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关系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毛泽东思想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理论体系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七大之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热点之一。这一研究既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彰显了毛泽东思想的当代意义；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内涵和逻辑必然。
一、中国近现代史分期之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起点
石仲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什么不包括毛泽东思想》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的最新概括》②等文章提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之间关系的认识，对于“始于毛，成于邓”的解释，需要厘清几个问题。朱佳木等对此进行了回应。
(一)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及时限
石仲泉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个理论概念，也是个历史概念，即有一个界定当代中国历史时限问题。中国近现代史分为“近代中国”、“现代中国”与“当代中国”。“近代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也是现代中国的历史起点；“现代中国”与“当代中国”的时限划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现代中国”的下限，也是“当代中国”的历史起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新时期，是“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9年历史成就时，也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讲的。报告还指出：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说明十七大对“当代中国”的时限已有认定。既然有这样的明确区分，讲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就只能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朱佳木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努力把当代所办成马克思主义国史编研的坚强阵地》③和《警惕在中国近现代历史断限问题上的“理论陷阱”》④等文章中批评了这种观点。
朱佳木指出，从表面上看，这种观点似乎在抬高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历史断限问题上的“理论陷阱”。根据唯物史观，给历史断限应当主要依据社会形态的变化。1840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着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没有改变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因此把鸦片战争、新中国成立和三中全会并列，来给近现代中国历史断限，必然导致两种后果：要么否定新中国成立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社会形态的根本区别，要么否定三中全会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社会形态的根本一致性，不仅政治上极其错误，学术上也十分荒谬，需要加以警惕和抵制。
朱佳木指出，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多次出现“当代中国”一词，只是作为时间的修饰词来使用，并非把它当成历史学意义上的概念，更没有把它作为指称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国的专有名词。报告有时用它泛指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时期，例如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有时则专指当前，例如说：“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可见，报告没有给那种把三中全会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加以割裂和对立的观点提供任何根据。相反，其中关于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建立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论述，关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继承和发展”的论述，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都是中国现代史(或当代史)的组成部分，都内在地统一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前一个时期是后一个时期的基础，后一个时期是对前一个时期的扬弃、完善和发展。因而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是一个整体，叫作“中国现代史”可以，叫做“中国当代史”也可以。它们的内涵是一样的，在本质上区别于近代中国。
(二)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与创新理论
石仲泉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大理论成果，可按照实现的两次历史性飞跃而区分为基础理论与创新理论。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可以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作为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理论。
为什么这样区分呢？因为两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既相通又相异。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尽管提出过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思想观点，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这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有论述；但是，由于在总体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因而，毛泽东思想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不系统、不完整。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虽然在党的八大前后有良好开端，但最终没有真正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然指当代中国的创新理论，那么作为基础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就不包括在内。
石仲泉指出，既然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而不属于创新理论，那么，换句话说，毛泽东思想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渊源理论，而不是本源理论。所谓“渊源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非常流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成于邓”的说法。应当指出，在提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理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前，这个说法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实际和认识水平。但是，自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后，还有其他创新理论的不断提出，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既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有了很大变化，那么对“始于毛”的说法就要作具体分析。若就我们党提出要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个思想而言，即从指导思想的方法论而言，完全可以继续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但若就当今提出的一系列创新理论而言，特别是在实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标志而制定的那一套方针政策之后来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很难再说它“始于毛”了。那个说法毕竟是上个世纪的认识，根据历史的发展对一些认识加以修正是很正常的。杨凤城、贾建芳持类似的观点，本文第二部分将进行介绍。
朱佳木指出，根据十七大的定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十七大报告同时指出，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因此，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来源和直接来源。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一样，都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不同阶段的成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渊源”可以，用“本源”的词汇形容也未尝不可，意思都是来源。另外，既然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再说它是这一体系的“本源”，逻辑上也说不通。因此，在这上面做文章，不仅无益于人们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继承与被继承、发展与被发展的关系，相反只会搞乱人们的思想。
“始于毛而成于邓”本来是针对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说的，不是指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说的，与这一理论体系不包括毛泽东思想并无矛盾。硬要改变这句话的原意，表面看似乎也是在抬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但由于它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毛泽东思想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创始地位，同样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无源之水，从而架空这一理论体系。
李方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⑤一文中指出，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提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理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成于邓”的说法尚可成立；但是若就当今提出的一系列创新理论而言，特别是在实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标志而制定的那一套方针政策之后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很难再说它“始于毛”。在这些人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毛泽东的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与现在的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之分。李方祥否定了这种观点。
