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陕西省的霍乱疫情及其社会应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陕西省论文,霍乱论文,疫情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205（2010）03-0113-12
近年来，史学界展开对疾病医疗的研究，并且取得重大进展，对于作为疾病医疗研究中最基本内容——传染病的研究也不例外。对此领域研究的进展及成果，前人也已作过详细评述①。霍乱，作为传染病的重要一种，在1932年遍及全国，造成损失巨大，根据伍连德有关此次霍乱流行的报告，此次霍乱侵袭了32个省，312个大城市，有十万个被报道的病例及三万四千人死亡②。事实上此次霍乱疫情还要严重得多，但学术界似乎对此次传染病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目前作者所见仅有余新忠的《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究》一书中有所论述③，但对于此次霍乱最严重的陕西省却没有任何专门的研究；新修的《陕西省志·人口志》对此次霍乱蔓延的地区和死亡人数也有所提及④。所幸陕西省图书馆所藏《西北文化日报》对这次霍乱有详细报道，而且西安市档案馆对此次霍乱疫情资料进行了汇编，本文对其进行了梳理，对此次霍乱蔓延的地区及死亡人数、传播和流行的时空特征及发生原因、社会各界的应对等作逐一分析，敬祈批评指正。
— 1932年陕西省的霍乱疫情
1.霍乱蔓延的地区及死亡人数
对于这次陕西省霍乱蔓延的地区及死亡人数，至今仍存在较大争议。1932年陕西省此次霍乱蔓延的地区，在李文海的《近代灾荒纪年续编》、夏明方的《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都作了统计，认为陕西省被疫县数为14个⑤，事实上并不全面；虽然余新忠在《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应对研究》中有所补充，但是仍不尽如人意。至于此次霍乱疫情中死亡的人数，伍连德等认为全国死亡约34000人，这个数字明显过低；而郑磊认为仅关中地区死亡人口就达195037人⑥， 《陕西省志·人口志》认为“当时传染严重的县计有60余县，估计患病人数有50万，死亡人数约20万余人”⑦，但二者所说数据均没有提供资料来源，难以作出判断。尽管时人对陕西省此次霍乱蔓延的地区及死亡人数都有所提及，但也莫衷一是。例如，杨叔吉在《二十一年防疫经过谈》中说：“至此次虎疫（当时人对霍乱的称呼）感染及死亡统计，数月以来，叠函民厅限令各县具报虎疫死亡确数，乃至今尚未见复，以致统计无由，报告无法，而二十一年一段防治虎疫工作，不能公布于社会，歉孰甚焉！但从各方调查，约计死亡总数，全陕约在五六万人以上。”⑧ 1934年5月10日，在《陕西防疫处为催领疫苗并照往年成案办理清洁卫生事宜致全省各县县长函》中道：“陕省于民二十一年夏，虎疫由潼关侵入，不数月间，流传至五十余县，死亡人民，达十六七万。”⑨ 王崇智在《可怕的霍乱年》中道：“回忆民二十一年夏，虎疫猖獗，初发于潼关，传播关中，未一月之久，竟蔓延五十余县，染病者二十余万，幸我杨院长呈请省当局，设立短期防疫人员训练班，分派各县防治，结果死亡者达十余万，不然，死亡率，将不知能加之何倍矣。”⑩
笔者主要根据《二十一年各县虎疫发现终止月日及患者总数死亡人口一览表》(11) 及《西北文化日报》整理成表1。
这里需要对《西北文化日报》作一简要说明，《西北文化日报》于1930年9月筹办，1931年上半年创刊，是在《西安市日报》的基础上，接收西安市印刷厂后在西安创办。1930年潼关厅行营撤销，成立了西安绥靖公署，杨虎城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北文化日报》就成为西安绥靖公署和陕西省政府的机关报。所以，《西北文化日报》在此时期的报道基本上是比较客观真实的。
