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居翰林及赐金放还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翰林论文,李白论文,赐金放还考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李白的一生中，居职翰林院和赐金放还，是大事。但李白居翰林院究竟是什么身份？古往今来，或云翰林学士，或云翰林待诏，或云翰林供奉，言人人殊。李白志向远大，居翰林是他实现抱负的重要基础，可是为什么不足二年①，就被赐金放还了呢？关于此事，历代文献多有涉及，总的说来，以奸人谗逐为主流意见。但在谗逐一事的具体分析上，则存在很大分歧②。客观而言，这两个问题的研究，存在众说纷纭及缺乏系统性、严密性的现象，是李白生平与思想研究方面的不足，故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一、李白在翰林院的真实身份
关于翰林院起源的记载，较早见于唐人韦执谊的《翰林院故事》和李肇的《翰林志》。《旧唐书·职官二》和《新唐书·百官一》的相关记载，大体上源于前二者。概略言之，有唐一朝，天子所居之宫，必于邻近设一院，以置待诏之士。待诏之士的门类很多，举凡词学、经术、合炼、僧道、卜祝、术艺、书奕等，无所不包。然而，待诏之士而冠以翰林之名，则必当在唐开元初翰林院设立之后③。翰林院设立的意义，在于将唐初以来一直未有名分的待诏机构予以规范化，翰林待诏因此成为待诏之士的正式名称。
在翰林待诏的诸类人选中，擅长文词者颇受唐玄宗的重视。张说、陆坚、张九龄、徐安贞等人待诏翰林时，本来就有很高地位，远非其他门类的翰林待诏所能相比。唐玄宗因此设立翰林供奉一职，将他们与一般翰林待诏加以区别。虽然名称和地位有所改变，但翰林待诏和翰林供奉的值守之所，仍在一处。开元二十六年，唐玄宗设立了学士院。《翰林院故事》云：“学士院，开元二十六年所置，在翰林院之南，别户东向。”学士院和翰林院虽然分开，实际上距离却很近，甚至同处于一个院落④。所谓学士，很大程度上就是原来的翰林供奉，为帝王掌机要是他们的日常工作。
翰林待诏、翰林供奉、学士，是三个不同的层级。翰林待诏是基本层级，人数多，门类广，功能多，但提供的是基本的服务，大多与政治无关。翰林供奉是较高层级，人数较少，功能单一，其职能是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已经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学士是最高层级，人数更少，专掌内命，将翰林供奉和集贤学士的制诏职能基本垄断。学士已经完全政治化，地位也高高在上。
那么学士是否可以称作翰林学士呢？关于这个问题，《翰林志》云：“至德宗以后，翰林始兼学士之名。”这就是说，从唐玄宗设立学士院到唐德宗时期约五十年的时间里，只有学士的名称，没有翰林学士的名称。这个说法的准确性令人怀疑。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七云：“自张垍为学士，始别建学士院于翰林院之南，则与翰林院分而为二，然犹冒翰林之名。盖唐有弘文馆学士、丽正殿学士，故此特以翰林别之。其后遂以名官，讫不可改。然院名至今但云学士，而不冠以翰林，则亦自唐以来沿袭之旧也。”叶氏认为，翰林院和学士院是分开的，自唐至宋皆如此。但学士院之学士，则被称为翰林学士，以便与弘文馆学士、丽正殿学士相区别。这个说法是合理的，今人傅璇琮先生、毛蕾女士等一批研究者，皆持此类似观点⑤。
