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验表明，实施深层的结构性改革之后，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够恢复经济增长。在许多情况下，改革的初始影响会使经济产出量急剧下降，正如东欧经济转轨时期所出现的状况一样。中国的经济运行则具有其独特性，它在由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向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日益开放的经济体制转变的改革过程中，仍然保持了高速的经济增长。
为估价中国的经济增长状况，本文重点讨论两个问题：第一，我们将改革前后两个时期的经济运行进行比较，以便确定一旦将改革前的政治动乱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加以考虑，并做出一定的调整后，改革后经济增长的进步是否还如同人们普遍相信的那样神奇。此外，我们还对改革后的数据中所存在的明显不规范处进行了调整，这又进一步缩小了改革前后不同时期之间的差距。第二，为了估计经济增长的可持续能力，我们考察了以下两个问题：（1 ）改革和劳动力的重新配置所带来的效率增长能够维持多久？（2 ）通过提高固定资产投资来维持高速增长是否可行？
一、中国的经济运行分析
在考察经济改革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必然要假设：如果没有改革，中国的经济运行将会是什么样子。因为，尽管人们普遍承认，开始于1978年12月的中国经济改革带来了极大的经济增长，然而一个可能不太为人所知的事实是：在改革前的几年中，经济增长的势头也是较为强劲的。这样，前面所提出的“若没有改革，中国将会怎样”的问题就很难有明确的答案了。它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改革以前经济增长率的持续能力。
事实是怎样的呢？根据政府估计，在1953—1978年间，产值（人均产值）的年均增长率为5.9%（3.1%），而在1979—1994年间，产值（人均产值）的年均增长率上升到9.2%（6.3%）（见附表）。〔1〕 投资占GDP的比重〔2〕在改革期间增加了约5个百分点。相反， 资本的增长率相对于改革以前的年份却下降了，这反映了50年代初期，对初始资本存量的估计过于保守。前后对比最鲜明的是全部要素生产率（TFP ）的增长，该指标在改革以前是负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初始资本存量的过低估计），但在改革以后，上升为平均每年3.8%， 占了产值总增长率的三分之一强。
以上所做的研究是否可信呢？首先需要考虑的因素是改革以前，干扰经济运行的政治动乱及自然灾害。1958—1959年间的大跃进期间，农业合作社制度经历了剧烈的变化。农村人民公社建立前，农民能够在业余时间耕种自己的土地，并能在自由市场上出售产品，而农村人民公社建立后，这一制度就被取消了。此后，中国经济在1960—1962年间的灾荒过后开始逐步恢复，国家于1963年起有效地恢复使用了大跃进以前的农业制度。1967年又开始了农业改革，这次改革正值政治混乱时期，而且又一次采用了激进的政策，其后果严重破坏了经济增长。因此，考虑到这些事件的影响，对于改革以前经济运行的评价应该进行某些调整，就象人们对待一场战争将要做出的调整那样。
进行调整的实际问题是应确定排除哪些年份，以便清除经济遭受破坏时的数据。从产量出现下降的年份开始，是排除到经济恢复至原有水平的年份为止，还是排除到按过去的发展趋势所应达到的水平为止呢？一个方法就是看哪一种产量、劳动力和资本的组合符合一个固定的总生产函数假设。在此基础上，Gregory Chow于1993年将1958年（大跃进开始）至1969年（农业改革结束后经济增长的第一年）排除，发现在剩余的年份里，人均产值和资本的对数相当接近于一条直线。排除这些年份后计算出的改革以前的增长率上升到6%（人均4.5%），非常接近于改革以后的经济运行状况。
第二个应考虑的因素是可能存在的计量错误。其中，研究人员着重关注的是用以计量实际产值的通货膨胀价格平减指数。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国有部门的工业产值缩减不足，这种现象自1989年以来尤为严重。特别是工业品价格平减指数的增长远慢于本应遵循同一趋势的价格指数的增长（例如：工业品的出厂价格指数或国有企业工业品的价格指数）。在国有部门中低估了通货膨胀导致改革以后GDP 的年增长率虚增了0.5—1个百分点。〔3〕对于缩减不足的影响及60 年代政治事件的影响进行修正，就意味着改革以后人均产值的年均增长率比改革前增加了大约1个百分点，而不是在使用原始资料情况下得到的3.2个百分点的差距。然而，我们的计算还是倾向于认为，若没有改革，改革以前的增长率就不会维持下去。
二、增长能否持续下去？
一个首要的问题是中国正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国有企业仍占有优势地位，经济活动中仍存在着大量的国家干预，这一点对于增长持久性的影响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表现得非常明显。例如前苏联，它在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增长非常迅速，其增长率不亚于目前的中国。1979年以前，中国的经济运行也表现为高度的计划体制下的增长。即便是今天，国有企业仍占固定资产投资的70%，银行贷款的70%多，尽管其在产值上所占的比重在下降（到1994年为止，国有部门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已经缩减为34%）。
虽然出现了一些国际竞争能力增强的迹象（例如出口的极大增长），但还有一些迹象表明，中国仍存在着一些不适应市场需求的生产。在发展中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经济周期内的存货积累正常情况下应在GDP±2%之间上下浮动。在中国，自1978年以来则是在+5—+10 %之间浮动，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没有销路的商品的积压——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的明显特征。〔4〕东欧国家在70年代和80 年代初同样出现了超过5%的存货积累率。
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干预还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由于改革前集中计划体制下的主观意志以及80年代所采用的“非均衡的地区发展战略”，目前中国的经济地理可划分为两大类型：以动态市场取向的经济活动为主导的地区（如南部沿海地区）和以传统苏联模式的工业企业为主导的地区（如东北）。众所周知，南部的广东省，其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出口量则占全国的45%， 并且吸引了将近30%的外国直接投资。如此悬殊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所带来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影响将会使“非均衡的地区发展战略”难以继续实行。