表1中括号部分，是笔者根据当时《西北文化日报》报道的修改数据。如鄠县（今户县），原文中发现日期是六月二十，其实这是中国传统的阴历月份，而且具体日期并不准确。根据当时的报道是“据称阴历六月十一日起突起发生斯疫”(12)，阴历六月十一日即阳历的7月14日。表1中共有34个县的统计数据，患霍乱疫情人数达到254857人，死亡人数共计102353人，死亡率竟达到40.12％。但表1中的患疫人数和死亡人数并非完全是实际数据，以潼关为例，表1中死亡人数当为潼关县城的死亡人数，并不包括乡村死亡人数，“潼关通讯：潼关城内虎疫，日来已告熄灭。据公安局统计，城内人口四千六百七十一名，此次疫亡人数，统计男女七百零二名，痢疾死亡男女二十四名，总计七百二十六名，疫亡人数，实占全人数百分之五强”(13)；此外，表中终止日期只是代表统计的截止时间，并非是霍乱的结束时间，潼关县城内霍乱真正的结束时间是8月28日，“至八月二十八日始消灭”(14)。由此可见，表1中各县的患疫人数和死亡人数要低于实际人数，死亡人数达到11万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除表1中的34个县之外，笔者根据当时《西北文化日报》的报道，又对此次霍乱蔓延的其它地区及死亡人数作了统计整理成表2。
由于资料所限，并非所有的县都有死亡人数的记载，如表2中就有许多县没有记载死亡人数，且表2中的终止时间也仅仅是截止到有具体死亡人数的统计数据，并非是霍乱真正的结束时间，好在相差并不是很多。表2中霍乱蔓延的地区达到26个县，其中有死亡人数的13个县共计死亡人数1万余人。还有13个县没有数据统计，这13个县基本上位于陕北和陕南地区，我们知道，这些地区在霍乱发生的同时还有其它传染病的发生，例如陕北的鼠疫，所以更加加剧了霍乱疫情，保守估计这13个县因霍乱死亡人数当不下于1万。
所以，综合以上的分析，1932年陕西省霍乱蔓延的地区有资料记载的共60个县，占陕西省总县数的2／3，死亡人数在13万以上，这与杨叔吉在《陕西防疫处第六周年纪念感言》中所说的“（二十一年霍乱）疫区扩至五十三县，派遣医师护士，仅达到二十八县，染疫者约计五十万以上，疫死者超过十三万”(15) 大体相当，不可谓不严重。
2.霍乱传播、流行的时空分布特征
1932年陕西省的这次霍乱的首发生地是在潼关，然后迅速向周边及其它地区传播，进而蔓延整个陕西省。据《西北文化日报》的报道，笔者对这次霍乱的传播、流行的时空分布进行了分析，绘制成图1。
图1 陕西省霍乱疫情传播流行时空分布图
霍乱的传播方式主要有两种，即近程传播和远程传播。近程传播是自流行区向外扩展，新疫区与老疫区紧密相连，实际上是老疫区的逐步延伸。这种传播方式主要是通过外界的污染（尤其是水污染）或病人、带菌者在疫区周围之活动，而致使疫区迅速扩大。远程传播主要是沿交通路线迅速从一地传到另一地，或从一国传到另一国（往往出现跳跃式传播），这种方式引起的新疫区，早期一般不与老疫区相连，两地相距较远(16)。1932年陕西省发生的霍乱明显地呈现出初期远程传播与近程传播同时进行，后期主要以沿交通干线的远程传播为主的特征：
其一，沿交通干线的远程传播。因车站多设于县城，由于旅客的流动，所以疫情首先发生在县城，然后蔓及乡村，如临潼、西安、武功、汧阳（今千阳）、邠县（今彬县）等莫不如此。民国时期，对清代陕西官马驿道进行了整修，并逐步改造成为新式公路。截止到1932年霍乱疫情发生前，陕西省公路事业已有较大发展，尤其是关中地区，已主要修建了西潼公路（起自西安，经临潼、渭南、华县、华阴而至潼关闭）、西长公路（起自西安、经醴泉、永寿、邠县、长武至窑店与甘境相接）、西凤公路（东起西安、经咸阳、兴平、武功、扶风、岐山至凤翔）、西眉公路（由西安往西，经鄂县、盩厔达于郿县）(17)，交通运输效率大为提高，但同时也给疫情的传播提供了条件。从图1中看出，到7月份霍乱疫情已经沿这些交通干线基本上蔓延到整个关中地区，等到8月份才开始沿交通线向陕北蔓延。因为此时由关中通往陕北的咸榆公路（起自咸阳，向北经泾阳、三原、耀县、同官、宜君、中部、洛川、富县、甘泉、肤施、延川、清涧、绥德、米脂，止于榆林）还没有修建，沿用的还是清代由西安府通往延安府的官马驿道，只是进行了局部整修，所以霍乱的传播速度自然会慢了些。当然也有例外，如米脂和绥德两县在7月份就已经有霍乱疫情的发生，这应当是一些由东路的乡村流动人口传染的。而陕南地区因资料所限，暂时看不出霍乱疫情传播的特点。至于此次霍乱的结束时间，从表1和表2中看出，关中地区霍乱疫情基本上在8月份结束，而陕北地区直到11月份才宣告结束。
其二，邻近地区的近程传播。大多是因相邻地区村民的流动所致，所以疫情首先发生在乡村，然后再传播到县城。霍乱疫情首先由潼关不断向周围邻近地区传播，即东路的平民（今大荔县境内）、朝邑（今大荔县境内）、大荔、澄城、郃阳（今合阳）、韩城、白水等，如图1所示。因朝邑、平民等与潼关接壤，所以霍乱疫情很快蔓延到此处，然后再依次向周围地区蔓延，如澄城的霍乱是由朝邑传来，“该县与大荔之交通，全未断绝致该处治病人来澄很多，故即被感染，计目下流行最烈者，为南乡西关村，第一天甫到，即死九人”(18)，白水的疫情是由同州（大荔）传来，“东乡邱木村民任某，由同州带回此病，两日内夫妻均死”(19)，而郃阳疫情是由朝邑、大荔传来，“近以临封大荔、朝邑等县，虎疫猖獗，着着逼人，其势汹汹，现已蔓延于郃阳境界，而首当其冲的东南区简直成为一谈虎色变之恐怖区矣”(20)。而且在初期，远程传播与近程传播同时进行。