李白究竟是翰林供奉，还是翰林学士？这个问题历来有些争议。李白自己在《为宋中丞自荐表》一文中就说得很明确：“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有七。”既然自称翰林供奉，似乎不是翰林学士。然而李白还有一篇文《溧阳濑水贞义女碑铭并序》，却又自述身份：“前翰林院内供奉学士陇西李白。”唐代有四篇为李白所写的碑传墓志，即李华的《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刘全白的《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范传正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裴敬的《翰林学士李公墓碑》，他们无一例外地称李白为翰林学士。李华与李白基本上为同时人⑥，天宝二年举博学鸿词，是时李白正在翰林院，李华应知道李白究竟是翰林供奉，还是翰林学士。李华为李白作墓志，真实性似也不容置疑⑦。刘全白、范传正、裴敬，生活于中晚唐时期，距李白时代渐远，究竟是确知李白为翰林学士，还是祖袭李华的说法，则不得而知。然三人皆为博学之士，刘、范二人与李白还有一定渊源，说他们完全祖袭前人说法，似也不太可能。
孙永如先生、毛蕾女士皆对唐代的翰林待诏做过研究，他们统计的六十余例，基本上都出自天宝至晚唐⑧。可见翰林学士设立后，翰林待诏的体制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但是，翰林供奉的情况就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据我们统计，有唐一代，与翰林供奉之称相关联的士人，除了李白外，尚有其他几位。如李荃，《金石萃编》卷八八称其为“左羽林军兵曹参军直翰林院学士供奉上柱国李荃”。又如蔡有邻，《金石萃编》卷八八称其为“翰林院学士内供奉左卫率”。他们究竟是翰林供奉，还是翰林学士？令人费解。除此以外，还有另外的一些名称，如韩择木被称为翰林院学士，阎伯玙和史惟则被称为翰林院待制。韩、阎、李亦皆开、天时入翰林者，名称竟又有如此不同，殊为可怪。
此种现象基本上发生在开、天时期，而此时正是翰林供奉向翰林学士过渡时期，两者暂时并存是可能的。由于翰林学士由翰林供奉转化而来，短期内并没有非常严格的区分，人们将二者混淆，是正常的。张均和张垍的事例，也许可以说明问题。《旧唐书·张说传》云：“垍以主婿，玄宗特深恩宠，许于禁中置内宅，侍为文章，尝赐珍玩，不可胜数。时兄均亦供奉翰林院，常以所赐示均，均戏谓垍曰：‘此妇翁与女婿，非天子赐学士也。’”可见张垍为翰林学士时，其兄张均为翰林供奉。在张均看来，翰林学士并不比翰林供奉优越多少。韦执谊的《翰林院故事》云开元二十六年学士院设立后，“太常少卿张垍、起居舍人刘光谦等首居之”，可是随后的丁居晦在其《重修承旨学士壁记》中，记开元后翰林学士八人，排在第一位的却是吕向。而其所记又为：“中书舍人充供奉，出院拜工部侍郎。”丁居晦之所以将吕向当作翰林学士，是因为他将翰林供奉和翰林学士没有严格分开。据《新唐书·文艺传》，吕向卒于工部侍郎，此后不可能再有迁转，因此可以肯定他是翰林供奉，而非翰林学士。而被韦执谊和丁居晦言之凿凿地说成是翰林学士的张垍，却也有被唐人称为翰林供奉的时候。刘肃《大唐新语》卷一○云：“驸马张垍以太常卿、翰林院供奉官，赞相礼仪，雍容有度，玄宗心悦之。”后来的司马光、范祖禹都说张垍是翰林院供奉⑨。刘肃、司马光、范祖禹的态度和丁居晦一样，他们实际上把翰林供奉和翰林学士看成了一回事。至于丁居晦为什么不将张均、李白、李荃、蔡有邻、韩择木等列入《重修承旨学士壁记》，可能因为与吕向、张垍等人相比，他们承旨机会较少。但如果因此小看他们，则是十足的错误，因为除了李白以外，张均、李荃、蔡有邻、韩择木等后来皆位极人臣。
李白之所以自称翰林供奉，又自称翰林内供奉学士，而李华却称其为翰林学士，大概就是特定时期人们在这两个名称上的混淆所致。在开、天乃至稍后一段时期的士人看来，翰林供奉与翰林学士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一定范围内或程度上，可以互相替代。而翰林学士、翰林供奉之于翰林待诏，地位要高出很多，名称是不能替代的。
综上所述，李白在翰林院的实际身份是翰林供奉，也被笼统地称为翰林学士，但非真正居学士院的翰林学士。
二、李白被赐金放还的政治分析
