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社区的情感治理研究
张春宝，沙文成
(南京工业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1800)
摘 要：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和实地研究的方式，运用定性分析方法研究发现，在我国当前农村社区实行情感治理的路径有两条：一是通过内部情感构建促进社区和谐、乡风文明；二是通过外部情感动员吸引乡村精英回流，促进产业发展。
关键词： 情感治理；农村社区；乡村振兴；乡村治理
1文献回顾与含义界定
在长期强调制度、法治的中国社会中，学界对于社会治理的研究多侧重于制度、法律等层面的研究，而对于情感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不过，西方学者研究相对较早的关注到了情感。比如，Hochschild早在1983年时就曾经对空乘人员职业的情感进行过研究，其作品《the managed heart》描绘了情感如何受商业文化影响而被管理的过程，并提出了情感管理(emotional management)和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ur)的概念。尽管之后，有不少学者对警察、教师、服务员等职业进行过类似的研究，但其研究的背景是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美国，他们多着眼于研究资本力量对于情感的影响，而较少关注政治和社会治理与情感的关联。
当然，较少关注并非不关注。华裔美国学者裴宜理最早从情感维度对共产党的革命历程进行研究，她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取得胜利并获得政权在于其出色的情感动员能力[1]。此后，开始有学者关注中国革命和治理过程中情感因素的作用。刘瑜曾对毛主义话语与情感动员之间关联进行研究，她将毛主义话语的建构、组合与传播视为中国革命动员的情感之基[2]；方盛举和吕朝晖在研究我国边疆治理时首次提出情感型治理的概念，并将其视为软治理模式的两种基本方式之一[3]；周晓红、何雪松等人亦曾在《探索与争鸣》上发文探讨新媒体时代的情感治理。但是，上述几人的研究独有一个缺点是：其研究多侧重于宏观的国家和社会层面的情感治理，而并没有从中观的社区层面展开研究。
杨旭、文军和高艺多等人曾研究中观层面上的社区情感治理。杨旭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探讨如何发挥情感治理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形成系统化的社区治理手段[4]；文军、高艺多认为社区治理内涵的本身便包含了诸多情感的要素，对人及其情感的重视是社区治理的应有之义，并且从社区情感治理的空间、运作逻辑、挑战等方面系统的分析了社区情感治理的可能性、可行性[5]。他们的研究虽然关注到了社区层面上的情感治理，但是，其研究却侧重于理论研究而忽视了经验研究。
通过梳理学界对于情感治理的研究可以发现，国外对于情感治理的研究相对丰富，但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其研究多侧重于分析资本力量对情感的影响；国内学者则多研究社会治理与情感的关联，且呈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①多侧重于宏观的国家和社会层面的情感治理，而并没有从中观的社区层面展开研究；②侧重于理论研究而忽视了经验研究。
此外，目前国内学者的对于情感治理含义界定可分为两类，①“对情感治理”，即将情感作为社区治理的对象和目的，通过一定的治理机制，满足群众的情感需要，回应居民的情感诉求，增强居民凝聚力。其中，以何雪松最最具代表性，他在《情感治理:新媒体时代的重要治理维度》一文中提出“情感治理就是以情绪安抚和心灵慰藉为目标的制度化的或非制度化的情感回应[6]。②“用情感治理”，即将情感作为社区治理的手段，通过剖析居民的情感需求、满足居民的合理需求等方式建立情感认同，继而诱发正确动机并激发居民的组织化行为，以达成治理目标。方盛举在《论我国陆地边疆的情感型治理模式》一文中说，情感型治理模式高扬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主张以边疆各族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重要需求为施政的出发点，制定和推行最能够满足各族群众合理需要的公共政策，充分体现出对各族群众的尊重、关心和爱护，以此培植各族群众对党和政府的认同感、对各民族间生死与共的血脉感、对国家的忠诚感、对边疆加快发展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形成完整健康的情感纽带，提高边疆治理的效能[7]。笔者所研究的情感治理正式这种“情感型”治理。
2情感治理的已有实践和现实基础
对于国家治理情感层面研究的缺失，并不意味着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对情感的忽视。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中，可以很容易的发现共产党有用情感因素来动员人民群众的传统。在战争时期，共产党通过批斗会、诉苦会的形式，启发阶级仇恨，提高战士和人民群众的复仇情绪，进而提高整个部队或社会的战斗情绪；在反右倾运动中，由整风运动发展起来的的“分小组向党交心”活动，将党人格化为一个和蔼的父亲，通过发自内心的忏悔，进行思想教育和改造，以重新树人，净化革命队伍；在大跃进中，尽管党中央企图将革命情感转化为生产力的努力失败了，但这一运动确是将革命情感转化为革命建设动力的生动实践；文化大革命的批斗会更是将共产党的情感工作发挥到了极限。
2.1 古代儒家的“德治”思想与实践