二、“苏联模式”与“中国特色”之争：怎样认识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
对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关系的认识，本质上是如何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及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与实践。
杨凤城认为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参照物主要是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摆脱了苏联模式，形成举世公认的中国模式。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均没有冲破苏联模式，当年所做的只不过是在苏联模式内避免或克服已经暴露出来的弊端而已。毛泽东思想中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虽然其意义不能低估，但毋庸讳言，其在实践中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我们日常所讲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当然是斯大林时期形成并在斯大林身后延续了数十年的“斯大林模式”。如果我们对这个模式加以高度概括，其主要内容和突出特征是：单一公有制；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权的无产阶级专政；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和追求政治正确的单一文化。以这个模式为参照物，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与苏联模式非常相似：单一公有制；高度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从社会向国家集权，从地方向中央集权，从政府向党集权；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和追求政治正确、“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文化与道德建设。这些无法否认的特征和苏联模式并无二致，甚至在某些方面、某些时候比苏联模式还要极端，如党的一元化领导、一元化的文化建构等，如此便很难称为“中国特色”。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指导下的实践，已经冲破苏联模式、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共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思想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稳步推进；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主导意识形态地位、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承认大众价值取向的多元存在；认可弘扬主旋律下的多元文化发展；社会自主空间的逐渐生成(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包括中国和苏联在内，国家扮演全能者角色，因而在某种意义上社会在国家面前消失了)等等，所有这一切均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同时是新模式的生成。
此外，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构成部分看，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无论从所处时代(及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认识)的连续性上看，还是从理论主题上来看，属于一个体系，一脉相承，这个“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毛泽东思想就其所处时代(及对时代特征的认识)和理论内容而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直接联系很弱。
杨凤城认为，不难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毛泽东思想的分立是合乎实际的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而很难将毛泽东思想纳入其中。自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成于邓”的说法，就需要修正或加以限定、重新解释才能成立。
贾建芳认为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可以用理论精髓、基石、主线三个方面内容贯穿。理论精髓是实事求是，而毛泽东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并没有真正坚持这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是对中国实际的分析，都没有很好地体现实事求是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理论基石是当代中国实际，而毛泽东时期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没有真正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主线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而毛泽东时期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认识相比，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涵上都有很大的差异。毛泽东时期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不仅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执政党等方面根本不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是个全新的问题，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在新的经济形式上，就由此带来了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一系列全新变化。总之，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不系统、不完整，在总体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主要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不对头，导致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失误。因此，可以不包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
对于上述观点，李捷、李方祥、孙武安、程中原、沙健孙、张启华等学者都进行了回应。
李方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⑧一文中指出，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的伟大奠基者。
李方祥认为，在如何看待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探索问题上，有的人认为在改革开放前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基本是照搬苏联模式。这种观点不符合事实。建国以来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虽然在某些方面也受到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但我们还应当看到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探索也有其自己的独创。邓小平曾结合建国后的历史较为详细地分析过这个问题，他说：“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比如建国初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毛主席所提出的中国要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等等，这些方面“也与苏联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是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提出的概念，但是从思想史角度考察，从50年代中期开始，从中国实践出发建设社会主义、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结合，这些思想对于毛泽东来说已经是很明确的。毛泽东领导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社会主义建设，在各方面都带有中国特色。他在探索中提出和总结的一系列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理论也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率先探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首先，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主题看，它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承接延伸扩展和进一步深化。1956年前后毛泽东等领导人开始发现苏联模式的弊端并“要引以为戒”，克服学习苏联中的教条主义，开始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这期间毛泽东从理论上集中阐述了这个问题，他说：“各国应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结合起来。……即使是好的经验，也不一定同别的国家的具体情况相适合，照抄是很危险的，成功的经验，在这个国家是成功的但在另一个国家如果不同本国的情况相结合而一模一样地照搬就会导向失败。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他还提出：“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是这一时期探索的代表性成果的集中体现。在经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践后，毛泽东开始带头认真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毛泽东在探索中深感进行理论创新的必要性。他说：“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这些是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但是总体上没有成功。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尽管如此，这些前期探索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具有奠基性作用。应当承认尽管现在我们面临的时代和现实环境与毛泽东时代有着显著不同，但是毛泽东当年提出的这些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有些我们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好，还需要进一步加以探索和总结，有些则是老问题有了新的变化需要重新加以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说我们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邓小平所说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最主要就是指接着完成第一代领导集体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未竟之业。
