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战略的再审视（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经济论文,发展战略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民经济增长问题需纳入中长期发展战略的视野
从1981年至1996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0%；其中1993—1997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1%。在此期间，我国政策调控的目标主要是抑制过热，经济扩张的增长动力似乎总是自然存在的。这一经验过程及当时认为“21世纪亚洲将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这样的乐观估计掩盖了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已经大量积累的诸多矛盾和不利因素。
在80年代初期以来“翻两番”战略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国民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持续增长，主要支持因素为以下若干方面。一是在农村经济关系调整推动下产量一度大幅提高的农业和在“六优先”政策支持下大发展的轻纺工业。“六五”期间，是轻纺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带动国民经济走出了“第二次大调整”的谷底， 使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从1981年的4.4%提高到1985年的12.8%。 二是在对“瓶颈”产业政策扶持下迅速扩张的基础原材料工业。我国的钢产量从1980年的3712万吨提高到1997年的10757万吨，17年间实际产量增长了190%。三是受惠于“七五”期间贯彻实施“梯度发展战略”和其他改革措施而发展起来的“特区经济”和东南沿海区域经济。其中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4 个经济特区在1986年至1993年间每年增长速度达25%—30%。四是从“七五”开始“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大发展。到1990年底时，我国乡镇企业个数达到1850.40万个，企业总产值占全社会总产值比重达到22.27%，固定资产原值达到2202.0亿元。五是“八五”期间外向型经济的快速拉动。1995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40.33%， 当年贸易顺差达166.9亿美元， “八五”期间实际利用外资额累计为“七五”同指标的3.48倍。六是伴随人民收入水平提高，从几乎空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家电产业。我国目前的冰箱、洗衣机、彩电生产能力和实际产量均已居世界第一位。但到“九五”初期，上述增长支持因素，由于潜力经过不断挖掘，对新的增长过程的支持能力或者已相继弱化甚至消退，或者需要调整与再积蓄力量。从深层次说，增长动力不足的隐患已经潜在。
当然，“九五”计划并非对新的增长支持因素没有安排。但在1996年和1997年，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汽车与房地产等新支柱产业成长、规模经济与集中化、股市大规模扩容、通过“破产兼并”帮助国有企业摆脱债务负担等战略措施大多未能实现预期目标。此时，远比短期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方面缺陷更为深刻的增长危机已经在深层次形成。
1997年年中，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与此同时，各种内外矛盾的积累使我国原有战略的许多内在缺陷集中暴露出来。1998年，我国国民经济面临的是国际环境、外贸、引进外资、支柱产业、乡镇企业、特区经济、消费市场等几乎所有增长支持因素的前景均不乐观的增长形势。显然，我们需要讨论的课题已不仅仅是1998年能否确保8%， 而是国民经济能否避免走向衰退和实现长期繁荣、稳定。
当前，一些专家已将增长问题纳入了中长期战略研究的视野，目前的探索主要集中为3个方面：一是中国能否突破“20 年连续高速增长极限”的国际经验；二是在中长期发展过程中，中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良性波动期间是否应控制在7%—12%； 三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格局是否已出现了从“通货膨胀拉动”转变为“通货紧缩压抑”，是否已进入“次高增长”阶段。人们已经注意到，我们不可能仅仅依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短期政策来实现中长期战略目标。
实现中长期战略发展过程的增长，关键是要找到新的增长动力，即人们常说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来看，增长动力在以下4个方面：
第一，新一轮生产手段的彻底改造。工业化过程，最根本的发展任务是用机器取代手工劳动，对经济增长最根本的推动力量是生产手段的彻底改造。应当大声呼吁，中国还远没有走完以生产手段改造来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在“翻两番”战略中，由于资金与成本限制，我国许多产业发展较多地采取了倚重初级技术、适用技术的技术构成选择，主要表现为大量引进二手设备、接替发达国家淘汰产业等。当前，一方面这种低度化的技术构成已明显成为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不强的基本原因；另一方面，“21世纪谁来武装中国”的问题已经尖锐地摆在我们目前。当我们借鉴“罗斯福新政”的时候应当注意到，从根本上带动本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走出“过剩危机”的是产业固定资产的大规模更新。可以说，在我国重要基础产业实施固定资产大规模更新战略正当其时。
