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诗词集》中几首诗的注释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注释论文,诗词论文,首诗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诗词代表了毛泽东的最高文学水准，毛泽东生前十分珍爱。毛泽东诗词自50年代公开发表以来，以其巨大魅力吸引了众多读者去欣赏、玩味、研读、理解、注释，其热情经久不衰。在国内众多的编注本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最具权威性。首先，它收集的诗词最全，最精确；其次，它的注释虽然基本上沿用了《毛泽东诗词选》的注释，并取百家之长，进行了慎重的修订，订正了一些明显的舛误，对新编入的诗词也作了简明的注释，为读者研读毛泽东诗词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但是，要使这个集子成为一个饴哺当代、流传后世的经典，还须进一步雕刻琢磨，尤其是对注释部分更要精心研修，因为集中有些诗词的注释似仍不甚切合诗词的本意。下面仅就毛泽东在建国后的诗作《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七律·吊罗荣桓同志》及《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后附的柳亚子原诗、《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后附的郭沫若原诗的注释谈些看法，以就教于编注者、方家。
颜斶齐王非比柳、蒋
《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一词注释的弱点在于未把握该词的主旨，从历史、文化和人类心性角度审视作者在词中用典的匠心不够，仍在以政治解诗，过于牵强。编注者对“颜斶齐王各命前”句是这样注释的：“颜斶，战国时齐国人。《战国策·齐策四》称，齐宣王召见颜斶，说：‘斶前！’斶也说：‘王前！’齐宣王不高兴。斶说：‘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与其）使斶为趋势（一作慕势），不如使王为趋士。’这是比喻蒋介石要柳亚子听他的反革命主张，柳亚子要蒋介石听他的革命主张。”这一注释虽然点明了典故的出处，但其后的“比喻”却是凭空比出来的。这主要是没有注意《战国策·齐策四》的重心在于揭示“人君”与“人臣”、“王”与“士”孰贵孰不贵，及慕势与趋士的关系，并借颜斶之口说出“与使斶为趋势，不如使王为趋士”，“士贵耳，王者不贵”的观点。注释的另一个重要疏漏是未点出颜斶是个隐居不仕的人，他愿“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静贞正以自虞。”而颜斶的这种性情同柳亚子当有共同之处。
从史实看，“颜斶齐王各命前”句很难与柳、蒋之间谁听谁的主张攀扯得上，柳、蒋二人在主张上并无多年矛盾廓无边的现象。蒋介石是由投机革命后变成地道的反革命，柳亚子则由反蒋派变为民主党派人士。在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中国真正的“革命主张”的提出者当是中国共产党人，而不是柳亚子。柳亚子在“四一二”事变以后遭蒋介石通缉被迫逃往日本，回国后一直从事反蒋活动并另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组织，与蒋介石之间绝不是什么“人臣”与“人君”的关系，故二人相互间从没有机会来听对方的主张。
如果考虑到柳亚子应毛泽东之召赴京城，曾因对自己招待有些不周（如有人配有车他却未配有车）就感事发牢骚的事实，把词中的颜斶、齐王与柳亚子、毛泽东联系起来会更恰当些。这从毛泽东与柳亚子在建国前后的交往过程可以清楚地说明问题。柳亚子1949年3 月写《感事呈毛主席》一诗后，毛泽东即于4月底以《和柳亚子先生》一诗相答， 并于5月1日携女儿等到柳亚子所住的颐和园益寿堂拜访，谈诗，相约游园，泛舟湖上。1950年国庆节期间，又与柳亚子在怀仁堂共同观赏精彩文艺演出，吟诗唱和……可见，毛泽东在和词中借《齐策四》中的典故，主要是为了说明历史上的执政者无法处理好与自己属下士大夫阶层的关系，因为执政者往往倚势怠士，士则恃才傲主，这便造成“多年矛盾廓无边”的现象。接着的“而今一扫纪新元”句则表明，作者认为自己能够并善于处理与诸如柳亚子这样清静贞正的文士骚人的关系，自己会开创一个尊重人才的新时代。
