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与线性:中西文化特征比较_炎黄文化论文

圆与线性:中西文化特征比较_炎黄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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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没有绝对的东西,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所谓中西文化特性之异,也是相对而言的。 文化作为人类活动的方式及产物,其本身就具有很多超 地域和超时代的共同性。文化又具 有 极强的渗透性及可融性,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以及通讯、交通、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 ,当代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日趋频繁,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速度之快及影响之深为任何 时代所无法比拟,不同文化间的共性增多、差异减少将是必然的大趋势。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的文化现象极为普遍。人们即使看到有的中国人比西洋人更洋气,或有的西方人比中国人 更汉化的情景也不会感到奇怪。在这种文化大交融的情况下探讨文化特性的差异,很容易步 入以偏概全、流于简单化、绝对化的误区。尽管如此,由于千百年的文化积淀非一朝一夕所 能改变,流淌在血液里的文化传统有着强劲的连续性,从总体上说,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 文化个性依然十分明显,对这种文化个性的比较仍然不失为一项有意义的研究。

环性与线性,大体上可用来表明中西文化特性的差异。环者,圆形,中心有孔,可围绕中 心旋转。线者,直线形,系一点沿着一定方向不断运动的轨迹。我们不妨从宇宙观、价值观 、时间观、思维方式及语言表达等方面来探讨中西文化环性与线性的差异。

一、宇宙观:线分环合

就宇宙观而言,西方文化呈线性,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凡与神均一分为 二,界线分明,强调二元的并存与对立;中国文化呈环性,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主体与 客体、凡与神均合而为一,环抱涵容,注重二元的依存和统一。

古希腊哲人泰勒斯、赫拉克利特等把统一的世界划分为“元素”和“灵魂”两个世界,这 一基本思想奠定了线性的对立型西方文化的基础。此后,柏拉图的“理念”高于“现实”, 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因”及“质料因”的区分,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人间世界,笛卡尔的“ 物质”与“心灵”两种实体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决定“现实事物”的学说等,虽然说 法不一,但都把灵魂、精神、上帝等与现实的客观世界区分开来,把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 对立起来。刘景山认为,这种对立的宇宙观,“使精神无形中成为改造自然界的一种巨大的 、能动的力量,成为世界发展的动力。由此基点出发,西方文化重视人对外物的征服和改造 ,科学技术的发达乃势所必然” (注:刘景山:《中西文化结构之比较》,《中国文化书院学报》1988年第16页,第2页。)。希腊著名的物理学家阿基米德曾说:“给我一个立足点 ,我可以转动整个宇宙。”这句话生动地表现了人对于对立着的自然界进行大胆探索和改造 的 精神。有一条民间谚语说,“服从自然,才能征服自然”。征服也好,服从也罢,西方人总 是把自然作为自己的对立面在进行探索和研究。科学家们一方面不断地做科学实验,寻求征 服自然之道,另一方面认为自己的科研成果不过是发现了某一自然法则,并承认自然规律的 不可抗拒。神凡对立表现为人们虽然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但却并不相信天命,而相信人自 身的努力和抗争。我们从谚语“上帝创造一切,人改造一切”中,也可看出神凡二分的观 念和人积极抗争的精神。

中国文化环性涵容的宇宙观最早表现在殷周《易经》“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观念中,阴阳 依存,统一为道,即太极。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子继承了这一阴阳合一说:《老子》四十二章 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汉代的董仲 舒在《春秋繁露·五行相生》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 , 判为四时,列为五行。”可见,中国古人早就有二元的辩证思想,但他们所强调的不是二元 的分离对立,而是二元相辅相成的统一。所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 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二章)等说的都是这个道理。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最 早由名家惠施提出,庄子予以肯定。《庄子、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 为一。”这一思想经过禅宗派佛教的传布而逐渐深入人心。于是,“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 便成了中国文化对宇宙的基本态度。汉语中有很多成语反映了这种态度,如“天从人愿”、 “天理人情”、“天怒人怨”、“吉人天相”等等,天和人总是相通的。人们谋划一件大事 ,会自然而然地考虑到“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诗人和作家赋诗、写文章常喜欢借景 抒情或寓情于景,追求情景交融,相信“天人感应”。“花迎喜气皆知笑,鸟识欢心亦解歌 ”(王维《奉简新除使君等诸公》);“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杜甫《哀江头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曹植《野田黄雀行》);“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浮沉 雨打萍”(文天祥《过零丁洋》);“野岸柳黄霜正白,五更惊破客愁眠”(欧阳修《淋河闻 雁》);在上述诗句中,大自然中的花、鸟、树、絮、萍、风、雨、霜、江花、海水、野岸 等都感应了人的喜、怒、哀、忧、愁、恨等各种思想感情,人和自然浑然一体。