其三，后期主要以沿交通干线的远程传播为主的特点。如图1所示，霍乱疫情发生初期，由潼关在沿交通干线向西传播的同时，也迅速向潼关以北的“东府”蔓延，到7月份已经完全蔓及关中地区；而等到8月份，则主要沿由西安府通往延安府的官马驿道传播到陕北地区。
二 陕西省霍乱发生的原因分析
对于此次霍乱疫情的成因，余新忠针对全国的情况作过详细论述(21)，但至于具体的地区，其发生、流行又具有各自的特点。下面仅就影响陕西省霍乱疫情的成因作一探讨。
至于此次霍乱疫情的发生，一般认为是首先发生于潼关车站内，“考察疫症发生时期，系于上月（指6月）十九日，发现于东关车站（潼关），继则传染城内”(22)。但是，杨叔吉却提供了另外一种说法：“查潼关虎疫发生之日，在端阳节前三日，初染之人，为河南籍刘姓母，居徐家巷，由饮潼水而发。继之者马姓、刘姓，均有潼水入城之水闸处汲水。自此潼水两傍居民，户户染疫，家家死亡，非有投毒水源，何致至此？自是不数日间，传染全城，波及乡间，死亡共计约千数百人。”(23) 1932年的端阳节前三日是阳历的6月5日，那么比潼关车站内发现的霍乱疫情要早14天，为什么在这段时间内没有被提及，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一说法对感染霍乱疫情的时间、地点、当事人以及疫情发生的原因等都有交待，我们又没有理由怀疑他的真实性，只不过限于当时杨叔吉的认识，认为是有人投毒所致就大错特错了。至于这两种说法孰是孰非，我们没有必要详细追究，至少表明此次陕西霍乱疫情的发生有两个来源：一是由外地传来，二是由本地引发。
1932年的霍乱疫情最早发现是在上海和武汉，然后遍及全国。“从全国疫情发生的先后来看，本次霍乱基本上是自东向西，自南向北发展。并明显表现出沿着铁路、公路、水路、海路等交通线传播的特点”(24)。所以，陕西省霍乱疫情由外地传来的可能性很大，因潼关特殊的地理位置，又成为首当其冲之地。
但是由本地引发的可能性也并非没有。按杨叔吉的说法，此次霍乱疫情的最初发生是由于潼民饮潼水所致，尚可理解；至于何以会因饮水而染霍乱，杨叔吉认为是有人投毒，则谬矣。经研究表明，水在霍乱疫情的发生、流行中扮演一个主要的角色。“造成典型霍乱的病菌是霍乱弧菌或霍乱逗点形菌，它是帕尼（Pacini）于1854年发现，并由斯诺（Snow）证明是由水传染的。它被科赫（Robert Koch）于1883年分离出来，而其发现，于1884年正式向德国政府报告。虽然科赫的发现并没有被普遍地接受，它们基本上是正确的，而且也为控制这个疾病奠定试验的基础”(25)。尤其是污染过的水，则更会导致霍乱的发生，而潼水本身的特性或许正成为霍乱疫情的传染源。潼水，是潼关境内重要的一条河流，据说潼关得名就是因潼水之故，亦称通洛川，源于秦岭山脊，北流经安乐村、东街子、老洼沟、青云湾、五虎张、南刘村、北刘村、周家村、苏家村，穿老县城（民国时的县城）注入黄河。所以，潼水就成为潼关县城饮用、洗涤用水的主要来源。在民国时期，由于缺乏相应的卫生设施，潼水很容易被污染。至于缘何单单在这个时期污染，这可能与1928—1930年的大旱灾有关。长期的干旱使得潼水河道干涸，城乡村民的日用垃圾往往丢弃其中，再加上城内排水系统的失修，从而导致后来潼水的污染，进而成为1932年陕西省霍乱疫情的传染源。关于这一点程凯礼曾明确说明：“（霍乱）这种疾病，如同在印度，经常是在一个豪雨结束后发生。其原因据推测是，在中国城镇普遍可见的地面排水沟系统，从一个季节到下一个季节都没有维修，且常（由于没有公厕）成为粪便的储藏所。干季导致废物的累积并且阻塞了排水沟，直到大雨把它们冲刷掉。豪雨及水灾使得排水沟中的杂物散步到很广的地区，并且污染了水源。虽然喝的水通常都经过煮沸，清洗食物、容器、衣服及个人卫生的水则没有。”(26) 所以在潼水入城之水闸处汲水者先后发生霍乱疫情，以致蔓延城乡。
至于何以此次疫情在陕西省迅速流行，诸如生态环境恶化、水旱灾害、交通、难民迁移及军队调动、医疗条件、防治不利等都会造成霍乱的迅速流行。尤其是陕西省此次霍乱疫情发生以前的严重旱灾，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为霍乱的传播、流行提供了便利；而此次霍乱的发生还伴有其它灾害的发生，如关中地区常伴有旱灾、水灾的发生，渭南县“逢旱即无收成……自十七年于兹，八料未收，今春仅每亩收麦六七升”(27)，蓝田县“雷家川之核桃沟、红岩寺、柳林沟……于日前午后，突遭大变，彤云密布，雷电交加，暴雨冰雹，猛如决堤……耕地木苗，尽成石岩，沿沟稻田，尽成河滩，房屋、粮食、农具、牛、猪，尽被水冲，百余里地面，悉成泽国”(28)；陕北地区则伴有鼠疫的流行，“溯民二十年冬，鼠疫自山西传入陕北，蔓延仅及五县，死亡人数，已有二三万之多”(29)，这样更会加剧霍乱的流行，在此不再一一细谈。
