朔日。“辰在甲申”，亦即朔日为甲申。上文谓“辰在甲申”，下文谓“月吉癸未”，系因修辞，而用语有变换。《诗·十月》：“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此为“朔”字在古文献中的始见。《说文》：“朔，月一日始苏也。”《释名》：“朔，月死复苏生也。”即表示其对死字的忌讳。“既死霸”既改称“既吉”、“初吉”、“朔”，遂改称“死霸”为“晦”。既不用死字，也不用生字，遂改称“生霸”为“望”，“既生霸”为“既望”。
就古文献言，用“哉生霸”、“生霸”、“既生霸”、“旁死霸”、“死霸”、“既死霸”来形容每月的月相，与文字学相合，也与天上的月相密合，而且对每一月的月相没有遗漏。对这些月相名词的解释，因需与天象相合，故也只能作此解释。以情理判断，用生霸、死霸描述月相，这种用法应该最早。由“既吉”、“初吉”、“朔”这些名词在历史中的依次出现，正好说明其演变。
二
由于后代历术通用晦、朔、望、既望，而不用生霸、死霸，故对先秦古书所记月相名词，在西汉时，刘歆即已不能完全正确了解。《汉书·律历志》系据刘歆所著《世经》删润，并称赞刘歆“推法密要”。刘歆《世经》引《周书·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秦誓》序曰：“一月戊午，师渡于孟津。”《武成篇》曰：“粤若来三月，（《汉书补注》：“王引之曰：三当为二。……伪《武成篇·正义》引此正作‘越若来二月’，《逸周书·世俘篇》同。”）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庙。翌日辛亥，祀于天位。越五日乙卯，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由于武王在一月壬辰的次日癸巳出师伐纣，一月戊午师渡孟津，壬辰距戊午27日，故壬辰一定在月初，戊午一定在月尾。
尝试综合《武成》及《泰誓序》所记伐纣该年一月、二月的干支纪事，我们可以确定既死霸系指初一。而一月壬辰，如果系承大月，则为初二；如果系承小月，则为初三。故一月壬辰这一天一定系哉生霸，故《汉书·律历志》所引真古文《尚书·武成》“隹一月壬辰旁死霸”，“死”系“生”字之误，而“旁”应训为“始”。而“旁生霸”亦即“哉生霸”。刘歆《世经》释二月既死霸为二月初一，二月庚申朔，于二月五日甲子杀纣，这是不错的。但他不知“一月壬辰旁死霸”，死为生字之误，遂释“壬辰旁死霸”的“旁”为旁近、傍近。旁近死霸，死霸为初一，故初二壬辰为旁死霸。而这也就是刘歆《世经》说“死霸，朔也”的原因。他不知在西周时，死霸指晦日，既死霸指朔日。他忽略死霸与既死霸的区别，而将死霸也释为朔日，这是错误的。刘歆既根据他的三统历谱释一月壬辰旁死霸为初二日，旁死霸的旁为旁近，因此他对《武成》所言“惟四月既旁生霸，越六日庚戌”，此一“旁”字亦训为旁近。
前面已说过，武王伐纣之年，二月庚申朔，二月五日甲子武王咸刘商王纣。由二月甲子至四月庚戌有四十七天。如果二月至四月之间无闰月，则庚戌在三月，不可能在四月。故刘歆据他所推算的三统历谱，遂说这年闰二月。闰二月庚寅朔，三月己未朔，四月己丑朔，四月十六日甲辰望，乙巳旁之，为既旁生霸，越六日为二十二日庚戌。刘歆曾说“死霸，朔也；生霸，望也”，他将“死霸”及“既死霸”均释为朔日，说已见前。而此处刘歆又将“生霸”及“既生霸”均释为望日，说“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乙巳为既旁生霸。傍近既生霸，故既生霸亦为望日。将“生霸”训为“望”，是不错的，而“既生霸”则应指“既望”。该月十六日甲辰为望日，为生霸，则十七日乙巳为既生霸。由乙巳算至庚戌适为六天。故《汉书·律历志》此处所引《武成》：“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既旁生霸”的“旁”字应系衍文。
刘歆释《武成》“一月壬辰旁死霸”的“旁”为旁近，旁近死霸，为初二日。但先秦人则是知道哉生霸是承大月初二，承小月初三的。《礼记·乡饮酒义》：“月三日则成魄。”此三日恐应从死霸亦即晦日数起。如新月于初二日始见，则由晦日算至次月初二日，即满二日，而不足三日。如新月于初三日始见，则由晦算至初三，即有三日，故古人举其成数，而言：“月三日则成魄”。《汉书·王莽传》：“太保王舜奏：公以八月载生魄庚子奉使朝用书。”“载”，据《尔雅·释诂》，亦训为“始”，刘师培及王国维均曾据太初历术推算，是年八月己亥朔，二日为庚子，是与刘歆同时的王舜亦释“哉生魄”为新月初生，承大月初二日，小月初三日。