如前所述，李白在翰林院的身份已经明朗，他是翰林供奉。翰林供奉的地位如何？不妨看看李阳冰的描述：“天宝中，皇祖下诏，征就金马……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告，人无知者。”(10)这段记载，显然来自李白的口述，应该有一定的真实性。李白《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一诗也写了相似的情形：“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幸陪鸾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不难看出，初为翰林供奉的李白，是踌躇满志的，翰林供奉的地位也由此可见一斑。但是，李白居翰林期间的交游，使他不自觉地介入了隐性的朋党之争，直接导致了他被赐金放还的结果。
李白居翰林期间，与他关系最密切的，可能是“饮中八仙”中的相关人员。“饮中八仙”的最早记载源于杜甫的《饮中八仙歌》(11)，成员为贺知章、李琎、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等八人。还有一种说法叫“酒八仙人”，出自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具体人员与《饮中八仙歌》相比，少了苏晋，多了裴周南。此说后为《新唐书·文艺传》所本。杜甫描述了“饮中八仙”的醉态，范传正也只说贺知章对李白的赏识，皆没有谈及八人聚饮情况。但李阳冰《草堂集序》则云李白“与贺知章、崔宗之等自为八仙之游”，意即八仙确曾聚饮。八仙是否完全同游聚饮，这的确不乏疑问。但是，八仙中部分人在不同时期时相聚饮，则完全可能。
“饮中八仙”中，贺知章和苏晋的年辈最高。据《登科记考》卷四，证圣元年一共有二十二名进士登科，可考者六人，其中四人是贺知章、苏晋、崔日用、孙嘉之。唐代每科进士数量很少，同科进士称为同年，彼此间往往结成较为密切的关系。孙嘉之之子孙逖在《宋州司马先府君墓志铭》中云：“天册(12)中，以进士擢第。与崔日用、苏晋俱为考功郎中李迥秀所赏。”尤可关注者，崔日用正是崔宗之的父亲。贺知章、苏晋皆好酒，年岁相若，关系亲密在情理之中，他们是“饮中八仙”的最初二仙。从开元十年(722)至开元二十二年(734)苏晋卒前，贺、苏皆在朝为官，有机会与他们聚饮的，是汝阳王李琎和崔宗之(13)。崔宗之于贺、苏二人，实为子侄，大约一向较为亲近，加之其入仕较早，与贺、张二人相处亦多。李琎是宗室，与贺知章为诗酒之交。李白此时是否已与贺知章相识，并参与饮宴，查无实据(14)。李适之此时尚为地方官，难有机会参与其事。天宝元、二年(742、743)，贺知章、李适之、李琎、崔宗之、李白皆在京城，他们之间经常聚饮，是完全可能的。至于张旭、焦遂、裴周南，由于事迹难考，是否预其会，较难断定。以情理推之，也是可能的。
李适之是唐宗室，其祖即废太子、恒山愍王承乾。李适之天宝元年为左相，与右相李林甫不协，互相钩心斗角。李林甫为人奸诈，设计了很多圈套，先让李适之失去唐玄宗的信任，接着又剪除李适之的羽翼，最终消灭了他。李适之是一个颇有文士气的政治家，史载其雅好宾友，饮酒一斗不乱，夜则宴赏，昼决公务。他的生活圈子中包含官员和文学家两种类型，虽然在某些人身上可能合而为一，但终究各有侧重。文学家以位列“饮中八仙”的贺知章、李白等为代表，官员则以与其声气相通的韩朝宗、韦坚等为代表。李林甫消灭李适之及其政治党羽，诸史所记甚为详明，而李林甫究竟有无瓦解李适之身边的文人群体，则皆不见载。但李林甫讨厌这个群体，乃不争之事实。李白被赐金放还，是否李林甫直接所为，虽无绝对根据，但与此当有一定关系。
