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男女同校之始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同校论文,中国大学论文,之始论文,男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13)05-0113-09
一、引言
在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图景中，大学实行男女同校也许仅是一个小小的点缀，但它的影响却超越了教育领域而彰显出其独特意义。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的加拿大学者许美德指出：“此时期中国教育领域内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妇女开始进入高等教育。”[1]国内也有研究者指出，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所发生的重要变化莫过于女性进入原先只属于男性的知识领域了。[2]诚然，中国大学男女同校不仅体现了两性教育权利渐趋平等，也反映了社会性别观念逐渐改观。虽然，它作为女子教育重要议题之一已引起教育史和妇女史研究的足够关注，但关于其中的大学男女同校之始，却众说纷纭。
史学家何炳松先生在谈研究主题之范围的界定时指出：“自何时始，至何时终，去取之权，握诸学者。……终点易求，肇端难定。”[3]尽管学者对某一历史事件进行研究，能发表其看法，但由于各自所掌握史料不同，着力程度有别，加之“肇端难定”，所以在中国大学男女同校之始的认识上，产生分歧亦在所难免。由此看来，要确定一个历史事件的起始时间，实属不易。
传统观念认为，1920年2月，北京大学允许九位女生入校旁听为中国大学男女同校之始。对于这点，早在1991年就有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并撰文指出，我国大学男女同校并非自北京大学始。[4]遗憾的是，其论断曲高和寡，未能引起关注和重视，这可能与撰者没有进行考证和辨伪有关。近年来，又有学者对学术界普遍认为“北京大学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开创了我国大学教育中男女同校之先河”的观点进行讨论，并根据掌握的材料推断得出，1916年上海大同学院招收女生，可能是我国最早实行男女同校的高等学校。[5]然而，这种观点仍难以让人信服。如今，学术界对中国大学男女同校之始仍没能达成一致的认识，这势必影响研究者对其进行判断，不利于与此相关的研究深入开展。有鉴于此，笔者对其重新探究，以足够的史料为依据，对其正本清源，并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展开分析，得出研究的结论，以纠正以往的偏颇之见，进而使学术界对该问题的认识更为接近历史事实。
二、学术界对中国大学男女同校之始的认识
一般而言，学术界对我国大学男女同校之始的问题，主要有三种说法：其一是1920年(或1919年)的北京大学，其二是1906年(或1905年)的岭南大学，其三是1916年的大同大学。至于金以林在《近代中国大学研究：1895—1949》中借用朱光潜的回忆①引证1918年香港大学是公立大学首倡男女同校的说法，限于目力和能力，故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
(一)中国大学男女同校始于北京大学之论
在不少著作中，北京大学实行男女同校被称是中国近代教育史的“创举”“首先”“第一批”“破天荒”“首例”“之始”“先例”等。这些色彩强烈的词语反映了研究者的立场和价值判断，具体观点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在不少的教育史教材、教育工具书、北大校史、学生运动史、妇女生活史、妇女解放思想史中，它们都持北京大学是中国大学男女同校之始的观点。需要指出的是，现今的研究者一致认为北京大学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是1920年。然而，民国教育学者唐钺、朱经农和高觉敷1930年主编的《教育大辞书》和教育史家陈青之1936年撰写的“大学丛书”“教本”之一《中国教育史》则认为是“民国八年”，即1919年。确切时间有待后文进行考实。
(二)中国大学男女同校始于岭南大学之论
在一些以女子教育、教会教育和岭南大学校史为主的著作中，研究者则认为岭南大学是中国最早的大学男女同校。不难发现，与北京大学相比，这些著作并没有诸如“创举”、“破天荒”等强烈臆断色彩的词语，具体观点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与表1中关于北京大学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的论述相比，这些著作对岭南大学招生女生，实行男女同校的认识，在时间上也有分歧，一说是1905年，一说是1906年。同时，也有论述指出，岭南大学最早招收的女生，是中学程度的，当时仍没有成立大学。这些问题有待后文进行澄清。
(三)中国大学男女同校始于大同大学之论