刘歆释“一月壬辰旁死霸”的壬辰为初二日。而一月小，则上一个月十二月应系月大。承大月的初二日应系哉生霸。在刘歆根据三统历术而推算出的三统历谱中，可能也列十二月月大，及一月壬辰为哉生霸。但由于《尚书·武成》有“隹一月壬辰旁死霸”和“惟四月既旁生霸”，在他看来，须释“旁”为旁近，始可将孔壁本《武成》的“旁死霸”及“既旁生霸”的“旁”字讲通，遂对《尚书·顾命》的“哉生霸”提出新解。
《尚书·顾命篇》：“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凭玉几，乃同召大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呜呼！疾大渐，惟几。病日臻，既弥留，……兹予审训命汝。……用敬保元子钊，弘济于艰难。……’……兹既受命还，越翼日乙丑，王崩。”《汉书·律历志》引刘歆《世经》说：“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鲁”之岁也（注：成王封伯禽于鲁，系在成王亲政第五年平定奄国以后。刘歆认为系成王亲政元年事，其说亦误，请参看拙著《周公孔子研究》第一章，第25页。）。后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故《顾命》曰：“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甲子王乃洮沫水。”作《顾命》，翌日乙丑，成王崩。”刘歆释生霸、既生霸为望日，已见前引。而此处刘歆又释哉生霸亦为望日。释哉生霸为望日，需得解说为：在这日月光始完全圆满地生出。但如何又能称是日为既生霸，说是日月光已圆满地生出了一天呢？这显然不妥当。而且于新月初生，用哉生霸一词形容承大月初二、承小月初三之月相，非常正确。如改用哉生霸一词指望日，则对新月初生，又将如何命名呢？故释哉生霸为十五日，不指新月初生的初二或初三，这显然错误。
由《顾命》原文来看，“惟四月哉生霸，王不怿。甲子，王乃洮頮水”，哉生霸与甲子显不同日。成王是在四月哉生霸那天得病，病愈来愈厉害，至甲子那天，成王疾大渐，乃召太保奭等大臣，同受顾命，命其“敬保元子钊”。如依刘歆所释，将哉生霸释为甲子日，而成王于次日乙丑崩，则成王系以疾暴崩，《顾命》如何能说“既弥留，病日臻”呢？故清代俞樾《生霸死霸考》即以此指出：刘歆释《顾命》哉生霸为望日、十五日甲子，是错误的。刘歆对哉生霸的解说显与常识不合，故东汉时的《白虎通》仍说“月三日则成魄”。而许慎《说文》释哉生霸为月之初二日初三日，已见前引。《尚书·康诰》：“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经典释文》引马融说：“魄，朏也。谓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均不采用刘歆释哉生霸为望日此一误说。
由此可知，在西汉末年，刘歆释《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霸”时，他已不懂“旁”字的正确含义，也不知道“壬辰旁死霸”的“死”字系“生”字的错字，而《武成》“既旁生霸”的“旁”字系衍文。他因迷信孔壁本，认为孔壁本的文字为中国最古的“古文”，不敢轻易地无根据地改易孔壁经文，遂望文生义地训“旁死霸”、“既旁生霸”的“旁”为旁近，并不惜曲解《顾命》经文“哉生霸”为望，与汉人之释哉生霸为初二初三日此一通说忤。
先秦古籍记载武王伐纣事，还有《逸周书·世俘篇》：“惟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翌日丁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纣。”刘歆博极群书，他应看见《世俘篇》（注：刘歆《世经》言文王受命九年，即本《逸周书·文传篇》。）。但《世俘》说武王丁巳出师征伐商王纣，由镐京至孟津九百里（注：《汉书·律历志》引《世经》：“由周至孟津九百里”。），不可能于第二天戊午即师渡孟津。《世俘》所记显与《泰誓序》“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不合。这应该是刘歆仅采用《武成》，而未采用《世俘》讨论武王伐纣年月日的原因。清代学者校勘《逸周书·世俘篇》。卢文弨改《世俘》“隹一月丙辰旁生魄”为“隹一月丙午旁生魄”。既改丙辰为丙午，于是对《世俘》的“翌日丁巳”，也就顺带改为“翌日丁未”。由丁未到戊午，仅十一天。《左氏·庄公三年传》：“凡师一宿为舍。”《僖公二十八年传》：“退三舍以避之。”杜注：“一舍三十里。”由镐京至孟津有九百里，自丁未日出发，也不可能在戊午日师渡孟津。