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学丛谈——刘海峰主持
清代甘肃科举家族研究：概念、内容与史料*
陈尚敏
摘 要： 伴随着科举制的完备和普遍实施，地方乃至全国有影响的家族基本上是由科举建构起来的。2003年张杰先生首次提出科举家族概念，并用“科举家族”代替原有的“世家”或“望族”等称谓，这既体现了传统社会的一般特点，也有其时代的独特性；同时科举家族概念的提出推动了相关史料的挖掘和运用。就近年来的清代科举家族研究而言，成果多集中在个案研究方面，区域和整体研究明显不足。当前应重视区域科举家族研究，为深化整体研究提供丰富的、具有独特内涵的案例。
关键词： 清代；甘肃科举家族；概念；内容；史料
一、引 言
家族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而成的社会基本单位。家族成员出于同一个男性祖先，在同一地域中生息劳作，世代相聚在一起，按照一定的规范和习俗生活。在中国历史上，一些家族对其生活的地方社会，乃至整个国家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些家族往往被冠以“世家”或“望族”。关于“世家”或“望族”的研究，早在20世纪30、40年代就已开始，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是潘光旦，他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始版于1947年，建国后还多次再版，至今仍然是科举、家族史等相关领域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目。
潘光旦对明清两代嘉兴望族的研究之所以拥有长久的学术生命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对科举有着较为公允的看法。“夫以帖括八股取士，法至偏隘，而所务不切实用，我辈无不承认之。且若是资格上之限定，足使思想上略求进步者望而却步，而徒有强大之记忆力与忍耐性者反受拔擢，历久而发生之社会选择作用或利少弊多，有大可供社会生物学者之考虑分析者。然公开竞试而加以论次之根本原则，则始终不诬也”；科举“因其方法之不善，科目之偏隘，末流之弊，往往甚深；然就大体而论，其所选拔不外一时代中人以上之人物，则虽无统计可知也”[1]。民国时期，虽然孙中山、梁启超等人曾对科举给予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但妖魔化科举在当时还是处在主导地位，甚至将中国的落后都归罪于科举制的长期实施。在此背景下，潘氏对科举抱持如此同情之理解，实属难能可贵。另外，潘氏将西方的遗传学引入中国望族的研究，更使这一研究别开生面。
其次，从文体角度讲，民众将“民间故事”作为日常概念而非艺术概念使用，“用模糊的概念，毫无障碍地经营生活。”[注][日]西村真志叶，《作为日常概念的体裁——体裁概念的共同理解及其运作》，《民俗研究》2006年第2期。以耿村为例，30年前调查组还未进入到耿村之前，耿村人对所谓的“故事”自有其分化命名的概念系统：他们将民俗学分类中狭义的“民间故事”称之为“笑话”，包括生活故事、幻想故事、寓言、笑话、歌谣、顺口溜等。对于“神话”“传说”概念，耿村人则没有统一命名，而以修饰性词语“神儿的事儿”“鬼的事儿”“嫦娥的事儿”“孙悟空的事儿”来表述。这就是民众自发产生的日常叙事体裁概念分类。
90年代，吴仁安《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江庆柏《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较为称著。前者侧重于望族兴起、发展及其衰落的历史以及它们对当地乃至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后者主要在于它们的家族教育情况以及在文献整理、学术研究等方面的杰出成就。