其次，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取得了重大成果，但还需要进一步展开和系统化。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提出了至今看来仍然富有启发价值的思想。比如在经济建设领域，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整体构思，其中包括：建立独立、完整、现代化的工业体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次序安排国民经济；“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厉行节约、勤俭建国的方针。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提出我们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在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上，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和政治协商制度，而没有照搬苏维埃制和两院制；在国家结构形式上，实行中央政府统一施政的单一制，而没有学习苏联的联邦制；在政党制度上，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而不是实行一党制；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不实行民族自决；在文化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总方针；在社会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等等。
李方祥认为，如果仅从文字表达上看，毛泽东思想的确没有出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但是这并不等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括毛泽东思想的某些组成部分。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是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而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理论认识，带有鲜明的中国特性，从这种意义上说它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太完善，就把他排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外。之所以没有在文字表述上直接体现毛泽东思想，一是由于毛泽东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存在不同的关系，因此，如果不加具体分析地从整体上把毛泽东思想完全纳入这个体系，显然从内容上看是不适当的，从文字表述技术上看也是不科学的；二是由于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在理论形态上还不完善、不系统，经过继承、发展和提升后，已经完全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不成为单独的一个组成部分。
程中原认为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即致力于探索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结合。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指出现在中国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要求“进行第二次结合”，“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为此进行了艰辛探索，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创举。毛泽东采取“赎买”政策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成功，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的设想，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道路，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新经验。
毛泽东开创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在他的领导下，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都有很大发展。与此同时，培养了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得到长足发展：拥有了原子弹、氢弹，打破了核垄断；掌握了人造卫星的发射和回收技术。这一切，为改革开放新时期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
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是实行“第二次结合”的理论成果，为找出一条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
张启华以历史事实为根据，指出，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是毛泽东时代奠定的。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艰难征程的起步阶段，毛泽东作为我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在中国建立、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进行了最初的艰辛探索，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经验。这是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直接的思想理论准备。毛泽东不愧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与理论的开创者。
沙健孙在根据历史事实分析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在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突然产生的。毛泽东思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密切相关，把二者割裂开来是错误的。毛泽东是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创者。
三、走向历史深处，在具体的历史运动中阐述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问题不仅仅是个学术，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它涉及到如何评价新中国成立前30年、改革开放30年、新中国成立60年的历程；如何评价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的奋斗历程。思想理论界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的突出特点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站在哲学的高度，深入到历史深处分析这一问题，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突出的成果有：李捷的《从毛泽东思想到科学发展观——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系探源》⑩、孙武安的《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11)、李方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12)。
(一)深入新中国6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阐述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
李捷的文章着眼于新中国60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站在哲学的高度，顺着历史踪迹，走向历史深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别阐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在总结和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怎样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并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
李捷指出，思想的发展总是前后接续、螺旋式上升的，这种特征无非是客观实践发展前后接续、螺旋式发展在观念上的反映与提炼。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真理的基本原理，总要依托新的思想载体、新的实现方式，才能实现自身的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永葆其当代价值。失去了新的思想载体，找不到新的实现方式，再好的理论也无法同发展着的实践相结合，它的生命力也就停止了。既没有凭空发展，更没有静止不变。毛泽东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但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为真理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沿着这条正确道路继续发展，但它的诞生并没有宣告毛泽东思想当代生命力的结束，恰好相反，它以自身的蓬勃发展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并使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蓬勃发展中得以延续和传承。就是这样，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结成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紧密关系。
历史不会重复，但却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就为思想的相互吸收借鉴提供了必要和可能。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在反对“左”右倾思潮的过程中产生的，都有着共同的思想路线，这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都是在深刻把握时代特征和基本国情，努力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的，都有着共同的哲学基础特别是认识论基础，这主要就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实践第一的观点和群众路线的观点；就建设而言，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有着共同的发展目标，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走自己的道路，为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方面，都坚持共同的基本原则，即经济建设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努力实现共同富裕，政治建设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文化建设上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社会建设上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等等。看不到这些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本质特征，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看作是同毛泽东思想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是只从表面看问题，是方法论上的短视。看不到这些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本质特征，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看作是同毛泽东思想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就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看不到思想之间在发展中的吸收借鉴与交汇融合，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毛泽东思想毫不相干，甚至以为是互相矛盾，这实际上是在孤立地看问题。
