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取世界思想精华与提高民族理论思维能力——写在《现代世界十大思想家》出版之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家论文,写在论文,世界十大论文,思维能力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年前我曾主编了《世界十大思想家》一书，这本书至今已经第五次印刷。它荣获华东地区优秀政治理论图书一等奖，第五届全国图书“金钥匙”奖二等奖。台湾买了版权。新疆人民出版社以蒙、哈、维等少数民族文字出版。首都一些报纸、电台还以“《世界十大思想家》风靡海内外”为题报道了受欢迎的情况。这本书之所以受欢迎，真正原因在于它适应了社会的需要。
我国的改革，从经济领域开始发展到政治领域，进一步深入到思想领域，许多问题引起人们的普遍反思。加之东欧一些国家的变故，特别是执政70多年的苏联共产党的解散以及苏联的解体，这些实践的和认识的问题，使人们除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外，还需要从先贤们那里吸取智慧。我想，也许这就是《世界十大思想家》出版后受到社会欢迎的根本原因。
继《世界十大思想家》出版之后，应江苏人民出版社之约，又一次组织人马编撰《现代世界十大思想家》，这与我近十多年来的思想认识发展直接有关。
1978年，我国理论战线展开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后来又展开了生产力标准的大讨论。所有这些，都对我国社会的发展起了极大的解放、推动作用。但同时我也发现了它们作为理论问题，作为科学命题，也有不周延的地方。如在强调实践权威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在强调生产力标准的同时，也出现了对政治体制改革重视得不够的问题。
诚然，社会进步归根结蒂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社会经济的富裕程度。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必要的物质前提。但这里还有一个生产关系的问题，即由谁来和如何支配、使用生产出来的社会财富的问题。显然，单纯的生产力标准只是从最终意义上讲才是正确的。如把它具体运用到一定的历史阶段上，易在一定程度上太过分注重经济而忽视政治的作用。有人因此认为，社会进步的标准是社会政治制度。持这种看法的人的错误在于忘记了政治制度作为上层建筑，归根结蒂不过是一定经济基础的产物，它是以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前提的。如果生产力水平低下，即使在某些特殊条件下建立起了比较先进的生产关系，确立了进步的社会政治制度，如不能迅速提高生产力，使人民得到实惠，这种制度是不可能长久地维持下去的。
生产力提高了，政治制度也是好的，人民生产出来的社会财富自己完全自由支配，在这种情况下，人，至少是社会上大多数人，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到满足的程度，它们自由的、全面的、协调的发展程度，才是社会发展水平的唯一客观的标志。因为这个标准不仅包括了生产力的水平和社会政治制度进步的程度，还包含了生产关系的性质和人自身思想文化素质的高低。它是所有这些因素的有机综合。此外，这个标准还比较好地反映出了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始终是社会发展的目的。
把人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还体现了人既是目的本身，又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的统一。人本身是社会发展的目的，但同时，人，人民群众又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动力，使自身不断获得解放的手段。所以，马克思主义一再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要有全面发达的社会，就必须有素质很好的人。要推动社会迅速地向前发展，就必须在提高人的素质上下功夫。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这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或者实际上被忽视。
由于在社会制度一定的情况下，领导人的优劣也会使社会生活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如唐太宗是“明君”，所以有“贞观之治”。而隋炀帝是“昏君”，所以社会动荡不安。这种所谓“明君”与“昏君”的情况，又是由统治阶级内部嬗变自然出现的，这就容易使人寄希望于所谓的“明君”。“明君”是好于“昏君”，但只要制度不变，这种好——无论是对社会发展，还是对于老百姓生活的改善，就只能是很有限的。一种制度一旦形成，就犹如一台运转着的大机器，“君王”不仅是这台机器的操作者和管理者，同时也是这台机器本身的一部分。如他不按这台机器本身的要求运作，他也会被这台机器甩出去。人类历史上不少掌握最高领导权因此而被搞下台、被监禁，甚至遭杀戮的例子举不胜举。
