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形象的生成与个人经验的建构——论遇罗锦记忆和讲述“文革”的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革论文,形象论文,记忆论文,自我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遇罗锦在今天几乎已被文学史和多数读者遗忘，但在新时期初期，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明星”，其人被恶狠狠地斥责为“一个道德堕落了的女人”，其文也毫不客气地被斥为“隐私文学”、“私小说”，这一切都决定了，她无论在她那个年代，还是在文学史中，都是一个“不洁”的人，被归入另类。本文以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春天的童话》、《求索》三部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情感主题为中心”对遇罗锦记忆和讲述“文革”的方式进行探讨，分析她如何在与主流叙述和集体经验的博弈中建构自我形象的，并对蕴含其中的政治变革与个人经验的建构进行辨析。
一
1966年6月末的一天深夜，遇罗锦的家被抄，她在《一个冬天的童话》中细致地描述了这次抄家的场面：
小小的四合院各屋都熄了灯，但人们决不可能睡着。只有我家的屋门大敞，日光灯亮得刺眼。带路的妈妈一定又被押回去了，乱七八糟的破烂拖到了门边，爸爸正跪在破烂堆中，秃顶的头在日光灯下闪闪发亮。
红卫兵将我猛地一推，喝一声：“打！”木枪、皮带便劈头盖脸地落下来，只听他们边打边吼：“跪下！”
“凭什么打人？”我挣扎地喊道。
“打的就是你这狗崽子！”
“就冲你这裙子也得打！”
“头上还别卡子？打！”
“跪不跪？”
求生的念头第一次象刀一样刺进了我心里，我扑咚一声跪下了。
“低头！”他们仍不满意，狠狠地又抽打了几下。我连大气都不敢出。
“低头！”他们抽打着爸爸，爸爸低头一声不吭。
“狗崽子，知道自己有罪不知道？”
“知道。”
“什么罪？”他们反而问起我来。
“我妈是资本家，父母都是右派。”
“应不应当向人民低头认罪？”
“应当。”
“为什么穿裙子？违犯××号通令？”
“你们这一窝崽子跑哪儿去了？”又一个人问。他们边零碎地抽打，边吼叫着审问。
……
夜深了，我和爸爸仍没有一句话，无力地坐在地上，在羞愧、钦佩和屈辱中不能自拔。钟打两点，我们慢慢地站了起来，忍着身上的疼痛，缓缓地、默默地收拾着地上零乱的东西。
我们把破破烂烂在屋中央堆了一堆，就马马虎虎地躺下了。爸爸在杂乱的大床上腾了块地方，我就躺在那早已抢劫一空的大木箱上。只有穿衣镜没有被砸，幸存的原因是，父亲早就用一大篇语录将它严严地糊上了。假如事先也将我们用语录严严糊住，是否还会挨打呢？
静谧的月光洒在屋门口那小块地上，它显得更美了。我一动不动地望着它。这柔和的光线，仿佛把我带到了久远的、几千年前的世界。那时，该是个博爱的世界吧？……
“抄家”在《一个冬天的童话》中，是一个被渲染和详细记述的关键性情节，对遇罗锦而言，这既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重大“灾难”，又成为她此后挥之不去的创伤记忆。在这一“文革”记忆中，我们注意到，她以受难者的眼光打量着周遭，以被折磨的肉体和精神经受着摧残，又以被侮辱者的心态和身份记忆着这个场景，表达着自己的愤怒与反抗（挣扎地喊“凭什么打人？”）、懦弱、无奈（大气都不敢出）与恐惧（求生的念头第一次象刀一样刺进了我心里，我扑咚一声跪下了）。作者以第一人称描写抄家的惨烈情境，“文革”不再是一个宏大、抽象的字眼，“第一见证人”的叙述将读者带入了私人的、日常的细节之中，尽管这一场景我们已经在众多的“伤痕文学”作品中熟知——它既刻写了红卫兵的残暴，获取控诉“文革”的效果，又凸显了受迫害人的羞辱，起到反思和忏悔的作用，但仍然值得强调的是，它使得一个时代变得具体鲜活，记忆从而被赋予了“见证”的力量。另外，在“抄家”这一场景中，作者在小说结尾处的心理描写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如若单独阅读此段，我们根本不会想到这是作者刚刚经历了一场“狂风暴雨”后的内心独白和沉思。其中，日光灯的刺眼和月光的柔和、红卫兵的残暴和我的沉默，杂乱破烂的小屋和静谧的月光，黑白颠倒、礼崩乐坏的现实世界和博爱的久远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它们都间接地体现了记忆者内心的沉痛和悲哀，这种记忆和讲述的方式比直接展露身躯的创伤更值得同情，同样也使得受害者的伤痕记忆更加具有震撼性和真实性。
如果说“抄家”留给遇罗锦的不仅仅是“文革”的暴虐而导致她心灵上的阴影，甚至还留有些许美好的遐想的话，那么接踵而来的1966年—1969年的牢狱之灾和1969年—1978年的插队生活留在她记忆中的则更多的是对亲人、社会、爱情的怨愤和怀疑，它们真正影响和改变了她的命运、心态和身份。劳动教养期满后，遇罗锦又被分配到河北省临西县插队落户，而此后数年间的插队生活——在河北省四处寻觅对象、独自一人“闯关东”结婚、和第一任丈夫婚后的不和等在她的记忆和讲述中，被展示成为苦难与伤痕、丑恶与痛苦纠葛缠绕的状貌，毫不掩饰地体现出她对这段生活的拒斥和怨愤。对于这些经历，遇罗锦回忆说，“我这个没出过远门的20多岁的女孩子闯关东，来到人少地多的北大荒‘叫卖’自己。和一个不相识的、谈不上有什么爱情的男人结了婚，忍受了几年屈辱和挨打的生活。”①于是，她在小说中通过细腻地描绘新婚之夜的梦魇般的经历而凸显自己对这段感情生活的厌恶和鄙夷：
