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时期的学会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讨论戊戌时期(1895-1898年)的学会以前，先对“学会”一词加以界定。学会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学会，指知识分子为某些共同兴趣而组织的团体，参加团体的人，或研究学术，或传播知识，或宏扬理念；狭义的学会，指知识分子为研究学术所组织的团体，传播知识或宏扬观念，皆属次要。一般说来，戊戌时期名为“学会”的团体，多属广义的学会；1900年以后名为“学会”的团体，具狭义性质者渐多。
本文讨论的学会，具有以下的性质：第一，必须是知识分子的结合；第二，必须是自由的结合；第三，活动必须以学术或知识为基点，而非为纯粹的政治或社会事业；第四，不是纯粹的学堂。
需要说明的是，许多团体资料缺乏，很难以团体名称决定其性质。除前述不在讨论之列的团体外，凡名为“学会”或“研究会”者，本文尽量列入讨论。
一、学会的由来
国人组织学会，始于戊戌时期。在戊戌以前，外国人在中国设学会已有数十年的历史，而中国知识分子亦早有以文会友的传统。甲午战后，有识之士求变心切，乃以组织学会为手段，结合知识分子，谋求在各方面改变中国。
论及以文会友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早有以社或会为名的聚集。著名者，唐白居易有九老会，宋司马光有耆英会，明王阳明有惜阴会，阳明弟子分散各地，又有泾县水西会、宁国同善会、江阴君山会、贵池光月会、太平九龙会、广德复初会等（注：谢国祯：《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台北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第8页；蔡希邠：《圣学会序》，《时务报》第32册。）。明季党争激烈，士人结社风气盛。结社的目的原在以文会友，部分结社进而竞争科第，及社员皆中高举，便形成一派政治势力，中以复社和几社为尤著。复社为东林党（起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的别支，起于明天启四年（1624年），常熟的应社为中心，合并了安徽的匡社和南社、中洲的端社、莱阳的邑社、浙东的超社、浙西的庄社、黄州的质社，曾于崇祯二年（1629年）、崇祯三年（1630年）、崇祯五年（1632年）举行三次大会，同志达2025人，以张溥、张采为领导人物。几社成立于1629年，后亦并于复社。宦党（魏忠贤为首）阮大铖先后于怀宁立中江社，于金陵立群社，思与复社对抗，但无结果。宦党大兴党狱，复社人员被戮者甚多。福王时，阮大铖任兵部尚书，再兴党狱，复社解体（注：谢国祯：《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45-186页；胡怀琛：《上海的学艺团体》，《上海通志馆期刊》第2卷第3期，第826-827页。）。
几社是复社内最大的一个旁支，作风较为沈潜，非师生子弟不准入社，与复社门户大开不同。后又分裂为求社、景风社。清顺治年间，几社人物又于各地分立门户，苏州有沧浪会，松江有原社；沧浪会后又分裂为慎交社和同声社（注：谢国祯：《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87-203页。）。
明末清初的结社除复社、几社及其旁支外，山东有山左六社；河南有十老社、狷社、雪苑社；大江南北有惊隐诗社、望社；浙西有小筑社（后改读书会）、澹鸣社、茶社、彝社、遥通社、介社、观社、广敬社、澄社、经社；浙东有鉴湖社、讲经会、西湖八子社、南湖九子社（又名梓乡耆会）；闽中有石仓园社、阆风楼社、南屏文社、元云诗社、芝山诗社、三山吟社；粤中有南园诗社、西园诗社、净社等（注：谢国祯：《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04-247页。）。
