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言的接触性衰变——以毕苏语的跟踪调查分析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语论文,为例论文,跟踪调查论文,毕苏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484(2003)05-0097-14
语言的相互接触，是语言之间，尤其是现代社会的语言之间普遍存在的一种语言关系。这种关系可能对语言造成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影响。积极的影响是，通过同其他语言的接触，吸收进新的成分和表现形式，与固有的系统融为一体，成为有机的组成部分，使自身系统的表现手段得到更新和扩展，从而深化语言的内涵，增强语言的表现力和社会功能，促进语言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消极的影响是，由于在与其他语言的接触关系中处于完全被动的弱势地位，语言内部的结构特点受到大量外来成分的严重侵蚀，自身的结构规律被破坏，固有的词汇和表现形式被急剧异化或完全取代，造成系统紊乱，表现形式趋于贫乏。同时在实际使用中一种语言由于其他语言的遏制，使用范围缩小，使用人数减少，社会功能弱化。结构系统和社会功能这两方面的衰变，导致语言日趋退化，最终出现生存的危机。
语言接触对语言的不同影响并非仅仅由语言自身的情况所决定，更多的制约因素来自于深广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同语言群体的人口数量、居住地域、分布状况、经济条件、文化基础、政治地位等多方面因素密切相关。在当代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文化之间的融合渐趋深入，由于语言接触而导致的弱势语言衰变现象越来越普遍，正在引起语言学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本文在对中国境内毕苏语跟踪调查的基础上，以毕苏语近十年的变化为实例进行剖析，以求对当前语言关系总体格局下发生的接触性衰变现象获得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认识。
1 语言接触性衰变的普遍规律
毕苏语是一种跨境语言，分布在中国、泰国、缅甸、老挝四国交界地区，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南部彝语支。说这种语言的族群长期来在崇山峻岭中过着迁徙不定的游耕生活。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境内的毕苏语群体分别定居于思茅地区的三个县和西双版纳傣族哈尼族自治州的勐海县。居住在思茅地区的被称为“老缅”，约有5000多人；居住在勐海县的被称为“老品”，大约800人。老缅话和老品话可以互通，但语音和词汇有程度不等的差异，是两个不同的土语。
由于使用人数不多并且居住分散，毕苏语长期处于其他语言的包围之中，同拉祜语、傣语、哈尼语、汉语等语言形成了密切的接触关系。尤其是近十年来，随着封闭状况的改变、经济建设的发展、贸易活动的增多、教育程度的提高，毕苏人同外界的交往大大增强，本族语在强势语言的影响下，使用人口不断减少，使用范围逐渐缩小，使用功能日益弱化，语言系统中外来成分剧增，固有特征消失，结构规律异化，语言面貌发生了明显的衰变。
功能性和系统性是语言的两个基本性质，语言的接触性衰变必然引起使用功能和结构系统这两个方面的变异，下面分别从这两方面来看毕苏语近十年来的情况。
1.1 语言使用
毕苏人分散居住在四个县的十来个乡，同拉祜族、傣族、哈尼族、佤族混杂而居。其中老缅人分布于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和西盟佤族自治县中八个乡的部分村寨，绝大部分与拉祜族或哈尼族同寨而居，由于与外族通婚，一些原来老缅人聚居的村寨逐渐变成有多种民族成分的杂居村寨，现在仍以老缅人为主的聚居村很少，其中澜沧县境内有3个，孟连县境内有6个。老品人聚居在勐海县勐遮乡的一个大寨子中，周围主要是傣族。