故陈逢衡《逸周书补注》即主张依《武成》改《世俘》的“丙辰”为“壬辰”，“丁巳”为“癸巳”，“旁生魄”为“旁死魄”。卢文弨改“丙辰旁生魄”为“丙午旁生魄”，是参考刘歆经说改的。刘歆释“生霸”、“既生霸”均为望日，故卢氏也采刘歆经说，训“旁生魄”的“旁”为傍近，故“旁生霸”为望日的次日。武王兴师伐纣，刘歆释壬辰为初二日，则是月辛卯朔。由辛卯算至丙午，适为十六日，此即为卢文弨改“丙辰旁生魄”为“丙午旁生魄”的理由。卢氏没有想到：这样校改会与师日行三十里及“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不合。故清陈逢衡《逸周书补注》、孙诒让《周书斠补》、民国时董作宾先生《武王伐纣年月日今考》（注：《全集》本第2册， 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版，第92页。）、顾颉刚先生《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与评论》（注：《文史》第2辑， 中华书局。），即均依据《武成》校改《逸周书·世俘》，改“丙辰旁生魄”为“壬辰旁死霸”，“翌日丁巳”为“翌日癸巳”。现在看来，《世俘》记武王伐纣事，与《武成》同源。《世俘》所记干支虽错，但其记武王伐纣，所记月相作《旁生魄》，则正确不误，是应据以校改《武成》的“壬辰旁死霸”为“壬辰旁生霸”的。清儒及董、顾二先生均不明“旁生霸”、“旁死霸”的正确含义，因此他们对《逸周书》的校改也就功亏一篑。
古文尚书《武成》虽出于孔壁，但仍有错字及衍文。故在东汉，贾逵校三家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同异，即有时定从今文而不从古文（注：参考拙著《经今古文学问题新论》，台湾1982年版，第174—187页。）。郑玄注《仪礼》，即有时于经文定从今文经而不从古文经。我们不要以为《尚书》孔壁本出于孔壁，就一定完美。今存《尚书·大诰》：“宁王遗我大宝龟”，吴大澂即提出证据，证明“宁”为“文”字之误。
古书生、死二字可互误，此处举一例。《蔡中郎文集·胡公碑》云：“惟建宁五年春三月既生魄八日壬戌，太傅安乐侯胡公薨。”建宁五年即汉灵帝熹平元年，是岁《通鉴·目录》三月乙卯朔，八日壬戌。在汉代刘歆经说盛行，刘歆既释《武成》“二月既死霸”之“既死霸”为初一，则《蔡中郎集》此处“既生魄”应系“既死魄”之误。既死魄为初一，系乙卯，故八日为壬戌。如果无《通鉴·目录》，我们就不易改正《蔡中郎集》此处的错字。
《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步自周，于征伐纣。”如果没有《泰誓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及《武成》“越若来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即无由推算壬辰为一月之初二或初三。而参据《逸周书·世俘》，校改“壬辰旁死霸”的“旁死霸”为“旁生魄”，读“旁”为“方”，训为“始”，在月相含义不明的后代，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讨论月相问题还得牵涉汉代今文《泰誓》的真伪，百篇书序中的《泰誓序》的真伪，以及汉儒司马迁刘歆《泰誓》经说的歧异这些麻烦问题。这都留待下文讨论王国维的四分一月说时再讨论。
三
现存伪孔传本《尚书·武成篇》也记有武王伐纣事。伪孔传本《尚书·武成篇》系伪经，其所附孔安国传亦系伪传。由于王肃《孔子家语后序》说“孔安国为《尚书传》五十八篇”，其篇数与今存伪孔传本《尚书》合，而《汉书·艺文志》未说孔安国注《尚书》，而古文尚书较今文尚书所多逸篇，至马融时已“绝无师说”，故清丁晏《尚书余论》遂谓伪孔传本伪经伪传系三国时王肃所撰（注：现存伪孔传本伪经伪传虽出于王肃，但东晋时梅赜献伪孔传本《尚书》于朝，于伪经伪传复有改易。请参看拙著《经今古文学问题新论》第18章。）。
现存伪孔传本《尚书·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来自商，至于丰。……丁未，祀于周庙。……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伪孔传释“旁死魄”云：“旁，近也。月二日死魄。”仍依从刘歆《世经》，释壬辰为初二日，并释“旁死魄”的“旁”为“近”。因此，伪《武成》第一段经文，由“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至“于征伐商”，仍抄《汉书·律历志》所引真《武成》，而改“伐纣”为“伐商”。