应该看到，自科举制产生之后，“世家”或“望族”的建构途径逐渐由原来的世袭身份或军功变为科举。科举制创始于隋，发展于唐宋，完备于明清，其不拘门第的开放特点，动摇了依靠国家政权支撑的“门阀性”家族的稳定。家族要维护和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最为重要的手段就是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务使族中子弟致力于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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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张杰先生提出清代科举家族的概念。他认为，科举家族是指那些世代聚族而居，从事举业人数众多，其中至少取得举人或五贡以上功名，在全国或地方产生重要影响的家族。他认为科举家族有三个缺一不可的条件：世代聚族而居，凭借家族组织支持族人应试，是界定科举家族的第一个条件；从事举业人数众多，而且世代应举，是界定科举家族的第二个条件，并构成科举家族和其他家族的根本区别；至少取得举人或五贡以上功名的家族，是界定科举家族的第三个条件。将科举家族的最低功名界定为贡生，原因在于，清代官员铨选，除了进士、举人外，贡生也有资格进入仕途，这样拥有进士、举人、贡生功名的家族就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即由功名获取权利，由权利获取金钱，再由金钱支持族人读书应试而获取功名[2]。后来他对自己的定义也有修正，主要是第三条，即将科举家族的最低功名界定为举人[3]。方芳认为张杰先生对“科举家族”定义中的“聚族而居”不妨改换成“族员间有较强的血缘认同感”为宜，即异地士人若能认族归宗，即使两人世居不同的省府县，亦视他们为同一家族成员，突破必须世代聚居一地才可视为同一家族的局限[4]。张献忠所认定的清代天津县科举家族，是指“五世以内至少有两个取得举人或进士(包括乡试、会试副榜) 科举功名的家族”①。这是从区域视角界定科举家族，为笔者所仅见。
用“科举家族”代替明清两代的“世家”或“望族”既体现了传统社会的一般特点，也有明清两代的独特性，这是科举家族概念提出的意义之所在。同时，清代科举家族概念的提出还与一种新型的科举文献——硃卷的发现与运用密不可分。“硃卷”是指各级各类科举中式者刊刻的自己当科试卷，其中附有中式者履历，包含个人简介、家族谱系和师承关系。20世纪80年代，上海图书馆开始对其馆藏硃卷进行整理编目，经顾廷龙先生主编，成《清代硃卷集成》一书，1992年由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共420册，收录硃卷8235份。硃卷作为科举家族研究的重要史料，使用的是其“家族谱系”内容。顾廷龙先生认为硃卷的“家族谱系”就是一部简略的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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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杰先生不仅是科举家族概念最早提出者，而且还是将硃卷作为基本史料运用到科举家族研究的第一人，其《清代科举家族》一书对科举家族成员的构成，科举家族的经济基础、人文环境、日常生活以及由科举引发的社会流动、科举家族的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该著被认为是家族研究的力作[5]，在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当前，清代科举家族研究表现出的一个最明显的特点，是科举家族的个案研究，特别是一些硕士研究生将此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诸如安徽桐城方氏、姚氏；山东新城王氏、聊城傅氏、临朐冯氏、日照丁氏；江苏苏州秦氏、宁波杨氏、常州庄氏；浙江金坛于氏等十数家，在有清一代科第联翩，朱紫盈门，它们自然容易进入研究者视野。这类研究涉及的面主要有家族教育、婚姻缔结、为宦政绩、文化贡献、社会影响、近代转型等。探讨各个科举家族在共性之外的个性以突出各个科举家族的特点是这类研究的一个基本趋向。这类研究明显受张杰先生的影响，无论是在对科举家族的界定，还是材料运用以及研究路径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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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科举家族研究的现状，可以基本概括为个案研究较为充分，区域和整体研究不足。区域研究和整体研究虽有成功的代表性之作，但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区域研究仅及文教发达的江南地区，得出的结论缺乏普遍性。从学术研究的逻辑而言，没有充分的区域研究，整体研究就缺乏概括的基础。鉴于此，当前清代科举家族研究要重视区域研究。本文以清代甘肃科举家族研究为例，从区域科举家族的界定、内容设置以及史料运用三个方面予以说明。
