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问题与科学哲学问题_哲学论文

科学问题与科学哲学问题_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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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的“科学问题”不是在“科学问题”与“非科学问题”划界的意义上使用,而是与“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相对而言的。意在讨论什么是科学问题,什么是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二者的相互关系与作用机制如何,以及如何从科学成果中概括出哲学结论等。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如何从事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研究。

要解决什么是科学问题,首先就应该了解什么是科学。一般有两种理解:一是关于自然界的有系统的知识体系;一是对自然真理的探索,本质上是主观对客观的无限接近,它不仅包括已获得的知识,也包括科学活动的手段和方法。在后者的意义上,“科学是对世界进行观察、描述、定义分类、量度、实验、概括、解释、预测、 评价和控制”。(注:(美)M.斯克利文:《科学哲学》,《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6年第3期。)由此可见,科学本质上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活动。这一过程由三个主要要素组成,主体即从事科学活动的人,客体即科学活动的对象,以及介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仪器中介,也就是工具。

科学主体的认识目的和背景决定了“科学问题”的性质,它往往是针对客体本身而言的。化学家面对一种未知的物质,他可以通过如下一系列问题的解答来确认它。该物质是金属还是非金属?是单质还是化合物?它的分子量或原子量是多少?与酸碱反应及生成物的特性是什么?通过解决这些问题,也就认识了这种物质。由此可见,科学问题决定于科学认识的目的,科学问题的解决又是科学认识目的的某种程度的实现,深化了人们关于客体的认识。

科学的重要特征就是其解释功能和预见功能。在某种意义上说,“解释与预见只是在各自的时间方向上不同,因为解释指向过去,而预言指向未来。……任何解释是潜在的预言,而任何预言提供对被预言事件的解释。”(注:(苏)B.M.凯德洛夫:《物理学的方法论原理》,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60、64页。)因此,讨论科学解释对进一步理解科学的本质有重要的意义。科学的解释功能,总是力图寻找现象的原因和规律的科学说明,最大限度地把现象纳入已有的理论之中,扩大理论的外延。根据解释假定与其解义之间的关系,可以将科学解释分为四类:演绎模型、概率解释、功能解释和生成解释。(注:黄顺基等:《科学技术哲学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1页。) 一般地说, 因果分析和概念统计是一切科学解释的基础。

以上各种类型的科学解释实质上是科学说明,都不具有哲学解释的意义。随着科学的数学化,要对科学知识的数学概念及其形式表达的认识意义作出语义解释,确认研究对象的客观结构和规律,并提出与之相符合的概念——理论原则。这种解释触及到哲学的“逻各斯”(注:(美)M.斯克利文:《科学哲学》,《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6年第3期。),要求数学形式与客观结构同构,因而具有哲学解释的意义。只有当科学解释包含着某种哲学上的预设,它才具有哲学含义。否则这种解释只是理论内部的逻辑推演。理论的哲学解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哲学上的特定的预设,这些预设隐含在理论之中。譬如化学反应中的质量守恒定律,其深层次的哲学预设就是物质不灭原理,前者只是后者的表现。

从以上讨论,我们可以一般地认为,科学解释对应于科学问题,而科学的哲学解释对应于科学中的哲学问题。

在进一步讨论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之前,谈谈西方科学哲学与这一问题的关系是必要的。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图尔明给科学哲学的定义是:“科学哲学所要论述的是方法论与认识论问题,亦即研究者对待自然界的方式方法问题。”实际上,科学哲学以自然科学中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为主要研究对象,兼及科学观与自然观。(注:罗慧生:《西方科学哲学史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具体地说, 科学哲学把科学作为一个系统,研究该系统的演化与发展规律。

对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可以作狭义与广义的解释。前者指各门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如物理哲学、生物哲学、化学哲学等等。广义的理论既包括各门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又把各门自然科学看作一个整体,研究其一般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在这种意义上,西方科学哲学也可以纳入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之中。因此,广义的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研究应包括如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科学概念和科学理论外延扩大,上升为哲学范畴和哲学原理;二是科学理论的形而上学(哲学)基础问题,这是一种由表及里向理论的深层次的探索,揭示隐含在理论中的科学图景和自然观,找出其中的哲学预设;三是方法论的问题,科学方法是科学认识活动的一部分,方法的逻辑、方法的有效性和方法的合理性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立足于科学理论本身,揭示其方法论意义,也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因为“理论知识在自己的起源中已经作为自身运动的方法发挥作用(注:(苏)B.M.凯德洛夫:《物理学的方法论原理》,知识出版社 1990年版,第60、 64页。)。”在这种意义上,作为科学知识的理论和作为方法的理论是同一的。将理论上升为方法论原理,就可以对进一步的科学研究起调节作用。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对科学问题和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加以比较。

