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回顾、反思与展望——“新中国文学理论五十年”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世纪之交论文,新中国论文,五十年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00)01-0121-04
新中国已走过了不平凡的50年，新中国文学理论也同样走过了不平凡的50年。50年来文学理论的发展始终是与祖国的命运、与人民的命运、与社会主义的命运紧密相联。新中国经历的每一个历史阶段，每一次重大转折，都折射到文学理论上面，都留下了文学理论工作者的思考。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随着祖国的迅速发展，也实现了历史性转折，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取得了许多新成果。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和学术背景下，由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和安徽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的“新中国文学理论五十年”学术研讨会于1999年10月28日至31日在安徽大学隆重召开。来自全国20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50多位专家学者，对50年文学理论历程进行了深入的回顾，对当前的文艺学现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对文艺学的未来走向作出建设性的预测和构想。会议主题鲜明，对话坦诚，交流广泛，充分体现了我国大艺理论事业的繁荣和勃勃生机。
一、新中国50年文学理论发展的回顾
首先，与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全面深入地回顾了新中国50年文学理论发展的沧桑历程。
童庆炳（北京师范大学）认为，50年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概括为“政治化—一审美化——学科化”三个历史阶段。对政治化的文艺学，我们应当实事求是、辩证分析，既要认识到它的片面性和绝对化倾向，也要认识到它的历史必然性、合理性与理论开创性一面。的确，新中国成立之后，政治化几乎窒息了文艺学的发展，导致了文论话语的单一化、霸权化、专业化，以及文艺批评的运动式操作。但与此同时，政治化文艺学也在历史上留下了积极的诗学成果，如“双百”方针、“诗要用形象思维”，至今仍是文艺学可以接着讲的话题。新时期以来，文艺的审美的独立品格得到确认，文艺学也步入审美化阶段。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是文论学科化时期。文艺学专业化、边缘化，由寄生于政治和创作转向自身也生产意义与价值，成为独立学科。我们应特别珍惜自己的边缘身份和独立地位。
杜书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则把50年文论史放到百年文艺学学术史中去考察，提出“蜕变—定型—突破”三分期说。上个世纪之交的梁启超、王国维文论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古典文论向现代形态的蜕变，这是五年文论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从马克思主义文论产生到文革结束前是现代文论定型阶段，这是现代文论史上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代。他十分赞同童先生的分析，认为对历史我们不能妄加假设，而应客观分析其历史根源、发展趋向以及在现代文论史上的意义。突破阶段是从76年开始，新的“酉学东渐”打破了僵死的文论旧格局，新方法、新观念不断涌入，文艺的主体性、价值论、本体论等问题得到重视。随着市场经济意识的出现，又出现了文艺学“边缘化”和对自身独立性地位和品格寻求等问题。杜先生在回顾百年文论史的发展特点及原因后，得出结论：不封闭和多元化是最利于文艺学发展的条件和氛围。
其次，在对新中国50年文学理论回顾的整体框架中，不少学者把目光聚焦到50年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上，他们从学理上梳理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功过是非，为文艺学的未来建设扫清理论障碍。