李捷指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与推进、“大跃进”后对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反思，形成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积极成果。这些积极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继续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思想动力和智慧源泉。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从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开始的，是从恢复中共八大路线开始的，是从系统阐释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开始的。这种在总结历史、开辟未来中形成的，在恢复、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恢复、坚持的辩证关系，把正在形成和发展之中的邓小平理论同毛泽东思想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清晰地描绘出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发展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发展脉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丰富和发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样不断地从毛泽东思想那里吸取理论创新的智慧和养料，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构成了既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关系。这些现象及其联系，反复地证明了一个规律：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真理的基本原理，总要依托新的思想载体、新的实现方式，才能实现自身的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永葆其当代价值，延续其旺盛的生命力。同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到来，已经进入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阶段；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不仅没有过时，反而由于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到来，日益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朱佳木在《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及其联系，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质》(13)和《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联系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朱佳木提出，要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30年的失误；要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史对改革开放的意义；要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不同之处和相同之处。对这三个问题有了正确认识，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时期虽然有很大区别，但并非相互割裂的，更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统一的。前一个时期是后一个时期的基础，没有前一个时期的探索，就不可能有后一个时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全面发展；后一个时期是对前一个时期的继承、扬弃和完善，没有后一个时期的改革开放，前一个时期也难以为继。明白了这层关系，就能真正明白十七大报告关于“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就能有助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涵的理解。
(二)深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史，阐述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
李方祥的文章，深入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具体内容，阐述了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的伟大奠基者。
他认为，在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时，笼统地断言毛泽东思想包括在这个体系之中或不包括在这个理论体系之中是不科学的。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之间一脉相承的整体关系，需要进一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做深入细致的分析。
李方祥指出，根据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毛泽东思想分为六个基本组成部分：一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二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三是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四是关于政策和策略；五是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六是关于党的建设。此外，还包括贯穿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六个基本组成部分和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又可以划分为四类，它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分别存在着不同的关系。
第一类，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这些理论从具体的内容来说，由于它们的理论主题、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完全不同，因而它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不存在着理论观点上直接的继承和发展关系。但是，这些理论能够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提供某些历史的启发，它们在实践中所产生的实际影响，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第二类，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存在的政策和策略，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理论。这一类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由于时代和具体任务的变化，有些内容对当前改革开放已经不再适用，有些则仍然具有普遍意义和当代价值，在改革开放时期仍然具有现实指导作用。因此这类理论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这类组成部分中的一些思想观点和政策、策略，是在当时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任务提出和制定的。比如，为了解决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而制定的政策和策略等等，由于时代和具体任务的变化，这些内容对当前改革开放已经不再适用。第二种情况，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等方面的大部分原理，则仍然具有当代价值，这需要做精细的分析、甄别工作。比如，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在党的建设方面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等等，这些内容具有普遍意义，在改革开放时期仍然具有现实指导作用。
第三类，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理论。这一类理论与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联系最为密切。建国后，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程中，虽曾有过失误，但还是提出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这不仅构成了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渊源。(第二部分已经介绍)
第四类，“方法理论”，即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毛泽东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所形成的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不仅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且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和思想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中相继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创新理论，都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是相通的，其共通之处就是他们具有共同的活的灵魂。
(三)深入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史，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内容，阐述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
孙武安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14)一文中，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含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其实质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里的“中国实际”不仅仅指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包括中国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国特色”是“中国化”的结果。过程归于结果，结果寓于过程。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可以做多方面的展开。从历史顺序看，可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运动”，始于1919年或1921年，一直到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至少包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始于1956年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探索。因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积极探索，当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历史和逻辑起点。很难想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始于1956年，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理论起点却远在20多年后的1978年。如此，我们就很难解释过去2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不能借口毛泽东时期有失误就把这段历史排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之外，这不是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态度。
