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加强对中国古代史学主体二十四史的研究——二十四史——中国古代史学的主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二十四论文,中国古代论文,主体论文,笔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丰富的中国古代史学遗产中，“二十四史”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部分。这并不是因为它们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被称为“正史”的缘故。它们的重要和价值，是由其内容所决定的。从今天的认识来看，“二十四史”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卓越史篇，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历史记录。这是世界文明史上所仅见的伟大的文明创造。
唐初史学家撰写的《隋书·经籍志》史部正史类小序，回顾了司马迁著《史记》、班固著《汉书》、东汉史官著《东观汉记》、陈寿著《三国志》等撰述活动后指出：“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又说：“今依其世代，聚而编之，以备正史。”①从这里可以看出，第一，正史是依照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的体裁即纪传体所撰写的史书，我们可以称之为古代的综合体史书；第二，除《史记》上记轩辕、下迄汉武是一部通史外，《汉书》记西汉历史，《东观汉记》记东汉历史，《三国志》总揽全局记魏、蜀、吴三国历史，多以“世代”断限而述其史事，即皇朝史或朝代史，所谓“今依其世代，聚而编之，以备正史”，就是这个道理。这是“正史”的两个基本特点。
从上引《隋书·经籍志》来看，“正史”之说当先于隋朝。据《隋书·经籍志》史部杂史类著录，有南朝人阮孝绪所撰《正史削繁》九十四卷，似是根据有关正史删削而成。这是目前所知“正史”之最早的称谓。《隋书·经籍志》以下，“正史”之名历代相沿，直至清代。清代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序称：“今总括群书，分十五类。首曰正史，大纲也。次曰编年，曰别史，曰杂史，曰诏令奏议，曰传记，曰史钞，曰载记，皆参考纪传者也。曰时令，曰地理，曰职官，曰政书，曰目录，皆参考诸志者也。曰史评，参考论赞者也。”②四库馆臣把“正史”看作历代历史著作的“大纲”，认为其余十四类或是“参考纪传”，或是“参考诸志”，或是“参考论赞”，尽管这一见解并不十分准确，但可以表明“正史”在诸种史书中的崇高地位。
近代史家继承古代学人之美志，对“二十四史”的研究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研究，对“二十四史”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社会价值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顾颉刚先生于1935年为《二十五史补编》作序时写道：“‘吾华有五千年之历史！’此国人常作之自豪语也。问以史何在，必将曰：二十四史不充栋乎？增以《新元史》为二十五，不尤富乎？然史之可贵，匪特在其卷帙之繁重，叙述之详明，裁断之有制，又当字字有来历，其所根据之原料可得而勘证，示人以必信焉。自赵宋而下，修史时所根据者今虽不可尽见，而政府公文，地方志乘，私家著述，存留者并多，犹得藉是以审察其然否。若上溯唐、五代之前，刻版未兴，直接史料亡失垂尽，固亦有劫余之金石遗文及故书雅记在，然而其物过于零星，未足以供系统之探讨；言史事者惟有据十七史为惟一之资源。所谓五千年之历史，前四千年只此而已，此无可奈何者也。”③顾先生说的“无可奈何”，是相对于两宋以下各种史料之丰富、繁多而言。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也越发衬托出唐、五代以上各部正史的重要。当然，近70多年来，有关唐、五代以前的各种史料，不论是地上的还是地下的，都有大量的发现，从而开拓了、丰富了人们对唐、五代以前历史的认识。尽管如此，仍如顾先生对“二十五史”的价值所作的结论那样：“二十五史为中国历史事实之所荟萃”④。所谓“中国历史事实之所荟萃”，这是多么有分量的估量和评价。
我们的老一辈学者在20世纪50～70年代点校“二十四史”的过程中，也有许多深刻体会和精辟见解。翁独健、赵守俨二先生指出：“‘二十四史’是研究明朝灭亡以前历史的基本资料。”其中，包含着不同时期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史料，“至于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以及文化发展的状况，除散见于纪、传者外，许多史还设有专篇集中加以记述。如《食货志》专记经济制度；《地理志》主要反映行政区划和各地人口数字，有的还兼及物产；《天文志》和《律历志》叙述天文历法成果；《职官志》记载官僚机构的组织和沿革；《刑法志》专记封建社会的法律；《艺文志》或《经籍志》则是关于文化典籍的存佚流传情况的记录。各史作者的议论，虽然绝大部分是用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写成的，但也有些比较符合客观实际，可供我们参考。