少数研究者则认为大同大学是中国最早实行男女同校的大学。其中，《爱国办学的范例：立达学社与大同大学、大同附中一院史料实录》一书和《回忆大同大学》一文是大同大学校友的看法，具体观点如表3所示。
表3呈现的仅是笔者力所能及所搜集到的与大同大学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相关的材料。其中，《上海名人名事名物大观》一书指出大同大学仍不是本科性质的院校，1916年招收的女生是专科性质的，到1921年才正式成为大同大学。因此，对大同大学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是否属于大学性质，还有待后文进行辨别。
通观表1、表2和表3，不难发现，学术界在中国大学最早实行男女同校之始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其中，认为北京大学或岭南大学是中国大学最早实行男女同校的研究者较多，而认为大同大学是中国大学最早实行男女同校的人仅有少部分。这是目前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基本认识。
三、中国大学男女同校之始的真实面相
为了辨别中国大学最早实行男女同学的真实面相，我们必须根据特定的历史语境对其进行考实、澄清和辨明。其中，问题的关键是要确定北京大学、岭南大学和大同大学各自招生女生，实行男女同校的具体时间。
(一)北京大学男女同校之考实
1930年唐钺、朱经农、高觉敷主编的《教育大辞书》和1936年陈青之著的《中国教育史》均认为北京大学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的时间是1919年。按常理，他们的观点应该可靠，因为他们生活的时代以及这两本书的出版时间更为接近事件发生的年代。然而，现今的学者却一致认为是1920年。这就非常有必要对北京大学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的确切时间进行考实。
笔者认为，要考实确切的时间，亲历者对这个事件的记载和当时媒体的报道是关键证据。根据现有材料，可从三方面来进行说明：
首先，蔡元培作为当时的北大校长，该校的男女同校和他有密切联系，所以他对这个事件的描述非常有价值。1934年1月1日，蔡元培在回忆《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中就提及招收女生的事情。在该文中，他指出：“我是素来主张男女平等的。九年，有女学生要求进校，以考期已过，姑录为旁听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这是男女同校的开始，后来各大学都兼收女生了。”[35]由于当时社会用的是民国纪年，文中的“九年”也就是现今所说的1920年。
其次，邓春兰和王兰作为当时进入北大旁听的女生，她们在《北京大学男女共校记》中对自己的经历和原委进行了介绍，而且彼此都提及对方。邓春兰说：“所以去年……就上蔡孑民先生一封信，要求他开女禁。不料我那封信到京的时候，正是五四后……现在又过了半年了。我以为一定要到暑假才有希望，不料寒假方过，便有王兰女士先到北大旁听，我也就援例到北大旁听。”[36]266其中，邓提到“去年”写信给蔡元培“正是五四后”，“又过了半年”，“寒假方过”便进入北大旁听了。由此推断，她进入北大旁听的时间是1920年。
再看王兰的描述：“去年听见有一位邓春兰女士(现在已和我同在北大听讲)写信给北大蔡校长……到了今年年假后，要求大学开女禁的声浪日增月异的高起来。我忽然想起我何不就去碰一碰呢?于是乎便去见教务长陶孟和先生。不料居然得他的慨诺，过了两天，便实行在北大哲学系听讲了。”[36]270根据《蔡元培年谱长编》1919年8月3日记载：“甘肃女学生邓春兰在北京《晨报》及上海《民国日报》等京沪各大报发表她于5月19日写给蔡先生的信……”[37]234这可佐证王所说的“去年”邓写信给蔡的时间是1919年，那么，王“今年年假后”被允许在北大听讲的时间便是1920年。邓、王两人所说的时间一致。
第三，《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和《北京大学日刊》对本校的男女同校进行了报道和宣传。其中，1920年2月27日，《学生周刊》第9号以“女子共学的先声”为题报道了此事。1920年3月7日，第10号又刊登了三位女生之照片，作了突出宣传。消息迅速传开，至3月中旬便又有6人(其中包括邓春兰)，共9名女生被准予入北大学习。1920年3月11日，《日刊》对此事作了较详之报导。[38]从这些报道和宣传的具体时间来看，易知北大的男女同校是在1920年。
以上考实足以证明，北京大学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的确切时间是1920年，而不是《教育大辞书》和《中国教育史》所说的“民国八年”(1919年)。
(二)岭南大学男女同校之澄清