吊罗荣桓同志是吊诗而非诛文
《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一诗注释的失误是把吊诗当作了诛文。对于这首诗，编注者作了这样的总体介绍：罗荣桓“1963年12月16日在北京逝世”，毛泽东“在知道罗逝世的消息以后悲痛逾常，这首悼诗就是在悲痛的激情中写成的。由于罗曾长期同林彪共事，所以诗内提到林的事。”正是在这种思想导引下，编注者将诗句中的“每相违”释为“常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将“长征”释为长征路上对林彪反对军委领导“问题的解决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将“战锦”释为攻打锦州时“罗荣桓是主张执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战略决策的”，林彪则“一再反对”。这里的问题有二：一是把一首悲意甚浓的吊诗作了另一番理解，没有把诗与文（及史）区别开来，没有把握诗尤其是毛泽东的诗的特质。二是未注意到诗中贯穿的背景意识是“反修”。因此，它把林彪强扯入诗中，把诗的主调变换成毛泽东在数罪林彪，这不仅偏离太远，亦与毛泽东赋诗填词时所显现的轩昂气宇和豁然大度不合，更与其背景史实不合。这首诗无论如何也不是批判林彪的。如果说，毛泽东在1963年就有先见之明非过林彪，则难以令人置信。实际情况是，自1959年取代彭德怀而任国防部长的林彪，在60年代极受毛泽东的器重和厚爱。林彪也尝到了步步紧跟的甜头，从1964年起率先在军队中刮起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巨大旋风。此时他虽然不是像在“文革”前期红得发紫，但已是红里透紫了。因此，即使不是在赋诗，毛泽东也断然不会在此时挑剔和非过林彪。
从诗的大意境来看，“反修”的时代意识显著而协调地构成该诗的另一主调，这具体见之于中间两联。事实上也是，进入60年代以来，“反帝反修”尤其是“反修”构成了毛泽东赋诗时思想乐章的主旋律。仅从《七律·和郭沫若同志》（1961年）、《卜算子·咏梅》（1961年）、《七律·冬云》（1962年）和《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1963年）等诗词中，便可直接看到此时毛泽东的中心意识是如何“反修防修”，使中国不改变颜色。值罗荣桓病逝，毛泽东为悼念老战友，悲切地写就这首吊诗，于是使吊哀意识与“反修”的忧患政治意识揉为一体，使其具有别出一格的哀伤格调。从毛泽东笔下可见，罗荣桓是一位可信赖的兢兢业业的治国之才，其不幸早逝给毛泽东以重大悲创。
在对该诗产生的大背景、相关史实及毛泽东赋诗时的独特风格作了大致了解后，便可对此诗作出不同的诠释。诗中“每相违”的意思应是每每难见面（违者，离开、避去之谓，此处不能释为违背、违反等义）。“长征”是用来象征艰难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因为长征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为困难最为危险的时刻。如果对长征二字要穿凿附会的话，那么在长征路上，红军内部险些置毛泽东于死地的是张国焘，而作为曾是自己手下爱将的一军团长林彪在当时毛泽东眼里还只是个“娃娃”，完全可以不放在眼里。“战锦”则喻指用枪杆子打下的锦绣江山（锦者，锦绣，此处引为锦绣河山）。陈毅诗云：“他年战场获锦归。”决不能由“战锦”无谓地推出林彪反对毛泽东的决策，且不说前线指挥官有权根据军情的迅速变化处置突发事件，军事决策的差异及反复属正常现象，毛泽东也决不会因此而耿耿在怀。顺便说，如果“战锦”真的是指辽沈战役中的重要战役打锦州的话，亦与“长征”不对仗。