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主义对中亚政治稳定的威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亚论文,极端主义论文,稳定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极端主义的内涵及外延
极端主义作为一种超常规的政治现象，已经挣脱地域限制，成为跨越国界的政治浊流。目前世界上对极端主义尚无明确的理论上的界定，我们只能大致勾勒其轮廓。极端主义的拉丁语词源“extremus”的意思是“极度的”、“非常的”(注：[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中国研究所编：《中亚地区的极端主义》(俄文版)第6页、第24页、第18页、第18页，2000年。)。作为政治现实中的客观现象，极端主义包括非常规的观念和暴力行为两个方面。从极端主义的种种表现而言，其本质在于反对现存政治关系和现行政治体系。我们可以把极端主义视为一种以激进行动为外形，以反社会、反政府为内核的政治现象。
极端主义在当今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政治领域，或者说，存在于经济、文化、宗教、伦理等领域内的激进思潮正在朝极端化与政治化方向发展，从而使其外延呈现出不断扩大的态势。本文所探讨的是极端主义三种备受关注的类型。
1.民族极端主义
民族极端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现象，是政治思潮与政治运动的统一体。与民族主义一样，民族极端主义也把维护某个民族的地位和权益、实现民族解放作为社会动员的口号。但有别于前者的是，后者大都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即争取在扩大自治权利的基础上，脱离现存主权国家的管制，在历史上形成的传统聚居区域内另行建立以本民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在此意义上，民族极端主义又被表述为民族分裂主义或民族分立主义。
民族极端分子倾向于游击战及恐怖袭击之类对社会心理极具威慑力的暴力活动，这类活动远远超出合法政治斗争的范畴，因而人们又将民族极端主义同恐怖主义联系起来。但不可否认，民族极端主义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全世界范围内反侵略、反殖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渊源，以及世界上许多少数民族在本国仍属弱势群体的事实。这正是国际社会迄今为止在反恐方面处于两难境地的主要原因。
2.宗教极端主义
宗教极端主义是社会转型危机的一种典型表现。当极端分子在意识形态方面否定一切异己思想，恪守某种宗教信念，严格执行极端组织领导人任何哪怕最荒谬的指令(例如阿富汗前塔利班政权2000年炸毁巴米扬大佛的行动)，热衷于所谓宗教圣战之类的狂热行为，我们就可以将其视为宗教极端主义的追随者。需要说明的是，宗教极端主义并不等同于宗教，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所说：“宗教信仰千差万别，但是它们的共同之处都在于倡导慈悲为怀、宽容和解、与人为善。这些价值观念同样已根植于《联合国宪章》，根植于我们对世界和平的不懈追求。”而宗教极端主义则是“宗教黑暗的一面”(注：《人民日报》2000年8月31日。)。我国学者吴云贵先生也十分精辟地指出：“如果我们坚信宗教的本质是和平，是弘扬真、善、美价值观，那么以宗教名义进行暴力恐怖活动，就偏离了宗教的善良宗旨，就可以称为‘宗教极端主义’。”(注：吴云贵：《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辨析》，《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宗教极端主义经常被宗教组织利用来反对世俗国家的政治斗争，或者作为一种信仰压制其他信仰的工具。原教旨主义和宗派主义是现代宗教极端主义的两块基石。此外，宗教极端组织在推行自己的主张方面，主要借助于民众的情感和固有的观念，而不是理性，即通过口号之类的宣传手段激发民众本能的心理反应。
