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模式调整中的若干问题分析_国内宏观论文

东亚模式调整中的若干问题分析_国内宏观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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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东亚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暴露出的问题,在东亚模式的调整或者说东亚新一轮经济转型中,应该着重解决好以下几个相关问题。

一、政府干预与市场协调的关系

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运行中不可缺少的两个组成部分。在实际操作中,如何准确把握政府宏观调控的力度,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关键是要划清两者之间的界限,即职责范围,双方都不能超越自己的职责范围,否则就会出现问题。东亚国家政府对金融业的过度干预就是超越了这一界限,从而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仅从政府决策失误或外部环境的影响来解释政府过度干预导致的严重后果是不够的,应该从制度缺陷的角度进行分析,才能弄清“官治金融、官商勾结”的本质。例如,韩国的政府主导型和间接融资制度滋生了经济腐化和官商勾结。这种政府主导型的金融体制是以损失效率为代价的,它的缺陷就在于:一方面,企业特别是一些大型企业集团借助于政府政策的保护和银行信贷的全力支持,即使在企业效益不佳时,仍能获得资金,因而增加了银行的经营风险;另一方面,由于缺乏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为以后的金融动荡埋下了隐患,从而给经济发展带来极大损失。因此,划清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界限极为重要。政府要从过去的无所不包中退出来,明确职责,积极培育市场,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但是,在减少政府过度干预的同时,也必须强调政府干预的必要性。以香港特区为例,在国际金融大炒家袭击时,特区政府采取了果断措施,不惜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汇市进行干预。该举措似乎与香港实行的“积极不干预政策”相背离,但是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就没有金融市场的稳定。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干预有别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宏观干预,因为这种干预仅仅使用的是经济手段和限于非常时期。

从东亚经济发展的实践看,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关系应包括以下内容:第一,一个完整的市场体系应包括现代自由企业制度、自由的价格体系、金融与贸易自由化和政府有效的宏观调控。目前东亚处于调整和改革的重要时期,有些问题不是市场行为所能解决的,如一些国家在金融管理方面相当混乱,贷款手续和担保机制不健全,存在随意贷款等问题。因此,在实行金融自由化的同时,不能否定金融监管的必要性。第二,政府应及时把握和准确运用宏观调控手段,改善投资环境。根据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适时调整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加快法制建设,不断完善市场机制。第三,加强政府的廉政建设,提高政府官员的素质,特别是要切断官商勾结,使企业成为根据国家法律和政策自主经营、自主发展、自负盈亏的实体。在这里,腐败问题如果不能根除将会成为经济发展的制度障碍。关于腐败造成的严重后果,世界银行是这样估计的, 全世界每年的受贿额可达发展中国家外来直接投资和进口的5%,即每年近800亿美元(英国《金融时报》,1997)。 世界银行1997年发展报告进一步指出,腐败程度与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腐败能自我助长,使非法所得呈不断扩大的螺旋形,最终使发展受到影响,多年的进步被逆转(世界银行,1997)。

二、技术引进与技术创新的关系

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中,技术落后已成为阻碍发展的瓶颈。为了加快工业化的发展进程,东亚采取大量引进外资和技术的举措,改变了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结构,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东亚奇迹”。但在这个过程中,也潜伏着诸多问题。