关于增长持续性的第二个问题涉及到生产率提高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尽管改革以后，全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然而，从技术进步的意义上讲，真正的、实实在在的生产率的提高实际上是较低的。首先，假定资本和劳动力都能够精确计量，只要增长率由于对工业产值的缩减不足而被高估，全部要素生产率就必然同时被高估。其次，在80年代和90年代，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的的物质激励措施不断增加，而实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程度却相对滞后。第三，实际全部要素生产率的增加反映了劳动力在各部门之间、各类所有制企业之间重新配置所带来的效率增加。剩余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其它部门，非国有部门的就业增长快于国有部门，其结果能够使全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增加一个百分点。后两个因素意味着部分的实际全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不是技术进步的结果，仅仅是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所带来的，这一过程也同样会促使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个新的水平。第四，净增长的估计值可能会由于在增长要素计算中未计入人力资本而被夸大。例如，使用Robert Barro和Jong Wha hee于1996年对中国的人力资本的估计，假定资本、初级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比重分别为0.5，0.25，0.25，全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则会平均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
三、结论
中国刚刚通过的九五计划制定了1996—2000年间年平均8—9%的增长率，此后1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再翻一番。在此基础上， 中国的GDP（按购买力平价调整）17年后将超过美国， 这一设想能否实现应当考虑两个因素：第一，持续较快的全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其前景如何；第二，能否实现维持宏观经济平衡所需要的投资率。如上所述，改革后的全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反映了许多非纯技术进步的因素，它们将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例如，劳动力从乡村流入其他部门的这种重新配置已经使农业劳动力的比重由1978年的71%下降到1994年的54%。若包括已经在城镇地区就业的“流动人口”的估计数，则会将农业劳动力的比重进一步减少到约38%，这一比例仅仅略高于巴西和朝鲜在80年代初期的水平，它意味着劳动力重新配置的过程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逐渐停止。
改革所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也可能减慢。可以带来生产率迅速增长的许多改革措施（例如减少国家对农业的干预、采用非均衡的地区发展战略、刺激外商在经济特区的直接投资）已经被实施。当前阶段的改革更为困难，因为它包括国有企业和金融部门的改革、产权的划分和优惠措施的国民待遇。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原因，这些改革将会进展缓慢。而且，这些改革的性质决定了要用更长时间来承担各项改革的综合后果，并可能由于资源在各部门间的重新配置而给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出于上述原因，似乎全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减慢。如果全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统一定为每年2%〔5〕，平均9 %的增长率就需要占GDP39%左右的持续投资率， 这相当于改革以后时期年平均30%的投资率。其中所提高的部分能否得以实现呢？在目前的经济结构下，大部分的固定资产投资是在国有单位进行，并由国家银行提供优惠贷款的。由于货币需求存在着强劲的上扬趋势，与此同时，M[,2]以每年几乎6%的速度下降， 所以这样的融资方式能够在保证相对无通货膨胀的同时来实现投资。但是，由于M[,1]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42%，M[,2]占GDP的比重则已超过90%，尤其是随着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在将来，政府不可能再是资金的重要来源。
这样，在中国，保持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对于获取持续增长则非常必要。这是指有必要扩大经济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和金融部门的改革，它是保持快速增长的必要条件。这样的改革将会使投资更有效地配置，并在不使银行体制偏离健康轨道的条件下，以具有吸引力的回报调动私人储蓄。若没有这些措施，在追求高增长率的过程中将会产生越来越严重的宏观经济问题。
附表：中国经济增长分解（平均年增长率）年份
变量1953—1978 1979—1994 1953—1978(不含1959—1970)
产值 5.9 9.2
7.6
人均产值 3.8 7.5
5.4
力产值3.1 6.3
4.5
/物质总 19.9 24.8 21.7
资本 10.2 9.9 13.2
劳动力2.6 2.7
3.0
生产率
-0.7 3.8 -0.8
资料来源：1953—1990年的资本、劳动力、产值和全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Li Jing Wen于1992年提供投资及人口——中国统计年鉴。
1991——1994年的全部要素生产率、变量的现值计算——作者计算。
财政部科研所研究生部 黄焱 编译
本文编译自《美国经济评论》1996年5月
注释：
〔1〕我们视1950—1978年间为改革前，1979—现在为改革后。 因为，尽管改革过程有渐近性特征，但市场取向的改革开始于1978年12月。
〔2〕1978年以前，官方数据报告的实际上是一个相关的概念， 即净固定资产投资占物质总产品的比重。
〔3〕事实上，尽管近几年内GDP的增长率被高估了，但GDP 的绝对量却被低估了，主要是由于低估了所有经济部门的初级产品及对家庭服务的消费。
〔4〕在1995年3月6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 总理和国家计委主任的年度报告讲话中强调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陈锦华主任说：“总的结构（工业生产）是不理想的，产品的种类和质量不适应市场需求，经济运行状况不佳，一些企业正在生产和积压不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浪费了本可以在其它方面更好地加以利用的资源。
〔5〕增长要素分析采用区域生产函数（Borensztein和Han Hong于1996年提出），它认为：在发达的南部沿海地区，增长已经高度依赖于资本积累，资本存量的增长平均每年达13%，全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估计每年在2%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