毕苏人的分布特点决定了他们在语言使用上的复杂状况，本族语通常只在族群内部通行，使用范围仅仅局限于聚居村寨之中和一些杂居村寨的部分家庭之中。在村寨之外的集市等公共场所或者同其他民族交往，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使用当地主要民族的语言，如澜沧、孟连、西盟是拉祜语，勐海是傣语。因此，大多数毕苏人是双语使用者，尤其是杂居村寨的老缅人，绝大多数兼通一种或一种以上的外族语言，除本族语之外，依次为拉祜语、傣语、哈尼语、佤语。老缅话由于长期来受到使用上的局限，在不少杂居村寨出现了代际传承中断的现象，少年儿童不再学习自己的语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放弃本族语而转用拉祜语，致使这些村寨老缅话使用者的平均年龄日益升高，有的村寨只有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还保留本族语。近十年来，随着民族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汉语对于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影响明显增强，汉语普及和双语现象的进程显著加快。这一普遍性的趋势对于毕苏语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其重要的表现就是现在汉语已经成为毕苏人兼用的一种主要语言，不仅在杂居村寨，就是在纯粹的毕苏人聚居村寨，兼懂汉语的双语人数也大大增加。下面以具有代表性的澜沧县竹塘乡东主老缅大寨为例，说明近十年来汉语影响在毕苏人中的进展。
澜沧县竹塘乡东主老缅大寨位于澜沧县城所在地勐朗镇北部偏西，距县城17公里，距乡政府13公里，附近有直通县城的214国道。东主老缅大寨是老缅人历史上最早定居的主要聚居地，至今仍较好地保留着语言、习俗和服饰等族群特征，在相距1公里和3公里处分别还有另外两个老缅寨，共同形成一个老缅人重要的聚居点。东主老缅大寨是保持和使用老缅话最好的聚居村之一，在全寨249人中，具有语言能力的241人全部熟练掌握本族语。过去很长时间里，拉祜语是东主老缅大寨的第二语言，但在近十年中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兼通汉语的人数大量增加。1993年能懂或能说汉语的只有少数青壮年，2002年大多数青壮年和一些在校的少年儿童，甚至包括部分妇女和老人，都程度不等地掌握了汉语。根据2002年5月的调查统计数据显示，全寨的双语人数共200人，占全寨总人数（指有语言能力的人，下同）的82.99%，其中有189人程度不等地兼通汉语，在双语人总数中达到94.5%，总人数中达到78.42%。而通或稍通拉祜语的人数共105人，占双语人数的52.5%，总人数的43.57%。这表明在东主老缅大寨，汉语的影响已经超过拉祜语，成为除本族语之外的第二语言。对双语人进行逐个调查，更进一步显示出各个年龄段语言使用的详细情况，下面是按年龄段分类统计的详细数据。
表1
澜沧县竹塘乡东主老缅大寨不同年龄段兼通汉语和拉祜语人数调查统计表
注：表中的“双语人比例”指双语人在具有语言能力的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表中的“总人数”都是指具有语言能力的总人数。
上表中各年龄段的统计数据，清楚地显示出拉祜语和汉语的使用程度在东主老缅大寨中的消长趋势，除了在61岁以上的年龄段中，兼通拉祜语的人数超过兼通汉语的人数，在60岁以下的各个年龄段，虽然双语人数的比例一直在90%左右上下浮动，最高的甚至超过96%，但是兼通拉祜语的人数却持续递减，从67.44%降到12.5%和6.25%，与兼通汉语人数的比例形成明显的剪刀差。这表明汉语的影响已大大超过了拉祜语，成为现在绝大部分双语人兼通的主要语言。统计数据还显示，10岁以下儿童的双语比例大大低于上一个年龄段，说明他们是在进入学校以后才开始成为双语人，整个寨子的双语现象虽然相当普遍，但是老缅话的代际传承仍然保持，儿童的第一语言仍然是本族语。而11-20岁年龄段的双语人数比例和兼通汉语人数比例高于所有年龄段，同近年来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密切相关。
老品话的情况也与此相似。勐海县勐遮乡曼洪老品寨位于勐海县西部偏北，距勐遮乡政府、黎明农场场部和214国道约5公里左右，与老品寨属于同一个行政村的其他18个自然村，有14个是傣族村，4个是拉祜族村。老品人长期生活在傣族地区，语言受当地的强势语言——傣语的影响很大，不仅词汇系统中有很多傣语借词，语音面貌和历史演变都留有很多同傣语接触的痕迹，而且双语现象非常普遍，傣语作为第二语言被广泛掌握，此外有一部分人还兼通周围的拉祜语和哈尼语。近几年来，汉语的影响大大超过拉祜语和哈尼语，成为与傣语同等重要的对外交际用语，为全寨的男女老幼所掌握。
由此可见，毕苏语在不同时期中与拉祜语、傣语和汉语发生了程度不等的接触，近十年来接触性影响大大增强，这种影响导致了毕苏语的使用人数明显减少，通行范围日益缩小，使用功能受到限制的结果。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杂居区老缅人转用其他语言的人数快速增加，现在只有10来个聚居村寨的2000左右人以毕苏语为日常生活的主要交际工具，较好地保持和使用着；另一方面，聚居村寨的语言使用也处在十分不稳定的变化之中，不仅双语人数迅速增加，而且兼用的语言种类也在增多和转变，汉语的影响日益增强，逐渐取得同拉祜语（在思茅地区）和傣语（在勐海）并驾齐驱的地位，成为毕苏人最重要的兼用语言之一。下表反映了所有毕苏人聚居村寨语言使用的概况。
