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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18(2001)-01-0093-07
丹纳(1828-1893)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文艺理论家和文艺批评家。“他代表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欧洲和美国盛级一时的那些有关文学研究的性质与目的的主张。时至今日，这些主张仍然影响着英国的学术界”。[1](4)对丹纳的研究，已经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研究成果怎样？有什么缺憾？这是本文试图要研究的问题。
一、丹纳研究的历史回顾
丹纳的代表作是《艺术哲学》。对他的研究，也主要是研究他的《艺术哲学》。他的著名理论“种族、环境、时代”三原则即出自该书。西方的丹纳研究者，涉及其著作最多的是普列汉诺夫，除《艺术哲学》外，还有《意大利游记》和《英国文学史》。[2]前面提到的《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涉及了《英国文学史》（这里顺便指出，《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的中文翻译者陈昭全误译为《美国文学史》）。而在我国，丹纳的著作被译成中文的只有《艺术哲学》，且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由沈起予翻译，1949年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刊行，北京图书馆有藏。第二个版本，就是现在通行的傅雷先生的译本。这是丹纳研究状况的一部分，即研究丹纳著作的范围。
丹纳研究的成果在国外有代表性的是下列三家。其一为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他对丹纳作了如下评价：“泰纳（即丹纳——笔者，下同）坚决地抱持着这个信念：‘人们境况的任何变化，都会引起他们心理的变化。’……任何一定社会的文学和艺术恰巧是由它的心理说明，因为‘人类精神的产物，正如活的自然的产物一样，只能由它们的环境来说明’。因此，要了解某一国家的艺术和文学的历史，就必须研究它的居民的境况中所曾发生的各种变化的历史。这是不容置疑的真理。只要读一读《艺术哲学》、《英国文学史》、《意大利游记》，就会发现许多最鲜明和最有才华的例证。”[2](48)从中不难发现，作者对丹纳的评价用的是最肯定的语气——“这是不容置疑的真理”；使用的比较级是最高级——“最鲜明的最有才华的例证”。
其二为英国的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被认为是西方具有权威性的著作。他们认为：“文学作为某一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只能发生在某一社会的环境中。泰纳著名的种族、环境、时限三文学因素学说只是引导人们对环境作专门的研究。种族是一个未知的固定因子，泰纳对它没有作严谨、详细的剖析。它往往被简单设想为‘国民性’，或英法两国所称的‘精神’。时限则可以化入环境的观念之中。所谓某一不同时代，其意思不过是指某一不同背景。然而，只有我们试图去突破环境这一术语时，才出现对文学作品分析的实际问题。”[3](106)把丹纳的学说归入社会历史的文艺批评派，其根据大概就是韦勒克的上述的评价吧。