刘歆的最大缺失在释“哉生霸”为十五日，而使新月之初生无名词可以形容，故伪《武成》遂臆造“哉生明”一词。伪孔传释“厥四月，哉生明”说：“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此即用以弥补刘歆的缺陷。但刘歆是释“哉生霸”为十五日的，如仍释“霸”为“明”，则与“哉生明”冲突，故伪孔传遂对“哉生霸”提出新解。《尚书·康诰》：“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伪孔传说：“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即释“哉生霸”为十六日，谓是日明消而魄生。魄指日光不照阴暗面，与刘歆释哉生霸为十五日、霸（魄）指日光所照明亮面，其意义完全不同。
伪《武成》“一月壬辰旁死魄”，伪孔传释壬辰为初二日，是依据刘歆《世经》的。故对伐纣这年四月，以情理判断，亦应依刘歆《世经》，而定四月己丑朔。故伪《武成篇》的“丁未祀于周庙”，孔颖达《尚书正义》即释丁未为四月十九日。“越三日庚戌柴望”，《正义》改正为“越四日”，而释庚戌为二十二日。伪《武成》经文接着说：“既生魄，庶邦众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伪孔传释为：“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后，诸侯百官受政命于周，明一统。”此处言“魄生明死”，与其释“哉生霸”“月之十六日，明消而魄生”，语意相同。故伪《武成》“既生魄”实与其所释“哉生魄”之指十六日相同。
真《武成》“惟四月既旁生霸”，刘歆释“哉生霸”为甲辰望，为十六日，既旁生霸为十七日，故伪《武成》将“既旁生霸”的“旁”字删去，以便伪经经文写作“既生魄”，并释为十六日。由于伪《武成》将“既生魄（十六日）庶邦冢君……受命于周”述于“丁未（十九日）祀于周庙”，“庚戌（二十二日）柴望”之后，其编简次序显然错乱。故在宋代，程子、王安石、刘攽、及朱子均曾改易伪《武成》的经文次序。至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出，伪孔传本《尚书》伪经伪传之伪，始获定论。这里我想指出的是：以真《武成》与伪《武成》对校，伪《武成》仅保存真《武成》的一部分。伪《武成》伪经伪传意欲弥补刘歆之缺失，故伪造“哉生明”一词，并释哉生霸为月之十六日。其释“霸”为月之黑暗面，与《礼记·乡饮酒义》“月三日则成魄”，“魄”系“白”的假借字，指月的光明面，是不合的。《汉书·律历志》引真《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霸”，颜师古注：“孟康曰：月二日以往，月生魄死，魄，月质也。”魄，月质也。亦应指月的黑暗面，不指月的光明面，与伪孔传对魄的解释含义相同。与刘歆之说不同。王国维《生霸死霸考》认为：孟康系申刘歆之说，王氏此说恐误。
刘歆《世经》及《尚书》伪孔传对月相的解释，其最明显的错误仍为对“哉生霸”的解释。刘歆释哉生霸为望，可以指十五日，也可以指十六日（其例证见前引“甲辰望”）。而伪孔传则只指十六日，此因伪孔传释“哉生魄”为“明消魄生”，不能指十五日（因十五日正月光圆满，不可说它消减）。
阎若璩虽已发现伪孔传本《武成》为伪书，但他对《顾命》“哉生霸”，仍依刘歆释为望日。他认为：成王盖望日始病，中间不知隔几日，至甲子日大渐，乙丑遂崩。刘歆以十五日为甲子，系刘歆误会经文，刘歆之推成王崩月庚戌朔，亦系误会经文所致。至乾隆朝，江声撰《尚书集注音疏》，王鸣盛作《尚书后案》，始据《释文》所引马融《尚书》注，释《康诰》及《顾命》之哉生霸为朏日。而“朏”字从月从出，正指月初二初三，新月初生，与许慎解哉生霸，承大月初二，承小月初三相合。
四
由于江声、王鸣盛释《尚书》“哉生霸”，已改正刘歆《世经》及《尚书》伪孔传的错误，故俞樾《曲园杂纂·生霸死霸考》遂进一步考释《尚书》真《武成》及《康诰》《顾命》所载月相。俞氏《生霸死霸考》所定月相为：“晦日，死霸。一日，既死霸。二日，旁死霸。三日，哉生霸，亦谓之朏。十五日，既生霸。十六日，旁生霸。十七日，既旁生霸。”俞氏所定“晦日死霸，一日既死霸”，此系修订刘歆之说。刘歆将死霸、既死霸均释为初一，忽略既死霸的既字。俞氏的修订是正确的。俞氏释二日为旁死霸，仍依从刘歆，而未虑及该词并未正确描述该日的月相。释既死霸为初一，既死霸那一天的月相也正系无光，与晦日同，而且已月亮无光了一天，故既死霸一词正确地描述了是日月相。而旁死霸，如释为旁近死霸，则此一名词实未描写初二日在天上的月亮的正确形象。而且哉生霸承大月初二日，承小月为初三日。如定“初二日为旁死霸，初三日为哉生霸”，则试问：在承大月初二日新月初生，俞氏将何以称之？故知定旁死霸为初二日，实属不妥。