首先,二者的研究对象不同。科学问题是针对具体的自然现象;而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则是以科学问题为基础,以科学为出发点,讨论的是具有更大普遍性的问题。在这种意义上,科学是研究有限的问题,哲学是研究无限的问题。考察粒子物理的历史,从古代的原子实体到核式结构,再到更基本的“夸克”,其中的科学问题是如何从所谓的基本粒子中打出更基本的粒子,正是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建造了各种类型的高能加速器。基于这一科学问题的哲学问题是讨论物质的可分性,世界的物质统一性。通过这种深层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物理学寻找“宇宙之砖”的努力本质上是受世界物质实体统一的科学观支配的。

其次,二者所属的层次不一样。科学问题是在具体科学研究层次之内,而后者则是属于哲学研究的层次。

最后,前两方面的区别,决定了二者的研究方法也有所不同。具体科学问题多以观察、实验、假说和模型等方法来获得解决。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只能以思辨的方式,用逻辑方法来解决。当然,对这两方面的检验都只能直接或间接地以实践为标准。

随着科学研究对象的转移和科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科学理论。这些科学理论同已有哲学原理之间存在着种种不一致和冲突,从而产生了科学的哲学问题。

“科学同哲学的相互作用本质上是一种问题效应。科学的哲学问题,既是科学同哲学相互作用的产物,同时也是两者相互作用的中介。”(注:刘远明:《论哲学和科学相互作用的问题机制》,《贵州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科学哲学问题的产生总是有一定的背景条件。 一般而言,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因其时常涉及到一系列不能或暂时不能诉诸于经验解决的概念问题,也正是这些问题使原有的科学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发生动摇,使科学处于危机和革命时期,此时科学往往同哲学发生激烈的冲突。库恩说:“在公认的危机时期,科学家们必须转向哲学分析,作为解开他们领域中的谜的工具。”(注:T.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73页。)这种哲学探索的目的主要不在于讨论自然科学的具体问题,而是在于寻找自然科学的方法或者作为某个科学理论结构出发点的基本假设。现代理论物理学及宇宙学之所以提出了大量的科学哲学问题,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同哲学的不一致所引起的科学哲学问题是同时对两者而言的,它客观上要求对冲突的双方都进行置疑,而绝不能先入为主地拒斥任何一方。

从科学哲学问题产生的背景条件看,科学哲学问题最活跃的地方是科学研究的前沿。此时科学问题与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往往是难以明确区分的,有的问题既是科学问题,又带有哲学的性质。因此,对科学前沿的科学问题研究和哲学研究往往是同步进行的。特别是现代西方著名科学家,始终站在理论自然科学的前沿,站在科学的自然观特别是思维方式变革的前沿。他们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出发,对科学前沿的哲学探索特别富有启发性。科学家关心的是,为了排除科学前进中的思想障碍,寻找不断更新的思路和方法。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经验迫使我们寻求更新、更可靠的基础,物理学家就不可以简单地放弃对理论基础作批判性的思考,而听任哲学家去做,因为他们自己最晓得,也最确切地感觉到鞋子究竟是在哪里夹脚的。”(注:《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341页。 )科学家们以科学前沿的实际进展为基础,深沉的追溯到与之相关的哲学问题,从而促使科学问题的解决,同时也丰富了哲学的内容,并使哲学与科学趋于一致。

哲学同科学的一致可以视为科学对哲学的认同或发展,具体反映为科学理论为哲学提供某种合理的阐述。它使抽象的哲学原理或范畴具体化、明确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是理解哲学的工具。科学对哲学的认同和发展是哲学与经验事实相符的一种间接反映,也是检验某种哲学理论正确与否的一种途径。哲学史上的许多伟大哲学家,都曾致力于用科学来为其哲学理论的合理性进行论证,并把科学对哲学的认同视为评价和选择某种哲学理论的重要标准之一。

对哲学的发展来说,科学的认同是必不可少的,但这不是科学对哲学的唯一功能,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功能。科学之所以是推动哲学发展的主要动力,其根本原因在于科学是对哲学的一种批评,具体反映为科学向哲学提出一系列问题。但是,科学对哲学的这种批评功能不是自发实现的,它只有通过对科学理论本身的哲学探讨来达到。

哲学研究也是始于哲学问题,但“纯”哲学问题是不存在的,它需要哲学以外的问题来推动。历史地看,科学是哲学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古希腊罗马时代,哲学与科学融为一体,哲学探讨的问题亦是科学探讨的问题。当科学与哲学分离以后,两者之间的联系并未割断。特别是近代科学和科学哲学的发展,又提出了诸如知识的基础与源泉、知识的增长,科学方法的有效性、合理性等一系列哲学问题。本世纪以来,科学又向传统哲学的时空观、物质观、因果性、认识的主客体关系、决定论、规律观等提出了新的挑战,并迫使哲学对这些观念进行重新审视。可以说,每一种哲学理论都正是在对科学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澄清和解答的过程中逐步趋于完善的。然而,这决不意味着科学理论和科学发现所提出的所有哲学问题都可以在一定的哲学框架中予以解决。当科学理论彻底动摇了某种哲学理论的根基时,客观上要求打破和抛弃旧的哲学传统。这也是科学与哲学的批判功能的本质所在,同时也客观地要求我们必须把哲学理论视为一个开放的体系,不断从科学中吸收营养并修正自己的形式,丰富自己的内容。正如恩格斯所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的每一次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

