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中国、香港、日本、韩国三国四方自由贸易区(FTA)设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贸易区论文,韩国论文,日本论文,香港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为重要的发展经验是，当今无论哪个国家或地区持续增长都必须是一个开放经济，而贸易自由化是开放经济的基本条件。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中国经济开放程度，按汇率计算的外贸依存度看，中国经济开放程度很高，但是按PPP计算的外贸依存度看，中国经济开放程度很低（见图1）。最近，中国政府在十五计划中已经明确提出建立开放型经济。开放型经济不同于过去20年中国所实行的外向型经济或出口导向型经济，它旨在全面开放国内市场，加快实施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加入WTO为中国建立开放型经济以及参与和分享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发展机遇，也提供了制度（游戏规则）框架。正如英国《经济学家》（2000年11月9日）所评论，中国加入WTO并不令人惊奇，它表明发展中国家正在寻求成为新的优胜者，并利用新的制度安排促进贸易增长。我认为作为加入WTO、建立开放型经济的重大举措之一是优先建立中国、香港、日本、韩国三国四方自由贸易区(FTA,Free Trade Agreement)，以加速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为中国向全球开放市场提供学习经验。
一、建立三国四方FTA是开放战略的重大举措
从新的贸易理论看，两国或多边贸易增长遵循“万有引力”定律，即双边或多边贸易额与各自的市场规模（如按PPP计算的GDP）成正比，与它们之间的距离或交易成本（如关税税率或非关税壁垒）成反比。中国香港、日本和韩国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1999年中国与三方之间的贸易总额达1350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37.4%。而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总额为272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5%。三方也是中国最大的投资伙伴，1999年三方直接投资(FDI)为206亿美元，占我国FDI总量的51.1%。
从世界贸易发展趋势看，区域贸易自由区已经成为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欧盟FTA，不久将要扩大到中欧和东欧等经济转型国家；北美FTA将扩大到智利、巴西、阿根廷等国，并于2005年建立34国美洲FTA；东盟将于2003年建立FTA。据WTO估计，1993-1997年期间，区域内自由贸易额已占世界贸易额的42%(WTO,1998,Preferential and Non-preferential Trade Flows in the World,Sept.,staff paper WTO)。北美FTA区内自由贸易额占总贸易额比重已由1988-1992年的19%上升为1993-1997年的27%。其中墨西哥收益最大，80年代商品与服务出口额增长率为7.0%，90年代上升为14.3%，与此同时GDP增长率由1.1%上升为2.7%。贸易自由化极大地促进了欧盟和北美贸易额占世界市场比重。据英国《经济学家》报道，1993年—1999年期间，欧盟占世界出口总额比重由34.7%上升为38.0%，美国的比重由15.7%上升为17.7%，同期世界其他地区出口额比重则下降了5.3个百分点。尽管东亚地区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增长最快（除日本之外）、贸易额增长最迅速的地区，但却是世界上贸易自由化进程最慢、市场壁垒较高的地区之一，极大地限制了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潜力和贸易增长潜力。反过来讲，三国四方建立FTA又会极大地刺激本地区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
根据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资料（见表1），中、日、韩、香港三国四方总人口占世界总量的23.9%，GDP(PPP)占世界总量的1/5(20.6%)；出口和进口商品额占世界总量的16.7%和13.0%，但是低于北美三国17.9%和23.9%的水平。三国四方外汇储蓄额高达6148亿美元，而北美三国仅为1204亿美元，前者相当于后者的5.1倍。如果三国四方建立FTA可以成为世界第三大FTA，如果说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是我国的基本战略，那么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应成为优先策略。
建立三国四方FTA有利于中国发挥比较优势和大国市场优势，进而创造竞争优势。第一，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包括工资和其它福利）相当低下，在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据世界银行(2000)统计，1995-1999年期间，中国制造业每个劳动力年成本为729美元，而香港为13539美元、日本为31687美元、韩国为10743美元，分别为中国劳动力成本的18.6倍、43.5倍和14.7倍；第二，中国城镇劳动力素质明显高于其它发展中国家，与香港、日本和韩国的劳动力预期受教育水平差异不很大，特别是京、津、沪等大城市劳动力素质较高，人才资源十分丰富；第三，三国四方处在不同的发展水平上，经济垂直分工或协作性显著，经济与贸易互补性强；第四，中国与东盟各国（除新加坡之外）处在相近的发展水平上，形成水平性竞争关系，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竞争性大于互补性；第五，三国四方都是世界贸易大国，互为市场，区域内贸易与投资比重高，特别是中国，是世界上十大新兴市场中最大的市场。