清朝鉴于明末党争激烈，早在顺治九年（1652年），礼部即定有学宫条款，严禁诸生“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此一条款，未能遏止结社的风气，到顺治十七年（1660年），礼部给事中杨雍建上书言事，评论朋党之害，清廷遂有严禁结社的上谕：“士习不端，结订社盟，把持衙门，关说公事，相煽成风，深为可恶，著严行禁止。”（注：谢国祯：《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51-253页。）其后迄于雍正、乾隆之世，复有文字狱兴起，士人噤若寒蝉，然以文会友的集社仍陆续出现，如乾隆年间，全祖望于鄞县立率真社（注：谢国祯：《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55页。）。嘉庆年间，董琴南于京师组消寒诗社，旋改名为“宣南诗社”，先后参加者有陶澍、林则徐等20余人（注：谢正光：《宣南诗社考》，《大陆杂志》第36卷第4期（1965年2月），第121-128页。）。道咸同年间上海有春柳吟社、荷花诗社（注：胡怀琛：《上海的学艺团体》，《上海通志馆期刊》第2卷第3期，第830-831页。）。这些名为“社”或“会”的小团体，不过做些诗文唱和的活动，不是学会。戊戌时期的学会，在性质上是依照西方学会，不是由传统的诗社、文社、画会演变而来。
国人何时开始知道西方国家有学会的组织，史无详考。19世纪中期以后，西人在中国所办的学会，对中国知识分子当有直接的启迪作用。戊戌以前，西人在中国所办的学会当以道光十四年（1834年）在广州成立的益智会(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和道光十六年（1836年）在澳门成立的马礼逊教育会(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为最早，前者以出版史地财经方面的书籍为主，后者的目的则在资助学校或创办学校。两会的活动时间不长，到1840年代都先后停办（注：王树槐：《基督教教育会及其出版事业》，台北《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期，第366页。）。其后到1850年代以后，较为活跃的学会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上海文理学会(TheShanghai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Society)，创立于1858年，为欧美传教士的学术团体，英人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组织，次年并入英国皇家亚洲文会(Royal Asiatic Society)，更名为皇家亚洲文会华北分会(North-China Brant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当时英侨集中在珠江流域，指长江流域为华北，故会在上海，而称华北。70年代初期正式兴建会所，到1911年以后仍继续发展，主要的业务，除出版会报以外，兼办图书馆、博物馆及美术品陈列所（注：胡怀琛：《上海的学艺团体》，《上海通志馆期刊》第2卷第3期，第922-923页。图书馆时名藏书楼。）。
第二个是上海益智书会，成立于光绪三年（1877年）。1877年，在华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开第一届大会(The First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会中狄考文(Rev.C.W.Mateer)主张“藉教会学校传授西方文化与科学知识，提供物质方面与社会方面的贡献”，遂由狄考文、丁韪良(W.A.P.Martin)、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林乐知(Y.J.Allen)、利启勒(R.Lechler)、傅兰雅(John Fryer)等组织委员会，从事教科书的编纂工作，定名为益智书会(School and Text book Series Committee)。1890年，该会西文名称改为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中文名称仍用益智书会，1902年，中文名称易为“中国学塾会”，1905年始改为中国教育会，1911年以后继续发展，1916年易名中国基督教教育会(The 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该会的主要业务有三：一为出版教会学校使用的书籍，二为审定适合教会学校使用的书籍，三为定期举行学术研讨会。1877-1890年间该会共出版书籍50种，审定书籍48种，1893-1909年间，每三年在上海举行会员大会一次，听取会务报告，宣读论文，讨论有关事项。先后举办6届大会，共宣读论文158篇。会的组织除会员外，有执行委员会和工作推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为权力机构，包括会长1人、副会长2人、总编辑1人、秘书1人、会计1人。工作推行委员会先后成立者十余，以出版委员会和统一译名委员会存在最久。会员缴纳会费，1890年时35人，1909年时增为490人，会员绝大多数为外国人，亦有少数中国人参加（注：王树槐：《基督教教育会及其出版事业》，第367-380页。）。
