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公共档案馆的发展与展望_档案管理论文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公共档案馆的发展与展望_档案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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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公共档案事业的理解

对“公共档案事业”这一概念,迄无直接的论述。1996年,在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上加拿大著名档案学家特里·库克曾经提出过一个重要的观点:“本世纪档案论述的主题是档案事业正在从“国家模式”向“社会模式”转变”。受这一观点的启发,笔者认为,如果以档案工作直接服务的对象为标准来衡量,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档案事业都可以划分为两种模式、两种类型:一是为各级领导层和国家职能机构服务的部分,可称之为“国家模式”或“机关型”档案工作;一是为社会公众服务的部分,即所谓“社会模式”或“公共型”档案工作。只要国家存在,这两种类型的档案工作都将同时存在,不可或缺,不可互相替代,共同构成国家档案事业的整体。基于这样的认识,可以说公共档案事业是社会公益事业的组成部分,是国家档案事业整体中,直接面向社会公众的部分。承载和运行公共档案事业的社会体系是以公共档案馆为主体的,与其它有关公共服务型档案组织、机构共同构成的社会服务系统。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档案事业”的发展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公共档案事业”发展迅速,成就巨大,主要表现为: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公共服务功能拓展,公共服务时限提前,公共服务平台扩展,公共服务新机制开始萌生。

1.各级、各类档案馆形成网络,基础设施和基础业务建设普遍得到加强,大大提升了为社会公众服务的能力。我国档案事业的主体是各级、各类档案馆。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档案馆不仅类型、数量大大增加,而且分布日趋合理,形成了遍及各地的档案馆网,河南等省还出现了乡村档案馆,使档案馆的公共服务更加基层化。

各省市普遍按照档案馆建筑设计标准新建、改建了档案馆,许多县市档案馆库也更新、扩容,有了较大改观。国家重新修订《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标志着档案馆建设水平的提高,有些省市近年来新建的档案馆同世界先进国家档案馆相比毫不逊色。各级档案馆的设备、设施日臻完备、先进,尤其是近年来不少地方利用现代通讯技术和网络技术,加强了档案信息化建设,建成了一批数字档案馆,进一步使档案管理的方式、技术同整个社会经济、科技发展水平相协调,进一步扩大了为社会服务的范围,提高了服务效率和水平。

各级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的结构大大突破了单纯接收党政机关档案的窠臼,广泛收集、征集能满足公众多方面需求,有助于人民群众维护权益,解决疑难问题和追求文化情趣的档案资料,如:房地产档案、婚姻档案、移民档案、知青档案、家谱、族谱档案、公证档案、书画艺术档案以及相关的历史文献等等,使各级档案馆服务于社会公众的资源基础更加雄厚。

2.服务功能向公共性方面拓展,公共档案馆意识开始形成。多年来,各级档案馆不仅依法向社会开放档案,而且以多种形式展开公共服务,把公众引进档案馆,把档案馆推向社会。如上海市档案馆专为青少年学生举办的《走进档案,解读上海》暑期活动套餐及《从档案中发现上海》系列讲座;广东省档案馆实行的公共开放日活动;浙江一些县市推出的流动档案馆;深圳市档案馆的巡回档案图片展览等。近年来各地国家档案馆不仅加强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而且已经从爱国主义教育扩展到社会教育,许多省、市档案馆成为学生的校外课堂、实习基地等,成为公众利用公共档案资源的场所。

与此同时,建设公共档案馆的意识开始形成,一些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开放省、市档案部门及档案专业高校组织了对公共档案馆的深入探讨,有的甚至在法规建设上实现了突破。

3.档案为公众服务的时限前移——政务信息公开。按照常规各级机关的档案移交进档案馆后才能面向社会提供服务,档案形成满30年才能对社会开放。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主与法制的健全,社会公众知情、维权意识不断增强,档案为社会公众服务的时限提前了。最早是深圳于2000年试行现行文件向社会提供利用,后来全国普遍开展了非涉密现行文件公开查询服务。今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法规的形式明确规定了档案馆是当地政府信息查阅的场所,并要求各级机关“应当及时向国家档案馆、公共图书馆提供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从而使政府文件在尚未转化为档案之前,就提前为公众服务,为人民群众提供了知情、议政、维权的条件和依据,更好地体现了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的宗旨。