王元骧（浙江大学）将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概括为三大流派，即审美反映论、艺术生产论和艺术活动论。他指出审美反映论的优点是注意了艺术反映与科学反映的区别，缺点是没有将作家、作品、读者连成一个系统，忽视了外部研究；艺术生产论的优点是开辟了从政治经济视角对艺术生产的研究，缺点是对艺术生产的特殊性研究不足；艺术活动论的特点是注意了艺术活动过程。王先生进而认为，三种不同的文艺观应当互补，在方法论上要把本体论、认识论与活动论结合起来。江西师范大学赖大仁的观点略有不同，他提出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有反映论、实践论、人学文艺学三个分期。他认为这三个分期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不同层面的开掘，彼此并不矛盾，后一阶段是前一阶段的深化与超越，三者应当相互补充、共生共荣。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当然有着社会的外部原因，但理论认识上的原因也不可忽略。当政治干扰理论思考的时代过去之后，理论上的反思对重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意义便上升到首位。安徽大学顾祖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的细读和中外文论史的宏观考察，揭示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历史”范畴的二重品格：一是狭义的历史本质观，为写实型文学和现实主义者所遵从，如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价；一是广义的历史本质观，这是对文学本质最终的、最高的一元式概括，如恩格斯对歌德作品的评价。他指出正是由于长期以来，我们的认识局限于狭义的历史本质观和把现实主义绝对化，导致了现实主义一花独放，使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遭受磨难。今天这种误解仍然存在，所以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的“历史”范畴的理解就有了重要的实践意义。
武汉大学曾庆元接着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发展过程中的两种认识偏差。其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文艺问题的论述当作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其二是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对象定位为“革命文学”。这种以偏概全的认识方法都没能把握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本质内涵。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应当界定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元方法，用以观察人类一切文艺活动，了解并发现文艺活动规律，科学解释文艺现象，并能正确指导文艺实践的科学理论体系。湖北师院张开众对此深有感触，认为政治论诗学形成的内在原因很多，不仅在于以文学的政治维度和功能以偏概全，而且在于对政治、文学的政治性、作家与政治的关系作了过分简单狭隘、机械惯化的理解。但我们不能因为极端的政治论诗学的巨大负面效应就彻底否定政治论诗学，我们可以通过对政治概念的重新界定来拓展其可能利用的空间。
二、文艺科学化的探讨
关于文艺学科学化建设问题是本次研讨会的第二个重要议题。
许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说，20年来，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充满了浪费、无用功、重复生产和无意义。80年代，当我们以渴望的心态领受西方“新批评”、“新写实”、“新状态”，自以为步入文艺学建设的正途，其实从世界范围的学科史的角度而言，这只能是一种重复而绝对说不上是一种发现和创造。重先生所描述的文艺学学科化走向，在实践上为今天文艺学科学化奠定了可能性基础。其一，文艺学拥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即文学研究状态。其二，它拥有一整套完整的学科范畴、独立的思维模式与学科范式。其三，西方近半个世纪的文艺理论，从历史发展上看，有一条相当明晰的发展和递进的线索，积累了学科科学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其四，我们中国人拥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叙事模式、人生体验、接受心理、艺术功能，因而这些独特的研究整体上构成了我们自己能够言说的理论，构成了我们与西方对话的基础。基于以上理由，许明认为，只要狠下决心改革当前的学术体制，建立科学的学科评价系统，营造良好的学术气氛，文艺学科学化并非遥不可及。