第三个是广学会，1887年由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组于上海，名为同文书会(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of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1894年中文名称改为广学会，1905年，英文名称改为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广学会成立的目的在传播基督教义、介绍西方文化、鼓吹中国自强，主要活动是出版书籍、发行期刊。在出版书籍方面，迄于1911年共出版约400种，非宗教性书籍约占184种。在发行期刊方面，以《万国公报》和《大同报》最有名。《万国公报》的前身是《中国教会新报》，创刊于1868年，1874年改名《万国公报》，广学会成立后，改为广学会的机关报。《万国公报》为周刊，内容以时务为主，新闻次之。至1907年停刊。《大同报》创刊于1904年，为周刊，内容分论说、译著、新闻三部分，1917年停刊。广学会的会员，在1888年至1911年间，历年升降颇大，最少在1891年时，只18人；最多在1905年时，达254人。会员绝大多数为外国人，亦间有少数中国人参加。会员每年年底集会，讨论会务，改选董事。由董事会公举正副会长、督办(secretary)、管账、会办等（注：王树槐：《清季的广学会》，台北《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期，第193-221页。）。
戊戌时期兴起的学会，主要是采取西方学会的形式，但中国士人结社和关怀时政的传统，仍为戊戌时期及其以后学会勃兴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学会的创兴（1895-1898年）
戊戌时期学会勃兴，除中国士人结社的传统和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学会的范例外，主要有三个因素：一为知识分子受到甲午战争和瓜分之祸的刺激，力图自强；二为知识分子觉察到自强之道需结合群力；三为知识分子觉察到与列强竞存之道在讲求学术、普及知识，以启迪民智。就中以群体观念的兴起，为最重要。
戊戌时期的群体观念倡自严复。他于1895年翻译完成赫胥利的《天演论》。此书认为人群进化，不为自然淘汰，最重要的关键是人有群体。《人群》篇中说：“群肇于家，其始不过夫妇父子之会，合久而联系益固，生齿日蕃，则其相为生养保持之事，乃愈益备……夫如是之群，合以与外争，或人或非人，将皆可以无畏，而有以自存。”（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册，第1344页。）《群治》篇中说：“善保群者，常利于存；不善保群者，常邻于灭；此其无可如何之势也。”（注：《严复集》第5册，第1394页。）
是年他更在天津《直报》发表《原强》一文，该文受锡彭塞（Her-bert Spencer，斯宾塞）《群学疑言》(Study of Sociology)（是书严复1897年开始翻译）一书的启发，并引荀子之言加以申论：“群学者何？荀卿子有言：‘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凡民之相生相养，易事通功，推以至于兵刑礼乐之事，皆自能群之性以生，故锡彭塞氏取以名其学焉。”（注：《严复集》第5册，第1548页；《严复集》第1册，第6页。）
可能受严复的影响，戊戌时期组织学会的人，每以合群力为号。康有为在1895年所撰《上海强学会后序》云：“今者思自保，在学之群之……沪上总南北之汇，为士大夫所走集，乃群中外之图书器艺，群南北之通人志士讲求其间，而因推行于直省焉。”（注：汤志钧：《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台北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80页。）