选取2016年01月～2017年12月至我院住院部就诊并明确诊断为“脑卒中”的患者80例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根据既往病史、临床表现及脑部CT/MRI检查等综合明确诊断；（2）对本研究中内容与相关操作知情同意。排除标准：（1）病情危重，需要抢救的患者；（2）预计生存期限短于半年者；（3）存在严重的系统器官疾患的患者。其中，男46例，女34例，平均年龄（58.6±6.5）岁，按照患者就诊的时间顺序将其随机均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40例，比较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2 党的革命和建设历程中的情感动员
虽然学者对于情感治理的关注是近几年才开始的，但是在我国历史和当代的政治生活中却不乏情感治理的实践，也具备在农村社区推行情感治理的现实基础。
2.3 我国现有的信访制度和送温暖制度
社区情感的构建离不开居民对社区的情感认同，因而社区情感构建应首先以社区意识建设为着眼点和落脚点。并且以社区服务中心为主阵地，通过提供医疗、养老等社区基本公共服务，社区文体活动，社区文化建设等社区服务，引导居民参与社区生活、享受社区服务，进而增强居民的社区存在感、参与感和关怀感，从而从整体上提高居民的社区凝聚力和社区归属情感，带动和谐社区的建设。
换在以前，念蓉肯定会在半烟的胳膊上狠狠地掐一下，然今天，她只是笑笑，坐下来，打开电脑。半烟为她冲一杯咖啡，又盯着她的脸研究半天：“和楚墨吵架了？”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农村社区具备进行情感治理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基础。笔者认为，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通过以情感手段推进农村社区治理的，有两条基本路径可走：①通过内部的社区情感建设，加强社区归属感、凝聚力以促进社区和谐；②通过外部情感动员，吸引乡村精英回乡投资创业，带动经济发展。
费孝通说，从基层看上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9]。虽然现代文明的发展对这种乡土性有所冲击，但乡土情感却深深烙在了中国人的骨子里，并深刻影响着中国人尤其是农村人的思维和生活。①落叶归根情感。很多离开农村流入城市的人都与生育他们的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外面无论是得意或是失意，都追求落叶归根，始终盼望着自己有一天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甚至有些人虽然离开家乡数十年，仍忘不了打点老家的人情事往。②安土重迁情感。中国农民世代以务农为生，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是得农民对土地，尤其是对他们所生活的那片土地产生了深深地依恋之情，即使当地政府推行就近城镇化他们也不希望到远离自己土地的农村社区居住。③宗族情感与同乡认同。无论在村子里生活还是在大城市打拼，中国人之间都有一种以血缘地缘的远近亲疏为基础的认同感。中国人愿意也乐于帮助与自己血缘或地缘相近的邻居、亲戚或同乡。
2.4 影响深远的乡土情感
对于民众而言，更关心的可能是社保费用的提高。按照税收征管体制改革的要求，未来将由税务部门负责社保的征收，社保直接与收入挂钩，费用将会大大增加，届时拿到手中的收入，或将大幅减少。
3农村社区情感治理的路径分析
“送温暖”是我国的一项极具中国特色的常见的基层治理手段，它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全国总工会开展的“进万家门、知万家情、解万家难、暖万家心”的送温暖活动，并在之后的实践中逐步经常化、制度化和社会化。送温暖看上去是没有效能的形式主义、面子工程，但实际上，基层民众是希望看到这样的面子工程的，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互动，它体现的是国家与群众、单位与职工之间的情感联结。送温暖通过日常交往中的常规程式，去激活和调动人们的日常情感(缘情治理)，从而让互动日常化、情感化，让民心温暖化[8]。这种治理方式在乡村社会中的作用是最明显的，村干部通过这一方式可以很快融入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从而打开工作局面。
3.1 通过社区情感构建促进社区和谐
正如成伯清所言，“没有了真挚的情感作为动力，一个社会系统或许能够自主运行，但此时置身其中的人，不过是系统的零件”[10]社区情感是居民对社区认同感、归属感与参与感的结合体，它体现了居民对社区的情感归属和价值认同，它能够使居民积极参加社区活动，积极主动承担权利和义务，为和谐社区设贡献力量。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西方文化的传播，在中国社会，即使是乡土气息浓厚的乡村社会，人们的乡土情感已经有所减弱，因而，要想建设和谐社区，必须首先进行情感建设，构建积极的社区情感。
虽然情感治理是一个比较新的提法，但是在我国确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的，儒家的“德治思想”正是一种古老的实践。《论语·颜渊》中，樊迟问仁，子日：“爱人”。这里的爱人就是关爱他人的意思，既包括爱兄长、爱家人的孝悌之爱，也包括爱国家、爱人民的家国大爱。情感治理在儒家德治思想及其实践中最经典的体现就是“家国同构”、“以孝治国”的理念。历代统治者提倡“以孝治国”，将血缘家庭的孝延伸到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忠，将“事亲”与“忠君”有机的结合起来，将父子之情延伸到君臣之一，直接用孝来维护统治秩序。