贺知章对李白赏识备至，他的揄扬，使李白在长安声誉鹊起。李白与“饮中八仙”及一些士人的交游，可能大多和他有关。贺知章虽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政治成就，但身为正三品的太子宾客(与侍中、中书令、吏部尚书官阶相同)，年高望尊，实为李白在京城的一座靠山。但是，天宝三载(744)，贺知章主动要求致仕，据说是要回家做道士(15)。是否真的如此，已难考索。贺知章貌似狂放，然立朝五十余年，历五代君主，经无数政治倾轧，而终能全身免祸，当有极深的城府。大约他已预见到李适之的失败，故见机而作，全身而退。贺知章的离去，使李白失去了重要的庇护，他在几个月后被赐金放还，与此当有内在的联系。
汝阳王李琎实际上是一个敏感人物，其父李宪，本是唐睿宗长子、皇太子，后让位于玄宗。李琎为长子，其父开元二十九年去世时，他官太仆卿，实居闲职。服阙后加特进，亦为散职。大约唐玄宗对李琎父子是有所忌惮的，因为按照常规，李宪如果不让太子位与他，那么李琎就是如今的皇帝。而李琎显然也能揣摩到唐玄宗的心思，所以当玄宗追谥其父为让皇帝时，他上表力辞，不无表明心迹之意。他在天宝初和贺知章等人沉湎醉乡，一方面是要韬光养晦，另一方面大概要借酒来麻醉自己，解除痛苦。天宝九年(750)，李琎正值盛年而去世，或与此精神上的折磨有一定关系。汝阳王李琎的交际范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唐玄宗的关注。如果有人利用唐玄宗的这种疑忌心理，对这群以酒为名、时相聚会的文士说三道四，唐玄宗可能很难不为所动。联系贺知章突兀辞归，李适之罢相乃至身死，崔宗之长期蹉跎不遇，李白被迫赐金放还，或多或少与汝阳王李琎有关联。
崔宗之与李白之间有深厚的友情，从他们往还的诗歌可以看出。崔宗之的事迹，《两唐书》记载都很简略，只云其袭父爵为齐国公。唐崔祐甫《齐昭公崔府君集序》云：“公嗣子宗之……仕于开元中，为起居郎，再为尚书礼部员外郎，迁本司郎中，时文国礼。十年三月，卒于右司郎中。年位不充，海内叹息。”(16)由此看来，崔宗之在仕途上起点甚高，释褐即为起居郎(从六品)，然而直到去世，只是礼部右司郎中(从五品)。从开元前期到天宝十年(712)，崔宗之在官场不下于二十年，确实堪称仕途淹蹇。崔宗之之父崔日用、日用从父兄崔日知，开元中分别为吏部尚书和太常卿，地位甚高而个性鲜明，朝野树敌甚多。他们在开元十年(722)、十七年(729)先后辞世。崔宗之仕途不顺，在一定程度上是父辈政敌打压的结果。如崔宗之的伯父崔日知与张说政治上为同道，关系亲密，而李林甫与张说则分属对立的政治集团，张说后来罢相，就是遭到李林甫等人的弹劾(17)。崔宗之因此也可能遭到李林甫的打压。李白与崔宗之过从甚密，对他的仕途发展显然也会有不利影响。
李白居翰林期间，还与“饮中八仙”之外的一些官员交游，可能也是他被赐金放还的重要因素。
首先是李邕。李白有若干作品，对李邕给予很高的评价，但他究竟何时与李邕相识，史载不详，疑与崔宗之有一定关系。崔日用、崔日知兄弟，与李邕素相友善，志同道合(18)。可是李邕与开、天时期的两位实权宰相皆有很深的矛盾。一是张说。李邕一向轻视张说，相互交恶。开元十三年(725)，几乎被张说借故整死。二是李林甫。李邕与李林甫不协，李林甫对其恨之入骨，时欲置李邕于死地。然而，天宝初李邕一度得意，《新唐书·文艺传》云：“既入朝，人间传其眉目瑰异，至阡陌聚观，后生望风内谒，门巷填隘。中人临问，索所为文章，且进上。”(19)李白此时正在翰林院，很可能与崔宗之一起附从李邕。其实此时当朝权贵视李邕为眼中钉者，除了大权在握的李林甫外，还有张说的儿子——倍受唐玄宗喜爱的驸马张垍。学界历来就有张垍谗毁李白的说法，将其原因归结为嫉妒，显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李白依附并赞扬李邕，显然是张垍不喜李白的又一重要原因。基于更为充分的理由，李林甫自然也是厌恶李白的，他没有理由不把李白赶出京城。