梁启超于1896年在《时务报》发表《论学会》一文云：“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独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成立于1897年的群萌学会，在章程中有云：“本学会以群萌为名，盖因群学可以由此而萌也。他日合群既广，即径称为群学会。”成立于1898年的致用学会，在章程序中有云：“荀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群则强，不群则弱……士苟欲学，必资学会。习方言文字，群则声以迭审而明；求勾股几何，群则法以分研而备……独处则虽得不多，乐群则其效斯溥。”成立于1898年的学战会，在章程中有云：“此会以联通群力、振兴新学为主，而以急变今日现情、发扬中国光荣为念。”黄遵宪于1898年在南学会的演讲中有云：“何以谓之人？人飞不如禽，走不如兽，而世界以人为贵，则以禽兽不能群，而人能合人之力以为力，以制伏禽兽也。故人必能群而后能为人。”（注：王尔敏：《中国近代学会约论》，《食货月刊》复刊第1卷第5期（1971年8月），第4-5、7-8页。）
对急于求变的知识分子来说，上书皇帝的管道不通，保守的势力弥漫于朝野，不如结合群力，从事研究富强之学，从事教育社会大众，从事宣传学术与政治理念，此为学会勃兴的一种原因。对一般知识分子来说，能为国家社会所做之事，不过搜集图书仪器从事研究，译书写书以传播知识，讲学办报以教育大众并开通风气，此为学会勃兴的另一种原因。
戊戌时期的学会，以组于1895年11月的北京强学会为创始，其后三年，先后组织的学会有六七十个，部分政治活动较强的学会，如北京强学会、上海强学会、北京保国会、长沙南学会等，受保守势力的杯葛，旋组旋被封禁，大部分以学术活动为主的学会，受戊戌政变的影响，也多停止活动。此处无法将此六七十个学会一一论述，仅
上列学会68个。依成立年代分，1895年5个，1896年3个，1897年21个，1898年37个，时间不详2个。甲午之败是1895年学会兴起的重要原因，但北京，上海两地强学会遭停闭，士气受挫，1896年气势稍衰。及1897年瓜分之祸生，士人再起（注：汤志钧：《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第744-745页。），虽有镇压谣言，时光绪皇帝已决定变法，未再有封会之事，于是学会运动，风起云涌，由1897年的21个，增至1898年的37个。大部学会，至政变后即星散，仍有少数纯学术或偏重教育、实学的学会，继续活动。
依成立地点分，以华中地区最多，50个；华北次之，13个；华南较少，5个，兹表列其情形如下页之表。
华中7省，仅安徽省未见有学会。6省之学会分布，江苏23个，分布于8个城市，以上海最多，占15个。湖南17个，分布于8个城市，以长沙最多，占9个。四川2个，分布在2个城市。湖北2个，均在一个城市。江西2个，分布在一或二个城市（1个学会地址不详）。华北6省，山东、河南、山西、甘肃未见有学会，陕西西安1个，位在直隶境的北京12个。华南5省。云南未见有学会，广东2个，均在一个城市；广西、福建、贵州皆1个。4年间所成立的68个学会，分布在关内18省中的12省约30城市，就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来说，确是一种引人注目的社会运动。
三、学会的性质与精神
戊戌时期的学会，大体均为官绅所组建，除北京强学会有京官参加外，其他皆为各省市的官绅所推动（注：参考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179-184、210-212、216页，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之例。）。官绅为知识阶层，因此学会为知识分子所组织的团体。当时知识分子组织团体的目的，是结合志同道合之士，讲求学问，并谋求政治、经济、社会之改良与学术之更新，俾救中国于危亡。
68个学会，是向不同的方向谋求救国，而以讲求学术为进行之方。兹将各学会依其救国方向分类列于下：
介于学术与政治之间者：广州农学会、北京强学会、上海强学会、武昌中国公会、北京兴儒会、浏阳群萌学会、杭州兴浙学会、贵州贞丰仁学会、北京知耻学会、北京闽学会、北京粤学会、北京蜀学会、长沙南学会、北京保国会、湖南衡州任学会、上海亚细亚协会、湖南长沙法律学会、南昌励志学会、北京保浙会、北京保滇会、江苏吴江雪耻学会、北京湘学会、上海正义会，共23个。