斥鷃、昆鸡贬指“苏修”之流，大鸟、老鹰则褒比中国“反修”战士。“欺大鸟”和“常笑老鹰非”暗指苏联及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了许多错误，比如与之有直接关联的王明几次错误，反对中共进行解放战争、迷信蒋介石，以及50年代苏联丢“刀子”时说中国人“教条主义”，60年代中国“三年困难时期”苏联加入世界反华大合唱。我认为只有这样理解这首诗才是确切的。诗的第一联是追思旧谊。中间两联明写“反修”，但含蓄地表达了毛泽东赞赏罗荣桓在“反修”等国家大政问题上的立场。罗不幸病逝使毛泽东在国是问题上存在无谁可问的怅失感，因而在诗的最后一联毛泽东对罗直抒怀悲之情，对其评价看似着墨过重和有夸张色彩，但这正好突出了诗的“吊”意。
其实，在已出版的毛泽东诗词注释本中，有一些本子对这首诗的把握较好。如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出版、肖永义先生编注的《毛泽东诗词对联辑注》。该书对“红军队里每相违”的注释是：指在红军队伍里相见甚稀，彼此都有过遭排斥打击的经历，而心却是相通的。王维《送綦毋潜落第还乡》：“置酒长安道，同心与我违。”前人注云“同心，犹知己。违，分离。意谓心虽同而行踪却相违。”此处意思相近，讲“每相违”，实则把“同心”二字带出来了。对“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的注释是：指长征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困难时日。暗含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的意思。战争胜利了，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才是大问题。作者当时考虑的就是如何使中国不变色，中国党不出修正主义这样的大问题。战锦，当是用“越王勾践破吴归，战士还家尽锦衣”（胜利后骄傲享乐，终于招致衰亡）的典故。可惜这些有见地的注解没有被吸收。
说项依刘并非说蒋归毛
《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后附的柳亚子原诗《七律·感事呈毛主席》注释的失误亦是用政治解诗，在对立两极的思维中摆脱不出来。编注者对“说项依刘”作出了这样的注释：“劝说项羽接受刘邦的领导。柳作诗时正值中共中央争取南京国民党政府接受和平解决方案，希望民主人士共同努力。柳在此处表示他虽也是国民党元老，自觉无能为力。一说，用的是杨敬之到处讲项斯的好话和王粲去荆州依附刘表的故事。唐扬敬之《赠项斯》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三国志·魏书·王粲传》：‘乃之荆州依刘表。表以粲貌寝而体弱通侻，不甚重也。’柳表示说人好话、依附他人，他很难做到。”编注者的这种处理意愿是好的，力求使读者从多种视角去读懂这首诗。但从技术处理上看，编注者把劝说项羽接受刘邦的领导一说置于注首，表明了一种偏重。这从心理上提供了一种暗示，读者一般会优先接受这一注解。
但把说项依刘注释为劝说项羽接受刘邦的领导，有望字生义之嫌，故国内众多注释本都不用此说。因为将说项依刘理解为“劝说项羽接受刘邦的领导”，既不合史实，也不合逻辑。（一）柳亚子虽是国民党元老，但他被接到北京之前正避居香港，在中国政坛上几乎无足轻重，无力“说项依刘”，即劝说蒋介石接受毛泽东、共产党的领导。同时，在当时柳亚子笔下，蒋介石是“独夫”、“民贼”、“蒋凶”、“托逆”，是王敦、刘豫。也就是在国共两党谈判期间，他在诗中说“长江自昔非天堑，逆豫何曾庆瓦全”，这显然是赞同共产党打过长江，夺取全国胜利。可见，柳亚子即使有能力，也是不会去“说项依刘”的。（二）历史上，楚汉相争时，没有人去劝说项羽依附刘邦，而只有人劝失败后的英雄项羽渡江，以备东山再起。因此，把说项依刘解作劝说项羽接受刘邦的领导没有掌故来历。当然，没有掌故来历并不就是说后人和今人无权用“说项依刘”之类的句章去述及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但对柳诗作这样的理解时特别要注意到柳亚子赋诗填词喜欢用典、字字讲来历的风格。在这方面他比毛泽东有过之而无不及。明张羽《寄刘仲鼎山长》诗中有句：“向人恐说项，何地可依刘？”我想，以用典讲来历为长的柳亚子对此决不会是陌生的，他整合化用起来当是驾轻就熟的。（三）柳诗是《感事呈毛主席》，柳无车弹铗，通篇牢骚，以致毛泽东在答诗中规劝他“牢骚太盛防肠断”。若把说项依刘解作劝说项羽接受刘邦的领导，与柳诗的整个内容不协调。