3.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是一种依靠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等极端手段来达到一定政治意图的政治传播方式。单纯的使人产生震慑感的恐怖破坏行为并不能称之为“主义”，而只能归于刑事犯罪的范畴。恐怖之所以成为主义，主要在于它有明确的政治和社会目的、严密的组织性和高度的隐蔽性；其次是它不择手段，不受任何道德和法律的约束。如同极端主义的其他类型，恐怖主义也具有鲜明的反社会、反理性、反人性特征，但它本身并不属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或社会运动。只有依附于一定的意识形态，恐怖才能由行为上升到主义。形象地说，恐怖主义如同行凶的刀剑，常常被握在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手中。这就使恐怖主义注定要与极端主义纠结在一起。因此，当今世界各个角落因民族、宗教等问题而爆发的激烈冲突无不伴随着恐怖主义的阴影。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民族极端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三者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线。其中，前二者同属思想意识的范畴，它们彼此影响，彼此渗透，有时甚至互为因果，致使一个地区的民族或种族冲突伴随宗教矛盾，反之亦然。虽然民族极端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兴起极有可能诱发恐怖主义，但这不是必然规律。例如，曾经在俄罗斯政坛盛极一时的自由民主党被公认为民族极端主义政党，但该党却并未有过从事政治恐怖活动的劣迹。
二、极端主义在中亚地区兴起的内外因素
极端主义活动因地区不同而表现不同方式。从战略选择眼光来看，中亚完全有可能成为国际极端势力的活动基地，因为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社会现状以及地缘政治条件对极端主义的发展都相当有利。“9·11”事件的第三天，俄罗斯《独立报》发表的题为“中亚——极端分子的下一个目标”的文章认为，“在不远的将来，中亚会成为伊斯兰极端分子向西方文明宣战的策源地。”(注：[俄]《独立报》2001年9月14日、1992年1月20日、1998年6月24日、2001年9月14日。)
“中亚地区充满了现实的冲突，孕育着未来的冲突，因而也潜伏着不稳定。”(注：[俄]《俄罗斯报》1994年3月23日。)在内外因素作用下，以民族极端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为主要潮流的三股势力在中亚地区发展迅猛，严重阻碍着中亚国家的社会政治发展进程，对整个中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构成现实的威胁。
极端主义在中亚兴起的内因主要有：(1)中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民族和宗教关系极为复杂的地区，民族与宗教问题大都具有跨地区、跨国界的特点。苏联解体前后，原先受到遏制的宗教势力迅速崛起，原有的民族矛盾进一步加深，中亚地区成为易于滋生极端势力的温床。(2)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骤然崩溃，社会各阶层普遍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在昨天还是不可思议和不能想像的事情，在今天正变得不足为奇和习以为常。一些理想破灭了，又产生另外一些理想。”(注：[吉尔吉斯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1996年4月9～10日。)官方意识形态在一派政治混乱中难以很快确立，因而呈现出真空状态。(3)中亚5国经济发展长期处于困境之中。社会上贫困和失业人口增加，贫富差距扩大，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在政治上居于反对派地位的各类极端分子便打着民族和宗教的旗号，制造事端。这在相当一部分因社会转型而无所适从的人中产生了共鸣，从而使极端主义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4)在独立初期，政治不稳定困扰着中亚各国，国家行政管理从中央到地方呈现混乱局面，境内外极端分子能够轻易地找到活动空间，甚至建立自己的基地。
极端主义在中亚兴起也离不开一定的外因：(1)中亚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文明的交通走廊，该地区伊斯兰教曾经有过较长的发展历程，在地域上又与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盛极一时的阿拉伯世界相距不远，民族主义思潮和宗教派别在中亚的发展难免不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影响。(2)在中亚地区的5个主体民族中，塔吉克族属波斯民族，其余属突厥民族，中亚国家同伊朗和土耳其这两个地区性大国在历史、文化及种族方面具有千丝万缕的亲缘关系。伊朗国内余波远未消弭的“伊斯兰革命”以及风行于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很容易在中亚国家的极端分子当中得到响应。(3)长期以来，中亚周边的北高加索、阿富汗及克什米尔地区因民族仇恨、部族争端、宗教纠纷所引发的战火一直难以熄灭，民族极端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十分猖獗。尚处在社会政治转型时期的中亚国家无力杜绝极端主义从这些热点地区的渗入。(4)霸权主义、新干涉主义以及假借人道主义援助之名的西方势力的支持和怂恿，在客观上助长了极端主义尤其是民族极端主义在中亚的发展。