其次是韩朝宗。李白与韩朝宗交往较早，他在《与韩荆州书》中云：“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极尽推崇之能事。韩朝宗究竟给了他多少帮助，不见记载。但有案可查的是，韩朝宗的确帮助过两个与李白有关的人。一是崔宗之。崔日用兄弟死后，崔宗之亲故零落，韩朝宗能在朝廷举荐崔宗之，确实不是一般的感情。二是李适之。适之早年为通州刺史时，韩朝宗为按察使，荐于朝，遂擢秦州都督。天宝初，李适之拜左相，韩朝宗为京兆尹，李白为翰林供奉，似乎不完全事出偶然。即便李白并没有得到韩朝宗的帮助，他当年对韩朝宗的吹捧，也很容易给人口实，很自然地会被划入韩朝宗所在的政治集团。而韩朝宗于天宝三年(744)因事被贬，鞫狱者即李林甫心腹王鉷(20)。此事不仅让李适之心惊肉跳，李白等人更如惊弓之鸟，离开朝廷实为势在必然。
李白本质上是一个重情尚气的诗人，他的性情、气质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客们格格不入。关于被赐金放还的原因，他在《为宋中丞自荐表》云“贱臣诈诡，遂放归山”，既敢云“贱臣”，则其必已死去倒台，盖指李林甫等若干人也。李白在翰林院时期的交游，忽略了政治上的倾轧，导致其仕途上走入绝境，故不得不接受赐金放还的现实。
三、李白被赐金放还的其他因素
综合《翰林院故事》、《翰林志》和《两唐书》，唐玄宗时期，翰林供奉主要有张说、陆坚、张九龄、徐安贞、吕向、尹愔、张均、李白、李荃、蔡有邻、韩择木、韩翃、阎伯玙、孟匡朝、陈兼、蒋镇等。翰林学士则少得多，有刘光谦、张垍、张埱、张渐、窦华、裴士淹。李白与其中绝大部分人相比，仕途上有哪些不足呢？
首先，李白的家世是他仕途发展的障碍。汉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特别重视门第的阶段，高贵的血统、世代相承的文化，对于功名的获取，意义重大。唐代虽然是一个开放的时代，但统治者对家世、血统观念却很重视。士农工商，界限分明。唐代法律明确规定，“凡官人身及同居大功已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及风疾、使酒，皆不得入仕。”“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21)“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22)有唐一朝，唐太宗可谓明君，但这些规矩很大程度上是他在位时确立的。唐曹确引述《贞观故事》云：“太宗初定官品令，文武官共六百四十三员，顾谓房玄龄曰：‘朕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23)李白出生于商人家庭，且三代以上已难考索(24)。这样的家世背景，无疑是他在政治上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前文所列的翰林供奉和翰林学士，李荃、陈兼仕履难以考定，蔡有邻为左卫率，孟匡朝为侍御史，品秩略低，其他皆为正五品以上官员，张说、张九龄甚至是宰相。他们之中，不少人入翰林时就是品秩甚高的官员，出翰林时往往得到升迁。与他们相比，李白是个另类，他入翰林前是布衣，出翰林后还是布衣。究其原因，一定程度上当为其出身所限。
其次，李白与唐玄宗之间缺乏深厚而稳定的感情基础。仕途成功的关键因素，是君主的赏识以及由此建立的相互之间深厚而稳定的感情基础。如张说，唐玄宗在东宫时，他为侍读，颇得亲近。后来有人设计害太子，张说挺身而出，不仅使太子免难，还因此让太子监国。玄宗即位后，在平定太平公主一事上，张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像张说这样与唐玄宗长期休戚与共且立下汗马功劳的翰林供奉，李白如何与之相比呢？再如陆坚，本名友悌，玄宗嘉其刚正，赐名坚。待之甚厚，图形禁中，亲制赞。君臣之间的感情，无疑非常深厚。张九龄是唐玄宗为太子时亲自策问而举高第者，亲自识拔的人材，感情自不一般。至于张垍，因玄宗与张说之亲密关系，得尚宁亲公主，尤为玄宗深宠。其他如徐安贞、尹愔等，皆受到唐玄宗长期赏识和亲遇。与他们相比，李白在这方面存在严重的不足。虽然他可能是通过玉真公主的推荐，而得到唐玄宗的召见，但玉真公主是一个修道之士，精力并不在世俗的功名富贵上，她不可能在政治上对李白给予持续不断的支持与帮助。虽然李白入宫初也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但这种赏识是随机的，没有深厚的感情基础，故特别容易受到影响和破坏。李白最终被赐金放还，与此有一定关系。