二、价值观:线单环整

就价值观而言,西方文化的线性表现为直线的单点独进,强调个人潜力的发挥、个人目标 的实现以及个人利益的追求。中国文化的环性表现为圆环的整体向心,注重群体关系的和谐 、群体目标的统率和群体利益的维护。

价值观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标准,是人们在选择或评价某一行为时所表现出来的取向原则, 因而也反映了社会成员所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中西文化在价值观方面的差异表现在政治、经 济 、宗教、法律、教育、社会等各个方面,本文所探讨的只是涉及个人与群体关系的核心价值 观部分。罗伯特·林德在他所列举的20种价值标准中把个体主义看作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 。他把“个体主义”比为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个人只有通过自身的努力,发挥自己的潜在 能力,维护自己的权益,才能在社会上立足(注:Lynd,R.1939.Knowledge for What? The Place of Social Science in Culture.Prince 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6.)。在西方文化中,个人是一个独立的点,一个 不依赖他人的自主的实体。这个点按照自己选定的方向不断向前运动,形成一条自我实现的 直线。在很多情况下,不同个体的直线是平行的。笔者曾经听到一位美国教授在演讲中说, “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人都自私。你自私,我也自私。但你不妨碍我,我不妨碍你。我们 都自私,我们也都快乐”。这是典型的平行直线论。但直线难免会交叉、切割,于是利益发 生冲撞,各种社会矛盾就会产生。所谓适者生存,必然是大鱼吞小鱼,两线交叉时强者切断 弱者的线而让自己的直线继续延伸。在这种线性的、充满竞争意识的价值观的指导下。人人 注重自立,也感到自危,自我奋斗、自由进取成为人们崇尚的行为准则。正如林语堂的评述 :“你的出路就在你脚下,你的成功就是你的自我之演进、开展和表现。”(注:摘自《林语堂著译人生小品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42-343页。)

中国文化以圆环整体作为其价值基础,个体包含在整体之中,圆环的中心即整体的利益, 是每个个体所围绕的核心及追求的共同目标。古代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 身 是手段,目的是为了实现“家”(小环)、“国”(中环)、“天下”(大环)的和谐,追求整体 的利益。古人说,“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顾宪成题东林书院联);“位卑未敢忘忧国”(陆游《病起抒怀》);“保天下者,匹夫之贱 ,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日知录》)。从这些话所表达的信念中,都可看出古人以家、国 、天下利益为重的群体价值取向。当代中国尽管国门大开,各种观念纷至沓来,但维护整体 利益仍然是主流的价值取向。施修华说:“追求个人吃喝玩乐和攫取个人权位,是渺小的、 卑劣的;只有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中去,才是最有意义的人生。”(注:施修华:《人生之谜》,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7页。)琼· 布列克作为曾长期生活在中国的西方“旁观者”,也许更敏感地观察到绝大多数中国人价值 观的群体取向。她说:“个人利益存在于群体之中,也就是在家庭或社会团体之中。个人真 正的自我实现就在于最大限度地履行各项社会义务。”(注:Brick,J.1991.China:a Handbook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Sydney:Macquarie University Press.P131.)据此她认为,西方的价值系统以权 利为基础,重视个体权利的维护,而中国的价值系统则以义务为基础,强调对他人及群体的 义务的履行。

三、时间观:线伸环旋

在时间观方面,西方文化视时间如直线延伸,单向飞逝,去而不返,因而向前看,着眼于 未来;中国文化视时间如圆环旋转,冬去春来,周而复始,故而常常向后看,立足于过去。 西方文化的线式时间观在文人雅作及民间俗语中都能找到反映。文学家们把时间比作是‘一 切事物的吞食者”(奥维特)、“偷走青春的神秘窃贼”(弥尔顿)和“急驰而来的带翼飞车” (马维尔)。莎士比亚认为时间的“步伐轻快得令人眼花缭乱”。正如贾玉新所说,在西方文 化中,“时间好比一条直线,是一种线性的单向持续运动。时间‘是行进、流逝、飞行;是 河 流、大江、瀑布’。而且根据犹太-基督教的传说,时间不是圆式的周而复始的运动,它是 有始有终的。”(注: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2、73页。)霍尔指出:“在西方世界,任何人都难逃脱单向时间的铁腕的控制。”