介于学术与文化之间者：上海地图公会、上海译书公会、上海算学会、上海实学会、上海工商学会、桂林圣学会、无锡白话学会，共7个。介于学术与教育之间者：上海中国女学会、苏州苏学会、长沙校经学会、浏阳算学会、常德明达学会、湖南会同三江学会、湖南龙南致用学会、成都蜀学会、江苏中西学社、长沙学战会、江宁劝学会，共11个。
介于学术与农业之间者：上海务农会、海宁树艺会、威远农学会、瑞安务农会，共4个。
纯粹以研究新学为目的者：上海新学会、江宁测量学会、长沙积益学会、上海蒙学公会、杭州化学公会、上海医学善会、武昌质学会、郴州舆算学会、北京关西学会、长沙公法学会、杭州算学会、湖南衡山质学会、江苏嘉定劝益学会，共13个。
目的不详者：上海群学会、北京经济学会、广州显学会、长沙公理学会、扬州匡时学会、西安味经学会、江西同心会、上海算学会，共8个。
上述68个学会，或偏重结合知识分子谋求变法（政治），或偏重结合同好从事出版业务（文化），或偏重招集生徒施以教育（教育），纯粹的学术团体不多。仅就所列的13个纯学术团体而论，有7个属于一般性的学会，6个属于专业性的学会（测量学、化学、医学、算学、法学）。
当时的学术，据上海强学会所列，除孔子经学、中国史学、历代制度、各种考据、各种词章、各省政治利弊、万国史学、万国公法、万国律例、万国政教理法、古今万国语言文字外，有天文、地舆、化学、重学、光学、声学、物理、性理、生物、地质、医药、金石、动植、气力、冶术、师范、测量、书画、文字、减笔、农务、畜牧、商务、机器制造、营建、轮船、铁路、电线、电器制造、矿学、水陆军学等（注：见汤志钧《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第89页。）。许多不分科的学会，感于学问门径甚多，不得不以译报购书为入手之方。如1895年汪康年创组中国公会时，邹代钧有书致汪云：“学会有极难处，所讲之学，门径甚多，我辈数人，自问所有，似不足以答天下之问难。且泰西学会，无非专门，如舆地会等类是也。今欲合诸西学为会，而树一学会之的，甚不容易。若能先译西报，以立根基，渐广置书籍，劝人分门用功，互相切磋，以报馆为名……而寓学会于其中较妥。”（注：汤志钧：《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第100页。）邹代钧在此书中已有提倡专门学会之意，即是不分科的学会，也应“分门用功”。
基于设立专门学会的需要，1897年秋在杭州创设化学公会的董祖寿，于1897年8月2日在新创刊的《经世报》（杭州）上发表《学会兴国议》一文，即加以提倡，主张省必有化学会、农学会、矿学会、商学会、电学会、汽学会、光学会、工程学会、工艺学会、水学会、地学会、医学会、算学会、博物学会；郡必有化学会、农学会、商学会、工程学会；州必有化学会、农学会、医学会、算学会；县必有化学会、农学会。他认为“以上所举之会，乃今日切要之图，非此不足以致富强也。”（注：汤志钧：《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第517页。）
虽然实际设立的纯粹学会不多，任何目的的学会，无不以讲求学术为入手之方，而且讲求学术的目的是为了强国、为了能与列国竞存于世界。中国于清末民初开始引介西学，鸦片战争前后，特别是洋务运动开始以后，更引进足以强国之学。但以学术与各国竞争的观念，却始于戊戌时期。成立于1898年2月的湖南龙南致用学会在章程序中谓：“今之人才，动曰泰西以商战，不知实学战也；商苟无学，何以能战？学苟无会，何以教商？”（注：汤志钧：《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第582页。）到是年5月，长沙即有人取“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之义”，组织学战会（注：汤志钧：《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第610页。）。
由于当时组织学会的士绅，是以学术为手段，达到变法图强的目的，许多学会都想发展相同的事业，包括办学堂、设图书馆、购仪器、出版学报和书籍等，这些都是知识分子的专长。有些学会在教育上所做的事比较多，成为“书院式”的学会；有的学会在书刊的出版方面做的事比较多，成为“出版社式”的学会。有些学会在集人宣讲方面做的比较多，成为“讲学式”的学会。大概说来，学会是运动的中心，书刊是宣传的媒介，学堂为讲学育才之地，宣讲则为结合志士、开通风气的门径。