劳动力成本是影响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三方制造业劳动力成本过高，不可避免向中国转移，只要建立FTA，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基地。实际上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家电制造业基地，据日本经济新闻社《日经商业周刊》报道，中国家用电器产量已居世界首位，例如中国电视机产量占世界总量的36.2%，洗衣机占23.5%，空调占50.1%，冰箱占21.1%，摩托车占48.9%；第六，建立三国四方FTA区基本条件已经具备。香港已是自由贸易区，尽管日本农产品关税高达6.9%，但平均加权关税已降至2.5%，韩国平均关税为7.4%。尽管中国从1994年高达36%的名义关税税率降至1998年17.9%的税率(World Bank,2000,World Bank Database)，但是实际关税税率只有2%-3%，名义关税与实际关税税率之间差距甚大，各种五花八门的减免税，扭曲了中国市场经济和吸引FDI的竞争条件，人为制造了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也造成大量经济寻租和大规模走私以及腐败事件。中国是世界上名义关税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又是关税减免最多的国家之一，根本上违背了各国海关程序通行的一致性(consistent)、透明度(transparent)、负责任的(accountable)和简化程序(simplified customs procedures)的四大原则。与其在国际上背上“高关税”、“贸易保护主义”的黑锅，不如实行市场开放、实行更彻底的贸易自由化，大幅度减少名义关税税率，直至3%-4%之间，取消各种减免税，允许厂商和消费者直接从全球市场采购商品和服务，使广大国内消费者从贸易自由化直接受益。只要中国加快贸易与关税改革开放步伐，建立三国四方FTA区的设想就可以实现，这也为全面开放市场提供重要经验。
90年代上半期是中国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最快的时期，贸易依存度和FDI（外国直接投资）依存度都大幅度上升，但是从90年代下半期贸易依存度和FDI依存度都不同程度地下降（见图1和图2），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至少在1个百分点以上。中国只有加入WTO，实行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才有可能扭转这两个指标下降的趋势，进而重新出现上升趋势。随着东亚经济复苏，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分工趋势趋强，中国需要充分利用这一契机，主动地、公开地提出建立三国四方FTA的建议，这不仅会进一步推动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建立开放型经济、保持高速增长，而且也会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带动东亚经济发展。如果说在东亚金融危机之中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是明智之举，那么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建立三国四方FTA更是战略之策。
二、三国四方FTA目标与设想
从长远FTA设想看，可分步骤或同时实施如下目标：
第一，建立中国、日本、韩国和香港自由贸易区；第二，中国积极参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第三，在两大FTA的基础上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第四，吸收南亚各国，建立东亚与南亚自由贸易区；第五，参与和建立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区。
建立三国四方FTA是基于WTO框架，即建立一个公平的、可预见性的自由贸易的市场环境，它包括商品贸易自由化，服务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资本自由化和广泛的经济、技术、教育、文化国际合作。
为此，首先，需要坚持与WTO规则一致性原则，遵守WTO规则，并按这一规则处理双边或多边贸易纠纷和争端；其次，采取适当灵活性，在敏感领域（如农业等），可分步实施贸易自由化；再有，建立多边贸易战略关系，即促进区域内贸易自由化，也积极参与和推动建立更大区域FTA和全球贸易自由化。
三国四方FTA包括如下内容：
1.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税率，以实际货物关税税率为准；关税税率在各方具有一致性；确定关税税率减少或逐步取消的贸易自由化进程时间表，如可在5-10年内实现；所有各方不再引入和制定新的贸易壁垒；涉及商品原产地的问题可按WTO有关规则进行分类，并遵循按附加值作为计算关税的准则。
2.大幅度取消各类非关税贸易壁垒，使进口商品许可证数目降低到最低点；鼓励无纸化交易(paperless trading)和电子商务，并在这类新型贸易方式中率先清除贸易壁垒；鼓励各国政府采购和公共投资项目实行电子采购和公开招标。
3.积极推进服务业贸易自由化。目前世界1/5的贸易属于服务贸易。三国四方又是服务贸易比例较低但市场潜力很大的地区。从今后发展趋势看，服务贸易的增长超过制造业贸易的增长，其本身也会产生对制造品的贸易需求。中国目前服务业就业比重不足1/3，而其它各方都在60%以上。中国的服务贸易占世界的比重过低，因而开放服务业市场是促进服务业迅速发展、扩大就业机会的根本途径。在服务贸易领域内除了政府服务或极少数服务业之外，应当全面开放服务业市场；国家不再控股或直接干预和管理各种广泛的社会服务；在各类公共服务中应采取新模式，即政府投资或提供，但不再直接生产、管理和经营，同时鼓励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竞争，国外机构与国内机构竞争。