其三是安纳·杰弗森、戴维·罗比对丹纳的评价。他们除了本文开头所引那一段关于丹纳在欧美的地位及影响的评述外，还认为：“纯粹的实证主义考证式研究几乎完全局限在作品的事实性原因或起源上；作家的生平，有案可查的作家意图，他的直接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以及他的素材。用一种通用的区别术语来说，就是对文本进行外部的而不是内部的研究。对文本本身，它除了有哲学的和历史的兴趣外没有任何其它的兴趣。就是说，它利用语言史来解释文本中单个词语的意义，利用其它的历史来解释文本的各种指代和典故。但是它却回避考虑文学的价值和文学的特性这类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无法用事实和历史来解释的。”[1](4)因此，丹纳的文艺理论又被冠以实证主义考证学派。
如果我们认真地研究了丹纳的《艺术哲学》，就不难发现：普列汉诺夫对丹纳学说的成就的评价是中肯的；安纳·杰弗森、戴维·罗比对丹纳学说的地位及其影响的评价，也非溢美之词。但是，无论是韦勒克、沃伦们的“泰纳著名的种族、环境、时限三文学因素学说只是引导人们对环境作专门的研究”，还是杰弗森、罗比们的“它（笔者按：指丹纳的学说）却回避考虑文学的价值和文学的特性这类问题”，是有失公允的。
二、艺术作品价值等级原则的厘定
事实上，丹纳在运用其“种族、环境、时代”三原则研究欧洲文学时，不仅没有“回避考虑文学的价值和特性这类问题”，而且在其《艺术哲学》中专门用一编的篇幅（全书共五编）研究了文学艺术的价值问题，——既研究了环境问题，又阐发了艺术问题，并提出了衡量艺术作品价值的标准——艺术作品表现事物特征的重要程度，有益程度，效果集中的程度。这里不妨仿照“种族、环境、时代”三原则的概括法，把它称作衡量艺术作品价值三原则。笔者认为，这些产生于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高潮迭起背景下的原则，即使在今天，对我们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仍有很高的借鉴价值。这就是推动我们研究丹纳的动因吧。
要评定文艺作品价值的等级，首要的问题就是厘定标准，确定尺度。谁都知道，这是一项需要深厚的艺术涵养的艰巨工作。丹纳没有回避这项工作，而且得到了光辉的表现。他在厘定文艺作品价值尺度时，是放在艺术家表达其艺术理想的基础上的。丹纳的“理想”概念，有特定的涵义：“艺术家对基本特征先构成一个观念，然后按照观念改变实物。经过这样改变的事物就‘与艺术家的观念相符’，就是说成为‘理想的’了。”[4](337)真正的天才的标识，他们独一无二的光荣，世代相传的义务，就在于脱出惯例与传统的窠臼，另辟蹊径。到这时，我们仿佛听到这位逻辑家兼诗人，用他那富有热情、充满形象的话语宣布：“好了，基础已经夯实，现在该打造衡量的尺度了。”
艺术品的目的是使一个显著的特征属于支配一切的地位。因此一件作品越接近这个目的越完善；换句话说，作品把我们提出的条件完成的越正确越完全，它的地位就越高。“我们用两个观点分析显著的特征：一个是特征是否重要，就是说是否更稳定更基本；一个是看特征是否有益，就是说对于具备这特征的个人或集团，是否有助于他们的生存和发展，这两个观点可以衡量特征的价值，也可以定出两个尺度衡量艺术品的价值”。[4](311)这是衡量艺术作品内容的两把尺子——特征重要的程度与特征有益的程度。
第三把尺子——效果集中的程度，是衡量艺术手段的。“我们发现艺术家运用作品所有的原素，把原素所有效果集中的时候，特征的形象才格外显著。这样建立起第三个尺度；而我们看到，作品所感染所表现的特征越属于普遍的，支配一切的地位，作品越美。所谓杰作是最大的力量发挥最充分的作品。”[4](312)
丹纳不仅创立了衡量文学作品价值标准，且自成体系，并把它运用到了对具体作品的评价中——笔者把它称作验证性示范。