人民经过理想一次次幻灭的痛苦最后认识到，关键是要用好的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坏的落后的社会制度，以法治代替人治。这种认识较之于用“明君”代替“昏君”自然是进了一大步。因为不同的制度、不同性质的政权，特别是用人民的政权代替人剥削人的政权，对生产力的提高，人民生活的改善，社会的发展，确有天壤之别。所以，争取以好的更进步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腐朽的制度的斗争是很必要很重要的。但是，如果认识停留在这上边仍然是不彻底的。首先，好的制度、好的政府是哪里来的？还不是由于有素质高的人民通过斗争粉碎旧的、落后的制度建立起来的！其次，新的、好的制度，即使由于少数先进分子利用某些特殊条件建立起来了，没有素质高的人民群众的维护和发展，也是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的。人的素质是最主要、最根本、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没有高水平的生产力，有了素质很高的人民，就会把它创造出来；没有先进的社会制度，有了素质很高的人民，就能在粉碎旧制度中，创立起先进的社会制度来。因此，推动社会进步，最根本的还是要放在提高人的素质上来。
人的素质包括很多方面：道德修养、文化水平、思想觉悟、劳动技能、抽象思维能力等等。我通过研究中国近代发展的道路认识到，理论思维能力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是多么重要！而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显得又是多么地不够！
从认识的形成来说，当然是先有实践，后有认识。但从认识的指导作用来看，方向则相反，是有了正确的认识之后，再到实践过程中去。不用说，在实践过程中原有的构想中不切实际的地方得到纠正，正确的东西也可得到进一步完善和丰富。对于社会科学方面的认识来讲，运用于实践过程又表现为先解决政治问题，后解决经济方面的问题。欧洲的历史十分清楚地展示为这样一条路线——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很快席卷整个欧洲，历时几百年。接着在法国又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启蒙运动。这些都是波澜壮阔、深入持久的反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们批判旧制度、旧思想，为新制度的诞生探索道路，寻求方法，制造舆论，教育和发动群众。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才出现了尼德兰革命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才出现了法国反反复复几次大革命。这时，欧洲的资产阶级运动才由思想进到了政治实践。资产阶级夺得政权，初步站稳脚跟之后，为了取得人民的支持，巩固自己的统治，就大力发展经济。于是先后爆发了英国的工业革命和其他各国的工业革命。这时，欧洲资产阶级运动由政治实践又进一步深入到经济实践。此后，欧洲资本主义各国虽然也曾遭到多次经济危机，但从总体上看，就走上了一条相对快速发展的道路。
而我们中国呢？由于理论思维能力不高，就在很长时间内未找到这条从思想到政治、再到经济的道路。
鸦片战争的失败，震动了中国的朝野。许多志士仁人都纷纷要求维新图强。可是，怎样才能使国家迎头赶上去呢？由于理论思维能力不强，他们在总结中国失败的教训时，只看到人家是洋枪洋炮，而我们只有大刀长矛。就没有看到，人家之所以有洋枪洋炮，反映了人家高水平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人家之所以有较高水平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是由于在当时代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新兴资产阶级掌了权。而新兴资产阶级所以能掌权，是由于有了长期思想、理论和舆论工作准备，有了受到教育的素质比较好的国民。从而进一步总结出，要想社会飞速进步，就应从思想、理论准备和利用舆论教育、培养、提高人民的素质开始，接着是夺取政权，然后再抓经济建设。既然只看到我国的失败就是由于没有洋枪洋炮，解决国家强盛问题的方略自然就是搞洋务运动了——从西方引进现代工业，一头扎进经济，企图在不触动旧的政治制度的情况下实现工业化。由于缺乏两个前提——思想运动和政治革命，洋务运动注定要失败。事实也果然如此。你要建立海军，可慈禧太后却要把这笔费用拿来修建颐和园以供自己玩乐。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彻底粉碎了洋务派的迷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才认识到，光搞经济领域的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经济领域的改革就行不通。于是出现了“戊戌变法”。企图以君主立宪制取代封建制。所谓君主立宪，无非是说，你当你的太上皇，我来承包。搞好了功劳是你皇家的，搞糟了，可拿我问罪。至少还保证皇族许多特权。显然，这是一种改良。这充分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可就这样，封建势力还不干，结果“戊戌变法”百日而终，变法派的人物中有许多人头落地，连支持变法的皇帝也被软禁于瀛台。改良的路行不通。这时比较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才进一步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起民主共和国。就是他们也仅仅到推翻帝制、引进西方的民主共和国为止，没有认识到，欧洲中世纪前后共几百年，反封建的思想斗争就搞了几百年。而中国的封建社会经历了两千多年，反封建的思想斗争的任务该是多么的长期和艰巨呢！由于辛亥革命缺了这个环节，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尚未有多大的提高，所以封建制度很快又在中国借尸还魂：袁世凯称帝，张勋扶植溥仪复辟。尔后，军阀像走马灯似地换演着一幕幕丑剧，虽然换掉了大清的招牌，可专制的实质仍丝毫未改。