……突然，一只大脚踩在我身边的被子上，我从幻想中睁开了眼睛。那是穿四十六号鞋的大脚，真大得吓人！我胆怯地抬眼向上望去，他——这一米八的大个子正站在炕上脱衣服，距离我幻想中的君子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
我不由闭了眼睛，缩缩脖子，裹紧了棉被，心里象块铁板一样凉飕飕的。
只感到他用大手轻轻一撂，就钻进了这大被窝。那冰冷的大脚，硬邦邦的腿骨碰得我身上发痛。美好的幻想象点燃的鞭炮一样破碎得由散而飞。我躺在那儿，活象一个恐惧的木偶，一条将被宰杀的鱼，人生为什么给我这么多痛苦！
……还未等我醒过味儿来，他全身的重量已压在了我的身上，两只粗硬的大手将我的头紧紧把住……我拼命地想别转脸去，可是也无法躲过。
……难道结婚就是这个样子？以后就这样痛苦下去吗？我宁肯死，也决不愿意！想到这儿，我浑身的血液似乎在往上涌——这可诅咒的新婚之夜！②
以上所引文字十分像电影中一个长达几分钟的长镜头的“叙述”：一个身形高大、动作粗暴的莽汉对一个已被惊吓得手足无措的女人的蹂躏，虽然这个女人想反抗，想“拼命地别转脸”，但她仍然无法躲过冰冷的大脚、硬邦邦的腿骨和粗硬的大手的“折磨”，弱小的女人只好闭上了眼睛，像一个“木偶”和一条“被宰杀的鱼”一样任他人“摆弄”和“宰割”。作者感到自己就像“旧时代出卖肉体的妇女、屈服于暴力下的妇女、受尽主人侮辱的妇女、不被人当作人的妇女”③一般，而那个“男人”则像一个“浑身长满黑毛的大猩猩”，④那些所谓的“爱情、温柔、高尚”也被“兽欲、粗鲁、庸俗”所替代。⑤在这一非常“个人化”的体验中，这个“根本不懂得爱情”（遇罗锦语）的“男人”（丈夫）被遇罗锦置换成为苦难和罪恶的制造者。因此，在遇罗锦看来，与其是说这种“结婚”的方式是对“自由的爱情、自由的婚姻”（遇罗锦语）的践踏，还不如说生活在危机四伏的“文革”历史现实中的普通“人”（女人）对自己难以预料的命运的不可掌控；与其说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人对粗暴的、野蛮的“男人”的怨恨，不如说是她对“文革”的怨愤。从而，我们终于明白，在遇罗锦关于“自我”命运的故事（“两性”关系的冲突）的讲述中，她其实是以一种寓言的形式来记忆历史和投射政治。
可以这样说，遇罗锦有意将其三部小说建构成一个整体，为的是凸显她在“文革”中爱情被埋葬以及精神受到压抑、心灵受到扭曲的过程，这其实是记忆和讲述了一个将“文革”灾难的历史装点为个人幸福和痛苦的情绪化故事。另外，我们还会在遇罗锦的小说中发现一个颇具深意的现象，每当她的生活和情感出现危机和“越轨”时，她总是会有一个倾诉和忏悔的对象——遇罗克——他不仅是她“文革”记忆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而且成为她内心冲突和自我角色转换的一个“他者”。
二
1970年3月5日，遇罗克被“执行枪决”。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遇罗克一案下达“再审判决书”，撤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刑字第30号判决书”，并宣告“遇罗克无罪”。⑥此后，遇罗克和张志新一样，被看成是“为冲破专制思想牢笼殉难”的“英雄”。⑦
在遇罗锦的眼中，遇罗克是“一个何等敢于解剖自己的人”，一个“勤俭朴素、刻苦学习、宽人严己、敢于向不正确的言行作斗争”的人，一个坚持做“符合人民利益”事情的人，一个“敢于战胜‘私我’的人”，“如果每个人都能象哥哥那样，这世界该多光明！该会减少多少的虚伪、欺骗和软弱！”⑧因此，虽然哥哥已经“死了，永远不会再回来了”，但我“只有一件责无旁贷的、十年来一直想做的事——用我这支笨拙的笔，凭着浅薄的思想、直觉的感官，去写写哥哥这位普通人，去写写他都干了什么事。”⑨于是，遇罗锦在《一个冬天的童话》的篇首写下了这样的“题记”：“我写出这篇实话文学，献给我的哥哥遇罗克”，小说在1985年更名为《冬天的童话》出单行本时，她又将原来的“题记”稍稍做了一点改变：“我用生命写出这些文字，献给我的哥哥遇罗克”。仅仅就是这前半句的改变，浓缩了她在写作期间和写作后经历的坎坷和精神的磨砺，同时，这句“题记”也暗含了作者创作的主题思想，即她所推崇的英雄和道德理想是直接同新时期初期的揭批极“左”政治和拨乱反正密切相关的。当然，作者记忆哥哥的意图不仅仅在于只是讲述一个“英雄”的抗争“四人帮”及其爪牙的故事。为了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先来分析以下几段文字：
突然，门“豁啷”一声被推开了，屋里的人惊异地扭过头去——呵，深蓝的夜空衬托出哥哥那严厉、镇定、苍白的脸。他那锐利、冰冷的目光象闪电般直刺向惊愕的人群；那坚毅、紧闭的嘴角，正直的鼻梁，发着寒光的白玻璃镜框，直摄进人们的心魂！
他站定在门口，一动也不动，威严地望着他们。红卫兵们从呆滞中猛省过来，一拥而上，将他团团围住。但他铁塔般地立在那儿，刺人的目光使人发憷，竟没人敢拉他一把。
我跪在地上，胆怯、羞惭地向他望去——呵，在他那严峻冰冷的目光中，也有我和父亲给他的痛苦呵！我不敢看他，可是又不敢站起来。
……
“你先跪下！”一位“勇士”照他的后脖梗猛拍一掌。
“你打人？”哥哥疾速地扭过头去，灼灼的目光紧逼着他，脸色煞白。那不可侵犯的凛然气度竟使那人缩回了手，悻悻地避开了哥哥的目光。
“我犯了什么罪？”哥哥那冷透骨髓的目光紧逼着面前的红卫兵。
……
