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当代报告文学观念的确立与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报告文学论文,中国论文,现当代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报告文学观念的萌芽与确立
从时间上说，我国现代报告文学观念萌芽于本世纪20年代初。这个时期，对现代报告文学观念萌芽影响最大的是周恩来与瞿秋白。1920年末至1924年，周恩来在天津《益世报》上陆续发表了20多万字的《旅欧通信》。这些作品迅速、及时、真实地反映了有重大社会意义的事件与现象，其创作指归主要侧重于对民众阶级意识的启蒙，这就与同时期的其他文学样式张扬个性，注重个性生命的释放，主张个性价值的实现的启蒙内涵形成了一定的区别。文中，周恩来还明确地提出“纯立客观地位，据实直书”，注重作品的“宣传鼓吹的意义”等创作准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对报告文学社会功利性目的与新闻性特征作了片断描述。继周恩来之后，瞿秋白也以丰富的创作实践奠定了现代报告文学观念。他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以“略仿散文诗”、“试摹‘社会的画稿’”的独特追求将思想与文彩相融铸，把文学哲学化、政治诗意化、思想艺术化、艺术个性化，显示了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与政论性相融合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和巨大魅力。尽管这些对报告文学审美特征的描述都是零星、肤浅的甚或是非自觉的，但是它们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报告文学这一文体朦胧的理性认识，代表着萌芽期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创作对文学性、新闻性与政论性等文体要素的趋同性要求，而这正是以后报告文学观念的主要内容。
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在中国蓬勃兴起，两年之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随着左联对报告文学的大力倡导，对国际报告文学作品及其理论的引荐，萌芽期的报告文学创作在走完了自己的自在阶段后，也进入到自觉的理论整理与提升阶段，报告文学观念随之得以确立。
报告文学观念的首要内容是确认了报告文学是一种“集团主义文学的新型”，是无产阶级的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它强烈的社会批判性质决定了其文体特征的政论性。
从纵向上看，对报告文学社会批判性质的强调，是萌芽期报告文学观念的自然延伸。从横向上看，它也是左联对国际无产阶级报告文学创作及理论译介与移植的产物。从1930年起，左联的一些成员开始通过日本这个中转站引荐西欧与东欧的报告文学。此中有冯宪章所译的川口浩的《德国的新兴文学》、徐懋庸所译的皮埃尔·梅林的《报告文学论》、沈起予所译的安德尔·马尔克劳斯的《报告文学之必要》，周立波翻译的捷克作家基希的《秘密的中国》。对德国“Repoetage ”产生的时代背景，川口浩进行了生动的描绘，“在熔矿炉喷着火焰，兵工厂生产着最精巧的杀人机器的现在，什么星啦紫罗兰的故事，已经变成了时代落伍的作品”，在Repoetage，比什么都重要的事， 是以自身为武器去改变这种现实，而报告的方式，“好像将一根织物的一根根线条分拆开来一样，次第的暴露支配阶级的罪恶，而发出了非使别人听到不可一般的呼喊。它，决不停留在暗示的地位。一切一切，都要寻根掘底地暴露出来”（注：川口浩著，《德国的新兴文学》，《拓荒者》第1卷第2期，1930年2月。）。 以锐利的目光和独到的见解对社会事件与社会现象进行解剖、报告，寻根究底地暴露罪恶的渊薮，这就是以基希为代表的报告文学作家的报告文学文体意识，他们也是遵循这样的观念走向社会的现实斗争，走向了文学的天地。在相似的社会环境，相同的价值期待，清晰的文体参照中，中国报告文学作家们急切而又自然地接近了国际无产阶级报告文学的文体观，在创作主体上共同确认了报告文学的社会参预意识与批判意识。由此，报告文学的社会批判性质及其是否具备了同生共存的政论色彩遂成为甄别中国报告文学文体属性的试金石，成为中国报告文学观念发展与嬗变的一条内在线索，对其的继承或颠覆，都极大地影响着那一阶段的报告文学观念及创作。