“惟一月壬辰旁死霸”，此“旁死霸”乃“旁生霸”之讹，前人论《武成》月相，均未见及此。俞氏列“十五日既生霸，十六日旁生霸，十七日既旁生霸”。彰健按：刘歆《世经》是释十五日哉生霸为望日，释既生霸亦为望日，望日为甲辰，乙巳旁之，故乙巳为既旁生霸。刘歆并未说旁生霸为何日。今俞氏将既生霸列为十五日，旁生霸列为十六日，俞氏大概见既死霸为初一，旁死霸为初二，为求对称，遂仿此，而定既生霸为十五，旁生霸为十六。俞氏亦未虑及：望日为十五日，为生霸，不可称十五日为既生霸。这一“既”字的用法是与传统不合的。俞氏所列这些名词，其中如“既旁生霸”、“旁生霸”，均释“旁”为旁近。旁生霸，即旁近生霸为十六日；既旁生霸，则指旁生霸之次日，即十七日。十六日“旁生霸”、十七日“既旁生霸”，均未正确描述是日月相。古人以月相记日，而俞氏所列这些名词，仅有哉生霸以形容新月之初生，而无名词形容月亮之由盈而初缺。古人观象授时，以月相记日，恐不会如此疏忽。
彰健释月相，旁生霸即哉生霸，系指月之初二初三。旁死霸指既生霸（亦即既望）之次日，指月亮之开始亏缺。正与天上之月相相符。
五
在俞樾之后，王国维先生著《生霸死霸考》。该文为王氏《观堂集林》开卷第一篇，可见王氏对该文的重视。王氏论生霸死霸，牵合金文为说。他的结论为：“古者盖分一月之日为四分。一曰初吉，谓自一日至七八日。二曰既生霸，谓自八九日以降至十四五日。三曰既望，谓十五六日以后至二十二三日。四曰既死霸，谓自二十三日以后，至于晦。”王氏也知道《说文》：“霸，月始生魄然也。”“朏，月未盛之明也。”王氏说：“二日若承大月，则霸方生。”是他也释霸为明，指月的光亮；也认可《说文》对哉生霸“承大月初二日，承小月初三日”的解释。但他却又说：“哉生霸、旁生霸、旁死霸，各有五六日。”试想：哉生霸指月之初二或初三，新月始生。由初四至初八，怎可称它为哉生霸呢？这岂不名实不符？
旁生霸，王氏说：“旁者溥也，义进于既。”试想：由初四初五至于十四日，每天月光渐渐生长，至十五日月光即圆。则初四至十四，岂不都可称为旁生霸？怎可说止有五六日？这种称谓既不能像哉生霸之指月之初生，生霸（望）指月之初圆，则此旁生霸、溥生霸之命名，有何意义？旁死霸，如指月光之渐渐亏缺，则由既望之次日至晦之前一日，皆可称旁死霸，则旁死霸亦岂仅只有五六日，其命名有何意义？
王氏也由于不知“一月壬辰旁死霸”，此“旁死霸”系“旁生霸”之误，故无从读“旁”为“方”，释为“始”。他知道哉生霸系形容新月之初生，却未想到应有“旁死霸”一词以形容月之初缺。按照他的解释，初吉可至月之八日，旁生霸为月之初十日，既望可至二十三日，旁死霸为月之二十五日。
王氏将月之十五日应列为望日者，列入既生霸，而未分别望日与其前各日月相之不同，也未分别望与既望的不同。既望以后，月即渐亏，不可仍称既望。自来言望与既望，既望均指望之次日，没有延长到二十三日的。王氏将二十三日以后至于晦，列入既死霸。他未分别月之渐渐亏缺，与月光之完全不见的月相不同，而用同一名词来形容。凡此均可见王氏对月相之观察之粗疏。
然则王氏为什么反对刘歆及俞樾的解说，而将一月四分呢？这与他所见金文之用以纪日者，只有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四者有关。也与他所见《曶鼎》有关。《曶鼎》首节纪事：“隹王元年六月既望”；次节纪事：“隹王四月既生霸，辰在丁酉”；三节纪事：“昔馑岁”。王氏认为：“朔与望，古自有初吉既望二名。……《曶鼎》铭先言‘六月既望’，复云‘四月既生霸’。一器之中，不容有两种纪日法，则既生霸之非望，决矣。以既生霸之非望，可知既死霸之决非朔。而旁死霸之非二日，旁生霸之非十六日，又可决矣。”刘歆是将死霸与既死霸均释为朔日，将生霸、既生霸、哉生霸，均释为望日的，已见前考。而刘歆将望日与既望，也均释为望日。《汉书·律历志》引刘歆《世经》：“后二岁，得周公复子明辟之岁，是岁二月乙亥朔，庚寅望，后六日得乙未，故《召诰》曰：‘惟二月既望，粤六日乙未。’”由庚寅望数六日为乙未，故“庚寅望”亦即《召诰》的“既望”。是刘歆《世经》认为望与既望无别。而王氏由《曶鼎》纪事看来，同一器物上文言既望，下文言既生霸，一器之中不容有两种纪日法，显然既生霸非刘歆所谓既望，也非刘歆所谓望日。既生霸非刘歆的望，则既死霸也非（刘歆所谓）朔，而旁死霸也就非刘歆及俞樾所谓初二日，旁生霸非俞樾所谓十六日了。