第三，李白与当朝执政官僚关系疏远，缺乏政治上的依靠和保护。唐玄宗一朝的士人，明显地形成了一些集团，互相倾轧，即所谓的朋党之争。如张说为中书令时，与张九龄同姓，叙为昭穆，亲重尤甚。张九龄感激其知遇之恩，亦依附张说。张说知集贤院事，荐九龄为学士，以备玄宗顾问。毫无疑问，张说的提携，对张九龄的仕途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以致在张说死后，唐玄宗还思念着他对张九龄的推荐。属于此集团的尚有赵冬曦、徐坚、韦述等。又如李林甫、陈希烈集团，其成员有徐安贞、刘光谦等。刘光谦之所以为翰林学士，很大程度上是李林甫的作用。再如蒋镇，其父蒋洌、叔父蒋涣，先后为尚书左丞，与杨国忠关系密切。妹即光禄卿源休弟媳，故蒋镇与兄蒋练皆与源休交契。蒋镇又与前宰相韩休之子、户部侍朗韩滉互为表里。故蒋镇在仕途上游刃有余，得为翰林供奉，官工部侍郎。又如张渐、窦华，都是杨国忠的亲信，他们能为翰林学士，很大程度上是得力于杨国忠的帮助。这一类翰林供奉和翰林学士依仗他们所在的集团，在开元、天宝时期释放了很大政治能量，个人在仕途上也有长足的发展。类似这样盘根错节的朋党关系，李白是没有的。他的交往，着眼于性情，往往忽略政治功利，又不能摧眉折腰，这必然给他仕途带来障碍。
第四，李白缺少文化机构的历练和经验，仕途基础非常薄弱。盛世多注重文化建设，初盛唐时期对前朝历史著作进行了一次大检修，《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渐次完成。类书、总集、专史等亦全面编纂，《艺文类聚》、《北堂书钞》、《文思博要》、《五经正义》、《累璧》、《瑶山玉彩》、《文馆词林》、《三教珠英》、《列女传》、《臣轨》等，篇幅动辄千余卷，确乎是前所未有的文化壮举。与其事者如房玄龄、魏征、褚遂良、许敬宗、上官仪、岑文本、李峤、员半千、魏知古、沈佺期、宋之问、张说、崔湜等，多为宰辅重臣。唐玄宗是一个重视文治的君主，在他的提倡下，殷践猷、韦述、毋煚、刘彦真、王湾等重修成《群书四部录》，张说、徐坚、萧嵩等制定了《大唐开元礼》，张说、萧嵩、张九龄、李林甫等撰成了《唐六典》，李林甫、陈希烈、徐安贞、刘光谦、齐光乂、陆善经等撰成了《御刊定礼记月令》。许多文人都参与到这一系列令人敬佩的重大工程中，并作出很大贡献，这成为他们仕途的基石。反观李白，他一直没有机会进入这种文化建设团体，自然也无法做出相应的贡献。无论唐代人多么重视文学，但在统治者及正统知识分子的评价体系中，学术其实远比文学重要。李白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家，一个典型的诗人，学术建树的缺乏，一定程度上使他失去了政治资本，这也为他被赐金放还埋下了伏笔。
第五，李白的自我期待与唐玄宗对他的定位有一定反差。中国文人事功之心极端强烈，“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实为千古知识分子的心声。李白的抱负很明确：“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以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俨然以拯溺天下者自居。但是，唐玄宗身边不乏治国能臣，他征李白入朝的原因，不外乎三点。一是博得野无遗贤的名声，二是玉真公主(或其他重要人士)的情面，三是好奇于李白的神秘。李白初入朝时，他的相貌、气质、风度、谈吐，打动了很多人，唐玄宗也对他甚有好感，因此得为翰林供奉。但是，在唐玄宗看来，李白就是一个文人，他的作用就是随侍身边，写一些歌颂升平或吟赏风月的诗歌，偶尔也草拟一些诏告，如此而已。这与李白的志向相距甚远。当然，如果李白有超强的政治才干和足够的阅历权谋，他是可以由此发迹的。但李白确实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权谋者，他是一个高度情绪化的诗人，雄心万丈却一无所长，好大喜功又拙于用事。唐玄宗很快就看透了李白，他身边不缺这样的人。当李白因种种原因为人所谗时，唐玄宗就借机毫不客气地将其逐出了朝廷。