此外，在世纪之交，全球化浪潮一方面推动着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另一方面却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使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日益边缘化。而这种由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所造成的贫穷与累积弱势必然扩散到社会生活领域，从而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引发各种社会冲突和极端主义思潮。同为发展中国家的中亚5国，既然不能置身于全球化进程之外，也就难免不受全球化浪潮中兴起的极端主义的挑战与冲击。
三、极端主义在中亚地区的发展历程
按照政治现象的外在表象和内在规律，极端主义在中亚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为苏联解体前夕至1992年，特点是伴随着民族极端主义的爆发，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伊斯兰极端组织
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过于强调多元民主和民族自治，对联盟内部长期存在并愈演愈烈的民族矛盾缺乏有效的整治方案，中亚社会政治逐渐偏离良性发展的轨道。各民族间非但没有达到融合，反而产生巨大隔阂；社会凝聚力非但没有增强，反而出现愈来愈强的离心倾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亚成为极端主义尤其是民族极端主义滋生的温床。
民族极端分子以“国家的主人”自居，鼓吹“大民族主义”，宣扬民族分裂，制造族际冲突是极端主义在中亚地区的最初表现。中亚国家获得独立之后，民族极端主义风潮非但没有消弭，反而出现了与宗教极端主义纠结在一起的趋势。这印证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民族问题都与宗教问题紧密关联的历史规律。中亚地区的宗教极端主义是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亚伊斯兰复兴运动出现的。美国学者亨廷顿曾经说过：“忽视20世纪末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对东半球的政治影响，就等于忽视16世纪末新教改革对欧洲的政治影响。”(注：[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程序的重建》第112页、第111页，新华出版社，1999年。)这一观点对于中亚地区同样适用。
由于苏联时期对宗教的禁锢，中亚未能与现代历史上世界范围内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保持同步，但这一运动在该地区一经兴起，便不失其基本特征：“对宗教仪式日益浓厚的兴趣(参加清真寺礼拜、祈祷、斋戒)，宗教节目和刊物的广泛传播，更加强调伊斯兰教的装束和价值观，苏非派(神秘主义)的复苏。这种建立在更广泛基础上的复兴也伴随着在公众生活中重新坚持伊斯兰教……政府和反对派都转向伊斯兰教来提高自己的权威和赢得公众支持。”(注：[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程序的重建》第112页、第111页，新华出版社，1999年。)其具体表现是，随着中亚各国宗教政策的调整，出现了教徒、宗教团体、清真寺，祈祷点的数目猛增，大量开办经文学校，教徒争相赴麦加朝觐的局面。
中亚伊斯兰复兴中夹杂着宗教极端势力尤其是原教旨主义势力的萌生，涌现出一批伊斯兰政治组织。宗教极端主义是对宗教信仰体系的一种曲解，它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于宗教问题，把宗教价值置于一切价值准则之上，因而容易成为批判和拒绝一切世俗价值的工具。伴随着宗教狂热在中亚地区的出现，1990年成立于阿斯特拉罕的全苏伊斯兰复兴党在中亚各共和国建立了基层组织；在乌兹别克斯坦，除了伊斯兰复兴党的地方分支，还成立了“阿达拉特”(“正义”)运动、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别尔利克”(“统一”)运动等；在哈萨克斯坦建立了“阿拉什”民族自由党、“热尔托克桑”(“十二月”)党以及“阿扎特”(“自由”)民族运动等；吉尔吉斯斯坦建立了侧重于政治的“伊斯兰文化中心”和“伊斯兰研究会”。惟独土库曼斯坦很少出现伊斯兰组织，该国自独立之初，就对宗教活动采取严厉的限制措施。