表2
毕苏人聚居村概况表
上述的调查结果表明，在目前保持毕苏语的所有聚居村寨不仅普遍存在双语现象或多语现象，体现出复杂的语言接触关系，而且有的寨子已经出现了本族语代际传承中断的情况。在位于乡政府所在地、经济发展较快的孟连县南雅寨，虽然绝大多数是双语人，兼通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除了全体都会说拉祜语外，有80%的人懂汉语，掌握语言最多的人甚至懂6种语言，但是本族语却已经被年轻人放弃，儿童的第一语言转为拉祜语，老缅话只有40岁以上的人能说会用，40岁－20岁的人虽然能懂但说得不好，20岁以下的人已经完全不懂。不同年龄段语言使用情况的差异和语言转用现象的出现，表明毕苏语的使用功能和通行范围都处在快速萎缩的状态之中，已经呈现出严重的生存危机。
1.2 语言系统
对毕苏语结构系统影响比较大的语言主要是傣语和汉语，两种语言的影响类型不同，正好形成了语言接触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两种不同性质的结果。傣语在同毕苏语长期接触的过程中其有效成分和表现形式逐渐地渗透，丰富了毕苏语的词汇，扩展了其语义内涵，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汉语则在较短的时间里对毕苏语形成很强的冲击，大量涌入的成分对毕苏语的固有形式和结构规律起到侵蚀和消解的作用，破坏了毕苏语的稳定性和表现力。
傣语同毕苏语有相当久远的接触关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表示新概念、新事物的词语随着傣族较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步进入毕苏语，如：表示蔬菜家畜的“茄子”、“山羊”，表示农业生产的“田”、“锄头”，表示日常生活用品用具的“沙子”、“筷子”，表示集市贸易概念的“集市”、“价钱”，表示生活生产行为或人体动作的“放牧”、“阉”、“撕”、“想”，表示性状、感觉的“硬”、“宽”，表示数量的“百”、“斤”，等等，这些逐渐进入的傣语借词在词形结构和语音形式上按照毕苏语的内部规律发生了或大或小的趋同变化，从而较好地同毕苏语融为一体。相比之下，老品话所受的傣语影响比老缅话大，但是结构系统也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汉语同毕苏语接触的时间相对短暂，但是影响的力度很大，大量的汉语借词在最近十几年集中涌入毕苏语，而且同汉语的普及、双语现象的发展同步增长，这种带有一定冲击性的影响使得毕苏语的结构系统在短时间内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下面分别从词汇、语音、语法三方面来看。
1.2.1 词汇系统
词汇是语言中最为活跃的部分，语言的接触性影响总是首先从词汇借用开始，汉语对毕苏语的影响理所当然地也最明显、最突出地表现在词汇系统中。2002年的调查结果显示，近十年来汉语借词剧增，词汇系统在短时间内来不及对其进行改造融合，出现了大量外来色彩明显的异质成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除了过去已有的汉语词，如荞子、石榴、脸盆、砖、硫磺、扁担、墨水等之外，大量新词语随着新事物新概念的进入急剧增加，如：报纸、电视、录像、拖拉机、自行车、摩托车、邮局、电信局等等，这些带有浓厚现代科技色彩的汉语借词在语音形式和词形结构上基本保持原形，外来形式的特点十分明显。由于生活生产方式的改变，新借词的使用频率持续增高，不少成为常用词，甚至进入基本词汇，对词汇系统产生了很大的异化影响。
二、汉语借词中除了本族语中没有的名称概念之外，同本族语固有词中相重合的名称概念越来越多，这些借词同固有词意义相同，并存并用。极少数的借词和固有词语在语用层面上有所区别，两种形式分别出现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例如表示“老师”的固有词语
在表示职业名称时用，而汉语借词
则主要用于称呼。但是大多数汉语借词同固有形式在词义表述和使用环境上没有区别，例如：
徐世璇(1998)认为“词义和用法完全一致的并存状况是这些汉语借词在语义系统中的位置尚未确定的表现。”“如果借词和固有词在表义和使用上始终不形成互补分布的关系，那么势必会有一种表达方式最终被淘汰。”现在这种现象明显增加，并且在实际使用中表现出一种发展趋势，即汉语借词同固有词经过一段时间的并存并用之后，在词汇语义系统中的地位日趋稳固，不少词被广泛地运用于日常生活的交际活动中，尤其在年轻人的口语中使用频率更高，正在逐步取代固有的词语。