(注:见连淑育:《英汉对比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

民间谚语“岁月不待人”等也说明,线式时间观使西方人总是觉得时间一去不复返,因而有 着强烈的紧缺意识。这种紧缺意识使西方人凡事向前看,一切着眼于未来。他们在日记中喜 欢记下对未来事情的安排,他们的注意力也主要用于未来事情的规划与实现。

中国文化的环式时间观也常见于诗歌和散文之中,如“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春与秋其代 序”(屈原《离骚》),“代序”即时序环转替换。中国人虽然也叹息“岁月不待人”(陶渊 明《杂诗十二首》),“但悲时易失”(韩愈《幽怀》),然而昼夜更迭、季节交替的环式时 间观使中国人在总体上有时间充裕感,做事慢慢来是一种主要倾向。人们相信失去的东西还 有时间补救,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后汉书·冯异传》)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人们 对“时过境迁”有所心理准备,并慢慢地期待着“时来运转”。告别语和劝慰语几乎都是“ 慢”字当头,如“慢走”、“慢用”、“慢慢看”、“慢慢做”、“慢慢商量”、“慢慢欣 赏”等。交叉路口的交通警示语“一慢二看三通过”也是“慢”字领先。从容幽闲构成了中 国农耕文化的一大特点。人们在日记中记下的往往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情。人们修身养性,重 在回顾往日的言行。“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意在反省自己过去是否有“不忠 ”、“不信”、“不习”的过失。如果说线式时间观向前看,重求知,有利于鼓励开拓创新 ,环式时间观则向后看,重修身,有利于促进稳定守序。

四、思维方式:线切环封

在思维方式上,西方文化如同直线切划,细分明析,注重抽象推理;中国文化犹如圆环内 封,综观合察,寻求直觉顿悟。

西方线性思维的特性之一是其切分性,有重视分析的倾向。内在的思维特性决定了外在的 行 为表现。西方的百科全书很早就有了分层次的分类原则,一层层切分,种类归属分明。人们 写文章,标题、章、节、段脉路清晰,一目了然。平时讲话也爱使用明确区分内容的标记 。搞科学研究,培根、伽利略所倡导的实证分析法一直延用至今。西医看病,二话没说,先 给病人验血、验尿、验大便,分而检之,再作诊断。厨师烹饪,各种配料严格计量,操作程 序步步分清。即使食用苹果,也不忘切分四块,然后去核去皮食之。线性思维的另一特性是 抽象性。钱学森说:“抽象思维好象是线型的,或者分枝型的,这是它的特点。”(注:钱学林:1986《关于思维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4页。)西方人 长于以概念进行判断、推理的抽象(逻辑)思维。对于任何一个领域或任何一项命题,西方科 学家往往通过抽象的方式进行概括,洋洋洒洒地写出长篇理论巨著。相对而言,北美人更崇 尚归纳式(从具体到一般)的逻辑推理过程,而欧洲人更擅长演绎式(从一般到具体)的逻辑推 理过程。抽象思维表现为精确、清晰、非此即彼。西方文化科学技术较发达,理论著作较丰 富,与西方人见长于抽象(逻辑)思维不无关系。

中国环性思维的特点首先在于其整体性,有重视综合的倾向。所谓圆环内封,是指人们习 惯于把事物作为封闭的整体来观察和认识。中国古代的类书,其内容是一套以皇帝为中心的 政治、社会体系及伦理观念,是大一统的形态;其分类不大考虑事物本身实际存在的质的区 别。中国人写文章强调起承转合,“附辞会义,务总纲领,驱万涂于同归,贞百虑于一 致”(刘勰《文心雕龙》),注重通篇的过渡自然及和谐一致。中国人相对弱于用分析的方法 把部分从整体中分离出来的思维活动。由于重综合、轻分析的思维倾向,大一统的伦理学在 中国古代发展较快。而实证分析性的科学则发展较慢。中医看病,望、闻、问、切,注意的 是全身性的综合症状,中药力求治本非治表。有趣的是,中国人食用苹果前也不忘用环式削 皮,保全整体。环性思维的另一特点是形象(直觉)性。线是一维的,环属平面形象,是两维 的。事物直接作用于人脑,未经推理而产生映象,这就是形象(直觉)思维的过程。中医按脉 ,若没有敏锐的直觉,是没法分辨数十种脉搏跳动方式的。徒弟学烹饪,并不靠什么定量描 述或逻辑推理,而是通过模仿,直觉地把握师傅的烹饪技术。佛家修行,并不注重长篇累牍 的讲 经说教,而更加讲求静思顿悟。中国画重在写意,追求神似,而不刻守大小比例的精确。直 觉思维表现为隐约、模糊、亦此亦彼。中国诗歌、戏曲、绘画等艺术无不对此推崇备至。“ 这是一种极强的可塑性、伸张性、随机性的圆式辩证思维方式” (注:申小龙:《汉语人文精神论》,辽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其实,任何地域、任何 群体中的人都会运用抽象(逻辑)及形象(直觉)两种思维方式,不过中国人更多地运用后者而 已。正如弗莱彻所说,“他们形成了借助隐喻、明喻和讽喻表达思想的习惯,也就是说,通 过各种语言手段进行类比,尽可能把事物表达得清楚明白” (注:Fletch,R.1946.The Art of Plain Talk.New York: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P95 .)。