“对，把这小子带走，找个地方说理去！”一个人上来就要扭哥哥的胳臂。
“慢着！”哥哥威严地喝了一声，甩开他们的手，一转身飒然走了出去。红卫兵们蜂拥地尾随着他，象一阵黄旋风刮出了门。
霎时，屋里静了、空了……很久，我和爸爸还歪坐在地上，向门口发愣……
这段描写是遇罗锦在《一个冬天的童话》中回忆家被抄时哥哥遇罗克的表现。让我们再来比较下一段描写：
江姐一挺身，昂然站在甫志高面前。“你想搞什么鬼？”
“我好意来看你，请不要误会。”甫志高强自辩解着，一步步退向墙角。
“原来是你带领便衣特务……”江姐盯着甫志高陡然变色的脸，她缓缓地，但是斩钉截铁地说出几个清清楚楚的字：“无耻的——叛徒！”
……
“哼！我要抓完……”叛徒一步步逼上前来，“为了找你，我吃尽了苦头，现在，你，你再教训我吧！”他伸手一摸，乌黑的手枪，突然对准江姐的心窝。“举起手来！江雪琴，我今天到底找到了你！”
江姐轻蔑地瞟了一下枪管，她抬起头，冷冷地对着叛徒狰狞卑劣的嘴脸，昂然命令道：“开枪吧！”
叛徒一愣，仓皇地朝后退了一步。江姐立刻迈步向前，一步，又一步，把紧握手枪的叛徒逼到墙角。江姐站定脚跟，慢慢抬起手来，目光冷冷地逼视着不敢回视的叛徒，对准那副肮脏的嘴脸，清脆地赏了一记耳光。
一群便衣特务，冲进门来，惶惑地张望着。叛徒躲在屋角，一手握枪，一手捧住热辣辣的瘦脸发怔。
江姐不再说话，伸手披拂了一下自己的衣襟，凛然跨出堂屋，迈开脚步，径直朝洞开的黑漆大门走去……
江姐因叛徒出卖被捕时的描写，是《红岩》中一个为人熟知的经典“桥段”。我们将遇罗克在被抄家时的“大义凛然”和江姐被捕时的“镇定自若”结合起来仔细比较会发现这两个文本在记忆“英雄”时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两位不同时代的讲述者使用几乎一样的“文学语言”——渲染紧张的气氛，细致刻画正、反面人物的神态、动作、语言等，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典型的“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其次，“被捕”是两个文本中渲染“英雄”形象的高潮段落之一，在这一重要的环境中，叙述者一定会给“英雄”配有与他或她“身份”相符合的行为举止，比如上面文字中所描写的“严厉、镇定、苍白的脸，锐利、冰冷的目光逼视着敌人，绝对不可侵犯和受辱的凛然气度，斩钉截铁、掷地有声的语言等”。在这样一种言说中，他们不是“独立”的遇罗克或江姐，而已成为一个“英雄”的模式和样板。自此之后，凡人变成了意志非凡的“英雄”，就连他们迈向“黑暗”时的动作和神情都是那么相似——“哥哥威严地喝了一声，甩开他们的手，一转身飒然走了出去”和“江姐不再说话，伸手披拂了一下自己的衣襟，凛然跨出堂屋，迈开脚步，径直朝洞开的黑漆大门走去”。这些高大，悲壮的英雄人物也已经变成了卡里斯玛式的人物，从而在人们的共同记忆中具有了一种抽象的、纯粹精神上的意义；再次，对这些共同的集体记忆中的英雄的叙述，不只是对他们精神和人格的肯定，其实也是对他们正确的“政治立场”的肯定。在《一个冬天的童话》中，通过叙述遇罗克撰写《出身论》和与红卫兵的斗争，以及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出身论和血统论、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种种冲突，作者顺利完成了“文革”后文学的“控诉”功能，正如《当代》在“编者按”中所说：“十年浩劫期间，在遇罗克为了捍卫真理被捕以至被残酷杀害前后，她和她的家庭也经历了种种的磨难。据作者说，此文基本上是根据她个人的亲身经历写成的。”因此，发表《一个冬天的童话》的原因就在于“这部作品所反映的决不只是他们个人的偶然不幸，而是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统治和多年来封建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血统论必然造成的相当深广的社会历史现象。”(10)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遇罗锦有意刻画出一个在特殊的“革命”年代不屈不挠的“英雄”，她既想告诉大家，哥哥“象过去的一些英雄一样”应该“在祖国的大地上被亿万人传颂”，又希望每个人对刚刚逝去的“文革”历史进行自省——“使遇罗克走上刑场的，自己是否也有一份责任？单凭‘四人帮’能杀死遇罗克吗？万一将来另有一个‘四人帮’式的人物上台，在工人体育场上会不会再次出现一个盲目呼啸的海洋？”(11)
让我们再次将目光回到遇罗锦被“抄家”时候的场景，在记忆和讲述这个故事中的人物“我”和“哥哥”时，作者运用不同的笔墨来勾画人物：“我”屈辱的跪在地上，任凭红卫兵蛮不讲理的审问和野蛮的抽打而不敢有丝毫反抗，而“哥哥”则铁塔般站立着，大义凛然地和红卫兵对峙和辩论，在这一对比中，作者饱含深情而又不无羞愧地说：“他并不高大，但却须得仰视。而我，却跪着，老老实实地跪着。”(12)就连哥哥站过的地方也放着光，“我怕肮脏的鞋底玷污了它！当我跨过它的那一秒钟时，心里是怎样神奇地跳跃呵！我不愿扫它，生怕扫去它上面的光芒”。(13)正是通过对哥哥的气概和尊严的描写，“我”的政治“道德感”才被强烈地“召唤”了出来，开始了“自我忏悔”：“不幸的人们屈辱地生存，理智的自省就是检验自己的最好的尺码！哥哥，我对不起你呵……”“哥哥的神魂在眼前飘荡，我配做他的妹妹吗？配吗？我为什么不敢象他那样？羞愧的眼泪在黑暗中大滴淌着，我尽力不做出一点声息来，任泪水随意向枕边流去……”(14)对于作者的这些忏悔，我们可以理解为首先来源于作者在“文革”中的经历，这直接导致了她对“文革”记忆和讲述时的个人内心道德的冲突，具体表现为有关个人与社会国家、爱情与婚姻家庭的“道德冲突”，它们共同体现了作者的犹豫和困扰、烦躁和焦虑。那么，如何解决困扰、释放焦虑呢？她只有向道德和政治的楷模——哥哥倾诉和忏悔，以寻求原谅。