我国自2005年颁布《信访条例》以来，信访工作一直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信访工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信访部门既无权解决问题又无利益牵涉的干预，那么信访部门的作用体现在何处呢？殊不知，信访部门却有“不治之治”：在应对来访者时，信访部门正是通过情绪安抚，情感约束，情感教化等情感手段，疏解来访者的情绪，稀释矛盾，从而预防和避免来访者在走出信访大厅后的过激行为，以维护社会稳定。
因院区的面积所限，该院不允许设计大型的花园，但设计者也竭尽所能为患者创造一个温馨舒适的就医环境。例如，设计者在院区的空余地方以及病房的阳台里都设置花槽，让这些花槽点缀在院区周围，打破医院沉闷单调的室内氛围，增添了几分写意与活力，同时亦可勾起患者与医护人员赏花玩花的点点情趣。
3.2 通过情感动员，吸引乡村精英回流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精英流散日益普遍，他们在外面打工、创业，靠自己的努力一步步成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建设力量，经过数十年的拼搏他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政治实力和社会影响力。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如何吸引这些乡村精英回到农村，为家乡经济发展做贡献成了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
正如前文所言，虽然中国社会的乡土情感有所弱化，但乡土情感对于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影响深远。无论外面的事业做得多么大，这些乡村精英终究是从农村走出去的，就像风筝线一样，无论飞的多高多远，乡土情感这根线始终紧紧地联系曾经养育自己和自己父辈的故乡。这也 说明了为什么有些人在经营自己在外面如日中天的生意的同时，还不忘多方打点，维系着自己在故乡的人情往来。那么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是否可以通过“感情牌”“乡土牌”吸引乡村精英回乡投资，以“新乡贤”的身份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呢？答案是肯定的。首先，乡村精英所掌握的大量经济资源、政治实力和社会影响力是乡村精英回流的重要基础；其次，党和国家正积极培育新乡贤文化，吸引乡村精英回乡投资正是响应党中央积极培育和发展新乡贤文化的重要举措；再有，对中国人影响深远的乡土情感为乡村精英回乡发展奠定了坚实情感基础；最后，在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德治”文化为之提供了肥沃的文化土壤。
4结束语
从儒家的“德治”思想到共产党的情感革命，再到我国现行的信访制度和“送温暖”制度，情感治理虽然是一种比较新的提法，但是在我国历史和现实中的政治实践中却不乏情感治理的影子。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社区内部情感建构和社区外部情感动员来建设和谐社区、拉动社区经济发展的情感治模式必将是促进乡风文明、产业兴旺、治理有效的有效途径。
2008年结束在美国的交流活动后，石嫣便回国做起了农民，并开起了“分享收获农场”。农场不仅实施有机种植，还倡导“让食客参与其中”。
[参考文献]
[1] 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J].中国学术,2001,(4):97～121.
[2] Liu Y. Maoist Discourse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Emotions in Revolutionary China[J]. Modern China,2010,36(3):329～362.
[3] 方盛举,吕朝辉.论中国陆地边疆的软治理模式[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6,18(1):40～48.
[4] 杨旭.法治视野下的社区情感治理研究[J].法制博览,2017,(28):10～13.
[5] 文军, 高艺多.社区情感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为[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9(6):28～36.
[6] 何雪松.情感治理:新媒体时代的重要治理维度[J].探索与争鸣,2016,(11):40～42.
[7] 方盛举.论我国陆地边疆的情感型治理模式[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3,15(5):127～132.
[8] 王雨磊.缘情治理:扶贫送温暖中的情感秩序[J].中国行政管理,2018,(5):96～101.
[9] 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0] 成伯清.从同情到尊敬——中国政治文化与公共情感的变迁[J].探索与争鸣,2011,1(9):46～50.
收稿日期： 2019-02-15
作者简介： 张春宝(1999-)，本科，南京工业大学法学院，研究方向：社会工作。
中图分类号： D42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6921(2019)11—0016—02
标签：情感治理论文; 农村社区论文; 乡村振兴论文; 乡村治理论文; 南京工业大学法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