1930年8月4日，左联执委会通过了《无产阶级运动及我们的任务》的决议，指出“从猛烈的阶级斗争当中，自兵战的罢工斗争当中，如火如荼的乡村斗争当中，经过平民夜校，经过工厂小报，壁报，经过种种煽动宣传的工作，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此项决议首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正式提出“报告文学”的名称，它的意义在于匡范了报告文学的题材取向、生成渠道，并把它作为文学大众化的直接手段予以介绍。这个呼吁得到了当时作家与文艺理论家的普遍赞同，并在规模宏大的工农兵通信运动，以及阿英所编的《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茅盾的《中国的一日》、梁瑞瑜《活的记录》等报告文学合集中得以体现。这些作品初步显示出报告文学这种“集团主义文学”巨大的社会批判力量，表明当时的人们对报告文学的社会批判性质已达成共识。
在理论上，我们看到这个时期大量的有关报告文学的阐释都是围绕报告文学的社会功能来展开的。其社会价值被表述为：“是无产阶级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基础。要大众地建设广大劳苦大众自己的文学，这是最重要的一种文学式样。”（注：转引自唐鸿棣著，《略论“左联”对报告文学的介绍和理论研讨》，《贵州社会科学》1990年第12期。）其功能目的被定位为“必然的具有一定的目的，和一定的倾向”（注：阿英著，《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南强书局1932年4月版。）， “这目的是社会主义的目的”（注：袁殊著，《报告文学论》，《文艺新闻》第18号，1931年7月13日。）。 其认知方式被描述为：“能够把变动的日常事故更迅速更直接地反映、批判”（注：胡风著，《关于速写与其他》，《文学》第4卷2号，1935 年2月。）。也就是说，这一阶段的报告文学观念主要具有如下内涵：在文体功能上要成为阶级斗争的武器；在作家思想和文学内容上要具有无产阶级目的意识；在文学的认知方式上要坚持社会分析与社会批判的首要性乃至唯一性。这些内涵共同建构起报告文学政论性的思维框架。
这一时期形成的报告文学观念的另一重要内容便是对报告文学文学性与新闻性的确认。在这个时期的作家与理论家看来，报告文学不同于劳动通讯，“前者不是文学，而后者却是纯然的文学”；报告文学不是小说，“小说的创造性比较大，而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比较大”；报告文学不是速写，速写“缺乏关于现实事情的细密的研究和分析，常常忽略了事件的历史动态”；报告文学也不是文艺性散文，它“带着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也就是说，报告文学独立的文体意义在于它具有文学性与新闻性的双重因素。对此，茅盾以理论的形式作了较为完整的概括：“‘报告’的主要性质是将生活中的某一事件立即报告给读者大众。题材既是发生的某一事件，所以‘报告’有浓厚的新闻性；但它跟报章新闻不同，因为它必须充分地形象化。”“好的‘报告’须要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人物的刻画，环境的描写，氛围的渲染等等”（注：茅盾著，《关于报告文学》，《中流》第11期，1937年2月20 日。）。报告文学《包身工》， 就是报告文学三种文体要素日益和谐统一的产物，作品以剖析与形象的交相组合，概括叙述与细致描写的交替运用，速写场面、特写镜头、白描手法的随机落笔，构成了作品鲜明的艺术特色，成为报告文学创作的第一块里程碑。