在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的“经典”作品中，“英雄”在生与死之间作出的非凡抉择，很长一个时期里，规范着社会生活的价值导向和社会成员个人生存的意义。曾直接接受这一文学教育滋养和社会意义教导的遇罗锦在记忆历史时，十分自然地对环绕着人物行动的环境作了极度提纯，并抽去客观存在着的现实利益因素而对人物形象作了高度理想化的处理，这样哥哥就被塑造为一个十全十美的极端理想化的革命、道德英雄，他身上那种超“生活”和超“日常”的异常品质也被放大和突出，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哥哥”也失去了人物异彩纷呈的个性和丰富的心灵，成为一个被建构的带有浓厚政治意味的完美道德规范的样板。并且，值得我们继续思考的是，作者有意突出和渲染“英雄”遇罗克的生存意义和精神内涵的目的是什么。在我看来，作者首要的是证明“英雄”们在“非常态性”社会语境中选择的真理性和合理性。新时期初期对“文革”的控诉和批判，赋予了这一阶段的文学和人物形象以鲜明的“当代性”的特征，因此，遇罗锦对“英雄”的阐释与新时期初期的社会宣传和方针政策发生了紧密的联系，这实际上超出了文学的范围，使之具有了鲜明的政治文化特色。此外，遇罗锦建构“哥哥”这一抽象的道德主体的同时也带有一种“自辩”的成分：虽然“我”的私人生活在社会中引起了“千千万万人的误解和咒骂”；(15)但至少“哥哥”是受人敬仰的“英雄”，在他“光辉形象”的庇护下，“我”的道德焦虑得到了释放。然而，从遇罗锦记忆的方式和讲述的腔调来看，这种不断重复的忏悔和自辩在她的作品中并没有使她获得内心的安静，反而暴露了她对“历史”和“现实”充满怀疑的矛盾心理，这时，我们才真正明白，她讲述哥哥的故事原来是为了更好地讲述和更新“自我”——通过自我经验、姿态的重新建构，一个她自称的“真实”的“遇罗锦”呼之欲出。
三
遇罗锦的《春天的童话》、《一个冬天的童话》和《求索》发表之时都产生过不小的风波。在这些风波中，我们发现，作为“英雄”遇罗克的妹妹，以及挟裹在沸沸扬扬的“离婚案”中的遇罗锦和小说中的“我”、“羽姗”总是让读者们将她的小说看成是“自传体小说”，因此，与其说人们感兴趣的是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之间的“隐私”，不如说现实中的“名人”——遇罗锦的“离婚”和“婚外情”的“花边新闻”才是最大的看点。(16)
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在四次文代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于是，关于“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塑造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文学界也试图对它进行重新界定：“凡具有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行为修养的人，都是社会主义新人”。(17)在这一基本思路中，新时期初期文学中的“新人”的寻找和重塑首先是通过记忆和讲述“文革”留下的伤痕、悲剧命运以及承担苦难迎来光明去塑造“成长”中的新人形象。大家不约而同地遵循着这一逻辑：他们经历了“文革”，应该“是历史和现实责任的双重承担者”，“‘伤痕’只能使得他们前进的步伐更为坚实、更加不可动摇”。因而，“社会主义新人”是“被放置在‘精神充实’、‘意志自由’、‘思想成熟’、‘道德高尚’和‘行为自律’等等‘主体’概念的框架之内来进行解释的”。(18)另外，在新时期前期“社会主义新人”系列中，以知青文学命名的知青形象也被指认为是“‘四人帮’的反叛者，改革路线的拥护者，新时期的建设者”，(19)这是主流文学所期望的新人形象。在这两个意义上，遇罗锦在“文革”中经历了劳改教养和上山下乡的“苦难”，不管是作为“英雄”遇罗克的妹妹，还是作为一个“知青”，她都属于“受侮辱与受损害的人”，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民众都对她怀有一种期待。这些经历本可以使其成为“伤痕文学”的重要作家，其作品也有进入当代文学“经典作品”的可能，然而，她并没有将受难的因由，连同受难的经历在新时期转化为一种今天的“荣耀”，而是对“文革”（包括“文革”后）中的生活意义产生着强烈的质疑，由此她在现实生活所表现出的“凶悍”的性格和咄咄逼人的态势，都令她被指认为一个“与社会主流对抗的人、畸形的人、自闭的人和沉醉于个人经验的人”。(20)不仅如此，在小说形态和内在情绪上，她“并不热衷于以个体的活动来联结重大的历史事件，也较少那种自以为已洞察历史和人生真谛的圆满和自得”，而是表现出“较多的惶惑”和“较多的产生于寻求的不安和焦虑”；(21)表现出强烈的怀疑、怨愤和自省的欲望，以及重塑自我形象的努力。在“社会主义新人”的论述框架中，遇罗锦这种充满怀疑和悲观情绪的青年人物形象是堕落的个人主义思想的表现，因而一直是被教育和拯救的对象。