俄罗斯学者拉菲斯·阿巴佐夫列举了中亚地区的20个伊斯兰政治组织。根据政治动员的类型，可以将这些组织分为三种：(1)试图组建大规模宗教政党的组织；(2)试图间接参与政治进程的组织；(3)自发性地方团体(注：拉菲斯·阿巴佐夫：《中亚多党制与伊斯兰组织》，《中亚与高加索》(瑞典 俄文版)1999年第6期。)。其中，前两类因其反对现存世俗政治体制，主张政治与社会的伊斯兰化而带有原教旨主义色彩，上面所述的大多数就属于前两类。
当时的大部分伊斯兰组织并未形成稳定的合法化政治组织。它们当中有的徒具一副政治外壳，没有固定的组织中心；有的几乎是自生自灭，或被政府强令解散。最成功的当数塔吉克斯坦的伊斯兰复兴党，该党1992年进入政府，随后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反对派力量。在费尔干纳盆地，“阿达拉特”(“正义”)运动最有影响。该组织于1991年12月31日在乌兹别克斯坦纳曼干市策动的暴乱，被认为是“宗教极端主义、民族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第一次结合”(注：《中亚新格局与地区安全》第171页、第176页。)。“阿达拉特”运动最终遭到乌兹别克斯坦政府的镇压。
2.1992至1997年，即塔吉克斯坦内战的起止年代是极端主义在中亚发展的第二阶段。相对于第一阶段各种极端势力在整个区域内的纷纷兴起，极端主义在第二阶段的活动渐趋集中
中亚5国独立以来，基本上是沿着民主法治的发展道路艰难地行进，但同时又强调伊斯兰教的社会整合功能、认同功能、文化功能等宗教的社会正功能。在如何协调国家与宗教两者关系问题上，中亚执政阶层尽可能对伊斯兰政治组织和伊斯兰运动加以控制，避免它们的极端化，因而执政当局对待伊斯兰教的态度是既复杂又矛盾的。一方面，中亚各国依照它们各自宪法的规定都是世俗国家，实行政教分离制度(注：塔吉克斯坦议会于1999年从宪法中删除第100条，即关于国家世俗性质的条款。)。在被问及“乌兹别克斯坦是否符合穆斯林世界的标准”时，乌总统卡里莫夫的回答是否定的。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也认为：“土库曼斯坦为世俗国家……我们坚持这一原则。”(注：[俄]《独立报》2001年9月14日、1992年1月20日、1998年6月24日、2001年9月14日。)1994年，土库曼斯坦召开宗教界人士大会，会议决议宣称“不允许宗教干预社团及国家事务”。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问题的另一面。正如哈萨克斯坦学者阿尔玛·苏尔丹加列娃所言，“事实上，所有国家的官方人士，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都不可避免地对伊斯兰教表现出特别的关注。”(注：阿列克谢·马拉申科：《中亚国家伊斯兰教与政治》，《中亚与高加索》(瑞典 俄文版)1999年第5期。)中亚各国当局都希望通过宗教来增强各穆斯林民族的凝聚力，以宗教为重要出发点，创造新的全民意识形态；在对外交往中，中亚国家领导希望从共同的宗教认同出发，扩大与穆斯林世界的合作。
中亚执政阶层这种对待伊斯兰教的务实态度，被有些学者称为“危险的平衡术”(注：济特·马尔廷：《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向何处去?》，《中亚与高加索》(瑞典 俄文版)1999年第5期。)。然而，宗教与民众意识的发展远比执政者料想的复杂。这一时期，中亚地区经济恶化、失业率增加、民众对改革的普遍失望等有利于宗教极端主义传播和扩散的条件不断积累。由于政府打击，1992年之前兴起的各种极端势力经历了短暂的低潮期，随后出现反弹趋势，分属乌、吉、塔3国的费尔干纳盆地成为伊斯兰政治组织的活动中心。这些组织大都带有原教旨主义色彩。针对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严重形势，俄罗斯资深记者伊戈尔·罗塔尔评论道：“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是乌兹别克斯坦当局的主要竞争对手。”(注：[俄]《独立报》2001年9月14日、1992年1月20日、1998年6月24日、2001年9月14日。)此外，“瓦哈比派运动”在中亚地区也颇有声势。该教派18世纪兴起于阿拉伯半岛，19世纪通过印度传入中亚。现代瓦哈比派运动的主要政治目标是：联合全世界穆斯林，与敌对意识形态作斗争，建立伊斯兰国家即哈里发国家。该运动在中亚、北高加索、阿塞拜疆、鞑靼斯坦等地区都有支持者。中亚的瓦哈比派主要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活动，但对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地区的一些乌兹别克族居民也有影响。瓦哈比势力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及其他组织纠结在一起，举行游行示威，煽动穆斯林自治，向乌当局发起挑战。该教派还建立了极端狂热的非法组织“伊斯兰军”，旋即被政府严厉镇压。面对瓦哈比派的嚣张气焰，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发誓坚决采取行动，以铲除危害深重的“宗教狂”势力(注：《中亚五国概论》第186、187页。)。