第一把尺子的示范——特征重要与否的衡量。什么是显著的特征？在两个特征中如何知道一个比另外一个重要？丹纳提出问题以后，先宣布自己作向导，引导人们到生物学中作了一次旅行。当旅行结束时，人们欣然接受了丹纳的结论：生物有两个部分，原素与配合，原素在先，配合在后。可以推翻配合的方式而不改善原素，但不能变更原素而不推翻配合的方式。所以应当分出两种特征：一种是深刻的，内在的，先天的，基本的，就是属于原素或材料的特征；另外一种是浮表的，外部的，派生的，交叉在别的特征上面的，就是配合或安排的特征。但是，这与估定艺术品价值的等级有何联系呢？人们在暗自思忖。丹纳已经从一些人的神色中猜出了他们的疑问（这是大学毕业以后就当了中学教师，但不久即以政见与当局不合而辞职，现在应邀给巴黎美术学术学校讲授《艺术哲学》的丹纳所熟悉的表情语言），于是话锋机智地一转：“自然科学交给精神科学的结论，就是特征的重要程度取决于特征力量的大小；力量的大小取决于抵抗袭击的程度的强弱；因此，特征不变性的大小，决定特征等级的高低；而越是构成生物的深刻的部分，属于生物的原素而非属于配合的特征，不变性越大。”[4](350)丹纳巧妙地借用自然科学的这个法则来确定艺术表现人的精神生活特征的等级——重要程度，为此，他把人的精神生活特征按其稳固与否分为四层。
最不稳固的一层是浮在人的表面上的只持续三四年的一些生活习惯和思想感情，即流行的风气。不消几年，时行的名称如“俏妞儿”、“花花公子”、“小白脸”、“小浪荡”等，有如今天的“帅哥”、“猛男”、“靓妹”之类，便一扫而空，全部换新；时装的变化正好衡量这种精神状态的变化。在一切特征中这是最浮浅最不稳固的。
略为坚固的一层。这一层是整整一代人的思想感情，它可以持续20年到50年，要等一代人过去以后才可以消灭。
第三层，非常广阔非常深厚的一层。这一层可以持续一个历史时期，如欧洲的中世纪，文艺复兴，古典时代。
第四层，也是最坚固最深厚的一层，就是民族的精神或民族的传统。不同的民族表现出某些不同的哲学倾向和社会倾向，某些对道德的看法，对自然的了解，表达思想感情的某种方法，民族传统是最稳定的特征，而“最稳定的特征，在历史上和生物学上一样，是最基本，最普遍，与本体关系最密切的特征”。[4](356)
水到渠成，丹纳的示范指向了文学：“文学价值的每一级都相当于精神生活的等级。别的方面都相等的话，一部书的精彩的程度取决于它所表现的特征的重要程度，就是说取决于那个特征的稳固的程度与接近本质的程度。”[4](358)
尺子对准了表现时髦特征的时行作品：当时也可能轰动一时，但是仅仅过去几年，再回过头去看，就会使你感到不忍卒读，连打哈欠；当年很时髦的歌曲，现在只觉得可笑、虚假、乏味。人们甚至觉得奇怪，当年自己怎么会欣赏这类无聊东西。表现浮浅特征的作品，连同浮浅特征一同淘汰。
尺子移到了表现略为经久特征的作品上。衡量了将近一打作品，作者“生前红极一时，死后默默无闻”。[4](359注②)这里包括法国的夏朵勃里昂在浪漫主义初期所写的3部作品：《那契士》、《阿庞赛拉日族的最后一人》和《阿塔拉》。“从我们的地位上远远地回顾，当时人看不见的浮夸和做作，我们不难一望而知”。[4](359)它们风行的时间也正是作品所表现的精神特征存在的时间。
衡量的尺子又移到特征经久深刻的作品上，这些作品“用生动的形象表现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性格，或者一个民族的原始的本能与才具，或者普通的人性中的某个片断和一些单独的心理作用，那是人事演变的最后原因”。[4](362)我们不妨看一看对《鲁滨逊漂流记》权衡的结果：“鲁滨逊是个十足地道的英国人，浑身的民族本能至今可以在英国水手和垦荒者身上看见，下起决心来又猛烈又倔强，纯粹是清教徒的感情，老在暗中酝酿的幻想和信仰就是引起改宗和期求灵魂得救的那一种，性格坚强，固执，有耐性，不怕劳苦，天生爱工作。”[4](363)