三 社会各界的应对
面对霍乱的威胁，社会各界纷纷采取措施以积极应对。但由于社会地位、职责以及工作效率等的不同，在应对霍乱的过程中所担当的角色也就不同，而采取的应对措施也就各异。主要体现在三种力量上，即政府、社会公共力量和普通民众。
1.政府的应对
因此次霍乱涉及到全国十几个省份，已发展成为全国性的传染病，所以政府的应对又可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通过资料的分析，在陕西省霍乱发生的整个过程，中央政府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只是负责提供疫苗，并象征性的派专家视察而已。而真正的工作还是要落实到地方政府。事实证明，陕西省各级政府在整个霍乱发生、发展以及应对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1）及时展开调查并进行相关统计
及至陕西省内霍乱疫情上报后，陕西省政府立即派人着手调查。“呈为呈报事，且于本月二十七日晚奉均府委员令内开据报载潼关一带，发生虎烈拉时疫，势甚猛烈，合行令仰即日驰赴潼关，将该处时病，详细调查，妥为防治，并将办理情形，随时报查，等因奉此，遵即于二十八日晨刻，带助医二人，看护二人，驰赴该处，傍晡抵潼关，立即着手调查”(30)。并为及时掌握疫情情况，令各县对感染霍乱及死亡人数进行统计，“民政厅以日来各地发现霍乱，死亡颇多，特令各县县长将每日发现霍乱病人数，及死亡人数等，按内部卫生署颁发表格填造，逐周用快邮代电径送该署云”(31)。
（2）成立临时防疫机构，负责具体防疫事务
在此次霍乱疫情过程中，陕西省成立专门的防疫机构即平民医院，负责具体防疫事务。在省政府第一百零五次政务会议上，委员兼民政厅厅长李志刚提议：拟暂改平民医院为西安临时防疫医院，并得到会议的通过(32)。而且在霍乱比较严重的地区成立临时防疫处，进行防治，“指定派绥署军医处医务科长薛道五由各医院抽派医师八员看护四名及医兵勤务等先行赴潼组织临时虎烈拉防疫处，即日防治”(33)。其它各县，在虎疫流行时也陆续成立防疫处。事实上，在以后的具体防治过程中，西安临时防疫医院始终是防疫的主要力量。具体措施有：
训练、派遣医护人员。“省立防疫医院，前以本省虎疫流行，各县纷纷请求派医诊治，该院当即征求防疫医师派往各县，并设防疫人员训练班，训练此项人员，以济急需。闻业已于前日试验，投考者九十余名，日昨发榜揭晓，共取四十名，自即日起，即开始训练，两周期满派往疫医工作云”(34)。
实施注射。但是针对不同的对象，又会采取不同的注射方式。针对士兵，采取强迫注射。绥署军医处的一次会议中规定：“一，关于分区防治案，决议：东路由四二十师预防注射，西安由到会各员急为预防注射，上自官长下至兵夫，一律实行强迫注射，以资严密预防。二，关于浆苗补充案，决议：由本处领用，西安各部队，今日即开条具领。三，关于注射时间案，决议：限最短期间，注射完毕。四，关于卫生检查案，决议：随时检查，不妥之处，即报告各部队主管长官纠正改良，并积极向士兵宣传虎疫之害，及时对疫症之防范方法”；针对政府机关及其他公共人员，采取免费注射；而对于一般平民，则又会采取不同措施，“对于民间之防疫案，决议：协同地方防疫会，共同扑灭”(35)。
进行宣传活动，主要表现为印发传单。在西安临时防疫医院第二次例会上，核定标语宣传底稿案。决议：通过传单一纸，标语三十条，并速印刷传单五千张，标语每条一千张共三万份(36)。并且命令地方政府严格督促实施，“该院（西安临时防疫医院）昨函拟就传单标语底稿，函请民厅克日令行各县，不论疫疠发生与否，概由县府督饬公安局联络地方公司团体，并分令各乡各区认真举行清洁运动”。传单内容包括“消毒方法，对于用水尤须注意，饮食禁止生冷，苍蝇严密防止，勿食瓜果，隔离病人”等(37)。
（3）实施交通管理，以防霍乱的传播