唐代的翰林供奉和翰林学士，具有广阔的政治前景，故置身其中者多非普通士人。李白一介布衣，得入翰林，实非易事。但李白要想在仕途上取得进展，他必须克服上述诸方面于他不利的因素。然而，作为一个极端感性的诗人，李白对此显得无所适从，他被赐金放还，实为命运之必然。
唐玄宗时期，是翰林制度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时期。由于历史的原因，后人对翰林待诏、翰林供奉、翰林学士这三个概念的认识，存在一定的误区，导致不能客观地认识、评价相关历史人物。李白是翰林供奉，但在翰林供奉向翰林学士转化的阶段，二者差别不大，翰林供奉也有较高的政治地位。李白天生是一个诗人，他有政治热情，但缺乏政治素养，加上来自下层社会的种种不利因素，导致他在仕途上举步维艰。李白的遭遇，有其独特性，也有普遍性——醉心功名的下层文士，仕途历来是坎坷、崎岖的。
注释：
①关于李白居翰林的时间，赵睿才《“饮中八仙”的演化与李白为“翰林供奉”的时间问题》(《山东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提出新说，认为李白入翰林在开元十八年(730)至二十六年(738)间。此文主要以翰林待诏、翰林供奉、翰林学士名称、地位变化为立论依据，未能否定唐人李阳冰、刘全白、范传正等关于李白天宝初入翰林的记载，结论难以信从。本文持传统观点，即李白居翰林的时间在天宝元年(742)至三年(744)。
②魏颢《李翰林集序》云张垍谗逐，《两唐书》本传皆云高力士谗逐，李阳冰《草堂集序》、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皆云同列者谗逐而不云具体谗逐者。以上诸文见《李白资料汇编》(唐宋之部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③《唐会要》卷五七、《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皆明确记载，翰林院设立于开元初。
④宋程大昌根据韦执谊《翰林院故事》和李肇《翰林志》的记载，绘制了《大明宫右银台门翰林院、学士院图》，即将二者置于同一院落。见《雍录》前附图十八，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⑤参傅璇琮：《李白任翰林学士辨》，《文学评论》2000年第5期；《中国最早的两位翰林学士考——吕向、尹愔传论》，《文献》2002年第4期。毛蕾：《唐代翰林学士》，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⑥《新唐书·文艺传》云李华开元二十三年(735)登进士第，大历初卒。李白代宗初立(763)时卒，年六十余。
⑦据《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新唐书》卷二○三《文艺下》，广德二年，吏部尚书李岘领选江南，表李华为检校吏部员外郎，入其幕。是时李白去世不足二年。李华为李白作墓志，完全可能。
⑧参孙永如：《唐代的翰林待诏》，《扬州师院学报》1995年第3期。毛蕾：《唐代翰林学士》，第159-175页。
⑨《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唐纪》三三：“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刑部尚书张均及弟太常卿垍皆翰林院供奉。”