江西师范大学陶水平认为，科学的文艺学必须在当下社会文化现代性的三维结构中获得合法性、科学性与现代性，即“科学一伦理一艺术”的三维结构。在这里，艺术、审美的第三维度可以协调前两个维度之间的关系，质言之，就是在神性与世俗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专业化与整体化之间既充满矛盾、张力又存在对话与融合的良性互动中，获得艺术与审美的合法性地位与超越性立场。
深圳大学文学院郁龙余的设想别开生面。他认为，无论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的争论，都囿于一个封闭的体系中，难免存在失语现象，因而理论上应有一个超脱的观察点，需要“第三只眼”来观察、分析怎样接着西方讲的问题，这“第三只眼’便是印度文论。原因在于：其一，印度文论是世界文论三元格局之一；其二，印度已有一个相当成功的文化现代化的历程，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接着历史讲；其三，佛教美学方兴未艾，其美学思想与中国文论相互印证、相得益彰。
安徽大学中文系吴文蔽则从西方叙事学的中国化、建立中国现代叙事学入手，寻找现代小说理论建构的突破口，以求解决怎样接着讲的问题。她认为，科学的叙事学应能对人类叙事规律进行宏观概括，因而其理论视野就不能囿于一隅，应在分析中西叙事理论的基础上，弥合鸿沟，在否定中进入新一个层次的融合，建构科学的、开放的中国当代叙事学研究。循此思路，她主张在理论体系上，兼收并蓄，中西互补，拓展现代叙事学对各种不同类型叙事作品的广泛适应性，并在基本命题和概念上，重建我们自己新的范畴和话语体系。超越中西而形成新的理论自我。
文学理论的“主体性”也是大会争论的一个亮点。童庆炳认为，文学理论的学科化是以确立主体性为前提的。文艺理论不是文艺的附庸，文艺也不是文艺理论的唯一文本。更为重要的是，文艺学一旦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地位，它自身就可以生产意义与价值，获得自己的独立性地位与超越性立场。云南大学张胜冰则强调了文学批评的主体性问题。他认为，文学批评要走向科学化，不能倚仗方法的引进，而问题在于实践上应确立批评的主体性地位。长期以来批评总是低人一等，只是充当别人的传声简，而丝毫没有自己的声音。关于这一点，西方后期解释学派的许多东西值得我们思索，批评不是寻找作家的声音.而是一个独立的意义创造与价值生成的过程。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陈雪虎认为，批评不能停留在实证或印象式批评，而应适当走向理论化，这当是批评主体性确立的必经之途。
辽宁大学高楠认为，张胜冰所呼唤的主体性其实正一步步走向现实，它表现为批评正走向解释。他认为，50年来，我们的文学批评基本上是政治的批评，政治标准作为第一标准被普遍坚持。进入80年代以来，随着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政治规定被政治地解除，文学批评失去了坚持几十年的第一标准，而进入后政治批评阶段，这是一种标准多元、混杂乃至缺失的阶段，文学批评正陷入一种失根又寻根的境况之中。安徽大学吴家荣认为，50年来文学批评的失误的另一重要原因就是缺乏科学的批评标准，他主张以审美感染力作为文学批评标准，这样才能科学地揭示作品的审美价值，才能有力回应下个世纪文艺发展对新的批评标准的吁求。
“如何接着讲”也成为自由发言阶段争论的另一个理论焦点。“能否接着讲”，“接着谁讲”，“怎样接着讲”，这一系列关涉文艺学建设的引进和继承的问题成为专家们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杭州大学徐亮指出，我们今天谈感性、理性、时空观念以及共通感范畴，就要接着康德去讲，才能有理有据，才会有学理的进展，否则只能是“言而无据，行之不远”。安徽大学吕美生认为，接着讲必须有一种对话式的对着讲的精神，才能形成有效的知识积累，否则只能是一种无效重复。赖大仁则认为，接着讲必须有一定的核心话题存在，它大致以两种方式存在：（一）承接式话题，（二）否定式话题，只有这样，我们的接着讲才能引起学术共鸣，而不是自说自话。童庆炳认为，只要我们在接着讲的过程中有所延伸、有所发展，就是创新，就是知识增长。
三、文艺学未来的展望