塔吉克斯坦内战是中亚极端主义在第二个发展阶段所掀起的高潮。这场历时5年之久的战争，夺去了10万人的生命，约有100万人沦为难民，经济损失达70亿美元(注：[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中国研究所编：《中亚地区的极端主义》(俄文版)第6页、第24页、第18页、第18页，2000年。)。导致塔吉克斯坦内战爆发的原因十分复杂，但主要因素是民族矛盾的激化、南北部族之间的冲突和极端势力的介入。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伊斯兰民主党、拉斯托赫兹(“复兴”)人民运动这3个反政府派别是极端主义势力冲击塔吉克斯坦政坛的直接体现。其中，实力最强的伊斯兰复兴党属于典型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政治组织，后两者则带有民族极端主义色彩。这三股势力不仅在政治上结成联合反对派，宣扬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而且还从国外偷运军火，建立非法武装，公然向政府发起挑战，造成塔吉克斯坦国内政局持续动荡，政权几度更迭。
3.1997年以后，中亚地区的极端主义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民族极端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这三种势力同流合污的趋向表现得非常突出
如果说极端势力在前一阶段活动的高峰期位于塔吉克斯坦，那么在现阶段则有向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原本比较平静的吉尔吉斯斯坦偏移的趋势，哈萨克斯坦也有被裹胁的危险。极端主义对中亚政治稳定的威胁已不是什么“政治猜想”，而是十分明显的现实。中亚学者指出，1999年将作为中亚地区的“极端主义年”而载入历史(注：[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中国研究所编：《中亚地区的极端主义》(俄文版)第6页、第24页、第18页、第18页，2000年。)。该地区的事态正在逐步印证布热金斯基提出的“世界性的暴力扩散地带”的存在(注：[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中国研究所编：《中亚地区的极端主义》(俄文版)第6页、第24页、第18页、第18页，2000年。)。
中亚5国因此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1999年以来，由于一系列暴力恐怖事件相继发生，中亚成为举世瞩目的热点地区。1999年2月16日，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市中心的政府大厦前广场及附近发生数起爆炸事件，造成多人伤亡。同年8月上旬，约600～1000名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分子企图从塔吉克斯坦经吉尔吉斯斯坦进入乌兹别克斯坦从事恐怖颠覆活动。这批武装恐怖分子属于境外反政府宗教极端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有雄厚的资金来源，得到国际恐怖分子本·拉登资助，并在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设有军事基地和训练营。恐怖分子越过塔、吉边界，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奥什州劫持了大约20名人质，其中包括吉内卫部队司令和4名日本地质考察人员。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花拉子模和哈萨克斯坦南部，也有宗教极端势力进行劫持人质、暗杀等活动，严重破坏了中亚地区的社会秩序。2000年8月，极端主义势力在中亚地区再次挑起事端。当月5日，约有近百名恐怖分子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南部边境地区。这股武装分子据说来自塔吉克斯坦境内，仍属境外反政府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他们企图在乌南部山区建立反对现政权的恐怖基地，并开辟一条运送毒品和武器的通道。此外，吉南部的巴特肯山区，塔、阿边境，乌、塔边境都不同程度地遭到恐怖分子的武装袭扰。据分析，“这些恐怖分子频繁活动的目的在于：扰乱边界局势，鼓励中亚国家境内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展开反政府活动；寻找进入乌兹别克斯坦腹地的最佳通道；走私毒品和军火。”(注：《中亚新格局与地区安全》第171页、第176页。)