在讨论岭南大学男女同校的问题时，很有必要介绍一下岭南大学的简史。查阅岭南大学的《历年中西名称沿革表·建校康乐二十五周纪念册》可知，该校有中、英文校名，其中，中文校名经历了从格致书院(1888—1900)、岭南学堂(1900—1912)、岭南学校(1912—1918)、到岭南大学(1918—1927)和私立岭南大学(1927—1953)的变化。[39]从该校大学部的设科招生情况来看，1894年大学部设置了神学课程和普通大学课程，共有22名学生，但都是修读神学课程的。[40]1897年，大学部还没有学生攻读普通大学的课程，1907年招收了3名本科一年级的学生，但都没能读到大学二年级。1910年才有4个学生继续攻读二年级的课程。1916年，岭南学校开始正式创办“文理科大学”(即本科文理学院)，并附设有医学预科和神学预科。[41]1918年，首届3位本科毕业生正式毕业，标志着岭南学校最终发展成为一所具有完备学制的大学。[42]这是岭南学堂从创办到大学建制的设科和招生概况。
有关岭南大学男女同学的问题，1920年7月，《教育杂志》在第十二卷第七号上全文转载了甘乃光的《岭南大学男女同学之历程》(注：此文1920年4月在《少年世界》第1卷第8期上已经刊登)一文。根据当时编者按说“这篇文章介绍岭南大学男女同学，也就是事实之一，所以特地把它转载出来，好供教育界参考”，足见其史料价值弥足珍贵。至于甘乃光的相关信息，笔者从《私立岭南大学历届毕业生名册》②中得知，他是该校1922年获得文学士学位的男大学毕业生。[43]从而推知，他发表《岭南大学男女同学之历程》时已经就读于岭南大学。在该文中，他把岭南大学男女同学的历程划分为“插收女生时期(1905—1915年)”、“分办女学时期(1916—1917年)”和“男女同学时期(1918年以后)”。其中在插收女生时期，他提到“……没有许多女学生，不过教职员和教会里的女子和一二位家庭开通的女子罢了。但是岭南还没有办大学，所以想进大学的，都向美国去。”[44]这与上述岭南大学的发展简史相吻合。因此，该校尽管在1894年后已兼具中学和大学的性质，但成为真正的大学乃是1918年以后的事。况且，此前少数女子就读于该校的是中学，而不是大学，所以不能算是大学男女同校。
证据更为确凿的是，在《私立岭南大学历届毕业生名册》里，笔者查阅发现，岭南大学到1922年有一个名叫做冯丽荣的女生获得了理学士学位。[43]当时岭南大学的本科生实行的是四年制，根据常理推断，冯丽荣这名女毕业生最晚应该是1918年③就读于岭南大学，成为该校的第一名女大学生。也就是说，岭南大学最晚在1918年已经招收女大学生，实行男女同校了。
另外，对于当时少数女子就读于岭南学堂，实行男女同校是1905年抑或是1906年也需要澄清。甘乃光在《岭南大学男女同学之历程》中提到“廖奉献民国前二年毕业于本校”，也即是1909年毕业的，而岭南学堂中学部的学制在1911年才从三年改为五年的[30]12。换言之，1911年以前岭南学堂中学部的学制是三年。由此推知，廖奉献是1906年入学的。这与《岭南大学》和《瞬逝的辉煌：岭南大学六十四年》等校史性质的著作认为廖奉献等4名女生1906年与中学部的男生一起上课的观点相一致，故笔者认为1906年比1905年更为准确、可靠。
(三)大同大学男女同校之辨明
要辨明大同大学男女同校的时间，也有必要对大同大学早期发展作一些介绍。大同大学前身是大同学院，1912年3月19日胡敦复等人在上海创立。[45]1912年设普通科(中学程度)，1913年设大学预科(高中程度)，1916年设英文专修科和数理专修科，1921设大学本科，1922年正式改名为大同大学。[32]340大同学院时期开设科目的大体概况是：初设普通科和预科，开国文、数学、物理、化学、英文等课程，学生可根据文化程度自由选读。普通科设高中、初中(高中2年，初中4年)，预科设文、理科(均2年)及英文、数理两专修科(均5年，招初中毕业生)。自1916年起，先后增设英文和数理两个专修科，后来又设大学文科、理科及商科。[46]这是大同学院早期的设科状况和演进轨迹。
关于大同学院的男女同校，该校校友王仁中、王槐昌和徐志雄在他们编的《爱国办学的范例：立达学社与大同大学、大同附中一院史料实录》中多有涉及。其中，该校教师吴在渊在《大同大学创办记(1925年)》中这样记述：“民国五年，敦复妹胡卓来校肄业。六年，在渊女学敏来校。七年范若亦来，大同始收女生。然是时尚未敢遽收女生也。既经历，试无弊，而女界之请求入校肄业者日益多。于是决议开放。再经二三年，外界提倡男女同学之风始大盛。”[32]134而王槐昌在《大同学院、大同大学附中、附中一院大事记(1912年3月—1949年10月)》中提到：“1916年7月，大同学院增设英文专修科和数理专修科；开始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开风气之先。胡卓成为普通科第一位女生，亦是大同学院唯一的女学生，曾有院长夫人陪同上课。”[32]183
由此可知，胡卓是大同学院的创办人之一胡敦复的堂妹④，1916年成为该校普通科的第一位女生。从大同学院设科性质和发展程度来说，1916年大同学院才开设专科性质的专业，而胡卓仅就读于中学程度的普通科。故笔者认为，此时大同学院的男女同校，不能视之为大学男女同校。
四、结语
经过考实、澄清与辨明，我们发现，学术界对中国大学男女同校之始的认识存在分歧，主要原因是离开了学校校史这个特定的历史语境。所以，要确定哪个大学是中国男女同校的源头，依据主要有两个：第一，当时男女同校的学校是否属于大学性质的学校；第二，当时男女同校的女生所学习的课程是不是大学课程。