值得注意的是，在共同认定了报告文学的新闻性与文学性的观念中，关于两者何为先，究竟应该怎样看待报告文学文学性的认识却存有相当大的差异。如前文所述，茅盾认为应该以小说的艺术条件来规定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因而夏衍《包身工》“论文”式的写法不应当成为报告文学写作遵从的样板。而周立波认为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体现在：“用那由精密的科学的社会调查所获得的活生生的事实和正确的世界观，和抒情诗人的喜怒与力，结合起来，造成这种艺术文学的新的结晶。”（注：周立波著，《谈谈报告》，《读书生活》1936年第3 卷第12期。）强调新闻性为先，在绵密的社会调查基础上用抒情与议论手法来产生浓郁的政论风格，以获得文学性。他认为《包身工》正是这种基希式报告文学观念的成功尝试。由此时起，报告文学的文学性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报告文学界，构成报告文学观念发展中的另一条内在线索。对其坚执一端的强化或弱化，都极大地影响着那一时期的报告文学观念及创作。
现代报告文学观念的发展及变异
谈到抗战报告文学，刘白羽开宗明义地说：“抗日战争爆发了，我的散文变成了报告文学。这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搏斗中，中国人民需要直接命中敌人的投枪，更直接激发民族精神的战鼓。”（注：刘白羽著，《刘白羽散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刘白羽的“投枪”与“战鼓”论可视为那个时期报告文学的代表性观念。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存亡成了头等大事，各种观念殊途同归：实用，为抗战服务。报告文学这种极具战斗性、时代性和唤醒民众效用的年轻文体，便顺应时代的召唤，在被赋予新的启蒙使命后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无论是二三十年代成名的成熟作家，还是新进的文坛新秀、文学青年，都以高涨的热情投入到报告文学竞写潮中，而“一切的刊物都以最大的地位（十之八七）发表报告文学”（注：以群著，《抗战以来的报告文学》， 《中苏文化》第九卷第1期，1941年7月25 日。）。报告文学的“武器”性质与“工具”性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展与深化。恰如胡风所言，“藉着它，文艺更直接地和生活结合，更迅速地替战斗服务”，“我们民族底伟大的史诗底序章，藉着它，才没有完全被空间、时间、以及特殊条件所淹没。”（注：胡风著，《论战争期的一个战斗的文艺形式》，《剑·文艺·人民》，1937年12月31日。）与前一阶段的报告文学观念相比，报告文学的社会目的性更加鲜明具体，它要求报告文学成为“最高的民族斗争的一翼”，真正参与历史的发展过程和对敌的社会实践活动。
这一时期，报告文学的文体观念也有所发展。在抗战报告文学最初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普遍注重的是其“小型”“快捷”的新闻表现形态。对此，茅盾将他以小说条件来规范报告文学文学性的理论界说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他说：“有事实为蓝本的报告文学也不例外；故事是根据了某一事件，但人物总不能恰恰是那事件中的人，你一定会把久藏夹袋中的同样的人的性格加进去，要是你除了那件事中的人——假定是一个小商人罢，更没有其他的小商人在你的材料库里，那么，这唯一的小商人你是写不好的。”（注：茅盾，《公式主义的克服》，《文艺阵地》第2卷第1 期，1939年1月16日。）由于茅盾当时的影响与地位，以他的这一观点为发端，报告文学人物“典型化”的观念逐渐形成。这一观念对上一阶段还存有相当争议的报告文学文学性问题作了明确引导，人物刻画被认定为报告文学文学性的重要因素。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审美规范，对克服报告文学只写事不见人的片面新闻化倾向有相当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也有效地解决了事件报告文学里人物刻划的形象性问题，促成报告文学创作涌现出一批如丘东平的《第七连》、肖乾的《刘粹刚之死》、曹白的《杨可中》、沙汀的《随军散记》等佳作，给历史留下一长串神态毕真、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画廊。