4.档案为公众服务的平台扩大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企业改革和新企业制度的运作,使社会对档案服务的方式、方法有了更高的要求,促使档案领域诞生了新的公众服务平台。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较快的深圳市1998年就率先依托档案馆首创了档案寄存中心,2000年又首创了文档资料服务中心;继而全国各地档案寄存中心、文档中心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上海等地还出现了与外资合作型的档案寄存中心。与此相伴随,首先从沿海省市,继而在各地产生了各种档案中介机构,从而使国家档案机构可以将一些纯事务性业务剥离出来,由中介机构承担,其中相当多的中介机构还依托档案局馆扶持,为公众提供档案业务的技术性服务,大大拓展了档案公共服务的平台。

与此同时,在各地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指导、倡导下,以沈阳、上海等城市为先行,家庭档案、社区档案工作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使档案的社会公共服务深入到了社区民间。

5.在大档案管理理念指导下,以综合档案馆为主体的多类型档案集中管理的新机制开始萌生。改革开放以来,为满足公众对档案信息不断提升的需求,适应整合城市档案资源,提供综合性档案服务的需要,在大档案管理理念指导下,以综合档案馆为主体的多类型档案集中管理的新机制开始萌生。例如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在全国首家建立了综合、城建、房产档案三档合一的档案馆新体制;深圳市、内蒙古赤峰市实行了城建档案馆与综合档案馆的合并;上海浦东新区将原综合档案馆、城建档案信息管理中心整合成新的综合档案馆;天津市建设了多元化档案结构的泰达档案馆;安徽省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档案管理模式的改革,试行了由档案馆集中统一管理各种档案的模式。与此同时,深圳和上海市闵行区进行了集中式与分布式相结合的档案中心筹建工作。这些举措的实施,大大提升了档案馆整合城市档案资源,为社会提供各类档案综合服务的能力。

三、“公共档案事业”管理体制的发展憧憬

我国公共档案事业今后的发展,应该并可能在管理体制方面有较大的变革、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公共档案馆机构及其功能的法律确认。由于种种原因,尽管各级国家档案馆的服务功能已经向公共性方面大大拓展,但离成熟的公共档案馆还有距离。由于党政档案统一管理,使得一个档案馆内大量的党内机密档案不具备公共性。同时由于立法不到位,我国公共档案馆还不具备足够的社会认可度。但国家档案馆向公共档案馆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应该并可以促其实现。

国家档案局近年来提出了“建立覆盖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建立方便人民群众的档案利用体系”,以更好地服务社会,造福民生。这一战略性的决策是进一步完善档案馆社会功能建设的巨大推动力,是我国公共档案馆进一步走向成熟的大好机遇。当此之际,政府应该明确向社会宣称自己所管辖的档案馆是公共档案馆。各级档案馆应以服务社会、造福民生的理念,进一步充实反映普通平民活动,适应社会公众需求的档案材料,加强档案资源的多元化建设。进而建立公共档案部,专门负责对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构建名副其实的公共档案馆。

重要的是国家应对公共档案馆的机构和职能予以法律确认。这一点深圳已经实现,其他有些省市也开始在立法上取得了相应的进展,相信国家也会尽快在立法上加以解决。

2.形成以公共档案馆为主体的多种模式档案中心并存的格局。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在构建和谐社会、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社会公众对档案信息资源的需求日益多元化,社会呼唤档案资源的科学整合和大档案管理模式的创建。从各地整合档案资源,改革档案管理体制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趋势看,今后将逐步形成以公共档案馆为主体的三种档案中心模式并存的格局:

(1)完全集中管理模式。其特点是将一个区域内各机关、单位的所有档案全部集中到综合档案馆统一管理,如安徽省一些县市。这种模式适合于小型城市。

(2)部分集中管理模式。其特点是一个区域内只有若干专业部门的专门档案,集中到综合档案馆统一管理,其他部门的档案仍由各自管理。如广东顺德、深圳,上海浦东新区,内蒙赤峰等地将城建档案馆(顺德还包括房产档案)合并入综合档案馆。或将原来的专门档案馆以综合档案馆分馆、综合档案馆某专业档案管理中心的方式置于综合档案馆名下,如安徽省的某些城市。这种模式比较灵活,视实际需要和条件许可,任何城市均可采用。

(3)档案城模式。其特点是政府统一规划,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以综合档案馆为中心,各专业部门的专门档案集中在该区域储存,由各部门派专人管理,并由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实行行政监管。如上海市闵行区的档案中心和深圳市正在筹建的档案集中储存基地。这种模式较适合于大中城市。

在深圳市档案集中储存基地储存档案的包括市档案局、市档案馆、市城建档案馆以及公共服务功能强、专业档案数量大的40余个市属单位,其规模预定为10万平方米。该基地的名称初步定为:“深圳市档案中心”。深圳市档案中心的管理原则是:集中储存、分类管理、资源共享、行政监管。

集中储存指的是储存档案的范围——市档案馆、市城建档案馆的全部档案;公共服务功能强、专业档案数量大的市属单位的专业档案以及各进驻单位的行政管理(文书)档案的电子版。汇总各进驻单位全部数字化档案信息,建立统一的档案信息资源数据库,进行资源整合,实现资源共享。

分类管理指的是管理的方式——公共档案馆和各进驻单位的档案分别储存,分类管理;公共档案馆由市编委按需要核定工作人员;各进驻单位的档案,由各相关单位派人管理,其行政和组织关系仍在原单位,其业务运作统一由档案局监督、指导。

资源共享指的是服务机制,主要表现为服务平台的分层实现——公共档案馆为中心服务平台,按有关规定,面向社会公众提供服务,并对有专业服务需求的用户进行分流、导引。各进驻单位为专业服务平台,按相关行业规定,在一定范围内提供社会服务。

行政监管指的是管理体制——档案局作为行政监督部门,下设服务型管理机构,统一监管和运作档案中心的各项事务。制订“档案中心”管理办法及有关业务规章制度,对各部门档案管理的规范运作实施监督、指导;对中心的档案利用服务、档案技术服务、档案展览服务、后勤保障及系统正常运行和维护服务等方面进行管理、协调。

上述不同类型的档案中心是以大档案观念改革档案管理机制的具体方式,各地必须从实际需要和可能出发,采用或创造适用的模式,切不可盲目套用某一种模式。

3.文档一体管理的最终实现——建立统一监管文件与档案工作的行政管理机构。办公自动化的普及,电子文件的大量产生,使人们更加认识到对档案的监管必须前置到文件形成过程的重要性。现在可以说对文档一体化管理的必要性已是众所周知,不少地方在实际工作中也已经采取了具体举措。如:一些地方建立了文件中心,与档案馆同归属于档案局;有的在地方档案立法中规定了档案局有监督管理机关文件形成、移交的职责,如深圳市2002年颁发的《深圳经济特区档案与文件收集利用条例》制订了相关条文。近年中国档案学会在中国科协立项的课题《电子文件管理机制研究》通过对我国电子文件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问题办法的研究,论证了文件、档案一体化管理的必要性、重要性、可行性,并且提出建立统管文件、档案工作的行政管理机构《国家文件与档案管理局》的建议。据了解有的城市档案局已经向政府编制部门呈送了建立本市“文件与档案管理局”的报告,以此实现对文件——档案形成过程的全程监控、全程公共服务。这种做法符合档案和档案工作的规律,体现了当前改革档案与文件管理机制的普遍要求和趋势,代表着公共档案事业发展的方向。相信经过各方不懈的努力,在党和国家的支持下,文档一体化管理必将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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