4.遵循WTO知识产权保护原则，实行更加明确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这是促进建立新知识经济(new knowledge-based economy)的重要条件，也是获取外部知识、增强经济竞争力的重要保障。无条件地实行知识产权保护不仅有利于保护对方的利益，更有效的保护我方知识创新的利益，也激励我方科技人员的知识创新与知识应用。
5.实行鼓励竞争的政策。垄断或反竞争的政策即扭曲了经济环境，又成为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的严重障碍；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与鼓励竞争政策具有互补关系，同时有效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基于鼓励竞争政策的框架，促进自由竞争和公平竞争；减少乃至改变贸易与投资的扭曲竞争和垄断竞争，积极鼓励各方在平等竞争的基础上促进广泛的合作。
三、确立三国四方近期优先合作领域
1.人力资源开发与科技的国际合作。各方政府资助和鼓励大学、科研机构等知识创新、知识产业等部门的人力资源开发合作，建立教育、科研、信息情报、环境监测区域性因特网，为建立知识经济提供知识基础设施投资和人力资源基础；鼓励各方科学家、教授、技术人员不定期在相关机构讲学、交流或短期任职；资助和增加互派留学生和各类人员交流；加强多方之间的文化等领域的交流；鼓励民间学术交流、信息交流（如公共数据库）和知识产权交流（如专利技术许可、商标保护培训班、国际技术产品展览、软件版权转让）；为各方人员提供训练、培训、交流平台，如远程教育网、远程医疗网、远程会议网；鼓励和帮助中小企业之间的技术和人员交流；在重大科研领域，如信息、生物技术、医疗卫生、新材料、新资源、环保技术等优先领域开展国际合作和包括建立国际合作实验室，鼓励联合发表学术论文。
2.能源与环保国际合作。由于三国四方能源消费量占世界总量的19.3%，CO[,2]排放量占世界总量的21.9%，其中中国占了这一地区CO[,2]排放量的2/3，因此需要共同制定节能政策和环保政策，通过开展CO[,2]排放交易，更为经济地削减这一地区（主要是中国）的CO[,2]排放量。同时积极推动这一地区的能源与环保技术合作，并促使其产业化。
3.开放信息制造业和服务业市场。目前中国信息产业呈爆炸性增长，也出现了跳跃式发展趋势。日本、韩国都是世界信息产品制造大国，与中国之间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优先向日本、韩国开放信息制造业，积极发展通信产品和信息家电产品等世界性信息产品的生产基地、物流配送基地；积极促进通信服务业的合作，大幅度降低国际通信资费，允许对方参股、委托经营、培训人才，鼓励优先实施电子商务和无纸化交易；建立信息公共安全与认证系统；积极鼓励对方参与中国信息与通信基础建设；倡导联合建立电子社会，电子银行、电子海关等。
4.开放旅游业市场，促进旅游区域合作，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中国已经将旅游业视为未来中国发展的支柱产业。根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世界旅游业收入占世界总产值超过10%，世界旅游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口总数超过12%。1999年中国旅游业收入占GDP比重不足5%，旅游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不足2%。1999年香港、日本、韩国在中国入境旅游人次达6452万人，占入境旅游总数的88.6%，是我国最大的入境游客来源地区。开放旅游业市场是加速发展旅游业、规范旅游业市场的重要举措。开放旅游市场首先是面向香港、日本和韩国三大市场，从而带动相关产业市场的开放和发展。例如，开放民用航空市场、民用航空快递市场、民用航空支线和干线市场，积极支持各方联合生产中小型客机、运输机；积极开发中小城市旅游资源，特别是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多样化的具有特色的旅游业；促进各方通用航空业的发展，例如空中救灾、航空勘探、航空旅游、航展和飞行特技表演等。
5.积极筹建亚洲货币基金，联合建立有效的处理金融危机机制，促进各方金融改革。三国四方外汇储备居世界前列，但缺乏防范金融风险的制度机制，因而尽快建立亚洲货币基金及组织，积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合作，防范和监管各国金融风险，促进区域间的金融合作，建立区域间股票市场。1999年三国四方股票市值为3.48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12.7%，远低于北美，特别是美国的股票市场（约占世界51.5%），除日本之外各方股票市场规模过小，因而直接受到美国股票市场的波动及影响，为了减少这些波动的风险，有必要建立区域性股票市场，鼓励各方进入不同市场，或在本区域内直接参与其它市场投资。一旦该区域股票市场形成之后，可考虑逐渐扩大参与国，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等。
需要指出的是，建立三国四方贸易自由区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继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全球化战略的又一重大举措，必将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韩国金大中总统是有所作为的富有长远战略眼光的领导人，能够积极的推进建立三国四方的自由贸易框架。关键的问题，正如许多日本学者与官员所指出的是，日本缺少象江泽民、朱镕基、金大中这样有全球意识、政治魄力的政治领导人，因而有可能上述设想为日本领导人所耽搁。为了争取我方主动，也同时争取日方的积极响应和参与，可先与韩国方面就这一自由贸易区进行磋商，从而实行这一设想。鼓励各方学术界、非官方组织(NGO)深入研究，广泛接触，交流看法，向各方政府提出具体建议。希望我方政府有关部门着手研究，提出FTA框架，力争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