最后，丹纳对他的第一个示范作了这样的总结：“我们所作的第一个考察，使我们看到特征所受的第一个考验，结果是特征等级的高低取决于特征存在的久暂，取决于受到同样的破坏因素袭击的时候，特征保持完整的程度如何，抵抗的时间长短如何。”[4](374)
接着又开始了对特征有益原则的验证。什么是特征有益的程度？擅长对艺术作哲学思考的丹纳娓娓道来：“各种特征在等级上所占的位置，取决于对我们有益或有害的程度，取决于特征为了保持我们的生命所给予助力的大小，或者为了毁灭我们的生命而给予阻力的大小。”[4](375)如果从道德这个角度去观察不同人的不同性格，我们就会发现，或者是有益的，或者是有害的，或者是益害混杂的。个人随他们的社会发达，增长，失败，倾覆，消灭。考察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失败总是由于总的结构有缺陷，某个倾向发展过度，地位与能力比例不相称；他们的成功总是由于内在的平衡非常稳固，欲望有节制，或者某种力量很强。在人生险恶的波涛中，性格是秤砣或浮标，有时使人沉到水底，有时把人托出水面。因此，“文学价值的等级每一级都相当于这个道德（即性格——笔者按）价值的等级。别的方面相等的话，表现有益的特征的作品必然高于表现有害特征的作品。倘使两部作品以同等的写作手腕介绍两种同样规模的自然力量，表现一个英雄的一部就比表现一个懦夫的一部价值更高”。[4](379)从最低等级到最高等级，依次拾级而上。
最低等级是生活中性格狭窄、愚蠢、自私、懦弱、庸俗的人物。许多作品都描写这类人物，它们的价值是否都是最低一级的呢？丹纳告诉人们：不能一概而论，要有区分。区分的原则，取决于作家对这些人物所持的态度，是让这些人物在作品中作为陪衬呢，还是让他们占着主要的位置，是肯定还是否定。
伟大的艺术家是将此类性格的人物作为配角和陪衬的，以烘托主要人物，如《堂·吉诃德》中的桑邱·潘扎，《欧也妮·葛朗台》中的老葛朗台，《包法利夫人》中的包法利夫人等。此外，还有那些著名的喜剧作家，如莫里哀，活灵活现地表现了性格属于最低等级的那类人物，叫他一次又一次地倒霉，暴露和揶揄他们身上的主要缺点，让读者或观众看到愚蠢和自私受到打击，如同看到好心与精力发挥作用一样痛快：恶的失败等于善的胜利。显然，这样的作品，其等级理所当然地应该放在更高级的位置上。
如果这种人物在作品中数量很多而且占着主要的地位，读者就会感到恶心，如英国复辟时期的喜剧作家斯忒恩·斯威夫特，还有此后的亨利·莫尼埃。“看到虫蛆总是不愉快的，哪怕在掐死他们的时候；我们要求看到发育更健全，性格更高尚的人物”。[4](379)
往上是这样一个等级：作品以一批性格坚强而不健全，精神不平衡的人物为描写对象。“他们都表现人与自己的冲突，与社会的冲突，表现某种情欲或某种观念占了统治地位”。[4](380)这一类人物在两个最洞达人情的作家——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笔下发展得最有力量，最完全，最显著。莎士比亚创造了哈姆雷特、李尔王、麦克白、奥赛罗、安东尼、泰门等形象，他们具有想入非非的幻觉，近于疯狂的敏感，血与肉的压力，不可遏制的愤怒与爱情。另外还有一群变态的凶猛的人，从血管里挤出“人性中最后一滴乳汁”，像狮子一般冲入人群，如伊阿古、查理三世、麦克白夫人。巴尔扎克创造了高勃萨克等，他们不是偏执狂，便是吃人的野兽，凡是古老文化所有的残废、痼疾、斑点，在他们身上无不具备。“这些是最深刻的文学作品，把人性的重要特征，原始的力量，深藏的底蕴，表现得比别的作品更透彻。我们读了为之惊心动魄，好比参透了事物的秘密，窥见了控制心灵、社会与历史的规律。然而留在心中的印象很不舒服；苦难与罪恶看得太多了；情欲过分发展与过分冲突之下，生成太多的祸害”。[4](382)