三、有一些汉语词在较早的时期已经被借进过，但当时的形式同现代汉语有所不同，或者在借进时根据毕苏语的特点进行了部分改造，现在重新借进更接近当地汉语的新形式，用以取代老的借词，如：
在上述例词中，“马车”的原有形式是用固有的词根语素
和汉语成分
（车）按照汉语的构词方式构成的，现在的新借词完全保留了汉语词的原形；“学校”和“笔”原来就有两种形式并存，其中之一是早期汉语借词“学堂”、“水笔”，现在又借进当代汉语的新词形“学校”、“钢笔”。
从以上例词可以看到，新进入的汉语借词其结构形式基本没有改变，大都保持原来的词形，外来特征十分明显，给毕苏语的词汇系统带进了很多异质成分，同时在使用中逐渐取代固有的词语。
现在，不仅这两个后缀和相应的构词方式丧失了构词能力，而且已经构成的词绝大多数被汉语借词取代，只在一些老人中还有保留，这种固有特征明显的词语和构词方式都已濒临消失。
1.2.2 语音系统
随着同汉语接触时间的延续、汉语借词和双语人数的迅速增加，语音系统不可避免地受到强烈影响，音位分化或合并，声韵母数量增加或减少，声韵配合规律改变，音节结构类型重组，声调格局异化等变异日益增多，音位系统向汉语语音面貌趋同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例如，汉语借词的语音形式没有经过调整和改造，保留了很多不符合毕苏语音系特点的汉语读音，从而带进了很多毕苏语语音中原来没有的音位、音位配合关系和声调，并已成为毕苏语中的新形式。与此同时，新进入的汉语借词读音不规范，发音随意性大，双语人发音习惯改变，也给毕苏语的语音系统带来混乱和干扰，改变固有的语音特点和语音规律，使之变得庞杂无序，处于变异频繁、极不稳定的状态。
1.2.3 语法系统
语法结构虽然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但是在汉语影响下也发生了不少变化，例如语序乃至句型的改变，有关助词的弱化，等等。
毕苏语是SOV型语言，宾语位于谓语动词之前，而对毕苏语发生较大影响的傣语和汉语，都是SVO型语言，因此导致毕苏语的句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如徐世璇(1998)提到，在有些条件下，如带受事助词
时，宾浯可以位于动词之后，例如“你快告诉我”这个句子，可以有以下两种语序：
但是在当时变化的句型非常少见，因此它的出现有条件限制，即必须带受事助词以帮助明确语法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而十年后，变化的句型已经相当常见，很多意思都有SOV和SVO两种不同句型的表达，例如以下例句：
在两种句型并存的状况下，新句型的使用频率日趋增高，有的已经成为四十岁年龄段中汉语较好的人的第一选择，而在40岁以下年龄段中新句型的使用频率自然更超过了传统句型。随着使用程度的增加，新句型逐渐成为被普遍认可和接受的常规形式，不再需要助词的帮助也可以正确理解语法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因此必须带助词这一伴随条件现在也已经可有可无，且经常被省略。例如：（例句中的括号表示其中的成分可有可无，下同。）
在SVO型的新句型中，宾动语序发生了变化，成为有别于传统的动宾语序，而且表施事的
和表受事的两个助词都可以省略，可见变式句已成为常规句，不会发生理解上的困难了。
句型的改变有时是同汉语借词的进入直接相联系的。例如“姓”这个词有两个固有形式
和
。两个词的出现条件不同，在使用中形成互补分布的关系。只与疑问词连用，则用于其他语境中，例如：
上述几个句子都是传统的SOV句型，但是“姓”的汉语借词
进入以后，语序也随之发生了类似汉语语序的转换，在原来用的句子中，随着汉借词的运用，宾语也都移到了动词之后，只有在特指问句中没有发生相应的改变，仍然保持原来的语序：
词汇、语音、语法系统的这些变异表明，毕苏语在同汉语的接触过程中，在使用功能受到制约的同时，结构系统也发生了变异，两方面变化相互影响、交互作用，在强势语言的接触性影响下逐渐衰退。
2 语言接触性衰变的具体体现
毕苏语近十年来的变异显示了语言接触性衰变的一般性特征，对调查结果、数据统计和语言现象的分析表明，一种语言的衰变常常从使用人数、使用者的平均年龄、使用范围和领域、内部结构系统等几个方面显示出下面的具体变化。
2.1 语言使用人数减少
语言作为一种交际工具，首先必须要有一定的人群使用，这是语言存在的前提条件。如果使用一种语言的人数在减少，就表明这种语言呈现衰退的趋势，例如毕苏语当前的状况就显示了这一趋势。因此，语言使用人数减少的速度和在族群总人口中的比例可以成为显示语言衰变程度的一个重要标记。