清代科举实行分区取录政策，究其实质，是将竞争限制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它既有照顾文教落后地区士子利益的一面，同时又通过给予较高中额的手段对文教发达地区士子利益予以关照。这一政策有利于地区教育的平衡发展是显然的，即使在今天看来依旧值得肯定。这里的问题是，清代各省乡试中额后来虽屡有调整，但这种调整并非缘于其所依据的条件，即所谓的文风、人口、赋税的变化，而是以既定的大中小省为依据来进行。换言之，清代乡试中额的调整是将原初所依据条件作静态的处理，如新疆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收复，三十四年，新疆东路实行府县地区开始设立学额，但陕西乡试中额直到嘉庆三年（1798年）时才以另编字号的方式分配给新疆1名。也就是说，从乾隆三十四年到嘉庆三年将近30年的时间里，陕西乡试中额并未反映因新疆纳入而反生的人口数量以及赋税多寡的变化。这就造成有清一代大省、中省和小省的格局以及各省中额位次均未发生变化。
出差的时候，习惯随身带一本书，无论身在何处，睡前不看几页书是绝对无法安眠的。人云，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出门旅行，一览名山大川、名胜古迹，这无数的大自然的瑰奇、人文的奥秘充盈天地间，取之不竭，读之不尽，在我看来，这可是读书人最大的书房啊！
二、对清代甘肃科举家族的界定
科举家族并不是一个规范意义上的名词，而是一个社会学上可描述性的范畴。基于它在地方社会的影响而对其作出界定，这就涉及到一个家族成员所拥有的科举功名的代数、高低以及人数多寡三个方面。可以设想的是，一个家族成员数代具有功名，即使他们拥有的功名并不显赫，但长期累积的声望，还是有可能使这一家族对其生活的乡土社会产生影响。据何炳棣的研究，一个家族要在几代都产生拥有初阶科名的族人，是相当困难的。政治家曾国藩也曾说他的后代如果能每一代出一个拥有生员身分的人，就很感激了[6]。如果一个地区没有进士，举人就会有影响力；既无进士也无举人的地区，贡生就有影响力。功名高低是士人影响力构成中的重要因素②。这就要求在界定科举家族时应该考虑到该地区的科举人才分布状况。科举家族对地方社会的影响，是以家族为单位，而非个人，因此对它的界定就要考虑到拥有功名的家族成员人数。总之，一个家族是否为科举家族时，就应从这个家族成员所拥有的科举功名的代数、高低以及人数多寡三方面做出权衡，同时，如若其成员拥有进士、举人等高级功名时，就要降低对代数和人数的要求。反之亦然。
分区取录政策贯穿了清代每个层级的科举考试，这就使得区域科举人才分布呈“金字塔”型，学额决定塔底，即科举人才数量；乡试中额的确立不仅使得每个省都会产生一定数量的举人，而且还关系到其他类科举人才的数量。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针对“脱科之省”（即无一人中式之省）的出现，会试也开始分省取录，取录的人数依据各省参加会试的举人数，由皇帝临时钦点。这样，各省取录的进士人数虽每科并不固定，但与各省的乡试中额具有相关性。“由于参加会试的人数与各省累积的举人人数密切相关，而后者又与各省乡试录取举人的定额大致相称。”[7]清代馆选在大部分时间也注意到各省的平衡问题，其名额分配以乡试中额而确立的大、中、小省为依据。在清代科举人才结构中，还有一个重要群体――五贡，即优、拔、副、恩、岁贡，其地位介于生员和举人之间。五贡当中的优、拔、副贡均是分省取录，数额相当有限，其名额分配也是以乡试中额而确立的大、中、小省为依据。岁、恩贡是论资历而非考选，每个州县都存有一定的数量，不过他们的社会地位，要远低于其他三贡。因此，在区域科举人才分布中，乡试中额处于枢机地位。
祖：葆澍，字雨甘，号莲湖，乾隆辛卯举人，历任山东青州府临朐、益都、安邱县知县，卓异，升己酉恩科乡试同考官；
根据高级科举人才的分布来衡量一个地区的文教发达与否，这一点在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据笔者统计，有清一代，甘肃共中式进士343人；举人1535人；优、拔、副贡共1205人。这在清代18行省中位列末位是毫无疑问的。清代甘肃科举教育作为一个单元，在地理范围上包含了今甘宁青新四个省区[8]。这一地区在清代为文教最不发达地区。对此问题的探讨完全可做专题研究，这里仅就要点作一概述。
