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石成金，妙手着文——从作家创作实践看怎样把生活写进作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点石成金论文,妙手论文,写进论文,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常说，生活是写作的源泉，但生活素材若想进入文章，还需要点石成金的过程。这里，我们就以作家的创作为例，谈谈对生活材料的加工有哪些妙法。
一、再现法：“我手写我口，我手写我心”
叶圣陶先生强调，学生作文必须“我手写我口，我手写我心”。
我们可能听过许多类似的故事：唐代画家张南本曾在成都金华寺大殿壁上画了一团火，竟把游僧吓得惊恐失声，几乎跌倒在地；老鹰看到五代名画家黄筌画的野雉，几次张开翅膀扑过去；东安读书人作了一幅题材为老鼠的画，惹得猫数次跳起来追赶……书画同理，真实地再现生活，是艺术起源之一。对生活逼真的再现是作家高超技艺的表现。歌德说：“对艺术家的最高要求就是：他应该遵守自然，研究自然，模仿自然，并且应该创造出一种毕肖自然的作品。”
雨果就曾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写过短篇小说《克洛德·格》，克洛德是一个善良的穷苦工人，因饥寒交迫，偷了几块面包，被判入狱做苦工，在监牢中又受到种种虐待凌辱，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起反抗，杀了人，终于被判处死刑。作者通过这个故事揭示了人物悲剧的发生根源，对当时社会不公正的法律制度进行了批判。这里，人物变化与事件过程完全是以纪实的手法写出来的，杜绝了一切非现实主义的艺术成分，从真实程度来说，简直接近于一篇报告文学。由于是真正发生过的事件，所以能唤起读者更大的关注，使作品达到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
写作中，这种完全把生活素材写进文章的毕竟有限，因为有一部分生活是无法走进作文的，比如那些违反正常的审美感情的，不具有故事性的事件，它们尽管作为一种生活存在，但与艺术不相容。虽然全部真人真事不很常见，但局部的真人真事是可能的、必需的。几乎所有的作品，都会采撷生活流中的某一段，部分地再现生活中的某些情境、某些细节，作为文章的部分内容。从这个角度来说，生活确为写作的源泉。
二、综合法：“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
鲁迅通过“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的选材方法，塑造了“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祥林嫂。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据专家们研究，至少是多个模特综合而成的：一个是鲁迅家的女工阿花，受丈夫虐待，从乡下偷跑出来做工，听说丈夫来找她，阿花心惊胆战，坐立不安，最后鲁迅花钱给她赎身，后来，阿花另有所爱，鲁迅夫妇让她离开了；一个是鲁迅认识的寡妇单妈妈，她同一个男人同居，生怕到阴间被锯开分给两个男人；一个是鲁迅听说过的在家乡乌石头山上看坟的女人，她的小儿子在门口剥豆被马熊拖去吃了，悲伤得哭瞎了眼睛；另外，鲁迅还有个宝姐姐，从小许给山里，她不愿意，男家抢亲，她逃跑落水，河里恰好停着男家的船，被男家捞起劫走，但始终不肯屈服；最后还有一个是鲁迅的远房本家伯母，她常拄着竹竿，神色凄惶。鲁迅把以上这些形象细节进行分解、拼凑和粘连，使感性材料抽象化和系统化，最后综合为整体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作文崇尚真实，但作文不是照镜子，一字不漏地复制生活材料有时会显得平淡无奇。生活是一种原生态，它琐碎、芜杂，有些时候，照搬生活会显得没有逻辑，特征不明显，文章反而给人一种虚假的感觉。
三、替换法：“采取一端，加以改造”
列夫·托尔斯泰认为，写作“必须从某个人那里摄取主要特点，并以观察到的别人的特点来补充”。写作必须以生活中的某一个原型为主要素材，再吸取与此相关的其他形象加以补充、丰富，或是对其中的某个情节进行改变、替换，注入作家的情感倾向，从而创造出比原型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形象。
我们看一看果戈理的小说《外套》的加工过程，就会对此深有感悟。当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个很穷的小官吏酷爱打鸟，他节衣缩食，终于积攒到二百个卢布买了一支很好的猎枪。当他第一次坐一艘小船到芬兰湾去打猎的时候，把猎枪放在船头，没料到被芦苇丛刮到水里去了，他当时还没有发觉，等他发觉猎枪丢失再去寻找时，怎么也找不到了。回去以后，这位小官吏就得了一场病，差一点送了命。幸亏朋友们可怜他，凑钱为他买了一支新猎枪，才使这位小公务员免于一死。
而在小说中，作者对一些关键环节进行了替换：小说主人公丢的不是什么猎枪，而是一件外套；猎枪丢了，是因为不小心，而外套是被人抢走了；朋友们给他买了一支新猎枪，而故事中他去报警，反而受到侮辱，朋友的募捐也少得可怜；结局自然也发生了大转弯：他因抑郁生病而死。