新时期以来，重新寻找人、塑造人、恢复人的地位和价值成为“伤痕文学”的中心内容，而从“自我”特殊的历史际遇来记忆刚刚结束的历史，探索和思考自己的命运，又成为作家们创作取材的中心。在“童话”和《求索》中，遇罗锦集中表现了一个“品学兼优”、本应“受父母、老师和同学疼爱”（遇罗锦语）的人在“文革”中处于各种力量的夹缝之中没有办法保护自己，受到了非人的对待，她希望自己坎坷而悲惨的人生遭遇得到人们的同情。从她的创作动机上说，这主要是为了给“引起千千万万人的误解和咒骂”的遇罗锦恢复“本来”的面目。作为这种动机在创作中的表现，她在作品中不遗余力地讲述着自己在“文革”和新时期的“爱情经历”，总是以凸显自己个人经验和感受的方式来辩解自己的行为，总是以宣泄情绪的方式来渲染自己的处境，总的说来，她一方面以一种几乎失去控制的“感伤”的创作意识和艺术心态塑造了一个以“弱者”面貌出现的“我”，另一方面又以更决绝、极端的姿态建构了一个“怀疑一切”的“我”，它们相互呼应，表达着一种朦胧的个人的抗议与自我经验的重建的意图。
那么，她为什么要选择叙述“爱情”故事作为记忆“文革”历史和重新生成“自我”形象的基点呢？新时期初期，作为对“文革”期间强烈的禁欲主义色彩的批判与反拨，整个社会需要重新进行有关“人”的言说，而和人的精神世界息息相关的爱情被当作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成为社会和文学领域的重要题材，连单相思、三角恋、婚外情、第三者等情感题材或模式的小说也相当泛滥，它们的出现，显然与“文革”政治的执着与背叛，以及由此带来的婚姻质量下降留下的余痛有关。正如一位学者的研究，新时期初期对“人道主义”的提倡始终具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即“大跃进”和“文革”中出现的社会问题，而“阶级斗争”被看作是造成这些社会问题和“人性”受到摧残的主要根源。因此，新时期初期对“人性”的讨论主要是“强调人具有超越阶级的普遍属性，这种属性使得以阶级斗争作为其目的的国家统治显得不合法，从而要求在个人与国家之间确立一种更宽松、和谐的关系。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则是个人私人生活空间的扩大，个人之间的情感关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正当性，家庭、婚姻、爱情等关系的表现，成为了受到国家压抑的个人重新获得归属的主要形式”。(22)但必须指出的是，新时期初期的写作是发生在公共空间和公众视野之内的，所有的主题均被公开化、国家化了，即使是爱情这个最讲究“私人性”的主题也不能例外。不过，正是通过对于这种“爱情故事”的历史记忆和讲述，遇罗锦既实现了自我的“道德伦理”对于极“左”伦理有力的话语颠覆，又渗入了她对“文革”历史的记忆和理解。(23)
令读者惊诧地是遇罗锦在记忆和讲述中暴露出来的更多的怀疑和不相信，她哀叹自己“生不逢时”，并在小说中近乎疯狂地“怀疑一切”，包括家人（亲情）、朋友（友情）、丈夫（爱情）和社会（生活）。她希望用小说的形式将现实生活中经历过的爱情追求、婚姻变故和婚外情等暴露出来，对“文革”的回忆成为她自我形象重塑的契机，因为她一直固执地认为自己的创作是一种“实话文学”，并且总是以理直气壮和不容置疑地语气来强调自我的写作逻辑和目的——“作为拿笔杆子的人，如不敢于正视自己，没有一副勇率的心肠，又如何去解剖别人？又如何引起读者的共鸣？”(24)在《春天的童话》中，作者在叙述羽姗和老干部之间的情感纠葛时，还插入了羽姗父亲婚外私生活的故事，对这段插曲，少有人关注，然而，它对遇罗锦自我形象的塑造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首先，在她的“文革”记忆中，情感和婚姻的事情总是困扰着她，于是，她总希望通过回忆、观察和分析父母的婚姻感情生活来寻找答案；其次，对于“父亲”的出轨，她在作品中流露出了种种犹豫和矛盾，她虽然不赞成婚外情，对此也抱有批判的态度，可是这更加令她诧异和不解，“感情这个东西为什么那样顽固、偏执、任何手段都遏制不住，一直到把一个人全毁灭掉”；(25)最后，作者想表明的是不管是对父辈们的婚姻生活，还是对自己的情感，它们都被统一地归置在作者的“怀疑”之中。于是，我们看到，在《一个冬天的童话》的结尾处，她对自己曾经深爱的对象以及两人之间纯真的爱情充满了怀疑和厌倦，她说：“怀疑第一次涌进脑子……如果我们真的在一起生活会幸福吗？以前我从未想过，从未怀疑过。我为如今的怀疑感到吃惊。那么，我在他身上寻求的是爱情吗？究竟是什么？……我说不清今后会怎样？我茫然。我一点儿也不相信今后会再有幸福。”在《春天的童话》中，她依然延续着这种“怀疑”，她虽然对这位曾经是自己的偶像和精神支柱的老干部以“自杀”来证明对“羽姗”的爱的“伪君子”做法十分鄙夷，而且这种软弱、虚伪、欺骗和卑鄙使得她在吃惊中失望于人心难测，然而，她并不感到痛，只感到悲哀。在《求索》中，遇罗锦似乎寻找到了真爱，因为她信誓旦旦地宣称“我和我的丈夫吴范军”的结合是新生活的开始，可是这段“真爱”依然没有走到尽头，遇罗锦远走他乡，定居德国，留下她所谓的在爱情“求索”中寻找到的幸福和真心相爱的人孤寂地终老于北京。(26)