语言的使用人数少和使用人数减少，都是语言前景不容乐观的一种最明显的外在表现形式。但是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差别性。使用人数少是绝对值。使用人数减少是相对值，其重要性在于同群体总人口比例的变化上。有的语言即使使用人数的绝对值相对较高，但衰变的速度和程度并不弱于一些使用人数绝对值少的语言。例如土家语在1900年有40万人使用，1950年使用人数降到20万，当前的使用人数约在6.5万人左右。尽管6.5万人比一些小语言的群体总人口还多，但这是在短短的100年中从40万降下来的，前一个50年使用人数的下降率是50%，后一个50年的下降率超过了50%，这一急剧削减的比例和过程，显示了土家语衰变的严重状况。可见，在语言的衰变过程中，使用人数的削减幅度和速度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这种变化对于观察语言的衰变速度和衰变程度具有重要的标记意义和判断价值。
使用人数减少是当代世界上很多语言所面临的共同危机，例如澳大利亚的迪厄巴尔语(Dyirbal)在1963年时有大约100个使用者，到1993年懂这种语言的人只剩下6个；(Dixon,R.M.W1997)美国的阿留申语(Aleut)1990年有60个幸存者，仅仅四年（1994年）后就减少到44个。(Bergsland,Knutl998）对巴巴拉·格莱姆斯(Barbara Grimes)和约瑟夫·格莱姆斯(Joseph Grimes)所作的两次世界语言统计数据进行对照，可以看到使用人数最少的一千多种语言还在以很快的速度失去其使用人数。（1999年数据见Grimes,B.F.1999;2001年数据由Joseph & Barbara Grimes提供）
各语言的
语言种数
使用人数
1999年2月
2001年4月
999人-100人
1075种1080种
99人-10人 302种 306种
9人-1人181种 217种
1人 51种 56种
两次的统计数据显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使用人数在一千人以下的语言就增加了50种，可见一些语言的使用人数在以相当快的速度减少。更值得注意的是，语言使用人数的减少并不仅仅限于本来人数就不多的小语言，即使是一些使用人数很多的语言，也在以极快的速度萎缩，土家语的例证就表明了这一点。国外的很多语言也有类似的情况，例如，布列塔尼语在20世纪初（1905年）有140万人使用，20世纪末只剩下25万人，(Price,Glanville1998)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减少了80%多；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有26万多人使用的新西兰毛利语，近50年里有3/4的人由于离开家乡进入城市而放弃他们的本族语。
本族语使用人数的减少是通过语言群体中的双语过程逐步实现的。在现代社会，双语现象是一种极为普遍的，但同时也非常复杂的语言使用现象。积极健康的双语状况是两种语言功能互补、共同发展；消极退化的双语状况是两种语言实力悬殊，弱势语言受到强势语言的侵蚀和制约。在后一种状况中语言群体成员很可能放弃处于弱势的本族语而转用外来语，导致本族语的使用人数持续减少。在毕苏语群体中，双语现象长期存在，除了本族语之外同时还掌握周围一种或几种语言的毕苏人普遍存在，如果多种语言的运用对本族语的留存不形成威胁，那么这种双语现象具有积极的意义，因为它不仅促进了群体的对外开放，同时也有助于丰富毕苏语的内涵，如毕苏语中的傣语借词就有效地充实了固有的词汇和语义系统，增强了其表现新事物新概念的能力。但是近年来在双语现象发展的同时，语言转用的情况明显加剧，尤其是杂居村寨的很多年轻人都完全放弃了本族语，使得毕苏语的使用人数迅速消减，通行区域大大缩小，显示出毕苏语衰退的趋势。
2.2 语言使用者的平均年龄升高
语言的衰变还反映在使用者年龄的变化上。一般来说，老年人中的本族语留存要比年轻人稳固长久，年轻人更容易受到新事物的影响，在语言使用上也不例外。当本族语处于衰退的时候，年轻人往往首先开始语言的转用，从而引起语言使用者的平均年龄升高。语言转用的人数如果扩大到整个年龄段，就出现了代际传承的中断。语言断层一般发生在儿童或青少年年龄段。由于本族语在社会交际活动中退缩到了次要的或可有可无的位置，儿童们就可能不再将本族语作为第一语言学习，或者虽然学习了本族语，但到一定的时候，如进小学之后就不再使用，导致本族语的传承断裂。传承断面越大，使用者的平均年龄就越高。因此语言使用者平均年龄升高，是同使用人数减少直接关联的一个方面，但是比使用人数减少更准确地反映出语言的衰变已经进入了相当严重的阶段。