再往上一个台阶，站着的是理想的英雄，他们中有莎士比亚塑造的纯洁、慈爱、贤德、体贴的女性形象；狄更斯笔下的阿格内和埃斯特；巴尔扎克创造的玛格丽德·格拉埃斯、欧也妮·葛朗台、乡下医生；高乃依创造的理性很强的英雄包里欧格德·熙德；乔治桑笔下的天性慷慨豪侠的人物；歌德创造的想重登理想天国的人物。
下面是衡量文学作品的第三个尺度——效果集中的程度。如果说特征重要的程度与特征有益的程度，指的是作家选择题材的眼光，那么，效果集中的程度，则是对题材的艺术加工。即使题材是重要的而且是有益的，倘若艺术加工的本领不够，这些特征也不可能完全放出光彩——明珠投暗了；相反，如果艺术加工能力老到，即便是特征重要的程度、有益的程度差一点，也可以通过高超的效果集中，创作出光彩耀眼的艺术品——点铁成金。正因为如此，丹纳认为集中的程度决定作品的价值：“特征不但要具备最大的价值，还得在艺术作品中尽可能的支配一切。唯有这样，特征才能完全放出光彩，轮廓完全凸出，也唯有这样，特征在艺术作品中才比在实物中更显著。”[4](394)怎样才能做到效果集中呢？答案是：让文学的各种原素都充分发挥作用，方向一致，并且通力合作。丹纳所讲的文学的原素，有3个：人物性格、故事情节、风格。
性格的集中。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受遗传影响所形成的特性在他身上有特殊的分量和比例，使他不同于别人，也不同于他们的父母，这就是人的背景。后天的教育、榜样、学习，以及一切事故和行动，不是与这个背景对抗，便是加以补充。但在现实世界中往往缺少集中的工作。“在大艺术家的作品中却永远不会缺少；因此他们描写的性格虽则组成的原素与真实的性格相同，但比真实的性格更为有力量。他们很早而且细到的培养他们的人物；等到那个人物在我们面前出现，我们只觉得他非如此不可。他有一个广大的骨架支持；有一种深刻的逻辑做他们结构”。[4](395)作者认为，这种构造人物的天赋，以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最高。且看莎士比亚：“仔细研究他的每一个角色，你随时会发觉在一个字眼，一个手势，一个思想的触机，一个破绽，说话的一种方式之间，自有一种呼应，一种征兆，泄露人物的全部内心，全部的过去与未来（作者自注：例如奥赛罗在最后一刹那回想到他的旅行与他的童年，那是自杀时常有的现象）。这是人物的底情。”[4](395)这个“底情”组织、培养、刺激主要的情欲，使人物紧张、活跃，鼓动高利奥朗、麦克白、哈姆雷特、奥赛罗按照各自的性格去言去行。而巴尔扎克呢，“他的才能始终在于把构成人物的大量原素与大量的精神影响集中在一个河床之内，一个斜坡之上，仿佛汇合大量的水扩大成一条河流，使它往外奔泻”。[4](396)
文学作品的第二组原素是遭遇与事故。人物的性格决定之后，性格所受的磨擦必须表现这个性格。“某个伟大而坚强的性格，由于没有机会或者没有刺激的因素，往往默默无闻，无所表现。——倘若克伦威尔不遇到英国革命，很可能在家庭里和地方上继续过他40岁以前的生活，做一个经营农庄的地主，市内的法官，严厉的清教徒，照管他的牲口，饲料，孩子，关切自己的信仰”。[4](396)因此，艺术家必须有足够的艺术手段使人物的遭遇与性格配合。同一个人物受到各种不同遭遇的考验，考验可以安排得越来越严重，最后形成高潮。那些成功的文学家，既可以把效果集中的手段运用在整个作品中，又可以运用在情节的每个片断中，总的性格与前前后后的遭遇汇合之下，表现出性格的真相和结局，最后把人物推到大功告成或者下堕深渊的路上。