公路方面，在7月2日的省政府昨开第一百零五次政务会议上，“王委员一山提议：现值时疫流行，拟请将西潼路汽车停驶一星期，但邮政及防疫人员汽车，须受检查过，始得通行案。决议：通过”(38)。但是并没有立即付诸实施，直到7月7日才正式断绝西潼汽车交通，“（西安临时防疫医院委员会）关于断绝西潼汽车交通以杜绝传染案。决议：呈请省府令节饬即日断绝西潼汽车”(39)。一直持续到7月25日，“近来已迭接防疫处电函声称，潼关虎疫刻渐消灭，省府昨因令建厅饬公路局对于西潼交通即日恢复，以利民行”(40)。铁路方面，“陇海路局以潼关近日虎疫传染甚烈，为防治东蔓起见，自本月六日起，西行车开至阌乡为止”(41)。但等到7月17日因杨虎城之请，恢复河南阌乡至潼关的交通，“陕主席杨虎城以潼关雨后，虎气大减，特电路局，即行恢复阌潼段交通，以利商民，路局已拟于日内恢复云”(42)。
（4）公安机关的协助
至于警察在公共卫生管理和防疫事业中所起到的作用，余新忠已有所论述(43)。在此次霍乱疫情的防治过程中，公安机关的协助作用主要体现在公共卫生的管制上。在西安防疫医院举行常委临时会议中，明确规定了公安局的职责，“归公安局应办者如下：甲，大消毒（用石灰）：A，商住各户由公安局监督各编查员负责办理。B，公共地方由公安局负责。乙，瓜果绝对禁止售卖，蔬菜须严行检查。丙，扩大宣传。丁，各区商民发现虎疫或死亡者，须立即报告，以便消毒。戊，绝对禁止城内埋人，有已埋者须用石灰消毒”(44)。在实际的防治过程中，各县公安局也基本上是按上述要求执行的。除以上职责外，公安机关还负责防疫卫生宣传，“省公安局以时届夏令，日来虎疫流行，亟应注意卫生，该局编印卫生须知小册子，内分：绪言、个人卫生、家庭卫生、公共卫生数项，详为解释，末并附录卫生条例六则，及防疫十要，业于日昨分散云”(45)。
2.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应对
面对霍乱的盛行，社会各界积极采取措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但是作为一种公共力量，没有形成一定的组织，力量分散，在整个霍乱防治的过程中都处于独立作战，所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
（1）社会团体
社会团体因性质的不同，所以采取的措施也多样。如捐送疫苗，西安红十字分会“因日来时疫盛行，前垦总会颁发赈济药苗寄陕以资预防，日昨总会特电陕会赈济药苗五十包，不日来陕，兹录原电如下：盐店街红十字会路会长鉴电悉，防疫赈济药苗邮寄五十包，收到乞覆，十总会效印”(46)；陕西旅汉救灾防疫会“捐助疫苗防疫药品两批，第一批业已到院分发各县使用，而第二批搁置通关汽车站，予于去年十二月，始托赈务会汽车，连同北平续购一千瓶疫苗，便中捎回，而支付运费四十八元，现职防疫处已备今岁预防之需”(47)。再有施济药品，榆林红万字会分会“因迩来各县虎疫蔓延，如府、神、葭、绥、横等县，及镇川、鱼河各堡，要派员来会索药者，有函请施济药品者，络绎不绝，多未寄到，大有供不应求之势，故先将会内所存专治霍乱时症之痨螺痧、急救散、避瘟丸，黄金丹，为府、神等七县及镇川堡各分寄药五百余服。业经付邮，一俟外处寄到药品，再行续施，以宏救济云”(48)；上海华洋义赈灾总会“顷致电该会西安分会，谓除已两次邮寄万金油三千盒交浸礼会转达外，现正继办痧药水奉上，以救灾后遗黎，请仍照向章由华洋人士监视散放，俾重赈品，至痧药如何，速电示”(49)。此外，还有些团体直接奔赴各地进行防治，“渭南虎疫蔓延日甚，现在渭南旅省同乡会已成立临时巡行防疫队，分赴疫重各村防治，惟款少药微，恐难继续”(50)。
（2）个人
个人因力量单薄，所以采取的措施也比较单一，主要就是捐送疫苗、药品等。“杨夫人谢葆真女士，捐疫苗八百瓶；浙江胡子谟先生捐疫苗三百瓶；检察院于院长闻亦捐巨量疫苗及救急水，未经本院经手托人向疫区分发；天津徐鹿苹大夫捐防疫药粉一盒，正在试用，而疫势告灭；李定五先生之捐助防疫药品，朱子桥先生捐救急水一万五千瓶、注射器五十付，并各善士之派医携药赴县注射，以及私人团体及各个之努力防疫者，不可胜数，而尤以孙仲猷先生，热心义举，为力至巨，至今对陕北鼠疫，犹急谋设法，诚难能而可贵也。”(51)
3.普通民众的应对
此次霍乱受害最多的还是普通的民众，因此民众本身的应对就显得十分的重要。但是资料显示，民众在此次霍乱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并不明显，反而有些时候助长了霍乱的盛行，尤其是乡村居民。因居住区域和认识水平的不同，可以把普通民众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而两者对霍乱的应对出现不同的特点。
（1）城市居民
因政府、军队机关以及事业单位等大都驻于县城，且临时防疫机构也设于县城，所以对霍乱的宣传、防疫等投入较多的力量，再加上城市居民本身就有较高的认识水平，所以城市居民采取应对霍乱疫情的措施相对来说也比较科学。