在王国维之后，论金文月相者，均将既生霸与既望不释为同日，即受王氏此说的影响。
我审查王氏此说的证据，发现《曶鼎》原文系作“隹王元年四月既眚霸，辰在丁酉”，王氏以“眚”字从生声，遂读眚为生。其实，这个眚字应从许慎《说文》，训为“翳”。“既眚霸”即“既翳白”，亦即既死霸，系指初一。《曶鼎》：“四月既眚霸，辰在丁酉”，以《令彝》“辰在甲申”之指朔日证之，亦可证《曶鼎》四月之丁酉为四月初一。《吕
》：“隹五月既死霸，辰才（在）壬戌”，正于“辰在壬戌”上注明既死霸，与《曶鼎》“既眚霸辰才丁酉”的句型完全相同。可为拙说既眚霸即既死霸的旁证。
马承源氏《西周金文中一月四分月相再证》（注：《曶鼎》系记三个不同事件，首节记王元年六月事，次节记元年上一年四月初一事，三节记时间太久远、年月日都已记不清楚“昔馑岁”发生的事。载《上海博物馆集刊》第3期，1986年版。）论及《曶鼎》说： 若增一闰，由王元年六月既望往上推，则前一年的四月既望为壬子，而丁酉为四月初一。马氏此言亦正可证成鄙说，“既眚霸”与“既死霸”同义。
《曶鼎》之所以将“既死霸”写作“既眚霸”，是因为古人对月相名词并不僵化固定。如“哉生霸”，可写作“旁生霸”、“载生霸”，也可写作“朏”。“旁死霸”可写作“方死霸”，则“既死霸”写作“既眚霸”应亦无不可。
王氏读《曶鼎》“既眚霸”为既生霸，遂认既生霸与既望及望非同日，既死霸与朔非同日。而古人是认初吉为朔日的，因此他认为既死霸与初吉也非同日。而他所见西周铜器铭文中其用以为日名者只有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四者，因此遂将一月四分。他将初吉释为初一至初八，证据为：（1 ）《虢季子白盘》云：“惟王十有二年正月初吉丁亥”。案宣王十二年正月己酉朔，丁亥乃月三日。（2） 《吴尊》盖首云：“惟二月初吉丁亥”，末云“惟王二祀”。案宣王二年二月癸未朔，则丁亥乃月四日。（3）《师兑敦》云： “惟三年二月初吉丁亥”。案幽王三年二月庚辰朔，丁亥乃月之八日，是一日至八日均可谓之初吉也。
《诗经·小雅·小明》：“二月初吉”：毛传：“初吉，朔日也”《国语·周语》：“自今至于初吉”，韦昭注：“初吉，二月朔日也”。这些旧说，王氏当然知道。但由铜器《师兑敦》铭文看来，他认为初吉应该包含初一至初八。为证明其说，除金文材料外，又于古文献中找旁证。他以《尚书·顾命篇》为证，说：“《顾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甲子，王乃洮頮水’。哉生魄不日，至甲子乃日者，明甲子乃哉生魄之一日，而王之不怿，固前乎甲子也。”彰健按：“哉生魄”指月之初二初三，新月初生言。在初四初五不可称之为哉生魄。成王是在哉生魄承大月初二、承小月初三日得病，至甲子乃疾大渐，而说“病日臻，疾弥留”，故甲子决不与该月哉生魄（初二或初三）同日。王氏说“明甲子乃哉生魄中之一日”，这是错误的。
王氏见《武成》“粤若来二月既死霸”不书干支，而《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于“旁死霸”上书有干支，遂说：“《武成》之旁死霸独日，顾不云‘旁死霸壬辰’，而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霸’，亦谓旁死霸自壬辰始，而非壬辰所得而专有也。”彰健按：《尚书》纪日有下列各例：《召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真《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霸（死系生字之误），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粤若来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旁字衍）《康诰》：“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顾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甲子，王乃洮頮水。”在这七个例子中，“丙午朏”与“壬辰旁死霸”的句型相同。“丙午朏，越三日戊申”“朏”即哉生霸，是月哉生霸即丙午日，不可能包含丁未、戊申在内。《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霸”，旁死霸系旁生霸之误，已见前考。旁生霸即哉生霸。武王伐纣之年，一月壬辰哉生霸，是月哉生霸即壬辰，也不包含“若翌日癸巳”在内。王氏说“旁死霸自壬辰始，非壬辰所得专有”，显系错误。