中亚极端势力除了在本地区频频制造危害社会的恶性事件外，还与境外某些国家的极端分子积极串连，从事国际恐怖活动。据俄罗斯《独立报》称，俄情报部门有证据表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参与了本·拉登恐怖组织制造的“9·11”事件。在直接进行自杀性袭击的恐怖分子当中，至少有两名是来自费尔干纳盆地的乌兹别克人。他们于事件发生之前约10个月持伪造护照潜入美国。此外，乌兹别克斯坦及车臣的伊斯兰圣战者还在阿富汗塔利班军事营地接受过培训，1999年9月的莫斯科爆炸事件被怀疑正是这伙极端分子所为(注：[俄]《独立报》2001年9月14日、1992年1月20日、1998年6月24日、2001年9月14日。)。
目前，中亚极端势力的活动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范围由局部逐渐向整个地区扩展，并且与境外势力纠结，具有国际化的倾向。第二，极端分子开始借助非法武装发动恐怖袭击、绑架暗杀等暴力手段，其目的是制造社会动荡，进行政治讹诈。第三，从年龄结构来看，参加者以对社会不满的青年人居多；从社会阶层来看，参加者主要来自一部分知识分子、神职人员及处于贫困地位的失业者等。第四，民族极端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这三股势力出现明显的联手趋势，而中亚国家政治反对派的怂恿与支持，直接助长了极端主义在中亚地区的声势，使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四、极端主义对中亚社会政治的威胁及其发展趋势
中亚5国是建立在苏联解体的废墟之上的。独立之初，各国就经历了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剧烈震荡与冲击；与此同时，由来已久的民族矛盾和宗教问题在短期内难以化解，而经济的停滞不前和政局的动荡不宁又加剧了社会氛围的紧张程度。以反对现存体制、反对现代社会为标志的极端主义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开始兴起的。中亚地区独特的人文和地理环境，以及当今世界复杂的政治气候也非常有利于极端主义的滋生、蔓延。可以说，它是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
1.极端主义对中亚社会政治的威胁
从极端主义10年来的发展看，它对中亚5国政治稳定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从政治社会学角度来看，极端主义在中亚的兴起是社会中某些阶层心理失范的体现。它表明，在应对社会危机时，一部分民众的心理取向是激进的而不是平和的。这容易导致社会心态陷入迷惘、混乱状态，诱发行为约束的失控和反社会行为，社会中的各类不稳定因素大大增加，同时不利于民众对于国家及民族的认同。
其次，极端势力制造的一系列民族分裂与恐怖颠覆活动已对中亚国家的国内安全乃至整个地区的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例如，在宗教传统相当久远，如今分属乌、吉、塔3国的费尔干纳盆地，极端分子不断鼓吹分裂，挑起族际冲突，使3国政府非但难以有效行使国家主权，反而在边界与领土问题上经常发生龃龉。
第三，极端主义损害了中亚国家的经济利益。一方面，各国政府要为防范和打击极端分子耗费巨资；另一方面，极端主义所造成的局势动荡不利于正在进行的经济转轨。中亚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是丰富的自然资源。但目前这一优势却因缺乏良好、稳定的投资环境而难以发挥。
第四，极端主义的肆虐为某些世界大国和地区大国介入中亚地区内部事务，争夺政治、经济利益制造了机会，使地缘政治格局和国际关系发生微妙变化。同时，外部势力的干预反过来助长了中亚地区各种极端势力的声势，从而使该地区局势更为扑朔迷离。
2.极端主义的发展趋势
尽管极端主义对中亚国家的威胁相当严重，但笔者认为，它绝对不是悬在中亚社会政治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起码在可预见的未来，中亚地区不会像某些政治家及学者所预言的那样，因极端主义的发展而出现所谓“巴尔干化”或“阿富汗化”之类的爆炸性局势。
首先，中亚5国独立10年来，虽然普遍存在着民族及宗教矛盾严峻、政治斗争激烈等问题，但大多数国家政府尚有执掌政权、控制局势的能力。除塔吉克斯坦之外，其余4国国家元首自独立之初即已在位，他们在本国民众中有极高的政治权威。尽管西方为此指责中亚国家缺乏民主，但对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亚地区而言，一定形式的权力集中有助于政治稳定。在经历了战火洗劫的塔吉克斯坦，拉赫莫诺夫也于2000年举行的总统大选中顺利地再次当选。在他的领导下，塔吉克斯坦的政治、经济形势有了明显好转。