第一,东亚国家和地区引进的技术和设备,大多落后于世界最先进的水平。例如,从许可证贸易或外国直接投资中获得的技术和设备往往并不是最先进的,甚至是发达国家淘汰下来处于技术生命周期后期阶段的技术。发达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很少将最先进的技术转移给东道国企业,有些外国公司虽然将大部分生产线转移到国外,但牢牢控制研究和开发部门。对于技术领先的行业,对外投资通常采用独资方式,或限制关键性技术的出口,以免技术扩散。因此,这种状况不利于今后东亚国家经济的结构调整与升级。第二,东亚国家和地区对技术产业的引进过于集中。大部分产业集中在电器、电子、机械工业,它们占技术引进总数的30—40%。其次是化学、金属、纺织、食品等行业。而电器、电子方面的技术引进从90年代以来有上升的趋势。从国别和地区各产业技术引进的年平均比重来看,90年代韩国机械产业占技术引进总数的40%,其中电器机械产业占26%。中国台湾技术引进最多的同样是电器机械产业,占技术引进总数的32%。机械产业的技术引进虽然在80年代下半期一度出现下滑,但到90年代又开始回升。马来西亚技术引进最多的也是电器机械产业,占技术引进的21%(李平,1998)。从这里可以看出,东亚国家产品出口结构过于单一和出口结构趋同与技术引进的分布状况不无关系。第三,东亚国家和地区对外引进技术的依赖性极强。东亚国家技术引进的来源是日本、美国、欧洲,其中日本是主要来源,韩国从日本引进的技术最多,以下依次是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在日本对东亚地区技术扩散中,制造业占绝对优势,所占比重高达93.4%,农林水产业、矿业、建筑业、运输、通信、公益部门所占比重之和只有6.6%。 日本制造业对东亚地区技术扩散的产业,电器机械占40.79%(李平,1998)。 这种情况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东亚国家对日本的技术依赖增强,导致产业结构调整受制于日本的技术水平,目前日本在信息技术领域,特别是在软件开发方面以及尖端科技领域与美国的差距明显扩大;另一方面,在知识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以信息技术开发为主的产业占据主导地位,而制造业生产出现过剩,使东亚国家日益膨胀的制造业面临出口竞争压力。

从上述问题可以看出,多年来东亚国家和地区一直靠技术引进实现其产业升级,虽然技术投入所占比例很高,但真正通过自身开发取得的成果很少,严重依赖日本、美国的技术。如1992—1993年,韩国对美国和日本的技术信赖程度为76%,1995年上升到85%(伞峰,1999)。这种长期依靠引进外国技术的局面使本国研究与开发能力下降,对东亚国家经济的长远发展极为不利。根据韩国民间机构的一项调查显示,假设以美国的研究开发投资额、技术人力、研究机构等绝对规模的技术开发力为100,日本则为56,韩国仅有4.7(伞峰,1999)。解决好技术引进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对改善东亚的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调整极为重要。同时,也关系到提高东亚国家国际竞争力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惟一选择就是加快发展高科技产业,开展科技创新。为此,必须加大科学研究投入,加快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人才。在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同时,加快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增加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

三、吸引外资与扩大内需的关系

目前,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恢复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应建立在强大的国内需求基础上,主张应从出口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转向主要依靠内需来发展经济。近年来,东亚各国也逐步减少对外资的过分依赖,开始重视内需对于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为此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采取了积极的货币政策,以刺激国内需求和投资的增长。从短期目标来讲,这种政策和措施无疑有利于缓解东亚地区内需低靡、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但从发展战略上来讲,不一定是长久之计。引进外资、扩大开放仍是东亚未来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改变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不符合东亚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特点和实际需要。特别是像“四小”这样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空间、资源等极其有限,单靠内部积累和挖潜很难长久发展。无论从资金还是从技术需求方面来讲,东亚国家和地区都需要外国投资。但是,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对外依存度很高,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占整个经济总产出的比重过高,因而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陷入了出口困难、相互压价竞争的困境。

为了克服由过度依赖外资带来的弊端和自身发展的缺陷,东亚国家必须将“吸引外资与自主开发”有效结合起来。首先,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根据各自的优势和特点确立主导产业,以避免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过度趋同,降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其次,调整外资政策。一是坚持以吸引直接投资和长期投资为主的原则,控制资本流入总量,避免本国货币升值和国际收支状况恶化;二是加强政府对外资流向的监督与管理,采取必要的和优惠性措施,鼓励和引导外资投入到大型生产性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避免因短期行为或投机行为造成的损失。在这方面,新加坡政府认为,吸收国外的直接投资,可以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生产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因此,新加坡政府给予外商很多优惠待遇,而对以贷款形式引进的外资严加把关,将对外债务控制在安全界限以内,以保证国民经济少受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