(10)《李太白文集》卷三○附录《诗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11)关于《饮中八仙歌》的写作时间，仇兆螯《杜诗详注》、萧涤非《杜甫研究》、陈贻焮《杜甫评传》认为作于天宝五年(746)。程千帆《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杜甫〈饮中八仙歌〉札记》认为，是诗不可能写于初到长安不久的年代，应当迟一些，但无法断定迟多久。笔者认为，是诗对饮中八仙持同情、欣赏、喜爱态度，则必当作于李林甫卒后，疑在天宝十一年(752)至十四年(755)间。
(12)天册元年与证圣元年为同一年，即公元695年。
(13)据《旧唐书·李宪传》，李宪卒于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六十三，故知其生于唐高宗调露元年(679)，李琎为李宪长子，当在武周圣历二年(699)前后出生，故开元十年(722)后当能与贺知章诗酒交游。又据《旧唐书·崔日用传》，日用卒于开元十年(722)，年五十，故知其生于唐高宗咸亨四年(673)。崔宗之袭父爵，当为长子，其与父执贺知章、苏晋聚饮，当在父卒后。崔祐甫《齐昭公崔府君集序》云宗之天宝十年(751)卒，年位不充，故知其年寿或不足五十，生年当与汝阳王李琎相若。
(14)郭沫若认为李白开元十八年入长安，就有“八仙之游”，然此说与唐人记载龃龉甚多，未足信(《李白与杜甫》，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
(15)唐玄宗《送贺知章归四明序》：“天宝三年(744)，太子宾客贺知章，鉴止足之分，抗归老之疏，解组辞荣，志期入道。朕以其年在迟暮，用循挂冠之事，俾遂赤松之游。”(见《全唐诗》第三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16)见《全唐文》卷四○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17)《旧唐书》卷一八五下《崔隐甫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18)《新唐书》卷二○二《文艺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谯王重福谋反，邕与洛州司马崔日知捕支党，迁户部员外郎。岑羲、崔湜恶日用，而邕与之交。”
(19)《新唐书》未云李邕入京时间。傅璇琮等《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年)引《宝刻丛编》之《唐灵岩寺碑》及高适《奉和李泰和鹘赋》之序，知李邕天宝元年(742)尚在滑州刺史任，疑其入京当在是年秋、冬或天宝二年(743)，随后出为汲郡太守。
(20)综《旧唐书》卷一○五《
传》、《新唐书》卷一一八《韩朝宗传》，初韩朝宗为京兆尹，于终南山下买山居以避世乱。天宝三载(744)事泄，玄宗怒，敕王推之。朝宗遂自高平太守贬为吴兴别驾，卒。
(21)《旧唐书》卷四三《职官二》。
(22)《旧唐书》卷四八《食货上》。
(23)《旧唐书》卷一七七《曹确传》。
(24)李阳冰《草堂集序》云李白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中叶非罪，谪居条支，七世为庶。世系既不明，祖考又无悉，当为李白及阳冰附会凉武昭王暠，以自抬身价也。即便如此，“七世为庶”，亦不复世家矣。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认为李白出生于商人家庭，较合情理。
标签：李白论文; 贺知章论文; 李林甫论文; 唐朝论文; 历史论文; 开元盛世论文; 李适论文; 翰林院论文; 唐玄宗论文; 安史之乱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宋朝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