首先，陕西乡试中额偏低。陕甘在康熙六年（1667年）分省，但分闱一直到光绪元年（1875年）。合闱时期，陕西在地理范围上含括了今日的整个西北。所谓乡试中额即分配给各省在每科乡试时录取的举人数。顺治二年（1645年），始定各省乡试中额，并依据额数多寡确立大、中、小省。直隶、江南、浙江、江西、湖广、福建为大省；山东、河南、山西、广东、陕西、四川为中省；云南、广西、贵州为小省。顺治二年所定的乡试中额，大省均逾百人，其中直隶最高，中额达168人；福建最低，为105人。中省中河南最高，为94人；陕西和山西最低，均为79名。云南、贵州、广西为小省，中额分别为54、40、60。
顺治二年所定各省乡试中额实际上是对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两京十三省乡试中额的微调，或者说是延续③，所以在清代成书的各类典制政书中均不见对各省乡试中额确立原则的记载。何炳棣在谈及明代各省乡试中额依据时，认为“大致依人口、田赋收入与文化传统的比例而定”[9]。明代，陕西作为边疆，是抗击蒙古的前沿阵地。弘治朝在北部长城一线陆续设立九个军事重镇，是谓“九边”。“九边”当中，四边即在陕西境内。无论怎样理解乡试中额的依据，陕西均不占优势。虽位列科举中省，但其中额与科举小省的云南、广西相较，差距并不大。
2018年8月3日，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发生一例非洲猪瘟疫情，经过中国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确认，该疫情为我国首次发生的非洲猪瘟疫情。疫情发生后，农业农村部根据《非洲猪瘟疫情应急预案》启动了二级应急响应，采取了封锁、扑杀、无害化处理以及消毒等措施，禁止所有生猪、易感动物和产品运入或流出封锁区，同时沈阳市全面禁止生猪向外调运。在各部门配合下，此次疫情得到很好的控制，没有发生大面积的传播感染。但是因为非洲猪瘟一直以来都被我国列为一类动物疫病，是重点防控的外来病，近年一直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传播，我国有必要对该动物疫病进行研究。
家风是家族子孙代代恪守家训、家规而长期形成的具有鲜明特征的家族文化。家训是家族的核心价值观，家规是家族的“基本法”。家训、家规有着不同的存世方式，像皋兰颜氏家族的家训就保留在其家谱中，镇原慕氏家族的家训见于民国《镇原县志》。皋兰的吴氏家族、通渭的牛氏家族、秦安的安氏家族这三家中的核心人物吴可读、牛树梅、安维峻都有文集留存，其中包含丰富的家训、家规内容。这些家训、家规有其共同的内容，如为人要自强不息、宽厚诚信；为官要忠君清廉、体恤百姓。在家要孝老爱亲、礼让为先；在乡要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等等。科举家族非常重视家风的建设，这些家族之所以科第联翩，也与优良家风的代代相传密不可分。
其次，陕甘合闱。陕甘合闱时期共举行乡试96次④，产生举人5991人，其中甘肃1282人，占比不足22%。主要的原因是，合闱时甘肃士人应乡试要远赴西安，路途遥远，盘费高昂，能够前去赴试的人数无多⑤。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交通工具的改善，物理的空间距离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挑战在迅速降低。但在传统时代，千里左右的应试程途可能对某个个体而言是不可逾越的鸿沟。
再次，清代甘肃的战略地位，所谓“甘肃地处边要，军政为先”[10]。主政者多为旗人，重武轻文。清初，最高统治者通过尊崇黄教、满蒙联姻等手段大大降低了来自北方和西南方向的战略压力。康熙初年，伴随着三藩平定和台湾收复，清廷剑指新疆的准噶尔叛乱，此时的甘肃扮演着前沿阵地的角色。新疆收复后，因其特殊的人文背景，清廷在当地实行军府制，同时还将甘肃一直视为维护新疆稳定的后方基地。如甘肃八旗驻防即是在康雍乾三朝围绕新疆战略对象而设，以宁夏为重心，与凉州、庄浪构成“品型”格局，其驻防规格之高，官兵数目之大，参与战事之多，防御对象之繁，为同期各地驻防所不及[11]。绿营的数量更是位居各行省之首。早在康熙七年（1668年）就明确规定甘肃巡抚和陕甘总督均为满缺[12]。从甘肃巡抚和陕甘总督的实际任命来看，既有满族旗人，也有蒙古和汉军旗人，因此，这里的“满缺”实为“旗缺”。从入关前的皇太极到清代前期诸帝，视“骑射”为八旗根本，实际上是为了永葆其尚武的民族传统。甘肃巡抚和陕甘总督定为旗缺，在最高统治者看来也算是人地相宜了，这种民族特性和精神气质势必会影响到他们的执政风格。