由于我们缺乏理论思维能力，没有认识到要社会飞速发展，首先应从思想开始，批判旧制度，打碎旧思想的禁锢，为发展探寻正确的道路和方法，教育和动员群众，然后进行政治革命，最后再深入到经济领域。中国从鸦片战争一直到“五四”运动的80年间，始终未走上推动社会快速发展的正确道路，从而失去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在近代变得越来越落后。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中国的一些先进分子认识到，必须先解决思想问题，从而发动了“五四”运动：批判中国的封建思想，宣传西方的思潮。这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实际上是对辛亥革命的补课。但不管怎样，在中国总算开始了批判旧制度、教育国民的思想运动。但不久，由于日寇的入侵，国土沦丧，民族救亡图存，一时又理所当然地挤掉了思想启蒙。本来在赶走侵略者、建立起新中国之后可以也应当继续把它进行到底。可是，由于我们对批判封建的长期性、艰巨性和重要性估计不足，胜利后并未能有意识地把反封建的思想斗争这一任务摆到重要位置上来，致使封建思想至今还是我们向现代化道路迈进的一块巨大的绊脚石。
“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注）我们中国，由于理论思维能力不强，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一再地走的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缺乏科学理论指导的路，因而多走了不少弯路，努力不少，成效甚微。我国之所以搞经验主义，一再地走摸着石头过河的路。从思想根源来说，与我们这个民族的思维特征有关。
我们这个民族是很聪明的，但聪明和智慧主要表现在具有很强的感性直观的能力上，表现在凭直觉正确把握事物的能力上。之所以这样，是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的。
一是我国深厚的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传统。儒学是值得我们自豪的，其中有不少至今仍有意义的东西。但从总体上说，它毕竟是人类早年的思想成就。它在把握世界的方式上，基本特征还是凭感觉和直觉从总体上把握事物。尽管其中不乏正确之处，但从总体上看，还具有原始的朴素的性质。而长期以来，这种儒学思想又被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捧到吓人的地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容许任何人在思想上对它有任何偏离。这就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影响了抽象思维能力在中国的发展。
二是市场经济机制在中国长期未能形成。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根本没有，也不可能向人们提出具有很高、很复杂的抽象思维能力的要求。而西方有些国家之所以整个民族哲学素养都比较好，与他们在经济领域早就有了比较发达的、千变万化、需要通过非常复杂的思维才能把握其规律和趋势的市场有关。
三是长期以来，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都比较低下，这对于包括主要肩负发展抽象思维能力的知识分子在内的绝大多数人来讲，要解决的还是温饱问题。亚里士多德十分正确地指出过：“只有一切必须的东西都具备以后……人们才开始谈哲学。”这也是中华民族哲学素养提高不快的重要原因。
四是在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制度下，根本不容许有不同思想的产生。对有不同看法的人总是实行残酷的镇压。如秦朝的焚书坑儒、汉朝的深文周纳、魏晋时代的非所宜言、唐朝的罗织绖、清朝的文字狱，直到国民党时代还搞文化围剿。整知识分子，整有不同看法的人，哪一朝代都未断过。仅清朝的乾隆年间（乾隆在位共63年），制造的文字狱就有130多起，平均一年两起还多。被整的人轻则丢官、遭贬， 重的不仅引来杀身之祸，有的还导致满门抄斩，甚至株连九族。这种对待好思考、有不同见解的人的残酷政策，把人搞得不敢想，不敢讲，严重阻碍了抽象思维能力和求异思维在中国的发展。还有，长期以来中国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中断了与西方各国包括哲学科学在内的各个方面的交流，这对中华民族思维能力的发展也是很不利的。
五是15—19世纪，在欧洲，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们形成了特有的哲学思维方式，大大推进了人们分析问题和进行推理的能力的发展。而在中国的科学发展史上，并未明显地发生这类情况，而且在近代，中国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渐渐落后了，没有能为中国人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养分。
六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由于受“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的影响，同时经营实业的比较少，绝大多数人都是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有的不能直接当官，就为那些当大官的人当幕僚或食客。因而中国的旧知识分子从来都是依附于权力，很难有自己独立的人格。自己要保住饭碗，甚至还想过得好些，有所进取，就必须看主子的眼色行事。主子感兴趣的，就顺着主子的意思大加发挥；主子不喜欢的，就不说、不想。这就使运用概念、术语、逻辑，通过分析和推理来把握事物本质的这种抽象、思辨的思维能力，不可能得到很大的发展。这也是在中国未能出现康德、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家的重要原因。