主动注射疫苗。西安市区“昨日门诊注射防疫针者，偕老携幼，络绎不绝”(52)；长安县“在县党部东边设立之临时防疫处，连日一般民众请求注射及领取药品者极为拥挤，三日以来注射人数已有一千五百余名”(53)。
进行卫生清洁。富平县“公安局长梁尔昌连日令城关各街巷，厉行大扫除，并亲到各号家检查，对卫生清洁十分注意，将来或不至于蔓延扩大”(54)；大荔县全城市民动员大扫除“至下午一时县城各街巷口及各居户，已扫除完毕，并敷以消毒之石灰，已是第一次消毒工作始告完毕”(55)；蒲城于8月17日在城隍庙举行清洁运动大会，到会者有各机关团体各学校及民众约二千余人，并实行大扫除，撒石灰，“当时全城住户颇为踊跃，至下午一时始将全城污秽扫除净尽，街衢巷道颇显豁亮云”(56)。榆林县“为防治疫疠注重清洁卫生起见，特于前日下午三钟，由公安局鸣锣传知各户：禁止小孩在门前巷内大小便，并不准在公共之处任意小便；各巷内及中山大街之垃圾粪堆，限日扫除干净；粪便不准在中山大街停留；禁止猪狗在街市乱跑”(57)。这样的卫生清洁多是在公安机关的敦促及命令下进行的，但是城市居民为了防治疫情也会积极配合。
（2）乡村居民
乡村地处偏僻，国家力量很难渗透其中，因此对于霍乱疫情更是缺乏相应的了解和防治。所以乡村居民的应对总体说来要落后的多，仍然沿用古老的传统来应对。
迷信行为。面对突如其来的传染病，村民不知所措，只能借助于最原始的方法——寄希望于鬼神。长安地区“只沿旧习，崇拜鬼神，冀求免祸，故北乡一带，家家均祭祀瘟神云”(57)；“乡村鄙野，毫无防疫设备，且乡民多迷信，救死无法，在无奈和中，只得作些无聊奈之事，迎神宾会，大蘸念经，耍社火，发马角，比门排户，悬挂红灯，锣鼓喧天，拜天地，请玉皇，门贴邪符，身佩符角，以为禳灾除邪之妙法。盖城市设有防疫处，乡村徒唤奈何！”(59)。汧阳（今千阳）“现县城内，因设法防御，疫势略渐减退，唯各乡村，一般民众，忸于迷信，除求神保佑外，不愿调诊，故死亡人不稍断云”(60)。三原地区“现该处人民以此种时疫，必系瘟神作祟，故日昨阖方民众集议供奉瘟神一日，近日（即二十六日）用纸船一个，船上供瘟神牌位，并献灰面等，名为送瘟神，鼓锣喧天，环游南关各大小巷道一周。即将该船送往城南十余里之泾惠渠水中，付诸东流矣”(61)。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可以说这是乡村居民应对霍乱的一个共同特征。
逃亡行为。无论是面对什么样的灾难，逃亡一直是村民应对的主要方式之一，此次霍乱疫情也不例外。西安“本市日来疫势，业已见减杀，但乡间迄今尚未减轻，仍在流传中。死亡每日甚众，乡民异常惊慌，逃往各处避疫者，不知凡几”(62)。渭南“河北田市镇一带每村死亡，已十之七八，绝户者甚多，而无人埋葬者，亦不少，虽有未病者，均畏传染之速，死亡之易，已各弃业逃避他处。该镇一带，现在竟无人烟”(63)。韩城“人民纷纷逃疫者不绝于途”(64)。逃亡是村民的无奈选择，但同时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也推动了霍乱的传播、流行。
余论
在1932年遍及全国的霍乱疫情中，陕西省尤为最为严重，蔓延60个县，死亡人数达13万以上。霍乱疫情在时空的传播及流行上，呈现出初期远程传播与近程传播同时进行，后期主要以沿交通干线的远程传播为主的特征。至于霍乱疫情的发生有外地传来和本地引发两种可能。
而在整个霍乱疫情的应对过程中，社会各界都有自己的应对措施，但由于社会地位、职责等的不同，在应对霍乱的过程中所担当的角色也就不同，而采取的应对措施也就各异。具体说来，政府在此次霍乱防治中发挥了绝对的主导作用，也采取了许多积极的应对措施，但不可否认还存在许多局限。如在交通管制方面，虽然在7月2日就通过暂停西潼公路的决议，但是并没有立即付诸实施，直到7月7日才正式断绝西潼汽车交通，即使采取了禁性通车的命令，但是并不彻底，在疫情还没有稳定控制的情况下就贸然恢复通车，致使霍乱疫情的再度蔓延；作为一种公共力量的社会团体或个人，没有形成一定的组织，力量分散，在整个霍乱防治的过程中都处于独立作战状态，所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而普通民众因居住区域和认识水平的不同，可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他们二者对霍乱的应对也表现出明显的迥异性，而且在此次霍乱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并不明显，反而有些时候助长了霍乱的盛行，尤其是乡村居民。