战争促进了报告文学观念的深化与发展，同样也孕育着报告文学观念的渐变与质变。与人物“典型化”的观念相并行，抗战时期还产生了一个有重大影响的报告文学观念，那就是“歌颂等于暴露”。正如前文所言，报告文学的主要特征是其具有社会批判精神所赋予的政论性。在抗战的特殊环境里，郑伯奇将报告文学的政论性具体化为“极力表扬好的倾向，极力揭发坏的倾向”（注：参见朱子南《中国报告文学史》第854页，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11月版。）。这个阐释是报告文学“歌颂等于暴露”的先声。它的出现，立即在人们的文化心理上产生了共鸣。在那个血与火的对峙时期，时代是二元对立的：侵略与被侵略、侵略者与被侵略者、正义与非正义、敌与我，阵线分明，容不得任何妥协与含糊。作为现实的直接反映的报告文学也就理应是二元对立的：控诉敌人就是指斥侵略者，遣责不道义就是弘扬正义。反之，张扬正气，歌颂奉献牺牲，也是打击侵略者。在这种高度契合的文化心理中，报告文学的主题旨向一直沿着两条轨迹向前运行。一是迅速报告敌人的暴行及其带给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传达出中华民族正处危难的时代信息，激发广大民众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忧思；二是发掘与肯定绝大多数民众在战争考验面前表现出的强烈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精神。随着报告文学人物典型化理论的形成，报告文学的题材旨向也主要固定在两种类型上，即茅盾所说的“代表隐伏在红润的皮层下的毒痈”和“代表新时代的曙光的典型人物”（注：茅盾著，《八月的感想》，《文艺阵地》第一卷第九期，1938年8月16 日。）黄钢的《开麦拉前的汪精卫》无疑是前者最典型的写照，而后者就是人们谈论最多的“英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这些时代英雄人物的呼吁与赞美，就构成了“歌颂等于暴露”这一观念的核心内容。因此，抗战报告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以史笔记录下了一个个为了民族解放而前仆后继的英雄群像，唱出一曲曲热情洋溢的英雄赞歌。这对于显示中国人民的力量及抗战决心，鼓动人民的抗日热情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但是，这个观念也同样具有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在写作时，写作主体审美感情与审美判断往往处于爱憎分明的两个极端，他们对人物所处的社会关系常常失之简化与纯化，因此作品无可避免地出现人物关系的模式化、人物形象脸谱化概念化的弊端。对此，胡风曾作过一些规范。他说：“歌颂也罢，批判也罢，只是我们想在对象中间强调的侧面不同，而且，无论你要强调的是哪一面，要说出对象底的真实来这一任务却是相同的。因为，你要强调的侧面也正是由于被对象本身所规定了的。”（注：胡风著，《论战争期的一个战斗的文艺形式》，《剑·文艺·人民》，1937年12月31日。）提倡写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却也无法扭转整个创作趋势。在我国，抗战报告文学多年不能独立于世，跳不出人们把它视为通讯或散文的框框，而这种观念的负面影响极大。在解放区的报告文学写作中，歌颂性报告文学得以大面积的丰收，其弊端也日趋明显。作家在写生产斗争、写农村变化、写新人物的成长时，开始有意识地以此为遁词对题材进行选择、净化与典型化，只挑逃那些代表光明面的题材，而摒弃生活的本真状态。量的积累酝酿着质的新变，报告文学的社会批判功能逐渐淡化，代之以政治性的判断。这种政治性的判断，在一旦失去了战争这种二元对立的社会环境后，就蜕化为更为简单的对所谓先进与落后的取舍与认定，成为粉饰生活的工具，为以后报告文学社会批判功能的整体转型埋下了隐患。
解放战争的社会背景与抗战时期有许多相似性，因而抗战时期形成的上述报告文学观念一直深刻地影响着这一个时期的报告文学创作，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报告文学观念。
当代报告文学观念的承接与转型