清代甘肃为文教最不发达地区，因此，对清代甘肃科举家族的界定就要降低标准。笔者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依据同年齿录提供的家族信息。因齿录为多人的合刊本，容量有限，它一般从卷主的曾祖辈开始记录，有效的家族信息其实仅有四代人。那么，在这四代人中，若三代有功名，其中至少有一人的功名达到贡生或以上，即可视为科举家族；若四代人中，至少产生过两个举人或以上功名者也可视为科举家族。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清代甘肃科举家族的界定，是在借鉴了先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出的。在第一类科举家族中，强调其中有一人的功名达到贡生，就是因为贡生已具有了为官机会。清代贡生授职，虽多为清冷的教职，但与无职而仅有功名的士人相较，其社会影响力还是不可同日而语。这一点就是借鉴了前揭张杰的研究，他是第一个对清代科举家族进行界定并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相关成果已基本得到学界认可。另与前揭张献忠对天津科举家族的界定相较，本文对清代甘肃科举家族的界定要求其实并不低。清雍正九年（1731年）置天津府，其附郭即天津县，清代天津县的疆域与现在的天津市区及郊区大体一致。张文所言的“天津”即天津府附郭天津县。有清一代，天津县共考取进士161人、举人830人、副榜贡生166人。皋兰县为清代甘肃省省会兰州府附郭，因其特殊的区位优势，自然是当时甘肃省的首善之区，文风最盛。据笔者统计，皋兰在清代共考取进士46人；举人235人；优、拔、副贡共97人。只是张文所言的“副榜贡生”似有歧义，如若只指五贡中的“副贡”，那么清代天津所拥有的高级科举人才就远甚于皋兰了。
三、清代甘肃科举家族研究的内容设计
（一）清代甘肃科举家族的时空分布
清代甘肃科举家族的空间分布，从内部看主要集中在兰州、凉州、宁夏三地。凉州、宁夏科举家族祖上多为原卫所武官家族，雍正朝卫所改制，这些家族逐渐实现了由武到文的转型；兰州为省会之地，其科举家族较多主要是受政治中心影响的结果；与其他省份的比较看，清代甘肃科举家族不仅数量少，而且还未产生在全国层面上有一定影响的科举家族，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缘于陕甘合闱与甘肃在有清一代的战略地位。清代科举家族主要出现在两个时段：乾隆至咸丰为一时段、光绪为一时段，这种时间分布的特点主要受甘肃政局的稳定与陕甘分闱的影响。
（二）清代甘肃科举家族的教育养成
首先，家族的教育背景。科举家族成员中，多人拥有功名，有的本就以从教为业，或塾师或书院山长，这就为家族子弟营造了良好的教育环境。其次，家族的经济状况。清代，功名拥有者上可为宦，下可为绅。清代官员的俸禄虽然微薄，但养廉银可观，实际上，他们还会通过其他手段获取额外收入。为绅者可以通过参与地方公共事务而获得不菲的报酬。虽说士人的教育成本无从精确估算，但可以想见的是，传统农业时代，多一个读书之人就少一个劳作之人。如果要取得高级功名，往往还要负笈他乡去游学。同时，应试盘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光绪元年之前，甘肃士人乡试要远赴西安，会试在京师举行。因此没有家族的经济资助显然是不行的。再次，家族的婚姻缔结。传统婚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并不反映当事人的意愿，而是表达家族的利益，因此，门当户对是其基本模式。科举家族之间的联姻对其子弟教育养成自然有着一定的帮助。
（三）清代甘肃科举家族与地方社会
中国传统政治权力，囿于制度设计及其运行成本的缘故，国家政权很少落实到县以下的乡村社会，乡里社会其实是一个自治色彩很浓的有机体。自汉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基于社会的敬老传统，父老阶层在聚落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是，伴随着科举制度的确立和完善，父老阶层在乡里社会的权力空间不断受到来自士绅群体的挤压，并逐渐被取代。考察清代甘肃科举家族成员在地方社会的事功，主要表现在教化、捍患、赈济、修志等方面。