至于缘何1932年的霍乱疫情如此猖獗，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诸如政府功能及效率、医疗卫生条件、民众的知识水平、自然环境因素等等，限于本文内容，不再进行讨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说明的是：对付象霍乱这样的传染病，不仅需要一个强有力且高效的政府，同时也需要积极配合并发挥作用的公共力量，以及知识水平和觉悟较高的普通民众，只有三者相互配合才能更有效地进行防治。而在1932年的民国时期尚不具备这些条件，至少在陕西省是这样。
［收稿日期］2007-11-27
注释：
① 余新忠：《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20世纪明清史疾病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0期；《从社会到生命——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② Wu Lien- teh,The 1932 cholera Epidemic in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hanghai，National Quarantine Reports,series Ⅲ(1932),p.9.转引自程恺礼：《霍乱在中国（1820—1930）：传染病国际化的一面》，刘翠溶、伊懋可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2000年，第780页。
③ 余新忠：《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究》，（北京）中国书店，2004年，第279—306页。
④ 曹占泉编著：《陕西省志·人口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86年，第93页。
⑤ 李文海：《近代灾荒纪年续编》，（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348页；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78页。
⑥ 郑磊：《鸦片种植与饥荒问题——以民国时期关中地区为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
⑦ 曹占泉编著：《陕西省志·人口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86年，第93页。
⑧ 杨叔吉：《二十一年防疫经过谈》，《西京医药》，1933年1月创刊号。
⑨ 《陕西防疫处二周年特刊》，西安市档案馆：《往者可鉴：民国陕西霍乱疫情与防治》，2003年，第211页。
⑩ 《陕西卫生月刊》第2卷第1号，西安市档案馆：《往者可鉴：民国陕西霍乱疫情与防治》，2003年，第297页。
(11) 西安市档案馆编：《往者可鉴：民国陕西霍乱疫情与防治》，第115—116页。
(12) 《本市虎疫近况》，《西北文化日报》，1932年8月2日。
(13) 《灾疫流行下的陕西民众》，《西北文化日报》，1932年8月14日。
(14) 《潼关米脂白河等县虎疫死亡人数》，《西北文化日报》，1932年9月27日。
(15) 《陕西防疫处第五、六周年年刊》，西安市档案馆：《往者可鉴：民国陕西霍乱疫情与防治》，2003年，第299页。
(16) 陈我隆：《霍乱的防治》，（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年，第181页。
(17) 陕西省交通史志编写委员会：《陕西公路史》（第1册），（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第7—19页。
(18) 《澄朝疫死惊人》，《西北文化日报》，1932年7月24日。
(19) 《本市虎疫死亡昨已稍减》，《西北文化日报》，1932年8月18日。
(20) 《潼关疫死人数竟达数千》，《西北文化日报》，1932年7月26日。
(21) 余新忠：《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究》，（北京）中国书店，2004年，第297页。
(22) 《潼关虎疫蔓延仍极猛烈》，《西北文化日报》，1932年7月4日。
(23) 杨叔吉：《二十一年防疫经过谈》，《西京医药》，1933年1月创刊号。