五、语言表达:线枝环波

语言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文化的载体以及思维工具,必然表现出线性与环性的文化差异。 西语的线性特点表现为句子结构以直线枝形铺排,由主到次,递相迭加,犹如枝繁叶茂的大 树;汉语的环性特点体现在语段以环状波式流动,浪花无律,形散意合,好似波涛滚滚的大 江。

关于西、汉语言的结构差异,国内外学者有很多精辟的论述,形合意合之说似已成公论。 西语是以形合为主的语言。在其句子结构成分的铺排中,主语与谓语形成提挈全句的主轴线 ;如有宾语和补语成分,可在主线上延伸;定语及状语成分则以枝枝杈杈的形式形成分支线 ,并通过关联词语与主轴线相接。这种树状结构的直线枝形铺排,尽管有时重重叠叠,枝上 有枝,线外有线,但由于主谓语构成了“对全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提挈性结构主轴”(注:刘宓庆:《中西文化结构之比较》,《中国文化书院学报》1988年第16期,第2页。),因而各条支线脉路分明,枝枝杈杈皆有归宿。结构形式严密、联结标记明显的线性语言 也 许是抽象(逻辑)思维的产物,或反过来说,它有助于人们进行精密的抽象(逻辑)思维活动。 不少学者认为,线性语言与线性文字有着内在的联系。西语文字是以拼音字母组成的音素文 字,是以音节的滚动直线展开的线性文字。这种文字有丰富的形态变化,通过语音感知,经 大脑加工而产生各种意义。由于“形”和“意”之间夹上了“音”这一中间环节,这就要求 文字高度形式化才能准确地、客观地识别意义。因而,西语形态丰富、准确度高、客观性强 ,构成了扎实的形式逻辑基础。

汉语是重意合的语言。汉语缺乏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缺少显性的词类标记,人们对语义 的理解往往凭借语境及语感来完成。汉语句子以主题为中心铺排,主题加述语的结构灵活, 形式不拘。汉语语段以意念为主轴,以神统形。语段中的句子流散疏放,组合自由,犹如环 弧状的浪花,此起彼伏,似连似分,高低无序,但却沿着一定的(语义)方向流动。福勒对汉 语这种流水型环性语言的描述甚为精当:“节奏感强的语言或文字犹如海浪向前推进,浪峰 、浪谷似分似合,彼此相像,又各不相同;隐含着某些规律,但却过于复杂,难以分析或表 述;这些规律规范着波浪与波浪、波浪与大海、词组与词组、词组与语段之间的各种关系。 ”环性语言似乎与环性文字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汉字是象形文字,即使现代的形声字, 也是由图画文字发展起来的。汉字的字形可直接刺激人们的感官,形成感知表象,这就便于 中国人进行环性的形象(直觉)思维活动。汉字如同一个个内封的环,本身有着丰富的含义, 没有形态变化照样能表示多种意义。由汉字组成的语词“意蕴丰富有余,配合制约不足,一 个个语词好象一个个基本粒子,可以随意碰撞,只要凑在一起,就能意合,不搞形式主义” ,这为汉语语段形散意合的波状流动打下了基础。

以上我们从宇宙观、价值观、时间观、思维方式及语言表达等方面对中西文化的特性差异 作了初步探讨。所谓环性、线性的差别也只是程度之异、轻重之别而已,并无非此即彼的绝 对界限。环中有线、线中有环的例外可以说举不胜举。但作一番探讨将有助于我们把握两种 文化的主流倾向。我们进行比较的目的并非判定孰优孰劣,而是为了促进了解。对于不同文 化个性的了解,又会反过来促进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加速共性的扩大与发展。西方的月亮并 不更圆,东方的太阳也有黑子。中、西文化广泛交流,取长补短,必将创造出更加灿烂的人 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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