古人以月相纪事，注明“丙午朏”，“壬辰旁死（生）霸”，既注明月相，又注明干支，这种纪事方法最精密。其次则为注明月相，然后再注明越几日干支，如“二月既死霸，越五日甲子”，“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则由甲子倒过来数五日，可知二月既死霸是日干支为庚申；倒过来数六日，可知二月既望的干支为庚寅。这种纪事仍然清楚。《康诰》“惟三月哉生魄”未注明干支，这是因为它仅注重记载这月哉生魄发生的事，则未注明干支应亦无不可。《顾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甲子，王乃洮頮水。”史官纪事如果要说清楚一点，自然应于“哉生魄”下标明干支，或于“王不怿”下注明越几日甲子。但由于有《康诰》此一记事之例，故我们也不可以说今本《顾命》“哉生魄”下脱干支，或脱“越某日”几字。成王的不怿，是自四月哉生魄始，故《顾命》的记事也就由“四月哉生魄王不怪”开始。
王国维认为金文“初吉”不仅指初一，他还举了下列三个例子：（1）《静敦》云：“惟六月初吉，王在
京，丁卯，王命静司射。”（2）《穴彝》云：“惟六月初吉，王在郑，丁亥，王格大室。”（3）《
敦》云：“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邵宫。丁亥，王格于宣榭。”王氏说：“初吉皆不日，至丁卯丁亥乃日者，明丁卯丁亥皆初吉中之一日。”彰健按：王氏所举此三例实与《顾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甲子，王乃洮頮水”同型。甲子非哉生魄中之一日，则丁亥丁卯亦非“初吉”中之一日。“哉生魄”只指新月初生之日，不包含后此诸日。由《康诰》及《顾命》辞例看来，这些铜器于“初吉”不注明干支，此并无不可，我们不可说是记事有误。
王氏说：“凡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各有七日或八日。哉生霸、旁生霸、旁死霸，各有五日或六日，而第一日亦得专其名。”其所谓“旁生霸”、“旁死霸”各有五六日，第一日亦得专其名，其意盖谓：旁生霸为初十，此系专名，十一至十四则为通名。旁死霸为二十五日，此其专名，由二十六至于晦则为其通名。王氏并未举出文证。现在看来，此亦建立于他对《顾命》哉生霸的误解，以为初三系哉生霸专名，初四至初八初九则为其通名。而他也就根据此一误解，见金文月相又只有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四者，遂将一月分为四分，谓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各有七日或八日，并于金文所记月相记事中找寻证据。例如：据《虢季子白盘》、《吴尊》、《师兑敦》以证初吉可指初三至初八，已见前引；据《师虎敦》“隹元年六月既望甲戌”，认为宣王元年六月丁巳朔，十八日得甲戌，是十八日可谓之既望；据《兮伯吉父盘》“唯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认为此系宣王时器，宣王三年五月己丑朔，二十六日为庚寅；据《颂鼎》“隹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而谓宣王三年六月乙亥朔，三十日为甲戌，是既死霸可指二十六日至三十日。他对《曶鼎》纪事，认为：“首次两节，必为一岁中事。今以六月既望乙亥推之，假令既望为十七日，则是月己未朔，五月乙丑朔，四月庚寅朔，无丁酉，中间当有闰月。则四月当为庚寅朔，八日得丁酉，此既生霸为八日之证。”他所定初吉可包含初一至初八，既生霸包含“八九日以降至十四五日”。但对初八日究竟应列入初吉或既生霸，王氏并无定见。也许在他看来，古历粗疏，因此可以有这种出入吧！如前所述，对《曶鼎》纪事，他已误解《曶鼎》的“既眚霸”为“既生霸”，故以《曶鼎》作为既生霸为初八的证据，我们自无需采信。而他根据铜器铭文月相纪事所定该铜器为某王时器，则其后研究金文的学者如郭沫若、唐兰、吴其昌、董作宾、陈梦家等人，即已多异说，迄今尚无定论。
王氏据历术推算西周某王某年某月朔，但未说明他系采用四分术抑三统术。王氏弟子吴其昌《金文历朔疏证》则是根据刘歆三统历术推算的。由于古代历术不精，据三统术推算西周年历，每三百年即差一天。故王氏所推算实不可信据。故董作宾先生作《殷历谱》及《西周年历谱》，论及西周年历，即先撰写西周合天历谱，然后将金文有关月相纪事铭文，纳入历谱中。《虢季子白盘》云：“隹王十有二年正月初吉丁亥”。王氏说宣王十二年正月己酉朔，丁亥乃初三日。而董先生《西周年历谱》则谓宣王十二年正月初吉丁亥，是年正月丁亥朔，以此证初吉乃初一，而非初三。