当代报告文学观念的确立仍然是从外国报告文学理论与作品引荐中开始的。从1952年起，以波列伏依与奥维奇金为代表的苏联特写理论被先后译介到中国。波列伏依提出了特写作家的“歌手”职责：“应该不愧于自己的光荣时代，应该敏锐地感触到国家脉息的强烈跳动，应该用自己锐利目光，发现在我们祖国生活中每一天带来的新鲜事物，并把其中最有意义的东西写进自己的特写中去。”（注：波列伏依著，《论报纸的特写》，《文艺理论小译丛》，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奥维奇金则提出了“干预生活”论。他说“着重提出生活中的问题，概括一定的社会现象，战斗地帮助人民发现和解决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注：奥维奇金著，《论特写》，《文艺报》1955年第七号与第八号。）出于对新中国的诞生所感到的欢欣鼓舞，也由于当时报告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主要是由解放区过来的作家群组成的，上一时期的“歌颂等于暴露”观念也自然作为优良传统被继承下来。因而，当波列伏依写社会主义新人，作新时代的“歌手”的理论一莅临，就成为报告文学的经典性原则。报告文学作家从这里万分惊喜地找到了表现理想与情感的准则，认为这是报告文学最理想的价值取向。波列伏依的《我们是苏维埃人》、《斯大林时代的人》也成了中国报告文学学习的最佳范例，作家们由衷而又狂热地为新时代和新时代的英雄唱着赞歌。相反，奥维奇金的观点却受到了冷遇。直到1956年，在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下，何直才以奥维奇金的理论为后盾，提出了“我们的特写应该大胆地去干预生活”，“不一定大家都非正面地去写发明创造或历史传记不可”（注：何直著，《从特写的真实性谈起》，《人民文学》，1956年6月号。）。 当代报告文学也出现了一批具有社会批判色彩的作品。可是，紧随而来的反右斗争终止了这种尝试。如果说，一开始的强调“歌颂”尚且有益于在报告文学大观园中培养主次有别，生长有序的文学景观的话，那么，随着强调逐渐变成了“独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当代报告文学都只能畸形地片面发展，最终彻底地走向歌颂性的单一主题范畴，其社会剖析色彩几近消失。
在一切都意识形态化的“文化语境”里，报告文学的新闻性与文学的文体特征也开始变异。有相当喜剧色彩的是，当代报告文学文体观念的确立正好与波列伏依与奥维奇金开了个绝妙的玩笑。前者认为报告文学文体特征的本质是“严格地遵循生活的真实性”，后者提出报告文学可以用“假的名字”，也可以不写“具体的哪件事”，文体特征“在形式上是特写，在内容上基本上与小说差不多”。可是波列伏依的主张虽以报告文学“权威者”的言说提出，但鉴于中国文学后来与苏联文学的某种疏离，再加上人们对报告文学人物“典型化”理论的片面理解，奥维奇金的文体主张却被反对其“干预生活”观念的人们所吸收。此后，在对左倾思潮的亦步亦趋中，报告文学人物“典型化”的内涵完全与小说“典型化”相等同。要求报告文学在艺术真实上“杂取”、“缀合”、“概括”、“提炼”生活；在本质真实上，善于发现并抓住代表时代发展与本质的“萌芽”，运用文学的手法，创造出代表未来的“第三种现实”。此时，在报告文学的写作里，既然“人”已经是被规定好了的“新人”与“英雄”，那么余下的运作就是化“典型”：按艺术标准对“新人”与“英雄”进行文学加工。以一定的虚构另加一定的夸张，创造这些人物所代表的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第三种现实”。继而，再通过一些肖像和场景描写手法去使之“栩栩如生”。通过这一系列完全封闭的戏剧似的“塑造”模式，就可以被理解为具有了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在这种“文学性”的强势下，报告文学的新闻性连其最本质的要素“事实之真”都无处存身，又哪里谈得上与文学性高度统一。在文革期间，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又被变异为“高度的真实是阶级斗争的真实”，成为图解“两种对立的思想和两种对立的路线”的工具，其文体的独立意义基本销声匿迹。间或也有如《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样的佳作问世，但作为一种特殊条件下的变例，难以掩盖其整体的荒诞与冷落局面。
新时期报告文学观念的回归性嬗变与多元化开放