从毕苏语的情况看，老年人对于本族语的掌握和使用比较稳定，熟练的程度也明显高于年轻人；在固有形式和外来形式并存的词语和句型中，对固有形式的选用随年龄段的增长而增加；语言转用的比例则与之相反，随着年龄段的增长而减少。因此杂居村寨中使用者的平均年龄逐年升高，聚居村寨中开始出现的传承中断也直接影响到使用者平均年龄的上升。这种现象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对鄂伦春族聚居区的调查统计结果表明，鄂伦春语的掌握和使用程度在不同年龄段的分布呈现出很大的差别。掌握本族语的人数岁年龄段的升高而增加，不懂本族语的人数则随年龄段的升高而下降，形成十分明显的剪刀差。（徐世璇等2001）至于趋于消亡边缘的赫哲语、满语等，现在都只剩下少数六、七十岁的老人能懂会说。世界上的很多语言也是如此。例如，美洲印地安人中80%的新一代都不会讲现在仍在使用的印地安语言；澳大利亚土著群体大多是许多老人说本民族的曼格拉语(Mangala)或蒂艾瑞利语(Tyaraity)，可是他们的后代都说英语或一种以英语为基础的混合语克劳利语(Kriol)；对迪厄巴尔语(Dyirbal)的调查显示，在500个基本词和有文化特征的词中，有些年轻人只能够记得一半，l5岁以下的年轻人已经不能够造句；(Daniel Nettle & Suzanne Romaine 2000)年轻的盖尔人本族语词汇量丢失得十分明显，他们自己也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认为老一辈人比他们“有更多的词来谈论事情”。(David Crystal 2000)
不同年龄段之间不同的语言使用状况，对于观察语言的衰变有着重要意义。在多种语言共处并用的情况下，人们根据社会交际的需要，自然而然地选用交际功能不同的语言。对于语言的留存和发展来说，每一个年龄段都有着特定的意义。儿童处于学习语言的阶段，他们对本族语的继承不仅使本族语的使用人口持续增长，同时意味着语言正常延续的链条没有脱节。任何语言都是通过使用者一代一代的传承而延续的，在一个语言群体中，无论掌握两种或多种语言的双语人、多语人所占比例有多大，只要儿童首先掌握、使用的是自己的本族语，这种语言就能够延绵不绝；十几岁的青少年正是受教育、求职的时期，面临着外来文化的挑战，面临着多种语言的选择，保持本族语就能够为本族语适应时代需要提供发展机会；二、三十岁的青年担负着抚育后代的任务，他们的语言选择决定家庭语言这一使用本族语的重要领域能否留存，下一代是否还有学习本族语的条件和机会；如果一种语言只有五、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使用，即使人数不少，这种语言也已经处于濒临消亡的境地。
由此可见，使用者的平均年龄是一个可量化的坐标系，能够为一种语言的衰变过程和前景预测提供相对明确具体的参考数据。
2.3 语言的使用范围缩小
语言使用范围的缩小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语言通行的区域缩小，语言功能范畴减少。
2.3.1 语言通行的区域缩小
很多语言的通行区域由于让位给强势语言而被局限在越来越小的空间范围之中，例如毕苏语随着杂居村寨中的毕苏人转用其他语言，现在基本上只通行在l0个聚居村寨之内，国外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阿非罗－亚细亚语系中的柏柏尔语族，这个语族包括什卢赫语、塔马齐格特语、塔马舍克语（又称图阿格雷语）、卡比尔语、里夫语（又称里夫安语或瑞菲安语）、沙维亚语等，以前广泛通行于北非地区。公元7世纪阿拉伯语从阿拉伯半岛向北非发展，逐渐挤占了柏柏尔诸语言通行的区域，现在这些曾经广泛分布在北非的语言被局限到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等少数几个国家的十分有限的地区。地域上的语言使用范围缩小非常明显直观，在此不多论述。
2.3.2 语言功能的范畴减少
使用范畴减少意味着语言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的运用受到限制，虽然相对来说不那么明显和表面化，但在普遍性上丝毫不亚于通行区域的缩小。
当代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使很多封闭落后地区的经济迅速繁荣，社会形态发生重大变革，新的社会领域在短时间内形成并发展，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由于通用语言的介入和强烈影响，有些地方语言被排除在一些社会领域之外，使用机会和能够用以谈论的内容都受到极大的遏制，因而在社会交际中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甚至连原有的一些使用领域也让位于新的语言，交际功能逐渐消失殆尽，最终被完全废弃。语言的这种衰变现象被称之为“社会性死亡”(social death)。(Brenzinger,Matthias l998)
根据语言在不同的领域中的衰变，语言的“社会性死亡”分为“从下至上的死亡(bottom death)”和“从上至下的死亡(top down death)”两种类型。(Daniel Nettle& Suzanne Romaine 2000)