戊戌时期的学会是由孙中山、康有为创始的，孙因志于革命，其后在这方面无所表现；康倡导改革，乃假学会为运动机关。康有为在北京创办的强学会和保国会，以及在上海创办的强学会，都是全国性的，对全国各地学会的兴起有激励作用。地方性的学会以湖南最发达，这是梁启超在长沙办时务学堂的影响，湖南官绅热心于新政更是重要因素。郴州生员罗辉山等在禀请创办舆算学会的公文中说：“前学宪江奏请开办湘省校经学会，分门设教，奉旨允准。厥后学会如林，闻风继起。”（注：汤志钧：《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第587页。）在湖南各地所设的学会中，以南学会声势最大。湖南校经学会和南学会成立后，对湖南各地学会的兴起都有激励作用。故戊戌时期学会之盛，有倡始之会，有影从之会。
无论倡始之会、影从之会，组织学会的士绅皆受传统教育，并受西学影响。他们所组织的学会，有些是摹仿西方学会而来，具有近代性质；有些虽名为学会，在性质上仍甚传统。学会的传统性质有二：其一，大部分学会，旨趣广阔，不讲求专精，这应是受“通儒”传统的影响，认为“一物不知、士人之耻”。如前所述，真正专门的学会，不过六七个。其二，大部分学会，负责人由发起人自任，或由发起人聘请，由会员选举者较少；会费来自捐助，平等缴纳会费的情形较少。兹将有资料可查的30个学会的情形表列于下：
上表有19个学会有职员的规定，负责人称总理者9个，称提调、总董、会董、会长、董事者各2个。负责人以下，或设坐办、会办、董事，或设协理、分理，或更有其他名称，彼此均不一致。产生的办法，用“选”、“举”和“公举”方式者7个，用“择”方式者1个，用“延请”方式者1个，但言“设”、“置”和“立”者10个。至于会费来源，在24个有资料可查的学会中，来自一般捐助者10个、来自会员捐助者5个、来自征集股份者4个，规定会员尽一定数额之义务者5个。虽然如此，有7个学会规定职员由选举产生，有5个学会规定会员需缴纳一定数额的会费，也显现了一些近代性（注：王尔敏在《中国近代学会约论》中，谓近代学会的性质有六：有机体的组织、专门旨趣、规章之厘订、选举的使用、会费之负担、发行报章书刊。见《食货月刊》复刊第1卷第5期（1971年8月），第3页。）。在职员产生及会费来源方面，最合乎近代学会规范者，为北京保国会，参阅前列学会总表，兹不多赘。
戊戌时期学会的近代性质，除上述者外，尚有三点值得论述：其一，康有为推孔子为教主，以孔子纪年取代政治纪年，有使学术脱离政治的意义：以孔子纪年，始自司马迁，史记老子列传中，有“孔子卒后二百七十五年”的话。康有为倡强学会，办《强学报》，仿司马迁之例，记为“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受强学会的影响，关西学会于《学会规略》末书“孔子降生二千四百四十八年，大清光绪龙飞丁酉十二月”。使用孔子纪年的用意是孔教不变，可垂诸久远。《强学报》中有文阐明其义。《孔子纪年说》一文认为“圣道（孔教）与天不变”，在“异教迫逼”之时，务在使圣道“密其条理，定其统宗，坚其执持”。《毁淫祠以尊孔子议》一文认为：“海内诸教，其能行于五洲、垂诸久远者，岂义理之奥妙、条理之精密哉，亦以其奉为祖师。既尊且亲，故至此耳。”（注：汤志钧：《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第106-109、375-376页。）孔子纪年未流行，其后有讨论春秋纪年、尧舜纪年者亦未流行，到民国建立，采用阳历，公教纪元渐流行。
其二，部分学会接受西方七日星期及星期日休假之习惯，于星期日办理学会活动或其他事务，可谓为中国采行此一习惯的推动者：关西学会略规云：“每一星期聚会一次，会友多习西文者，故必用星期，即礼拜日也。”延年学会章程云：“定房、虚、昂、星为休息，遇休息日可请客、可游行。”法律学会章程云：“本会以房、虚、昂、星为息游日。”南学会大概章程云：“讲期每月四次，遇房、虚、昂、星之日，即为讲论之期。”按房、虚、昂、星者，为古代天文学中二十八宿之星野，并以各星宿分别值日，周而复始。此四星皆值日曜，正值西方之礼拜日。以礼拜日取代中国传统习惯之朔望日为正式工作以外之活动日，是中国社会习惯行为的一大变迁（注：王尔敏：《中国近代学会约论》，第5、8页。）。学会对此一变迁有推助作用。
其三，中国传统社会，最重上下之分、长幼之序，在朝者尚爵，在野者尚齿。当时西方的平等观念传入中国，倡组学会的人既集知识分子于一堂，甚至建立公举职员之法以及平等缴纳会费制度，学会中人自皆平等，不能以爵位、年序定尊卑。如苏学会章程有云：“本会中人概以平等相礼，不论学问之深浅，名位之尊卑，其相见皆行平等礼。”（注：王尔敏：《中国近代学会约论》，第5页。）学会会员在学会中习得平等观念，对平等观念的普及有推助作用。
除上述者外，上海强学会、上海亚细亚协会、长沙学战会等规定每年大集1次，武昌中国公会规定入会者需3人作保，公议通过。凡此，皆为中国近代学会中的重要习惯行为，而于戊戌时期学会运动之始即开始采行者。至于北京兴儒会规定北京设总会、省设分会、府设支会，长沙南学会规定省设总会、府设分会等，此类层级组织，后来其他类社会团体有采行者，如中国红十字会，学会则未向此一方向发展。