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中将“那些把个人生活史作为对象的记忆行为”称之为“个人记忆申述”，这些记忆申述不仅在“自我描述中扮演了突出角色”，因为“过去的历史是自我观的重要根源”，“我们的自我知识、我们对自己性格和潜力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看待自己行为的方式”，而且“个人通过这类记忆，就有了特别的途径来或者有关他们自己过去历史的事实以及他们自己的身份”。(27)遇罗锦记忆和讲述“文革”，以及塑造了一个柔弱而又怀疑一切的“自我”的行为，其实也是一种“个人记忆申述”的方式，这和她的“文革”前史、自我经历、性格和价值认同都发生着密切地联系。另一方面，这样一种记忆和叙述历史，以及塑造自我的方式是一种历史生成的结果。遇罗锦抱怨“文革”使她失去了亲人，失去了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幸福的生活，而获得的却是由政治问题造成的婚姻包袱。这种抱怨有意想表达外在的压抑和迫害严重地伤害了她的心灵、情感和生活，也正因为内心有了“伤痕”，所以才使她承受着过去的黑暗政治的外在迫害，以及现在道德律和责任感的内在煎熬，于是，她只好更沉浸于自我褊狭的空间之中。实际上，这些“创伤”记忆也有可能成为过去留下的重负，使她反弹过度，这样，当面对现实时她并没有理性的清晰认识，反而变得更为敏感和多疑。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迷惑不解、质疑的态度凸显了未愈合的伤痕以及个人与历史之间难以避免的创痛的摩擦，这对于那种急于想用某种大叙述涵盖总结历史创伤记忆的企图，倒是一种挑战。
综上所述，遇罗锦通过小说和种种“声明”为自己“生活和精神”的叛逆寻求某种合法性，随之她的记忆方式和形象塑造也被建构起来：首先，自己的“悲剧”生活是不应该被忽略和否定的，现时整个社会的思考和反思（包括对哥哥和我的“平反”）并不能包容和取代自己的精神失落和怀疑情绪。其次，如果一个人物成为小说中的叙事主人公，那么，他／她的伦理道德缺陷也可以因为叙事观点上的“主场优势”而被忽略或者至少获得同情与理解。当然，理解的主要方式或必要前提是强调伦理错误与此前错误的“革命原则”有关，所以，道德层面上的问题，皆因“革命”、“历史”的错，而自己在道德伦理上并不是“坏人”。(28)此外，返城后的困窘生活和寄人篱下的悲戚心态更让她对“文革”深恶痛绝，而这种情绪也直接构成了她对家人和社会的“怀疑”和“不相信”。因此，在遇罗锦通过小说建构“自我”的过程中，一方面她顺利完成了对“文革”的情感控诉，另一方面，又以决绝和怀疑的姿态构建了一种具有毁灭性的“个人记忆”，并以一种悲观和绝望破坏了一种把握历史、预言未来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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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遇罗锦自我形象的建构和生成其实也是一种自我认同的重新确认，在这里，认同的问题又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道德价值的取向。我在阅读和研究中发现，遇罗锦的自怜和怀疑、忏悔和自省最后都导向“道德”层面的焦虑和困惑，她自己也说，为了少受多少人的指责，为了少受多少人的咒骂，为了不违反道德，自己在写作中也不敢暴露真实的东西。可是，她接着质问自己，“为什么非要掩饰真相呢？难道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吗？为什么不敢正视自己呢？”“哥哥连死都敢，可我们呢？连暴露自己的真实思想都不敢，相差得多远呵！”(29)作者在此将写作中的“真实／不真实”看成是“道德／不道德”，而且始终以那个被建构的抽象的道德主体——哥哥作为参照对象来看待自己和社会，这本身就是她内心的激烈冲突的表现。不过，问题随之而来，为什么作者内心的冲突、矛盾和犹疑总是要以“道德”为旨归呢？她在作品中的不断渲染的“自我色彩”与“个人经验”(30)和“伦理道德”的关系是什么？道德又是如何与个人／集体经验、社会历史意义缝合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细究起来，我们会发现遇罗锦一方面以第一人称的“自叙”方式凸显了个人被遮蔽的记忆和体验，而和体验有着密切联系的感情在她的历史记忆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个人经验与集体经验之间的关系又以爱情和婚姻的“道德冲突”为中介建立起来。
我们看到遇罗锦作品中不断出现带有身躯、精神“伤痕”的自我形象，这其实传达了她对人性与道德之间关系的一种怀疑。她笔下的“我”或“羽姗”，不管作为“他者”而被策略性命名的，还是作者的自我体认，都牵引出了人们在道德中的认同焦虑。此外，她在对“文革”的批判与否定中，重新调整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并在它们之间重新作出了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她所反映的并不是“个体”现象，而是作者对当时的时代“伤痕”的把握。剧烈的变革阶段，一般都伴随着社会群体与个体利益的重组，伴随着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理想等的大幅度的变化与调整。此外，在有关刚刚逝去的历史的记忆和讲述中，道德原则往往比其他叙述准则更为重要，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会支配对“历史事实”的解释。