语言“从下至上的死亡”指语言不用于日常交际活动，而只被用在少数场合中。这种现象不乏其例，例如：曾经在人类历史上辉煌一时的古典拉丁语现在除了还在医学界使用之外，成为只用于天主教的专门语言；在历史上具有同样重要地位的古典阿拉伯语和梵语，也分别成为伊斯兰教和佛教的专用宗教语言；曾经是日常生活重要交际工具的中东的科普特语(Coptic)，现在仅仅用于礼拜仪式。这些语言的使用的范围如此狭窄，已经濒临消亡，例如埃塞俄比亚的吉兹语(Geez)在成为只用于礼拜仪式的语言之后，最终被彻底遗弃。
语言“从上至下的死亡”指语言被排除在官方和公众场合之外，只限于在家庭中使用，这种现象在现代很多地方语言的功能衰退中更加普遍。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语言都没有相应的文字，这些语言难以进入政治经济、公众媒体、商业贸易、教育科技等现代社会的重要领域，因而被局限在地方宗教、民间文艺、通俗娱乐、家庭内部等一些现代生活中相对次要的少数领域中，几乎不能用来谈论什么严肃的主题内容，美国社会语言学家乔舒亚·费希曼(Joshua Fishman)将这种现象称之为语言的“民间文艺化”。(Fishman,Joshua A 1987)
毕苏语的使用正体现了这种“民间化”的特点，它的主要使用领域是家庭、村寨范围内的日常生活、传统方式的生产活动、民间的习俗仪式和口传的文学艺术等，连村寨或族群之外和当地集贸市场的交际活动都难以进入，更别说学校教育、公众传媒、经济贸易等领域了。随着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现代生活内容在毕苏人日常生活中的比重逐渐增加，本族语的作用将随着退居到更加次要的位置。同样处于衰变中的畲语、满语、赫哲语也都从社会生活的绝大多数领域中销声匿迹，畲语的使用局限在聚居村内，而满语和赫哲语则已经退化为家庭语言。类似现象在世界很多地方语言中都十分普遍，例如非洲的尼日利亚有413种语言，实际上在公众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只有4种语言，即通行于全国的英语、通行于尼日利亚北部的豪萨语(Hausa)、通行于西部的约鲁巴语(yoruba)和通行于东部的伊格博语（Igbo，也称Ibo，伊博语），只要能讲这四种语言中的一种，就足以接受学校教育和参与地区的政治、经济活动，所以其他的语言在现代社会的生活中几乎是可有可无的。
语言使用功能的退化不仅仅发生在使用人数少的语言中，即使是人数众多的语言也可能在功能上发生弱化，导致语言地位不稳定，前景不乐观。几种古典语言的衰落已经成为前车之鉴，一些现代语言仍在重蹈覆辙。例如：有2100万使用人口的荷兰语正在渐渐失去一些使用领域，如果持续下去，可能会成为仅仅用于家庭中生活对话的语言，而不能在政治经济、科学教育等严肃的社会事务中发挥作用；津巴布韦有将近700万人使用的绍纳语(Shona)和约130万人使用的恩德贝勒语(Ndebele)，都出现了语言使用领域的萎缩，引起人们对这些语言前景的忧虑。
2.4 语言的结构系统退化
语言接触必然引起相互接触的语言在结构系统中发生程度不等的变化，这种变化有正常和非正常两种不同的性质，正常的变化促进语言的丰富发展，非正常的变化导致固有特点丧失，内部规律紊乱，结构类型发生根本性的蜕变。
毕苏语在傣语和汉语影响下发生的变化基本上体现了这两种不同的性质。毕苏语同傣语久远的接触关系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表示新概念、新事物的词语随着傣族较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步进入毕苏语，绝大多数傣语借词进入后在语音形式或结构形式上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化，同毕苏语词汇融为一体，从而极大地扩展了毕苏语词汇语义系统的内涵，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汉语在短时间内对毕苏语形成强烈的影响，在大量外来形式的冲击下，毕苏语自身系统来不及进行必要的调适，异质成分大大增加，结构特点受到侵蚀，自身规律受到干扰，固有形式被混淆或取代，结构系统处在很不稳定的状态。上一节已有详细分析，不再赘述。