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用这两个标准对岭南大学和大同大学实行男女同校进行分析，可推断得出：其一、岭南学堂1906年在中学部开始实行男女同校，真正的大学男女同校最晚是1918年；其二、大同学院1916年开始实行男女同校，但属于中学程度，不能算是大学男女同校。因此，我们认为大同大学1916年实行大学男女同校的观点是不恰当的；同时，与北京大学1920年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相比，岭南大学最晚已经在1918年招收女生，实行大学男女同校了。所以我们可以得出岭南大学是中国大学男女同校之始的结论。
若对岭南大学最早实行大学男女同校进行归因分析，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近代以来，以广东为主的岭南文化形成了务实、开放、兼容、创新的独特性，岭南人在这种文化的哺育下心态和观念更为开放，他们对外来的新思想、新观念和新事物更容易接受。岭南大学最早实行大学男女同校，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点。其二，岭南大学虽是基督教人士创办，但不隶属任何宗派教会，加上创校者尊重华人的教育主权，订定了由华人自办的目标。[47]这使得岭南大学既免于过多地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也减少来自基督教会的控制，能在较宽松的社会环境里自主办学。“岭南大学是私立的大学，所以一切主张，若内部通过，便可以实行，没有什么阻碍。……所以对于男女同学这件事，便不取保守的态度。”[44]其三，创刊于1904年的《岭南学生界》，由岭南学堂编辑出版，在1905年刊登了《论男女同学》、《论男女同学二篇》、《论男女同学下》和《何者为中国今日女学之急务》等文章，这是中国较早鼓吹和宣传男女同校的言论，在社会上为岭南大学男女同校做了舆论的准备。其四，1906年，该校教师的女儿廖奉献等4名女生与中学部男生一起上课则是该校男女同校的最初尝试，为后来岭南大学男女同校的实行提供了宝贵经验。
而北京大学位于北洋政府统治森严的京城，传统思想观念浓厚，来自守旧势力的干预较多。1920年2月，北大允许女生入文科旁听，实行男女同校引起了政府的关注。1920年4月16日，北京《晨报》刊登了教育部针对北大招收女旁听生发出的公函，其着重指示北大说：“务须格外慎重，以免发生弊端。”[37]2831920年4月27日，北洋政府步军统领衙门派侦察长王光宇对北京大学开始实行男女同校的情形进行调查。[48]1920年9月15日，《时事新报》登载了掌控北京政权的直系首领曹锟和奉系首领张作霖在宴客时的一则对话，在《曹、张宴客时之趣语》(副题为《忽谈“姓蔡的”》)一文中，他们提到蔡元培在北大实行男女同校的事情，这很能说明封建军阀的反对心理。[49]由此而知，相对于岭南大学而言，北京大学在政府权力的介入和干预下，其实行男女同校的阻力大得多。有研究者指出，当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很多的学者文人仍为了男女同校、大学开放女禁是否合适的问题争论不休时，位于广州的岭南大学已经有了第一名女大学毕业生。[30]28
1972至1973年间，誉满全球的史学大师汤因比(Arnnold J.Tonybee)在接受自由欧洲电台著名播音员厄本(G.R.Urban)的访谈中指出：“在研究人类事务时，根据何者有现实意义和何者将来可能显示出意义来进行选择的问题非常重要。”[50]笔者受其启发，对中国大学男女同校之始的问题进行重新探究和正本清源，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对其进行分析，得出本研究的结论，以纠正以往的偏颇之见，使学术界对该问题的认识更为接近历史事实，也许这就是汤因比所说的现实意义和将来可能显示出的意义。
注释：
①1918年考入香港大学的朱光潜曾回忆：“当时学校里初收容女生，全校只有何东爵士的两个女儿欧文小姐和伊琳小姐两人，都和我同班。”(朱光潜著：《回忆二十五年前的香港大学》，朱光潜全集编委会编：《朱光潜全集(第九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84页)。转引自金以林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1895—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53页。
②根据陈国钦和袁征所著《瞬逝的辉煌：岭南大学六十四年》一书所提供的线索和信息，笔者查阅了《岭南大学档案》中的《私立岭南大学历届毕业生名册》。该名册上从1918年起有大学毕业生名单的登记。
③在《瞬逝的辉煌：岭南大学六十四年》中，陈国钦和袁征认为冯丽荣是1917年入学的，但当时岭南大学本科是四年制的，如果她是1917年入学的，那么1921年已经毕业，这与《私立岭南大学历届毕业生名册》中登记她1922年毕业不符，但不排除有特殊原因，故笔者认为她最晚是1918年入学，在表述上更为适切。参见陈国钦、袁征著：《瞬逝的辉煌：岭南大学六十四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8页。
④胡卓和胡彬夏不是同一个人，胡卓是胡敦复的堂妹，而胡彬夏是他的胞妹。——笔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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