四、结论
戊戌时期学会倡兴之时，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仍然在传统的笼罩下。思图救国之士所组织的学会，无论在形式和实质上都受到传统的影响。大部分学会，忽略了学术的专业性，仅以西学为尚；大部分的学会，没有规定出会员的权利和义务，只是由一个人结合少部分人，或由少部分人结合更多的人，做一些教育、学术、文化事业。另外一方面，由于知识分子救国心切，大部分学会中人，不能安心致力于学术研究，总以关心政治为尚，并假此以结合官界，俾推动政治改革或满足其他私图。在这种情形下，有的学会因受官界支持而有声势，但也会因失去官界支持或受到政治的影响而无法继续存在。凡此均为传统因素影响学会发展的地方。
从声势来看，在诸多学会中，以强学会、保国会和南学会最具规模。但因三会的政治性太强，结合官界的人士太多，很快即在政治的波动下夭折。倒是一些偏重教育、学术、农业和文化出版的学会，如长沙校经学会、成都蜀学会、上海蒙学公会、上海务农会、上海译书公会等，较能获得稳定的发展。就纯学术性的学会而论，当时只是应合成立专业学会的需要或少数人的兴趣，由于缺乏经费作长期支持，又少真正具有高深学术修养之人，甚少有值得记述的成就。事实上，征诸教育发达的国家，纯粹学术性的学会，会员来自大学或学术机构，当时中国既无大学，亦无学术机构，留学制度亦未正式建立，除国学外，当时中国可以说并真正的学者存在。少数有志之士组织专业性的学会，不过在倡导学术研究、强调学术研究为国家富强之基而已。
尽管如此，近代中国的学会总算在戊戌时期有了起步。庚子以后，由于政治改革的风气渐开，新式教育日渐普及和提升，留学生学成回国亦日多，继起的学会，无论在质与量上都不断有所进步。仅就1899-1911年的情形而论，据初步统计，公开性的结社不下600余个，具学会性质者，在政治方面有上海地方自治研究会（1906年）、上海宪政研究会（1906年）、扬州法政研究会（1906年）、福州地方自治研究会（1907年）、嘉应自治研究会（1907年）、宝山地方自治研究会（1907年）、北京地方自治研究会（1907年）、天津法政研究会、乌拉城地方自治研究会（1907年）、榕南地方自治研究会（1907年）、东阿公议研究会（1907年）、广州自治研究社、天津自治学社（1908年）、北京宪政研究社（1908年）、汕头自治研究社、顺德地方自治研究社（1909年）、天津宪政研究会、成都宪政研究会、武昌自治研究会等。商务类有上海商业求进会（1905年）、宝应商务学会等。农业类有常德蚕桑学会（1906年）等。教育类有上海中国教育会（1902年）、上海教育研究会（1905年）、奉化教育研究会、贵阳教育研究会（1907年）、奉天女学教授研究会（1907年）、芜湖皖南学会、北京普通教育研究会、河间广育学会、北京世界教育会（1909年）等。语文类有上海世界语学会（1908年）、上海世界语学社（1909年）等。艺术类有上海书画研究会（1910年）等。国学类有上海国学保存会（1904年）、上海国学研究会、安庆古学保存会（1908年）等。医学类有上海医学会（1904年）、庐陵医学研究会、天津医学研究会（1906年）、厦门医学会（1905年）、北京医学研究会（1906年）、芜湖医学研究会（1906年）等。其他专门性的学会有上海中国工程学会、南京佛学研究会（1910年）、昆明云南矿务研究会（1910年）、北京中国地理学会（1909年）、天津算学研究会等。其他政治外交类的一般社团，商业类的一般商会，农业类的一般农会，教育类的一般教育会，青年类、风俗类、艺文类、慈善类、宗教类、工业类的一般结社，以及非专业性的学术团体（注：参考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90-144页。），不备举。且不论上述诸学会的内函如何，仅就名称而论，各学会已较戊戌时期更为专业，而专业更有多样性。
1900年以后，政府渐为职业性的团体如商会、农会、教育会等制定章程，并责成地方政府推动设立，故一般社团日多。学会在此一风气影响下亦日多。1910年以后，政府亦渐为学会制定章程，学会的成立不仅日多，在形式上且较为一致。一般说来，戊戌时期是民间自由创建社团时期，各种目的不同的社团多假学会以行。庚子以后，由于政府对职业团体加以规范，学会渐从一般社团中独立而出。辛亥以后，专业性的学会与一般社团的界限更严。详细情形，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