顷读张闻玉《西周铜器历日中的断代问题》（注：《华夏文明》第2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89页。），张氏说，“《虢季子白盘》，如用四分术推之，天正子月大乙酉朔，丁亥实为初三。考求实际天象，此年历法已先天1190分，实际天象是正月大， 丁亥762分合朔。”又说：“四分术岁实为3651／4日，与一个回归年长度365.2422 日比较，只是密近而并不相等，由此产生的朔策29日也就必然与实测有一定误差。积三百零七年差一日，即每年差分3.06分（940÷307＝3.06）。如果用殷历四分术即《史记·历术甲子篇》之法推演，再算上每年所浮3.06分，上推千百年至殷商西周，下推千百年至今天，所得朔闰也与实际天象密近。”“因为四分术的殷历行用于公元前427年，所以推算前427年之前的天象，每年当加3.06分，推算前 427年之后的天象，每年当减3.06分。……自王国维先生以来的文史考古学家不明白这个道理，用刘歆之孟统推算西周历日，总是与铭器所记不合，总有两天三天的误差。根本原因是没有考虑年差分。即使用四分术推算，也得不出实际天象。”张闻玉对《史记·历术甲子篇》的解说，系根据其师张汝舟的说法。张汝舟著有《西周经朔谱》及《二毋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等书，惜未见。
史语所图书馆也未藏有张培瑜《晚殷西周冬至合朔时日表》。我不知董先生、张汝舟、张培瑜三家所排西周合天历谱有无异同。但张闻玉氏此文既言《西周年历谱》合天，则董先生定该器之初吉为初一，自较王国维氏之释为初三为可信。
在王氏作《生霸死霸考》，董先生作《（王氏）四分一月说辨正》及《西周年历谱》时，周原甲骨尚未发现。他们自无由知道周原甲骨有“既死”、“既吉”、“既魄”等名词。黄盛璋先生《从铜器铭刻试论西周历法若干问题》（注：《亚洲文明论丛》，四川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页。）引《曾伯宠鼎》：“隹王十月既吉庚午，曾伯从宠自作宝鼎用。”这一器物也在董先生死后才发现（注：此一器物拓本始见于《文物》1965年第7期。而董先生逝世于1963年11月。）。因此， 董先生在《四分一月说辨正》中只能指出“古人忌讳死字”，说：“初吉所以代替既死霸月相之名，观可以确定为厉宣之古器，皆用初吉，不用既死霸。列国器用初吉者四十，用既死霸者一。西周器用初吉者三十二，用既死霸者八，而早期之《武成》乃有既死霸之名。由此亦可见以初吉代既死霸，其时代先后之关系矣。”现在由于周原甲骨的发现，我们可以由既死霸、既死、既吉、初吉、朔等同一含义的名词在历史中出现的先后，而说明其演变。
既吉、初吉、朔，并未形容在天上的月亮的相貌，我们可以说它不是月相名词，但均与“既死霸”这一月相名词有关。其含义相同，都是指的初一。我们可由古人忌讳死字这一心理而说明其演变。
黄盛璋该文又引《毓卣》：“惟九月初吉癸丑，公
祀雩旬又十一日辛亥。”九月初吉（初一）为癸丑，下推十一日为癸亥，故辛亥为癸亥之误。《礼记·祭统篇》记，在宗庙举行大祭之前，国君需“散斋七日，致斋三日”，此正于十一日后举行宗庙祭祀。王国维因见《静敦》“六月初吉，王在郑，丁亥王格大室”，遂认为初吉不仅包含丁亥，可包含初一至初八。他如见《毓卣》言及初吉后十一日所举行祭祀，必惘然若失。
董作宾先生《西周年历谱》（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第735页。）举《谏簋》：“隹五年三月初吉庚寅，王在周师录宫。”《兮甲盘》：“隹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董先生认为：“两器同年同月同干支当属一王。一称朔为初吉，一沿旧习，称朔为既死霸。”彰健认为：这也应该是初吉即既死霸最好的例证。王国维因所见铜器铭文用以纪日者只有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四者，遂将一月四分。其实初吉即既死霸，既望即既生霸，周人系将一月二分。既死霸、既生霸的名称虽早于初吉及既望，但古人行文仍可沿用旧称，故金文中此四月相名词常见。古人以晦日决定朔日，以望日决定既望，故其纪事以既死霸初吉纪上半月事，以既生霸既望纪下半月事。如因此而谓周人将一月四分，则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