正因如此，在新的历史进程中每个人都无法回避一个个人的道德和价值的认同问题，这样，它既要在叙述效果上要满足民众将文革历史戏剧化、伦理化和黑白分明化的审美需求，又要在表现形态上呈现出激烈的“去政治化”的思维模式，这些在“当时”的历史场域中似乎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历史潮流和恒定的思维定势和精神结构。“反传统”、“去政治”实际上是对过去政治、文化等的一种否定性的强势的理解方式，一种以“新”为特征的道德价值体系。在这里，“传统”常常同“成见”、“权威”一起作为理性的对立物而只具有否定的意义。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许多单个意志的冲突被简化为新／旧、“新时期”／“文革”、现代／传统、激进／保守、个人／社会等二元对立的冲突，并且它们又以截然不同的道德面貌出现在作家的创作中，于是，现实生活中人们复杂的利害关系和不同的历史发展趋势的冲突被描写为两种对立的伦理道德之间的冲突，现实与历史被纳入了某种特定的政治伦理视域内加以解释、裁剪并作了简单化的道德处理，这些道德革命背后的政治诉求，决定了道德革命的最终目的是重新设计和规划社会道德秩序，重建新的道德行为规范。(31)
在这一社会语境中，始终无法脱离自己视角去记忆“文革”的遇罗锦就凸显了她的“特殊”，她的“自传体小说”摈弃了同期大多数作品在“文革”历史叙述中对理想和生活的整合，而有意注重离散、零碎的感官体验和个体感觉，这一零散的个人记忆，替代了历史叙述和集体记忆的整合逻辑。具体来说，她在作品中她采取第一人称叙事（《一个冬天的童话》和《求索》）或采用书信体（《春天的童话》）的“自叙传”的形式侧重于自我心境的大胆暴露，包括暴露个人私生活中的情感（亲情和爱情）的困惑等，其实，她在“道德”层面的惶惑、焦虑、不安的叙述架构中对自怜和怀疑、忏悔和自省的宣泄，目的显然不只于如有的研究者所言是对挑战传统道德观念作的新的探索(32)——如果作如是观，那么就不能说是真正懂得了遇罗锦和她的小说。毋宁说她的“个人和自我观念是以反道德的方式出现的，但这种反道德的方式应该被理解为一种从反方向上寻求确定价值的行动”，并且，这种个人的观念是建立在它与当代现实关系的基础之上的，于是“把个人与群、与处于过去和未来之间的特定时刻、时代、与进化的人类整体历史相联系的模式，构成了一种道德的空间；在这种空间中，个人得以确定他的道德的取向、责任、义务和生存的意义”。(33)因此，可以这样说，经历过“文革”，遇罗锦多少体会到人情受破坏、人性被扭曲、人格遭践踏的残酷和荒诞，她试图在小说中关注个人的命运，并张扬个体的情感和想象，这一记忆行为似乎无意间拆解了宏大的历史叙述，于是，剥去所谓“道德冲突”的外衣，我们竟发现遇罗锦也是在试探自我经验在“记忆”历史方面的限度。
其实，遇罗锦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以及作品引起相当大的争论是被认为在“人性”的幌子下过分渲染了个人的或感情上的失落，（抑或是故意没有意识到？）而且她也没有真正明白“人性”或“个人”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也是一个社会的范畴，从根本上来说，它是一种具体的社会规定，这就显然掩饰不住遇罗锦在写作中的盲目和偏执。此外，她将个人经验无限拔高，完全以个人凌驾于群体的想法，似乎又有排除必要的集体经验而矫枉过正的危险，这其实并不能解决她自身的精神危机和经验匮乏的问题，而且一味沉浸在日常琐碎、支离破碎中的个体感觉和艺术形态，却又导致必要的历史意识的削弱。这正如徐贲所说：“没有成为公共政治思考的个人道德思考很容易被当作一种多余的声音，然后被人忘却。”(34)
注释：
①党春源：《我为什么要判他俩离婚》，《新观察》，1980年第6期。
②遇罗锦：《冬天的童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6-97页。此处所引的加点的词、句在初稿和定稿中都没有出现，在单行本的编后记中，编者专门进行了说明，“应作者要求，对文章作了重要修订和补充，恢复了若干原先删去的章节”。仔细辨析这些曾经删去的细节和单行本中重新补充进来的内容对于我们理解作者的“文革”记忆和创作心理有着重要的作用。
③同上，第96页。
④同上，第97页。
⑤同上，第98页。
⑥遇罗锦：《乾坤特重我头轻——回忆我的哥哥遇罗克》，《冬天的童话》，第155页。
⑦他们的形象在几代人中经历着剧烈的变化，从这些变化中，我们应该清楚的是，对于这些“英雄”的记忆和讲述其实是“‘一个建构的过程’，而不是恢复的过程”，而且“至今还在维续着”。参见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
⑧遇罗锦：《乾坤特重我头轻——回忆我的哥哥遇罗克》，《冬天的童话》，第224-225页。
⑨同上，第156页。
⑩《一个冬天的童话》发表时的“编者按”，《当代》，1980年第3期。
(11)遇罗锦：《乾坤特重我头轻——回忆我的哥哥遇罗克》，《冬天的童话》，第277页。
(12)遇罗锦：《一个冬天的童话》，《当代》，1980年第3期。
(13)遇罗锦：《冬天的童话》，第33页。
(14)遇罗锦：《一个冬天的童话》，《当代》，1980年第3期。
(15)遇罗锦：《求索》，《个旧文艺》，1983年第4期。
(16)今天看来，当时读者对作家私生活以及作品中有关“性”描写的热烈关注和急切讨论，与其说表现出对社会转型过程的积极参与，不如说某种程度上也出于对自己受限之生命欲望之本能的补偿。如果从这一文学社会学着眼“重审”新时期初期文学作品中“个人性”和“自我经验”的高涨现象，将会对其有更深入、丰富的认识与体察。