（四）清代甘肃科举家族的家风建设
(3)托辊。承载分支的托辊槽角为35°，3节等长托辊采用Φ159×530 mm，安装距离1.5 m，旋转部分的质量为12.22×1.5 kg/m；回程分支的托辊为V形托辊，2节等长托辊采用Φ159×800 mm，安装距离3 m，旋转部分的质量为16.86×1.5 kg/m。
四、清代甘肃科举家族研究的史料收集运用
传统家族研究，谱牒是最为基本的史料。硃卷的结集出版，使得它的获取和利用要比原始家谱方便得多；同时，硃卷引入家族研究，其意义还在于使谱牒传世无多的地区进行这一领域的研究成为可能。国家档案局二处、南开大学历史系等编著的《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中华书局1997年版）一书，是对全国公藏机构所藏14000余种家谱的著录，总体数量不可谓不多。但家谱的区域分布极不均衡，像甘肃这类边远省区，该书著录的家谱仅有4种。民国甘肃史志学者张维就说，甘肃“地处边陲，屡经兵燹，私家牒谱荡然无存”[13]。相信甘肃存世的家谱远超著录的数量，但尚属私藏的家谱，作为学术研究，利用起来还是多有不便。
虽然史学不等于史料学，但史料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无人质疑，发掘新史料永远是史学研究者的要务之一，如硃卷之于清代科举家族研究的意义。除了硃卷，其实还有一种科举文献——同年齿录，未见在清代科举家族研究中使用。“同年齿录”是指各级各类科举中式者按年龄长幼编纂的名录，其中也包含中式者的“家族谱系”，这部分内容和硃卷相同。“清代乡会试同年齿录研究”是2009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之一，主持者是华东师范大学马镛教授，其结项成果已于2013年由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同年齿录因分藏于各地图书馆，有的还流散于海外，查找不便，若能像硃卷那样得以汇集出版，其价值想必会得到更充分的发掘。同年齿录未见在清代科举家族研究中使用，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清代甘肃科举家族研究之所以能够展开，主要得益于硃卷和同年齿录这两种科举文献。《清代硃卷集成》收录的甘肃士人硃卷其实仅有8份。显然利用家谱和影印出版的硃卷就无法满足这一课题的研究。甘肃省图书馆所藏甘肃士人的硃卷和齿录，笔者早就有所收集，对其文献价值也曾进行过尝试性分析[14]。但毕竟数量少，无法满足研究的需要。利用网络和其他资料提供的线索，了解到国家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等馆藏有相当数量的硃卷和齿录。笔者通过亲自前往查阅和网上文献传递等手段收集到有关清代甘肃士人的硃卷和齿录共700余份，其中包含有出自同一家族不同成员的部分，若将这部分剔除，可以辑录出400余个清代甘肃家族资料，其中有近80个属科举家族。
正如任何单一的文献都无法满足研究需要一样，如何使科举文献与地方其他文献结合，从而丰富清代科举家族研究，也是研究者需要思考的问题之一。硃卷和同年齿录的“家族谱系”，大致勾勒出一个家族的轮廓，其不足也是明显的，即缺乏内部深细的描述。如若与其他地方文献，如人物志、碑传等相结合，可以较完整地反映这些家族的经历和社会关系。镇番（治今甘肃民勤县）谢氏家族为当地有名的科举家族，所谓“当时科甲鼎盛，惟谢氏称最”[15]。该家族成员中谢葆初、谢集成、谢集梧、谢炳四人均留有硃卷。谢葆初，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甲寅恩科举人；谢集成为嘉庆三年（1798年）戊午科举人；谢集梧为嘉庆十二年（1807年）丁卯举人；谢炳为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甲辰科副榜。从谢炳的硃卷看，谢氏家族已有4位举人，具有五贡、生员功名者众多。该硃卷在介绍家族成员时，仅涉及人物的功名、仕宦情况。如：
曾祖：鏊，字文山，号云峰，岁贡生，任平凉府儒学训导；
那个时候的我们，不谈学业，不言前程。不说喜欢，也不言爱情。自自然然，简简单单，一袋零食，两三本书，就可以去到学校后面的小山坡上坐上半天，说说话，发发呆。没有未来，我们便不谈未来。只谈《梅花三弄》，只谈《七剑下天山》……