经历了“文革”十年报告文学创作的空白之后，1977年3月， 《雨花》第3期刊发了《让报告文学恢复战斗的青春》一文， 迫切地呼唤报告文学战斗性的回归。接着，罗荪又于《解放日报》发表了《充分发挥报告文学的战斗作用》一文。这表明，恢复报告文学社会批判功能以复苏报告文学成为新时期作家们的共同理想。《哥德巴赫猜想》应时而出。作品热情地歌颂了以陈景润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匡正了强加于他们身上的许多不实之词与轻慢语言，并大胆地对“文化大革命”这样惨重的劫难作了当时条件下可能的否定，以振聋发聩的政论性形成强大的舆论洪流，引起举国重视。一时间，洛阳纸贵，万众学从。富有胆略和激情的报告文学作家们，以信手拈来皆是的人生故事奋笔疾书，以控诉的痛切、批判的力度，宣泄他们郁积已久的忧愤，赞美走向现代化的新时代。在拨乱返正、解放思想的文化大背景下，以对历史严厉得迹近冷酷的批判奏响了“伤痕”、“反思”、“改革”彼此交叠的三重奏。在理论上，人们对报告文学的“无冲突论”，“歌颂等于暴露论”作了彻底否定，提出报告文学要“勇于触及当前的社会矛盾”（注：缪俊杰著，《面对现实，刻意求真》，《文汇报》，1983年3月24 日。）；“‘无冲突论’正是报告文学的大忌”（注：夏衍著，《关于报告文学的一封信》，《人民日报》，1983年3月24日。）；“ 报告文学作家对生活的态度绝非歌颂与暴露两个概念所能概括无遗”（注：刘梦溪，《报告文学创作三题》，《时代的报告》，1983年第11期。）。报告文学的“社会批判性”、政论性这些久被淡忘的概念，又重新被人们所关照。于是，在对报告文学极左观念的强大反拨中，报告文学修复了在五六十年代后发生断裂的现代报告文学传统，真正与左联报告文学文体内蕴相沟通，出现了三四十年代报告文学观念复归的现象。
报告文学社会批判性的恢复，使“人”在新时期报告文学中的地位得以扩大、充实。报告文学以更集中的笔墨，更多的篇幅，转向了写人。原先的“资本主义尾巴”，从前的“白专”典型，改革时期披荆斩棘创业的人，时代前列叱咤风云的人，有着美好心灵的普通人，都一一进入了报告文学作家的视野。凡此种种，都旨在打破多年来对人的认识的形而上学，复新着每个人真实的面目。在这个由报告文学所推动的重新认识“人”的文学大潮中，报告文学以人物为报告文学的本位，以人物引发出故事，在故事的展开中，调动一切文学手法去描绘人物，展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报告文学的文学化手段得以极大的丰富。小说的性格刻画、心理描写、环境渲染、细节铺陈、意识流手法，电影的“蒙太奇”技巧，诗歌的联想，散文的意境，戏剧的独白纷至沓来，众采纷呈。在文学观念上，新时期报告文学在对真实性作了长达3 年多的反复论证后，把恪守新闻真实性要求，刻划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作为自己的价值准则，重新确认了茅盾关于人物“典型化”的理论。此阶段的报告文学不仅有相当的宣传价值，而且有了突出的审美价值。至此报告文学的文学性观念也完成了一次规模超前的回归性嬗变。
正如叶芝所说，诗与世界的秩序一样，永远都处于自我反省的循环之中。报告文学的回归性嬗变也是这样。但是，它所谓的回归，不是旧的层次上的重复，而是在不断地自我反省中向着自己的本性回归。这些回归性嬗变，一方面肯定了传统观念的精华，吸取与转化了传统观念的合理内核，将对报告文学本质的随机性、论断性认识升华为较为系统的理性高度，以并非自觉的行为实证了报告文学的政论性、文学性与新闻性的重要性。一方面又以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的探讨丰富着已有的文体规范、技能范式，实践着报告文学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从而引发了报告文学观念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形成了多种报告文学观念同时并存的局面。
8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坛进入了解放以来文艺思潮、文学观念变革最为激烈的时期。在这个文化背景下，报告文学作家们以反叛的姿态向以往的报告文学观念进行了正面挑战。1986年，陈祖芬在她的《挑战与机会·后记》中写道：“如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发展的必然一样，报告文学必将摄取更广阔的生活面，容纳更多的信息，与经济学、社会学、科技、哲学、心理学等等广结善缘。”此语如同谶言，《两百个将军共一个故乡》、《世界第一商品》、《经济与人》、《唐山大地震》、《中国的“小皇帝”》、《黑色的七月》、《世界大串联》、《白夜》等一大批迥异于人物报告文学的宏观报告文学渐次登场。1988年，在全国108家文学期刊发起的“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中， 宏观报告文学更是蔚为大观。