郭沫若原诗的本意并未敌视唐僧
《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诗的注释简明扼要，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从注释中可以看出注释者对郭沫若原诗的本意理解有偏。如注说：“1961年10月间，浙江省绍剧团在北京演出根据《西游记》第27回白骨精故事改编的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郭沫若看过戏作了一首诗，借以反对当时所说的现代修正主义。本诗的主旨与郭诗相同”，“只是不同意郭诗敌视被白骨精欺骗的唐僧的看法。”这段注释中最后的“只是不同意郭诗敌视被白骨精欺骗的唐僧的看法”这句话十分关键，它导致对郭诗主旨的理解失偏而不正确，这是受多年来流行说法的影响之故，其缘起首先与毛泽东对它的理解有关。1962年1月6日，郭沫若在得到毛泽东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诗后，便用毛泽东的原韵又和了一首诗，其中有“僧受折磨知悔恨”句。毛泽东读罢，即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1964年1月27日， 毛泽东对自己的诗句“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作解释时又这样说：“郭沫若原诗针对唐僧。应针对白骨精。唐僧是不觉悟的人，被欺骗了。我的和诗是驳郭老的。”自此以后，郭诗敌视被白骨精欺骗的唐僧，对中间派不采取统一战线政策之说便确定不移了。30多年来，人们对此说未再作过细究。
对郭诗主旨理解的失偏，偏就偏在“千刀当剐唐僧肉”句；而对“千刀当剐唐僧肉”句理解的失偏关键又偏在对句中“当”字理解的不正确上。故对诗中“当”字的正确理解是对郭诗正确理解的中枢所在。“当”字是有多种意义的，它可作动词、时间状词、方位状词、助动词、形容词、象声词等解。作时间状词解时，诗中的“当”字宜解为正当、当即；作情态助动词解时，诗中的“当”字宜解为应当、应该。从郭沫若《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全诗看，诗中的“当”宜作正当而非应当解。“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是谓唐僧正要被妖精乱刀剐割，幸亏有孙大圣拔毫毛、显神通及时相救。郭沫若的整首诗的意义是明朗的，它首联咏唐僧人妖颠倒，颈联咏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经过，第三联咏唐僧险遭妖精害命而获救，末联则咏此次经历对唐僧“教育及时”，因而郭诗的本意并不敌视唐僧。对郭沫若原诗中的“当”字理解所作的有意义的探索，其首功应归于我的一位校友。1995年，廖明春在香港《二十一世纪》1995年第12月号即撰有《毛泽东郭沫若“三打白骨精唱和诗”索隐》一文，该文指出：“千刀当剐唐僧肉”句中的“当”宜作“将”、“正要”解，表示时间，而不宜作“应当”解。“千刀当剐唐僧肉”是讲唐僧正要遭受妖怪剐肉之恶时，而不是说唐僧应当千刀万剐，故毛泽东对此句理解有偏。我认为，廖文在词义上对“当”的理解是正确的，愿这一研究成果能被尔后的注释本吸收。
本文就《毛泽东诗词集》中几首诗词的注释提出不同意见，意在推动毛泽东诗词研究的深入。也希望编注者能集思广益，吸纳好的见解，以利将来出版一个更精美的毛泽东诗词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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