(24) 余新忠：《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究》，（北京）中国书店，2004年，第286页。
(25) W.E.Van Heyningen and John Seal,Cholera:The American Scientific Experience,1947-1980,pp.25-27.转引自程恺礼：《霍乱在中国（1820—1930）：传染病国际化的一面》，刘翠溶、伊懋可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2000年，第751页。
(26) 程恺礼：《霍乱在中国（1820—1930）：传染病国际化的一面》，刘翠溶、伊懋可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2000年，第782页。
(27) 《渭南筹款购药防疫》，《西北文化日报》，1932年8月19日。
(28) 《临潼疫旱交加蓝田洪水冰雹为灾》，《西北文化日报》，1932年8月14日。
(29) 王继增、王耀钦：《致疫之由》，《陕西卫生月刊》第1卷第6期。
(30) 《渭南发现虎疫》，《西北文化日报》，1932年7月1日。
(31) 《东路各县发现霍乱症》，《西北文化日报》，1932年6月30日。
(32) 《平民医院暂改临时防疫院》，《西北文化日报》，1932年7月2日。
(33) 《潼关组织临时防疫处》，《西北文化日报》，1932年7月2日。
(34) 《防疫处录取防疫训练班学员》，《西北文化日报》，1932年8月19日。
(35) 《防虎蔓延西安昨成立防疫院》，《西北文化日报》，1932年7月3日。
(36) 《西安防疫院举行委员会议通过防疫传单标语多种》，《西北文化日报》，1932年7月4日。
(37) 《防疫院拟就传单标语函请民厅饬遵》，《西北文化日报》，1932年8月2日。
(38) 《断绝西潼交通一周》，《西北文化日报》，1932年7月2日。
(39) 《临时防疫医院急商应对潼关疫情方案》，《西北文化日报》，1932年7月7日。
(40) 《西潼交通恢复今晨照常通车》，《西北文化日报》，1932年7月25日。
(41) 《陇海车开止阌乡以俟疫势稍杀再行恢复通车》，《西北文化日报》，1932年7月9日。
(42) 《深入民间之虎疫》，《大公报》，1932年7月21日。
(43) 余新忠：《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究》，（北京）中国书店，2004年，第358—359页。
(44) 《防疫院公安局昨开临时防疫会》，《西北文化日报》，1932年7月25日。
(45) 《卫生须知》，《西北文化日报》，1932年7月25日。
(46) 《红会疫苗》，《西北文化日报》，1932年7月25日。
(47) 杨叔吉：《二十一年防疫经过谈》，《西京医药》1933年创刊号。
(48) 《榆林红万字会为虎疫各县散药》，《西北文化日报》，1932年11月16日。
(49) 《本市各县虎疫仍行猖獗普遍蔓延》，《西北文化日报》，1932年8月10日。
(50) 《渭南筹款购药防疫》，《西北文化日报》，1932年8月19日。
(51) 杨叔吉：《二十一年防疫经过谈》，《西京医药》1933年创刊号。
(52) 《疫情仍在严重时期》，《西北文化日报》，1932年7月30日。
(53) 《长安党员施药防疫》，《西北文化日报》，1932年8月20日。
(54) 《富平喉症流行甚剧》，《西北文化日报》，1932年7月29日。
(55) 《大荔各界举行防疫宣传周》，《西北文化日报》，1932年8月16日。
(56) 《潼关蒲城举行清洁运动》，《西北文化日报》，1932年8月22日。
(57) 《注重清洁卫生》，《西北文化日报》，1932年11月26日。
(58) 《长安乡镇迭有死亡村人逃避过半》，《西北文化日报》，1932年8月4日。
(59) 《长安南乡虎疫燎原》，《西北文化日报》，1932年8月10日。
(60) 《各县疫势尚未完全杀灭》，《西北文化日报》，1932年9月5日。
(61) 《三原人民供送瘟神》，《西北文化日报》，1932年7月29日。
(62) 《盩厔、鄠县疫势仍猖獗情形到惨》，《西北文化日报》，1932年9月2日。
(63) 《渭南绝户甚多》，《西北文化日报》，1932年8月23日。
(64) 《虎疫流行仍在严重时期》，《西北文化日报》，1932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