以《西部在移民》、《中国体育界》、《强国梦》、《北京失去平衡》、《伐木者醒来》为代表，它们的题材范围涵括了体制改革、人口素质、体育发展、教育危机、生态平衡、城市建设、住房困境、就业竞争等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大景观。报告文学的许多新观念或在其理论表述中、或在其作品中醒目地出现了。其主要内容是要求作家以更为自觉的“参与”、“治理”意识对社会生活作宏观把握与整体透视，以群体生存现状的剖析代替个人命运的描绘，以粗放写意的全局勾勒代替精雕细缕的局部刻画，以重大社会问题的反映代替一般生活事件的记录，以多人多事的“集纳”、“综合”的方式代替一人一事的结构，以此对社会生活作空前客观的摄像与多层次的考察，力图从多学科角度来理解与认识社会，强化作品的启蒙色彩。
从实质上看，报告文学观念的变化也是一种回归性嬗变。当作家的目光从微观转向宏观，从个体转向群体时，报告文学不再像以往的作品那样去描绘某个个人的经历，而是注意分析与表现生活中的热点问题与典型现象，强调揭示社会生活中那些具有统摄意味的、异常复杂的“集体行为”与“心态模式”。其集束式信息的新闻性、分析方式的科学性、文化启蒙的思辨性在相当程度上已压倒了文学的形象性、情感性和描写性特征，它们“更像是社会学的调查或各种探讨性的论文”（注：吴秉杰著，《报告文学：六个问题》，《文学评论家》，1992年第四期。），这种“学术化”、“科学化”、“新闻化”、“史传化”的追求实则暗合了30年代周立波所倡导的“绵密的社会调查”类报告文学的文体规范。换言之，这一观念在中断了近半个世纪后，新时期报告文学以更为丰赡的成果与成熟的形态回报了左联的作家与理论家。从前被众多理论家与作家忽略的社会生活中的典型事件、典型现象进入了报告文学的报道视野，极大地丰富了报告文学“典型化”内涵。宏观报告文学也成了继人物报告文学之后，报告文学的主要品种之一，报告文学的价值取向与文体范式得以根本性地拓展。
首先是双向多层的文化启蒙。此时，报告文学对文化的关注是从现实和历史纵横两个方向锲入的。无论是共时性的民族文化，还是历时性的传统文化都无一例外地受到了报告文学多种参照系的比照。这种双向视角也决定了报告文学的社会批判性质不再是单纯二元对立的政治评判，也不是对伦理、个人品德的道德评价，而是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将零碎的问题现象集纳起来进行评说、挖掘，形成一种具有潜导意识与传播意识的新认识。这种寓认识性、批评性、治理性于一体的多功能性质，将报告文学对民众阶级意识或民族意识的启蒙转化为治理社会、更新现代意识的崭新层面。报告文学的政论性具有了强烈的哲理思辨色彩。
其二是对历史文献的追求。视报告文学文学性为圭臬的观念认为，报告文学的认识价值只是其第一层次，审美价值才是其第二层次。与之针锋相对，不少理论家纷纷提出“报告文学的本质特征乃是它的‘报告性’，也即：非审美性是它的主要方面，审美是它的次要方面”（注：雷达著，《报告性·理性·文学性》，《文学评论家》1992年第四期。）。在对什么是“报告性”的阐释中，综合报告文学观念发掘出了报告文学认识功能的第二体征，即它的历史文献意义。不少作家在对现实作绵密的社会调查的同时，也将视线投向历史，打捞“新近发现的事实”，以现代视角与现代观念去烛照穿过历史重重雾霭的史实，历史题材报告文学大量出现。
其三是结构与风格样式多样化。从封闭的结构模式中走出的报告文学不断地引进多维立体结构、卡片式结构、板块式结构、“多主题综聚”的辐射式结构、采访实录和对话体结构。除人物报告文学之外，诸如政论型、散文型、杂文型、见闻型报告文学再次跨越了“社会调查”型报告文学的单一模式，走上了“风格多样”的创作道路，基本形成了门类齐全的报告文学独立品种。
应该看到的是，报告文学是文学体裁中边界最难界定的文体之一。虽然它已具有了相对稳定的文体特征，但至今仍处于动态发展之中。一个时期报告文学的成功常常缘于一批作家对原有观念的突破和创造。一篇报告文学的成功也常常不在于它对某种成功技法或风格的继承，而在于它提供了多少报告文学新观念。报告文学观念的确立与嬗变始终处于双向逆反的对立统一流程中。美国文学理论家韦勒克，沃伦说过一名言：“优秀的作家在一定程度上遵守已有的类型，而在一定程度上又扩张它。”当社会与文学都在大踏步地逼近一个新的世纪时，90年代的报告文学观念应当思考如何向着这一方向良性发展，表现出不同于80年代的时代特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