在翻译活动中，原诗就像母体，总是如影随形，译诗应该如何生成才能与它的母体构成最佳的互文关系呢？针对这个问题，作者提出了诗歌翻译的“活法”论，认为译者可以采用“活法”来摆脱原诗的束缚，寻求一种自由转译境界。作者还以“化境”论为题，探讨了汉诗英译中“境界”的处理。在翻译中，译者面对着两种“化境”选择：意象化和事件化。作者指出，古典汉诗英译中“化境”的成功与否体现在译者选用的句法形态和语义内容上。
父：集成，字振之，号柳西，嘉庆戊午顺天举人。历任陕西鄜州直隶州黄龙山州同，调任商州龙驹寨直隶州州同；历署凤翔府、兴安府砖坪厅抚民通判，升授汉阴厅抚民通判；
胞叔：集梧，嘉庆丁卯举人，原任渭南县儒学教谕。
堂伯叔祖：葆初，乾隆己酉选拔，甲寅恩科举人；
上述人物在道光《镇番县志》和民国《续修镇番县志》中均有传记。如谢鏊，传见道光《镇番县志》卷9《人物列传上·孝友》。据称，谢鏊“曾主讲永昌云川书院数十载，士弭弭信从，执经问难者几于舍不能容，得其指授，类能擢魏科以去”，“生平仗义疏财。为诸生时，同社戚友供给弗少吝。有称贷者悉焚券，不责尝，士林钦之”。谢葆澍，传见道光《镇番县志》卷9《人物列传上·事功》。谢葆澍未仕之前，“设帐授徒，成就甚多，排纷解难，见义勇为，镇番有苏山书院，旋兴旋废，偕同志谋诸邑宰，募金营息以资膏火”。他如谢集成、谢集梧两人传记，分别见于民国《续修镇番县志》卷9《人物列传上》之《事功》和《文苑》。
碑传是对“碑志文”和“传状文”的合称，是中国古代常见的传记体散文。“碑志文”包括墓志铭、墓表、权厝志、神道碑等；“传状文”包括家传、别传、行状、行实、事略等。碑传包含大量的家族信息。若与官修的“史传”（正史中的列传）“志传”（方志中的人物志）相较，碑传属私家撰著，其行文、体例不拘一格，叙事鲜活，内容详备。镇番谢氏家族中的谢集成，武威张澍曾为其作传，收在张澍《养素堂文集》中。
地方人物，多见于地方志。但地方志在记录人物时，往往设置不同的类目，然后根据传主的事迹特点将其进行归属。这样就会出现同一个家族成员可能分属于几个不同类目的情况。谢氏家族成员传记就分属孝友、事功、文苑。若无硃卷和齿录提供的信息，就无法判断他们是否出自同一个家族。因此，在做科举家族研究时，科举文献与地方其他文献相结合，十分必要。
五、余 论
发掘区域学术资源是当前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趋向。史学研究引入区域概念，实际上是对空间因素的重视。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迥异，科举家族的情况也有鲜明的区域特征。史学研究若一味重视宏观叙述，往往会遮蔽相关史实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或者说，史学研究在追求整体共性时容易忽视区域个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从寻找普遍性到探讨地方性和特殊性，本身就是史学认识路线的辩证和深化的必要进程。
从事区域史研究要尽量避免两种不良倾向，一种是区域史研究充其量仅是在既存整体史研究框架中的地方史料填充而已，导致的结果是只见森林而不见树木，缺乏区域各要素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一种是区域史研究的碎片化，具体的表现是仅对一些事件进行孤立地描述，导致的结果是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总之，区域史研究一方面要挖掘区域性因素，体现出区域的特点；同时也离不开对整体的关照，比如制度、政策、时代背景等，这些因素对任何区域都会产生实际的影响。区域研究要为整体研究提供丰富的、具有独特内涵的案例，为深化整体研究有所助益。
注释：
①参见张献忠《清代天津科举家族与地方社会》，《山东社会科学 》2016年第8期，第75-84页。按：科举时代，由于正榜受严格的名额限制，往往在正榜之外另取若干名列为副榜。会试副榜只存在于元明科举，清只限于乡试有副榜。
②瞿同祖认为，士绅的影响力取决于他所在的地区。如果是在功名者人数众多的江浙，举人不见得会有多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假如某地方有功名者很少，那么即使只有低级功名者，也会产生影响力。参见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晏锋译，何鹏校，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98页。