其次，在经受了几乎10年的低潮之后，中亚各国经济从2000年开始出现了一定的复苏迹象。据报道，被伦敦经济学家情报社称为“转型经济”的俄罗斯和中亚经济，在世界经济普遍低迷的形势下，有望以较快速度增长。2000年，它们的平均增长率为6.2%，今年为4.4%，到2002年预计可达3.8%(注：《参考消息》2001年12月18日、2002年6月9日。)。经济增长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亚社会的紧张氛围，增强民众对国家和政府的信任度以及对极端思潮的免疫力。
第三，中亚5国深感民族极端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危害，各国政府不仅有联手打击“三股势力”的意向，而且已经采取了种种实际行动，扩大同俄罗斯、中国等国的交流与合作，由中、俄、哈、吉、塔发起的“上海五国”经过为期5年的发展，发展为今天的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在内的“上海合作组织”便是很好的证明。2001年6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6国元首在上海会晤时共同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为维护中亚及周边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为联合打击“三股势力”奠定了法律基础。在2002年6月7日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圣彼得堡首脑峰会上，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关于地区反恐怖机构的协定》、《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三项文件，“从程序上结束了成立上海合作组织这个国际性组织的工作”，“这不仅对亚洲来说，而且对世界来说都是重要事件”(注：《参考消息》2001年12月18日、2002年6月9日。)。圣彼得堡首脑峰会再次重申了打击“三股势力”这一重要宗旨。“上海合作组织”的存在与发展，必将对中亚地区安全和政治稳定带来积极而重大的影响。
第四，“9·11”事件之后，美国发动了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及本·拉登恐怖组织的军事打击，中亚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普遍支持美国的立场，为其开放空中和地面通道，乌兹别克斯坦还向美军提供了两个空军基地的使用权。虽然国际舆论普遍认为美国具有借打击恐怖主义之机插足中亚的意图，但我们也应看到这次意外事件给中亚国家带来的空前机遇。一方面，中亚国家可以借此机遇扩大同国际社会尤其是同西方的交流，提高自己在国际政治领域中的影响；另一方面，经过美军两个多月的军事打击，塔利班政权被推翻，本·拉登恐怖组织的有生力量被摧毁，阿富汗成立了各派势力均较能接受的卡尔扎伊临时政府。虽然阿富汗仍有可能出现军阀混战的危险局面，但其目前形势的重大变动必将使极端主义对中亚南部的压力大为缓解，其中受益最大的是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此外，“9·11”事件之后，巴基斯坦及中东许多国家都加大了对极端主义的打击力度。我们相信，来自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原教旨主义对中亚的影响也将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由此可见，极端主义的威胁固然严重，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并不会发展到使中亚国家社会政治发展陷于停滞或崩溃的程度。因此，对于极端主义在中亚地区的影响，我们既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片面地无限夸大。
标签：政治论文; 伊斯兰文化论文; 中亚民族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中国伊斯兰教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俄罗斯民族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伊朗伊斯兰革命论文; 中东局势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