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与继承和发展传统产业之间的关系

近几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创新,高科技产业对一国国际竞争力的贡献愈加明显。从东亚国家和地区来看,产业结构落后、产业升级缓慢已经给实行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的隐患,如果产业结构不做深层次的调整,将跟不上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发展的步伐,将有可能陷入新的经济危机。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使东亚国家和地区认识到,必须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发展高科技产业,才能重建东亚经济的繁荣。为此,在东亚国家和地区掀起了科技创新的热潮。从东亚国家和地区未来经济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讲,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发展高科技产业,需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和要素相配合,东亚国家目前最缺乏的是专业人才。如韩国,近年来下大力量发展高科技风险企业,但由于缺少高水平的研究和开发人员,使这些企业面临困境。教育和科技水平的落后严重制约着产业结构的高级化。1989—1995年泰国劳动力工资年均增长11.8%,超过同期国内生产总值2.7 个百分点,而劳动力素质并没有提高,劳动力中的72%仅有小学文化程度,在每万人中工程师、科学家仅有15人,因此,泰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正在丧失。此外,泰国用于研究开发的支出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2 %(孙肖远,1999),这一状况影响了对先进技术的消化和吸收,更谈不上提高科技创新能力。针对这些问题,东亚国家和地区必须下大力量抓紧人才的培养。

值得指出的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大力开展科技创新的同时,还应注重高新技术产业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更新和改造的带动作用,以提升传统产业的技术水平和产品附加值。目前传统产业在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中仍占有很大比重和重要地位,而在开展科技创新方面仍然落后于发达国家,因此,加快传统产业的升级和改造,提高其产品出口竞争力更为现实和重要。传统产业由于技术成熟,且多为国计民生之必需品,因而市场波动相对较小。从传统产业发展现状看,同样可以进行技术创新,如传统玩具与现代电子技术结合等等,都属于技术创新范畴。即使是传统服务业也同样可以进行创新,特别是将科技创新引入金融和电讯服务领域,即实现金融和电讯服务科技化、资本化、专业化和国际化。增强服务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是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加快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因此,实现传统产业升级与发展新兴产业或高科技产业并重是东亚国家和地区未来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

五、区域经济合作与产业协调发展的关系

东亚国家和地区已经形成了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产业分工模式,这种分工属于典型的垂直分工。这种垂直分工又形成了由高到低的分工结构。这种分工结构曾对该地区经济合作以及产业升级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使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升级沿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及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方向转移和发展。但是,自80年代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这种垂直分工,由高到低的产业转移和升级进程显然跟不上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需要。虽然亚洲“四小”早在70年代就开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但到1990年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仍占主要地位(见下表)。

纺织品在韩国、香港特区和中国台湾出口贸易中的地位 (占出口的百分比)

韩国 香港特区 中国台湾

1970 40.848.6

28.7

1975 36.243.1

28.0

1980 29.831.4

21.8

1985 23.433.5

19.6

1990 22.229.3

15.3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有关年份,中国财经出版社。

从上表可以看出,这些地区产业升级已趋向缓慢。同时,在这种梯度式产业结构带动下,东亚地区产业结构越来越呈现趋同性。东亚地区产业结构的趋同不仅加剧了地区内部的竞争,限制了区域内部贸易的发展,而且由于出口市场高度集中,增加了对美国和日本等西方国家市场的依赖性,长期下去将使其出口增长带动经济增长的能力日益减弱。为了克服以上弊端,东亚国家有必要建立一个比较紧密的、相互合作与协调的机制,使区域内的产业分工结构逐步趋向合理,即东亚国家和地区应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建立相应的产业结构和主导产业,使区域内的产业发展既有竞争力又能够协调发展,以提高产业结构的互补性,增强东亚地区整体经济实力。

(截稿:200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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