最后一个原素是风格（专指语言风格）。作者认为，风格是包裹人物和情节的外衣，一部文学作品，不过是由一连串的句子组成的，不是作者说的，便是作者叫他的人物说的。“总之一句句子是许多力量汇合起来的一个总体，诉之于读者的逻辑的本能，音乐的感受，原有的记忆，幻想的活动；句子从神经，感官，习惯各方面激动整个的人。——所以风格必须与别的部分配合，这是最后一种集中；大作家在这方面的技巧层出不穷，随机应变的手段非常巧妙，创新的能力用之不竭；他们对于每一种节奏，每一种句法，每一个字眼，每一个声音，每一种字的连接，声音的连接，句子的连接，都是清清楚楚感觉到它的效果，有意识的运用的”。[4](398)一切风格都表示一种心境，或是松弛或是紧张，或是激动或是冷淡，或是心神明朗或是骚乱惶惑，而性格与情节的作用或者加强或者减弱，就是看风格的作用和它们一致或相反而定。作者举例说，拉辛的语言清楚明白，中庸有度，精纯，连贯，完全适合当时法国宫廷中的谈话，却无法表现英国莎士比亚戏剧中粗犷的情欲，幻想的激动，不可抑制的内心的风暴。而莎士比亚忽而通俗，忽而抒情，大胆、过头的语言，如果放在法国悲剧文质彬彬的人物嘴里就不成传统。
以上所论是人物性格、故事情节、语言风格如何集中的原则。别的方面相等的话，作品精彩的程度取决于效果集中的程度。它在文学史上表现为三种面貌：
一切文学的开始阶段都有一个草创时期，如法国的中世纪，诸侯的高傲独立的性格，藩属对封建主的忠诚，尚武与英勇的风俗，肉体的健壮与心地的单纯，给当时的文学提供的特征不亚于荷马时代的特征。文学家们并不缺少灵感，往往还是真诚的强烈的灵感，如从《洛朗之歌》中看到的那样。但只会干巴巴的、赤裸裸的叙述，没有荷马与古希腊的壮阔与灿烂的形象，原因在于作者感觉到那些特征的美而没有能力表达——不会分配一个题材的各部分，不会运用文学的手段。
文学开花的时节是在文学时期的中段，这时，人物、情节、风格三原素保持平衡，效果集中，非常和谐，如前述莎士比亚等作家的作品。
一切文学时期终了一定有一个衰微的时期。“这时使文学低落的乃是思想感情的薄弱。以前培养和支配大作品的伟大观念淡薄了，消失了；作家只凭回忆和传统才保存那个观念，可是不再贯彻到底，而引进另外一种精神使观念变质；他加入性质不相称的东西，以为是改进”。[4](401)例如伏尔泰，他接受了拉辛的全部规矩礼法，全部技巧，全班人物作为自己写作的准则。但他又向英国戏剧借用激动的情节，企图在作品上涂一层历史的油彩，加入哲学的与人道主义的思想，在字里行间攻击国王与教士。作品的各种原素不再向同一个效果集中。“古代的衣饰妨碍现代的情感，现代的情感戳破古代的衣饰。人物介乎两个角色之间，没有确定的性格”。[4](402)
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标准已经全部确定。但是，衡量文艺作品价值的优劣，并不像丈量长度那么简单，需要经历一个历史的判断过程。这个过程是：“先是与艺术家同时的人联合起来予以评价，这个意见就很有分量，因为有多少不同的气质，不同的思想感情共同参与；每个人在趣味方面的缺陷由别人的不同趣味加以补足；许多成见在互相冲突之下获得平衡；这种连续而相互的补充逐渐使最后的意见更接近事实。然后，开始另一个时代，带来新的思想感情；以后再来一个时代；每个时代都把悬案重新审查；每个时代都根据自己的观点审查；倘若有所修正，便是彻底的纠正，倘若加以证实，便是有力的证实。等到作品经过一个又一个的法庭而得到同样的评语，等到散处在几百年中的裁判都下了同样的判决，那么这个判决大概是可靠的了；因为不高明的作品不可能使许多大相悬殊的意见归于一致。”[4](344)
综上所述，丹纳在其“种族、时代、环境”的理论框架内建构的文艺批评三原则，及其对这些原则进行的实地考验，不仅使我们切身领略了一位伟大的艺术史家和文艺批评家的风采，而且使我们得到许多启示——滋养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
收稿日期：2000-0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