③参见谭红艳《清前期文乡试解额变迁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2期,第86-96页。明代的北直、南直对应清代的顺天、江南。由该文表2《崇祯十五年两京十三省乡试中额及与顺治二年解额比较》可见：只有顺天减少2名；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贵州六省不变；湖广、河南、山西、四川、陕西五省增1名；山东增2名；江西增3名；云南增5名。共增额13名。
④本应举行99次，因受陕甘回民起义影响，同治元年（1862年）壬戌恩科、三年（1864 年）甲子科、六年（1867年）丁卯科未能如期举行。未能举行的三科乡试后分别在同治十三年（1862年）甲戌恩科、光绪元年（1875年）乙亥恩科、光绪二年（1876年）丙子科带补。
选取我院2017年1月-2017年12月收治的92例上消化道出血患者参与本次研究,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共42例,其中男24例,女18例,年龄50-71岁,平均(64.1±2.1)岁;观察组共50例,其中男28例,女22例,年龄51-72岁,平均(65.8±1.2)岁。两组患者上述各项资料情况相比,无显著差异,P>0.05,表明本研究资料可比。
⑤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可参见拙作《清代甘肃进士的地理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4期，第71-80页）、《晚清陕甘分闱述论》（《历史档案》2012年第4期，第81-86页）等文。
参考文献：
[1]潘光旦文集[M]:第8卷，潘乃穆；潘乃和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23-127.
[2]张杰.清代科举家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316.
[3]张杰.清代科举家族的人文环境述论[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78-83.
[4]方芳.“科举家族”定义商榷[J].汕头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2):29-31.
[5]郭松义.读〈清代科举家族〉[J].中国史研究，2004(1):172-175.
[6][7][9]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 [M].徐泓译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205，234，229.
[8]陈尚敏.清代甘肃科举文献类型、收藏与史料价值[J].档案，2017(10):12-20.
[10]左宗棠全集[M]:奏稿七，刘泱泱主编.长沙：岳麓书社，2009.410.
[11]锋晖.甘肃八旗驻防的历史变迁及战略地位[J].宁夏社会科学，2008(1):196-200.
[12]赵尔巽.清史稿[M]:卷116,职官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3336.
[13]张维.还读我书楼文存[M].王希隆编.北京:三联书店，2010.370.
[14]陈尚敏.两种清代甘肃地方科举文献及其价值述论[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2(6):78-83.
[15]民国.续修镇番县志[M]:卷9，人物列传上·事功·谢集成.
作者简介： 陈尚敏，男，甘肃会宁人，兰州城市学院文史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清代甘肃科举、教育与社会关系（兰州 730070）
*基金项目：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清代甘肃科举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6XJA770001）；甘肃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清代甘肃科举家族研究”（项目编号：2017A-117）之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王伟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