现代自然科学日新月异,如何实现科学成果的哲学概括,是从事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研究的主要问题。这种概括,本质上是从个别到一般的过程。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注:马来平:《科学成果哲学概括的三种基本方式》,《山东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一、整体性概括方式。着眼于“具体”的整体或从“具体”的整体上的联系出发,对“具体”进行科学抽象,从而达到一般。进行科学概括时,应该用整体的观点看待科学成果,看到它们与以前科学的联系,看到与其它科学的联系,科学成果的内在联系等,即在广泛的联系中考察具体的科学成果。同时要准确地把握自然科学的时代精神,并以此作为哲学概括的总方向,总角度。整体性概括方式特别有助于揭示科学观和科学的世界图景。恩格斯正是在对19世纪自然科学成果的整体把握中,揭示了形而上学自然观的过时,而辩证自然观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则成为必然。

二、普遍性概括方式。任何个别的科学成果中,都包含着哲学的一般,而哲学的一般一定表现为形形色色科学成果的最高共性。因此,通过逐步寻找科学成果的共性,能够达到哲学概括的目的。从科学成果中概括出来的共性,还要进一步参照社会领域和思维领域的成果,才能得出比较可靠的哲学结论来。在运用这种概括方式时,一种常见的倾向是把从自然科学成果中概括出来的结论,直接上升为哲学观点。这种倾向留给我们的深刻的历史教训是18世纪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它把在力学中具有普遍性的东西,误认为在其他领域里也是普遍性的,从而把力学观点上升为哲学观点。哲学的基础是各门自然科学,要从自然科学中吸收营养。但是不应该把自然科学中的新概念、新观点不加分析地搬进哲学之中。我们应该防止这种以特殊代替普遍的错误倾向。

三、典型性概括方式。本质上是一个从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别的过程。现代自然科学硕果累累,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一一加以把握和概括,所以选择典型的蕴含哲学含义的成果进行典型概括就成为必要。这种方式有三个必经的环节:1)熟悉科学成果本身;2)从科学成果中提升出一般性的结论;3)把这些一般性结论外推为哲学结论。 这种概括方式强调重点突出,分析深入,特别适应于新兴科学成果的哲学分析。

无论哪一种概括方式,以下几点都是值得注意的:1 )熟悉科学成果,就是要把握科学成果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精神。由于对科学成果不熟悉,在进行哲学概括时,往往采取对号入座或贴标签的方式。2 )哲学概括的深度问题。有的学者尽管比较熟悉科学成果,但不仅仅局限于科学成果,不能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从而失去了哲学研究的创新意义。为了将研究深入下去,我们必须将历史与逻辑结合起来。既考察科学成果的形成历史,发掘其思想渊源,把握思想精髓,又考察哲学史,揭示科学成果与哲学的联系。并用逻辑的方法将它们整理,找出它们的一致与冲突,既丰富现有的哲学理论,又找出其哲学研究的着眼点。3 )概括角度问题。在不同的关系中,从个别中可以抽象出不同的一般。概括的角度,不是从外部强加给科学成果,而是科学成果作为个别,在它与一般的关系中本身就存在的。一些作者概括的角度只死守科学成果的内容方面,不能越雷池一步,宋他们所得出的无非是一些本体论的问题,这对于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研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其实,科学的成果有着复杂的多维结构,由无穷多个方面组成,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选作概括的角度。人的认识也是多维度、多层面的,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出发,既可以采取内容的角度,又可以采取形式的角度;既可以采取逻辑的角度,又可以采取历史的角度;既可以从理论的结构入手,又可以分析理论建立的方法及理论所揭示的方法论启示。

刘大椿先生指出:“近年来,科学哲学的另一个趋向是,又回到有关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中,有的还研究社会科学的哲学问题,在物理哲学、生物哲学等方面有一定进展。”(注:刘大椿:《谈科学哲学的再定位》,《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年第1期。) 在批判地吸收以往西方科学哲学成果的基础上,大力开展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研究,对繁荣我国的哲学事业大有裨益。

科学中哲学问题的研究,可以为进一步的科学研究提供方法论。虽然哲学层次的科学方法论不能对具体自然科学问题研究提供灵丹妙药,但哲学方法论的启示性作用和调节作用还是不容置疑的。

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伦理问题日益受到重视,成为科学中哲学问题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我们远未体验到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但是,我们向现代自然科学进军时,不能不同时考虑到科学技术的双重性质,我们决不能重蹈西方的老路,在享受到物质文明以后,再回头来解决科学造成的社会问题。科学伦理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制定正确的、有益于人类未来发展的科研方向。科学与技术一样,作为一把双刃剑,只有在人类的最高理性——哲学思想中才能把握。

综上所述,科学问题与科学中的哲学问题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哲学问题的研究以科学问题为基础,而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的探索,又有助于科学问题的解决。从事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研究又要遵循一定的步骤和方法。科学史和哲学史都表明,解决好这一问题对科学和哲学的进步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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