如何迎接新世纪，创构科学的文艺学是大会的第三个主要议题。
陆贵山（中国人民大学）认为，20世纪是一个分析的世纪，其合理性就在于为走向综合的21世纪作了资料的储备和人才的准备，这些都使文艺学走向综合势在必行且切实可行。第一，我们已拥有丰富的理论资源：文艺心理学、文艺美学、文艺人类学、文学语言学、文艺社会学、形式论文艺学、结构主义文论……我们要在多元中深究各种资源的哲理性与合理性，研究所有资源内部的学理，并深入挖掘与确立它们之间的联系；组构文艺学的整体框架。第二，主体性思维本身是两重性的，既有分析性思维，又有综合性思维。综合性思维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不要把某一个角度所看到的局部认识去规范整体，否则就走向谬误。理论要走向综合，学者必须持一种宽容的心态，要有一种亦此亦彼的辩证思维。第三，我们拥有较为合理的学术梯队。老一代的学者积毕生学识，可以从学理上提供学术方向、学术思路乃至理论框架，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人学、史学和美学来综合、组构文艺学。青年才俊只要不摒弃马列主义思想，视野开阔、学贯中西、独立思考，必然能完成文艺学走向综合的重任。
山东师范大学李衍柱认为，20世纪的文论崭露多元格局，但学界没有处理好“一”与“多”的关系，因而只能是“众声喧哗”、“自说自话”。面向21世纪，首先就要从分析走向综合中处理好“一”与“多”的关系，特别是古今、中外的关系。在这方面，朱光潜、宗白华、钱钟书三位大师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朱光潜提出“移花接木”论，“移西方美学之花接中国儒家之木”，出色地运用西方现代美学的观点与方法，重新阐释了古典诗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诗学体系。宗白华则以“东西今古”、“融合贯通”论著称学界，他从古代艺术实际出发，批判地吸取中西诗学精神，以意境为中心范畴，构建具有中国美学特质的诗学体系。钱钟书先生提倡“打通”论，他主张古今、中外、各门艺术、文史哲都打通，在阐释的循环中走向融汇共通。三人的方式与路径虽有不同，但他们所提出的卓越的理论主张和他们在“古今会通、中西融合”的理论实践上的不同方式与路径，都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另外，与会学者深刻认识到，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文艺学不能只关注文本文学的经典形象创造规律，而应扩展视界，深入到日常生活，从而走向更深广意义上的综合。阜阳师范学院黄裳裳认为，标语、广告用语并非是与文学无关的现象，作为日常生活的表意符号，它显示出现象与文学叙事有着一种深层的关联。一旦确立了这样的选择，文学即会从围绕中心意识形态话语叙述的集体文本中挣脱出来，而面向日常生活世界。浙江大学徐亮称这种现象文学的泛化。他认为，文学泛化是由多重原因造的，如全球化推动，元语言暴露，作者神话的破灭及现代传媒的冲击等。与此同时，文艺学建设也到冲击。它面临着许多崭新的课题和两难的抉择如在对象上，文艺学的疆域是文体界限还是文学语现象；在原则上，文艺学的建构是体系性的还是查性、兼容性的；在方法上，文艺学的研究是文化研究还是话语的分析。面对泛文学的时代，文艺的建设步伐必须是审慎的，必须既有深刻的基点，拥有现实而广泛的视野，才能在兼容、综合中走向学化与现代性。
接着，与会专家围绕学科走向综合的许多细问题充分展开讨论。曾庆元认为，走向综合不能规范入手，而应从马克思主义元方法的基点入手，一元的基点上综合多元、建构体系，才是学科走向合的可行之方。河南大学宋伟对文艺学囿于文学语现象极为不满，认为这是文艺学科建设缺乏动的根本原因。王元骧则认为，文艺学发展乏力，不认识论文艺观的失误，而是由于我们掌握的材料旧，没有真正进入前沿、臻达当代认识水平。安徽学马莲芬则从宗教精神的启示中深掘了中国文艺论缺乏深度的内在原因。
童庆炳先生在闭幕词中对这次会议作了中肯精到的总结：第一，它对新中国文学理论所走过的50年乃至百年历程，进行了认真、实事求是、宏观、中观、微观的回顾，这里有经验，这些经验是宝贵的，这里有教训，教训是深刻的，我们有困惑，但没有理由悲观。第二，它对中国文学理论状况的复杂性，理论的地位、变化对专业化、文艺学建设的走向的影响，理论与创作、社会文化的关系，对今后的走向进行了透视和预测，这些对文艺学的未来发展意义重大。第三，会议关于文艺学学科规范化，摒弃假学、伪学术，提倡真学术的共同呼声，对今后学术质量提高都有意义。总之，这是一次学风良好、成果斐然的学术盛会。
收稿日期：1999-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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