孙武安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历史起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着重于科学成果的内容和系统性的考察，而后者着重于探索全过程的考察，包括成功，也包括失误。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充分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和成果，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构成可以不包括毛泽东思想。但是，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及其理论的历史发展，则必须把1956-1978年的探索作为一个重要的起始阶段加以考察。撇开这20多年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就不完整，就没有说服力。
孙武安认为，作为一个科学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内涵上具有严格要求。有的学者借口1956-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不系统、不完整”，虽然探索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良好开端，但最终没有真正找到”，反而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失误，因而不应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虽然持这一观点的不在少数，但其论证在逻辑上至少存在两点错误。错误一是把“开端”与“历史起点”对立起来。论者一方面承认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探索“有良好开端”，另一方面又否认“历史起点”，这样就把问题弄糊涂了，既然是“开端”，而且是“良好开端”，却不是“起点”，那么，这个“开端”又是谁的“开端”呢？错误二是把“开始探索”与“真正找到”割裂开来。很显然，从时间概念上来讲，“真正找到”不是过程的开始，而是过程的完成状态，没有之前的“开始探索”(或寻找)，就没有之后的“真正找到”。二者只有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
(四)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方面进行对比研究，阐述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
历史不可以假设，但可以比较。对历史进行假设，本质上是对历史的评价。李慎明在《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理论的探索和贡献》(15)中指出，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及其战友们当年的“以苏为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理论的探索和贡献，我们党、国家和民族也完全有可能在上世纪90年代前后巨大的苏东剧变的冲击下，遭受一场巨大的灾难。1956年，我们党开始集中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的核心与实质，是要解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如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问题，但在实际上同时又涉及到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的问题。正是得益于我们党在八大后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行探索，得益于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最终形成的党的基本路线，才保证了我国在苏东剧变的巨大冲击下巍然屹立并蓬勃发展。而苏联和照搬苏联模式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则遭遇灾难或巨大困难。
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认为，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是以无产阶级和欧洲为中心的，它和当时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具有相同的线性历史观，即所有的社会将不得不先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然后才追求社会主义。所以，要提出超越资本主义而走向社会主义的全球战略，不得不先弄清楚世界体系的中心和边缘之间的斗争关系。在他看来，只有毛泽东最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全球扩张给边缘国家所带来的危机，因此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发展道路上所做出的不同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探索，是基于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情况的强烈对比这一认识之上的。阿明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和苏联模式有很大的不同，从20世纪60年代的《论十大关系》开始，中国就开始有意识地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正是这些成功的探索为1980年后中国的成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当中国在新的资本主义全球化险恶环境中实行开放政策时，没有遭遇苏联向西方开放所带来的崩溃。因此，中国发展道路的意义在今天仍然极其重要。(16)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布兰特利·沃马克认为，“最好是把毛泽东主义看作是中国在确立对苏联的经济、政治和战略独立地位时维持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种战略”。因为从1958年到1976年，中国确立了对苏联完全独立的地位，维持了一种增长率较高的社会主义制度，普遍改善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沃马克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模式“并不是全新的，因为它显示出自己与毛泽东主义之间的许多连续性，并在其中找到了许多先例”。沃马克认为，最强的连续性表现在政治领导的结构中。后毛泽东时代有效决定国家政策总方向的控制权仍然掌握在党的上一代中幸存下来的资深精英手中。这就保证了改革不会偏离毛泽东主义太远。邓小平是“当今中国主要领导人中最毛化的一个”，邓小平的很多思想都源于毛泽东主义。沃马克是主张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毛泽东主义相比虽然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但这个模式的核心仍然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体现。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主义之间是一脉相承的，具有内在的连续性。(17)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问题，从上述争鸣可以看出，本质上是如何认识改革开放前30年与改革开放后30的关系问题，是如何认识新中国60年的问题，关系到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奋斗的历史，关系到如何把握现实、走向未来的问题。
认识上的分歧与对立，往往与价值观的分歧和对立关联。比如，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就有人认为：“在现代社会基础上不断推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社会化、国际化、多元化、民主化、法制化、信息化等现代文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因此，对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关系认识的分歧和对立是必然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在西强我弱的国际大气候下，情况更是如此。
但是，我们坚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创立的社会主义中国，不管道路多么曲折，必将在其后继者的不断奋斗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人类进步事业做出较大的贡献。
注释：
①石仲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什么不包括毛泽东思想》，《河南日报》2007年11月13日。
②石仲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的最新概括》，《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③朱佳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努力把当代所办成马克思主义国史编研的坚强阵地》，在当代所2007年度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④朱佳木：《警惕在中国近现代历史断限问题上的“理论陷阱”》，《高校理论战线》2008年第10期。
⑤李方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8期。
⑥杨凤城：《关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关系的思考》，《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4期。
⑦贾建芳：《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社会主义》2008年第2期。
⑧李方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8期。
⑨程中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过程的历史回顾》，《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5期。
⑩李捷：《从毛泽东思想到科学发展观——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系探源》，《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6、7期。
(11)孙武安：《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5期。
(12)李方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8期。
(13)朱佳木：《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及其联系，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质》，《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1期。
(14)孙武安：《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5期。
(15)李慎明：《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理论的探索和贡献》，《人民论坛》2008年第9期。
(16)参见徐觉哉：《国外学者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3期。
(17)参见李佑新、陈龙：《继承、创新与挑战——沃马克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关系的研究》，《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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