(17)王庆：《努力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1981年关于新人问题讨论概况》，中国文联理论室编：《1981年文学艺术概评》，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383页。
(18)郑鹏：《文革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主体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届博士学位论文，未刊。
(19)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第323页。
(20)郑鹏：《文革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主体性问题》。
(2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页。
(22)贺桂梅：《人文学的想象力——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问题》，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页。
(23)应该说明的是，遇罗锦对爱情和婚姻的理解过于肤浅，只是片面地强调“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她忽视了爱情是由多种元素组成的复杂的感情系统，而把同情过多地给予婚外的爱情和“第三者”上，无疑会成为他人攻击的“标靶”，这体现了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思维的矛盾，也使得作品在表现形式上存在一定的局限。但是，批评“童话”的人们用道德的观点去看社会政治，将政治道德化，过分地强调伦理道德的“社会效用”，就不免又走向另一个极端。
(24)遇罗锦：《关于〈一个冬天的童话〉——给全国各地读者的回信》，《青春》，1981年第1期。可能遇罗锦所写出的“真实”看起来有悖于主流社会的思想和道德观念，有悖于人们的愿望和感情，甚至受到亲戚朋友们的普遍非议，在文坛也引起没完没了的争端，可是作者描写的这种真实在某种意义上是那种让自己苦恼、吃惊而又茫然的真实，同样也是同类作品中较有魅力的描写，更能代表作者内在的创作个性。
(25)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128页。
(26)2006年7月7日，在北京科技大学一间陈旧凌乱的教师宿舍里，吴范军一个人孤独地走完了一生，终年71岁。
(27)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20页。
(28)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89页。
(29)遇罗锦：《关于〈一个冬天的童话〉——给全国各地读者的回信》，《青春》，1981年第1期。
(30)这里所谓的“个人”，在不同话语系统中其含义不一样，而个人问题在新时期初期与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相交织的语境中又涉及到隐私权和私生活。
(31)对于这种记忆与历史书写的“非历史性”倾向，一位海外学者所提出的警示给我们的研究不少启发，他说：“不假思索地迷信预设的历史框架，包括道德褒贬、启蒙主义的人类进步、解放大叙述、盲目的唯物主义、‘发展论’，或新近的全球化普世历史，对于理解中国的过去和传统，是有害无益的。”王斑：《全球化阴影下的历史与记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页。
(32)对遇罗锦的作品，有一种评价非常典型，即“作家通过真实的艺术形象的创造，理直气壮地肯定了以感情为基础的爱情，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最合乎道德的。更可贵的是，作家还把这种对爱情和婚姻问题的勇敢探索，与国家、民族的忧患存亡联系在一起，因而有着强烈的时代色彩。”参见谢望新：《在对生活思考中的探求》，《文艺报》，1981年第7期。还有的研究者曾这样评价说，从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到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辛欣的《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等作品在“文革”后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有关爱情和个人的措辞是对中国过去30年看法的象征，它们常常实质上或样式上是自传性的，重新肯定了个人的价值，特别是妇女的价值，她们需要关怀，需要爱。参见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17页。
(33)汪晖：《汪晖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49页。
(34)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