现在，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重要时期，党和政府在社会科学方面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大胆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形成，阻碍中华民族抽象思维发展的那些社会条件，有的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有的方面也有了很大改善。在这种情况下，向人们介绍大思想家是如何思考的，对提高国民的抽象思维能力就有了重大意义。
努力提高国民的理论思维能力，是提高国民素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中国社会飞速发展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我们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正是鉴于这样的认识，我在继《世界十大思想家》之后，欣然接受江苏人民出版社之约，组织编写《现代世界十大思想家》的任务。
确实，思想家生活中那些最具魅力、最激动人心的事件，就是他们头脑中涌现出来的、形形色色的、使你为之倾折的思想。除了科学探索、新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在社会上产生影响的过程，可以说，他们没有别的传记。思想家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是理论思维能力特别强的人。他们的传记对提高读者的理论兴趣和理论思维能力无疑是有助益的。何况，传记体本身较之于专门的理论著作可读性强。加之我们在研究、写作中，不仅写出他们的主要理论成就，而且要尽可能地挖掘出他们如何发现这些思想的过程。这就可以使读者比直接读他们的理论著作在理论思维训练方面更能受到启迪。
一个个划时代的大思想家，就犹如矗立在人类历史上的一盏盏航灯。是他们指明了人类历史的航程。所以，他们公正地受到了人类永久的铭记。一个个大思想家的思想成果，都是他们所处的时代的精神的精华。阅读人类思想史上大圣哲们的思想传记，就可以使我们懂得人类的思想认识是怎样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发展到今天的。从而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今天应该考虑什么，走怎样的历史必由之路。
划时代的大思想家，也几乎无一例外都是那些社会责任心很强、极富进取精神和牺牲精神、道德品质高尚的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热爱人，关心人类的命运，希望人类能生活得更好。他们之中不少人既不追求功名，也不攫取权力，更不贪图钱财，甚至连爱情都不能使他们受到无端的干扰。他们一辈子都在为人类的解放专心致志、孜孜不倦地研究学问。他们的一生，就是探索的一生，精神世界不断发展的一生。我们读他们的传记，就会被他们气吞山河的雄心壮志、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和感人肺腑的高尚情操所感染，从而在怎样做人方面得到有益的启示。
大思想家，无一例外都是他那个时代最博学、最深刻、最优秀的人。他们的著作，是他们对人类思想成果和自己人生经验的凝炼，是历史的积淀和时代的精华。是由闪光的思想和珠玑似的词句构成的世界文化的瑰宝。根据他们的著作和生平写出的他们的学术传记，更是他们一生思想珍品的集粹。它能使你丰富感情，净化灵魂，增加知识，深化思想。你可以由它明确方向，增强信心，获得力量，受到鼓舞。你遇到挫折时读它，圣哲们会耐心地安慰你，给你出主意，帮助你摆脱困境；你成功时读它，他们会教你谦虚谨慎，引导你避开人生航程上一个又一个暗礁，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每当你读它的时候，就会感到自己置身在一个伟大学者的面前，瞻仰着他们的丰采，亲沐着他们的深情，聆听着他们的教诲，分享着他们成功的欢乐，并与他们分担失败的痛苦，吸取着他们的人生经验。从而感到是一种最好的人生享受。
作为世界著名的思想家，他们每个人也都有他们各自的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有他们自己的弱点、缺点和不足，他们的思想成就本身也难免有局限性和片面性，其中有些是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为了全面介绍思想家的思想，我们也做了必要的交待，并以历史主义的态度，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作了批判性分析。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坚持贯彻介绍他们的思想历程与丰富的人生的其他方面相结合，以介绍思想历程为主；坚持科学性、准确性与可读性相结合，以科学性、准确性为主；在写他们的思想历程时，又坚持介绍他们的思想形成过程与思想成就相结合，在保证重大思想成就不遗漏的前提下，以介绍他们的创造性思想是怎样形成、发展的为主。我们希望这部著作对提高我国人民，特别是广大中青年读者对理论的兴趣、理论思维能力、思想史方面的知识以及道德修养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这也是我国当代哲学工作者神圣而光荣的任务。
注释：
（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