语言结构系统的衰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结构系统僵化，二是结构系统异化，二者既有区别又相联系，是互为因果的。词汇方面如果不能对借词的结构形式进行必要的改造，缺乏利用自身材料构成的意译词，就将增加大量异质成分；语音方面如果不能将外来的新形式纳入自身的音位系统，就将出现有悖于语音规律的形式，改变音位系统的面貌；语法方面如果不能依据自身规律融合外来成分，就可能被外来形式所取代。因此失去调适能力的语言，将引起结构系统逐渐异化或简化，最终无法满足社会交际的要求而被强势语言彻底取代。例如分布在西藏东南部中印交界地区的格曼登语，由于长期受到藏语的强烈影响，结构系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藏语借词在词汇总数中占到60%，语法形式基本上都已藏化，以致于其他地区的格曼登人只能听懂30%左右。受汉语影响处于严重退化阶段的满语具有结构系统衰变后期的典型特征：在词汇上，由于大量常用词语的借入，多数固有词丢失或被汉语借词所取代；语音上，由于汉语借词没有经过改造，保留着不符合满语音系特点的本来面貌，从而导致新的音位和音位变体急剧增加，语音系统日趋庞杂，语音结构频繁变异，紊乱无序；语法上，一些固有形式被汉语形式替代，重要的语法手段大量丢失，动词的语法范畴零乱残缺，语序发生混乱和异化，结构系统大大简化，难以表达复杂的意义，难以满足较为复杂的社会交际的需求。
词汇丢失是语言结构衰变的一种普遍反映。固有词汇的丢失和留存常常同语义范畴有一定的联系，在本族语使用受限制的政治、科技、教育等领域，外来语影响强烈，借词比重大，这些语义范畴的固有词汇处于相对的劣势，新词的产生受到遏制，旧词容易被遗忘丢失；在本族语使用较多的家庭生活、民间艺术等领域，或者地方、族群色彩浓厚的特殊范畴，固有词汇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保留得较为稳定。例如埃塞俄比亚的雅库语(Yaku)群体由于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生活内容发生了极大变化，使用本族语的场合越来越少，固有的词语和表达方式渐渐被遗忘，最后只剩下表示当地特殊植物名称的词汇偶然被用到。(Brenzinger,Matthias 1995)词汇系统受到侵蚀还体现在不同年龄段掌握和使用词汇的差异上，年轻人通晓的固有词汇很有限，老年人则对日益增多的外来借词不熟悉，这使得各个年龄段所掌握的词汇都不完全，整个语言群体的词汇知识和运用词汇的平均水平日趋下降。固有词汇的丢失同语音系统的变异密切相伴，固有词语被其他语言的词汇所取代，或者年轻人对特殊的本族语语音感到生疏而不愿多讲，因而引起具有本族语特色的语音或音位消失，导致音位对立关系的改变，音位系统的分化解体。美国阿拉斯加的一些土著群体，如特林吉特(Tlingit)、海达(Haida)、特辛希安(Tsimshian)等，甚至连族群名称都被英语所代替。语法结构的退化往往最先失去比较复杂的句法结构，使得句型越来越简单化。例如北美洲的库佩诺语(Cupeno)由于失去了很多关系从句，因而无法表达较为复杂的意思。
由于词汇丢失、语音变异、语法结构简化、谈话模式和风格类型减少，体现语言本质的特点消失，语言的表现手段和表现力越来越贫乏。最后留下的使用者们虽然仍然勉强用本族语说话，但不可避免地忘记词汇，用错形态变体，只能使用十分有限的句型，成为“不完全语言使用者”(Semi-speaker)，难以满足社会交际的多种需求。布龙菲尔德曾举例对这种现象进行具体描述：美国印第安人曼诺米尼语(Me-nomini)仅剩下的几个使用者，其中之一的白雷“曼诺米尼语说得很糟糕，他的词汇量很少，他的词形变化常常很不规范，他只能用几个老一套的模式来造句。”(Bloomfield,L.1970)
3 结语
不同语言的衰变在上述四个方面的表现程度常常不完全均衡，存在着主次轻重的区别，有的集中表现为使用人数的减少，有的主要体现为使用者平均年龄的升高，有的突出显示出使用功能的局限，有的明显反映为结构系统的退化。但是，这四个方面无疑是不可分离和孤立出现的，它们密切相关、互相影响。使用人数的减少往往最先从青少年开始，这种现象必然同时反映在使用者平均年龄的变化上，将使用人数和在各年龄段中的比例结合起来，就能够更加清楚地显示出语言衰变的时间和过程；语言在使用领域上的局限性和内部结构的退化常常互为因果，同时这两方面又是使用人数减少和使用者年龄老化的内在原因，作为参与社会生活主体的中、青年因为本族语不能够满足社会交际的需要，因此更容易转用其他的语言；而结构系统的种种退化又同语言的实际运用密不可分，无论是借词的吸收、语音面貌的改变还是语法结构的异化，都同双语人说话习惯的改变和语言转用人数的增加同步发展，双语人作为中介引进外来语言的形式，是使本族语结构系统发生变异的直接原因。
可见，语言使用和结构系统上的变化是接触性衰变在不同方面的反映，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除了因突发事件而导致的语言突然消失之外，无论语言衰变的最初契因和突出特征是什么，衰变的几种表现形式是否程度一致，一种语言只要发生了本质上的衰退性变异，那么在使用者、社会功能和结构系统这几方面的退化趋势必然是一致的。
［收稿日期］2003年7月2日
［定稿日期］2003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