今天的史学工作者，只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这些资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就能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⑤白寿彝先生进而认为：“二十四史，固然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还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的思想资料，留下了观察历史的方法，留下了写历史的方法，留下了许多专门知识。从历史观点来说，在二十四史里，在别的史书里，在不少有关史事论述的书里，都还是有进步的观点、正确的观点，可以供我们参考、吸取和发扬的。”⑥对于史学前辈的这些认识，我们应当十分重视，认真学习、认真研究。
从我本人的治学经历来说，“二十四史”不独对于研究历史是极为重要的文献，对于研究史学来说，也有同样重要的价值。比如研究史学名著，总不能不研究“前四史”；研究目录学史、文献学史以至于学术史，就必须读《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等；研究史学发展的历程，那就要读“正史”中历代史家的传记，了解他们的生平和著述活动；研究社会与史学的互动关系，“正史”中的相关诏令奏议、进书表则提供了第一手材料；研究历史观点、史学思想的变化发展，“正史”中的史论也提供了基本线索；研究以人为主体的历史撰述的优良史学传统和极具民族特色的史书体裁和叙事风格，“二十四史”更是必须关注的对象，等等。举例来说，我研究唐代史学，最初着手编写“唐代史学编年”，就是从读两《唐书》起步，掌握基本线索，然后再旁及其他有关的几十种文献；研究中国古代史论，首先是受到《隋书》史论的启发而开始的；研究唐代谱学和唐代社会的关系，主要也是从梳理两《唐书》中的有关记载而斟酌成文的，等等。总之，正史中有广阔的史学研究的空间。当然，中国史学遗产极为丰富，仅“二十四史”而言，范文澜先生早年就发出这样的慨叹：“浩兮汗兮，非旦暮所得遍读也。”⑦因此，每个研究者只能根据自己的专业和兴趣选择并精研其中的相关部分，从而使自己的学术有所长进、有所创新。
20世纪的几代学人，用他们的勤奋、心血、智慧和对于“二十四史”的尊崇与挚爱，为后人留下了数以百计的研究专著、数以千计的研究论文，在“二十四史”的研究和整理的历史上，书写了光彩夺目的一页。我主编的10卷本《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丛书》，就是尝试着总结这一份珍贵的史学成果，供史学工作者和广大史学爱好者阅读、参考和研究。这本是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应尽的责任。
我认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开拓，从史学发展上对“二十四史”作进一步研究，还有许多重要课题可作深入的考察。譬如：
第一，作为纪传体史书，自司马迁的《史记》确立了中国古代史学的人本主义传统后，历代正史是怎样继承这一传统的？正史中的“天命”思想是否有所变化？对此应作怎样的评价？
第二，“二十四史”是否存在着朴素进化的观点？其演变轨迹是怎样发展的？“言必称三代”的观点在正史中占有怎样的位置？
第三，从古今中外史学发展上看，纪传体史书作为中国古代的综合体史书，这一史书的社会表现形态应作怎样评价？
第四，怎样总结和评价“二十四史”的叙述方法？其中是否存在可以紬绎出来的理论要素？这对当今的历史叙事有何借鉴作用？
第五，“二十四史”的作者们，各以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地位，是怎样看待朝代兴亡、社会治乱之故的？他们在理论上总结的经验教训，有什么思想价值和启示意义？
第六，从历史发展和文化演进的视角，怎样评价“二十四史”的历史地位？等等。
对于这些问题作出恰当的阐述，势必可以从史学史的研究领域，推进我们对“二十四史”价值的认识。
注释：
①《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正史类小序，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
②《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五《史部总叙》，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③顾颉刚：《二十五史补编序》，《二十五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
④顾颉刚：《二十五史补编》卷首。
⑤《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资料》，《光明日报》1978年6月1日。
⑥白寿彝：《史学遗产六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38-39页。
⑦范文澜：《正史考略绪言》，《范文澜全集》第2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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