正是对生活中这一真实事件进行了部分改造，才使作品主题更加鲜明。毕竟丢失猎枪是一件极普通的事，猎枪是奢侈品，可有可无，而外套是生活必需品，外套被抢，无人相助，凡此种种，充分揭露了社会的冷酷与残忍，有着深刻的意义。
写作贵在对生活本质进行提炼，从高处俯视，超越生活，按照一定的审美理想重新加工生活素材，创造出比实际生活更理想的艺术形象。这需要对生活中的材料摒弃一些，改变一些，移置一些，吸收一些。许多作家的作品都是在原型的基础上进行了加工，如生活中的小二黑和小芹双双自杀了，但赵树理写就了《小二黑结婚》。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说法，《西厢记》中张生的原型即为大作家元稹，生活中的元稹抛弃了做艺妓的初恋情人，到了《西厢记》中，张生却与莺莺喜结连理。可见，因为各式各样的人物在作家头脑中储存得很多，所以塑造出来的形象就有真实性和典型性。把纷繁复杂的生活材料改造为完整的文章内容，塑造出典型的人物，按照托尔斯泰的说法，这是作家对生活混乱状态的克服。
四、揣测法：“依附真人，构造虚事”
钱钟书说：“依附真人，构造虚事，虚虚复须实实，假假要亦真真。”揣测法即利用补充或合成的方法，对生活中的真人真事进行合理想象。常常是有真人，但无其事，有真事，但非其人。
老舍的《骆驼祥子》就是以这种方式写出来的，他在《我怎样写〈骆驼祥子〉》中说：“记得在民国二十三年春天吧，山大的一位朋友跟我闲谈，随便的谈到他在北平时曾用过一个车夫。这个车夫自己买了车，又卖掉，如此三起三落，到末了还是受穷。听了这几句简单的叙述，我当时就说：‘这颇可以写一篇小说。’紧跟着，朋友又说：有一个车夫被军队抓了去，哪知道，转祸为福，他趁着军队转移之际，偷偷的牵回三匹骆驼来。……我只记住了车夫与骆驼。这便是《骆驼祥子》的故事的核心。”
我们看到，如果仅凭这一主干情节，大概只能写成一则新闻，而之所以能够敷衍成篇，需要合情合理地对人物和情节加以揣测，浓墨重彩地充实内容，添枝加叶，使情节摇曳多姿，细节真实可信，让文章血肉丰满，达到所谓“真作假时假亦真”的效果，让人觉得真实可信。
许多作品都是对生活中的人物和事件进行了合理的揣测，从而丰富了文学长廊。比如，当年果戈理就曾写信给普希金：劳驾给个情节吧，随便什么可笑的或者不可笑的，只要给我一个情节，马上可以写出五幕喜剧。果然，普希金有一个自己很感兴趣的情节，但他没写，让给了果戈理，果戈理写成了《钦差大臣》；普希金还把一个题材给了果戈理，一个大骗子买卖死农奴的故事，果戈理又完成了《死魂灵》的写作。可见，钱钟书说的“姓名虽真，人物非真”的情况在写作中比比皆是。
当然，事件每天都在生活中发生，但并非都能写成精美的文章，写作中运用此法，必须要对人物的生活环境非常熟悉，只有自己熟悉的生活才能生发合理的想象。
五、虚构法：“我最喜欢大言不惭地扯谎”
写作与生活，如同空气之于鸟，水之于鱼，但写作还不可忽视另一重要因素，即虚构。我们所说的虚构法，主要是创造想象，即不依据现成的描述，在对记忆表象进行加工的基础上独立创造出新形象。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这样形象地强调想象对写作的意义：“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想象使作者能清楚地“看到”要描绘的形象，“预见”未来，帮助作者突破时空、经历的界限，开发无穷无尽的新鲜乃至奇特的材料。
浮想联翩，天马行空，如痴如梦，是作家的天性和本能。以《喧哗与骚动》获得1949年诺贝尔奖的美国作家福克纳，在回顾自己的创作时说过的话，更新了我们对写作的观念，他认为：“做一个作家需要三项条件：经验，观察，想象。有了其中两项，有时只要其中一项，就可以弥补另外一两项之不足。”他把自己创作之卓具特色，归功于其突出的想象：“我可以像上帝一样，把这些人调来遣去，不受空间的限制，也不受时间的限制……”这是有科学根据的：根据近代脑生理的研究，人的大脑可分为四个功能部位，即感受部位、判断部位、储存部位和想象部位。学写作，就要重视想象力的发展，让思想插上双翅飞翔，神游八荒，获得十分丰富的写作材料。
文学中许多著名的场景和人物：哈姆莱特与死而化为鬼魂的父亲见面，窦娥死后六月飞雪，李汝珍《镜花缘》中林之洋误入女儿国，安徒生笔下的拇指姑娘，变成大甲虫的格里高尔，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的孙悟空，蒲松龄笔下的鬼怪狐妖，苏童《我的帝王生涯》等，都是用这种方法创造出来的。
从理论的角度来说，作文具有一个假定性。这种假定性不是胡编乱造，是借助比喻、夸张、拟人、变形、反讽、暗示、象征等艺术手法，给笔下的人物虚构一个场景，通过合理的推导，作足铺垫，使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及事情发展的结局等，都具有必然性、合理性，合乎生活的逻辑，合乎作者的情感逻辑，力求假中求真。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就是要“把谎话说圆了”，从而“产生一个更高真实的假象”。可见，若能临出秦川景，大可不必亲到长安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