第二，竞争主导下的资源优化配置。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本质含义，一方面是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另一方面是依据效率、效益原则对资源实行优化配置。资源优化配置是竞争的结果。在跨世纪战略发展过程中，资源优化配置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将主要产生于3 个方面：一是区域结构调整和区域间分工关系的重组；二是利用规模经济过程中的集中化；三是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和多种所有制发展过程中国民财富利用效率的不断提高。
第三，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整治。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明显地走到了这样一个阶段：生产领域的效益提高已极大地依赖于外部环境的改善。由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外部性”的低效率不仅使追加投入的边际效益急剧下降，而且也严重抵销了企业内部设备与管理改进的作用，并使存量资产的利用效率不断趋于下降。跨世纪战略发展过程中的基础设施整治是一个包括交通与通讯条件改善、城市建设、环境保护、灾害防避等多方面内容的广义范围。可以预期，基础设施大规模整治过程将不仅是巨大投资需求的产生过程，而且将是存量资产的利用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城市化取得实质性进展的过程，社会分工关系不断优化重组的过程。
第四，消费结构良性化过程中的需求拉动。跨世纪战略发展过程与“翻两番”发展过程的一个明显区别是，供求关系的常态已经从供不应求转变为供大于求，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已经从生产领域转移到了流通与消费领域。1998年，当经济为“过剩”所困扰，增长受到需求不足的抑制时，刺激消费成了政策的主要指向之一。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消费结构不合理，而消费结构不合理的原因则在于改革滞后。前期的改革过程较多地侧重于调整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结合过程中的经济关系，例如“多劳多得”、“承包”、“劳动合同制”、“竞争择业与下岗”、“按要素分配”等；但对生活福利范围内的体制关系并未深入涉及，例如福利分房制度仍未真正终止。从长远看，扩大消费需求的关键点不在于以降息刺激消费、不在于鼓励人们购买更多的食品、衣物，甚至也不在于空调或VCD等新型家用电器是否能形成新的消费热点， 更重要的是把原有体制下非个人承担的行、住、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支出纳入个人的消费构成。消费结构良性化过程中产生的需求拉动将成为国民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拉动力量之一。
二、就业优先要成为中长期发展战略的一项基本原则
90年代后期，在历史性、体制性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我国的就业压力骤然增大。1997年的城镇实际失业率为9.36%。实际失业率与实际失业人数均达1992年以来的最高点。劳动部预计1998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将达430万人，以后3年内每年下岗人数也将大致保持在这个水平上。在此期间，城镇新成长劳动力将达1800万。另外每年尚有约30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向非农业转出。劳动力供求矛盾空前尖锐。
就业矛盾的激化程度始料未及。重新审视我国中长期发展战略可以发现其中有两个重要缺陷：一是“温饱”与“奔小康”战略存在的缺陷。从现实情况看，就业引起的社会矛盾之所以趋于激化，根本问题在于一部分城镇人口的基本生活来源未能得到保障。1997年全国因下岗或停、减发工资而无收入或收入在基本工资以下的职工人数合计约为1600万人。在这一部分人口中，下岗原因引起的约占37.5%，企业停、减发工资引起的约占62.5%。除此之外，还有229.8 万离退休人员生活困难。我国“温饱”与“奔小康”战略的重心是放在农村和偏远落后地区、放在自然经济下劳动者个人抗自然能力的提高和谋取生活资料手段的改进上，而社会化程度较高的城镇地区的基本生活保障措施则被严重忽略。其结果是，一方面农村贫困人口数不断下降，另一方面城镇新贫困人口群又在诞生。二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战略存在的缺陷。在过去近20年的改革中，我们在“价格放开”等过程中实现了产品的市场化，在结构调整中促进了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在发展资产经营、培育资本市场的过程中推进了企业的市场化。也就是说，我们过去主要注重的是如何把物的要素从原有体制的束缚下解脱出来，而人的要素脱出原有体制的改革则严重滞后。“下岗”现象反映的并非仅仅是劳动力供求矛盾，从深层次上说，它反映了原体制身份下的劳动者与市场化进程之间的尖锐矛盾。
正视我国面临的就业压力，需要对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战略作出调整。我国的就业压力不仅仅源于劳动力供给的大或小、就业岗位的多或少。它的背后隐含着就业制度改革与打破“大锅饭”过程中劳动者与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利益矛盾、“减员增效”过程中资本要素所有者与劳动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利益矛盾、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过程中工农两大劳动者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发展不平衡的区域间就业机会不平等的利益矛盾、竞争力较强的新成长劳动力与竞争力相对弱化的下岗职工之间的利益矛盾，以及劳动者群体与个体之间、眼前与长远之间的利益矛盾等。显然，我们不可能指望单纯增加就业岗位来使所有这些矛盾都得到缓解。如果把就业岗位视为是一种资源，那么这种资源是有限的。政府的责任在于一方面要尽可能地促进这种资源的供给增加；另一方面要运用有限的存量与增量资源来避免各方面利益矛盾趋于激化。因此，我国的中长期发展战略需要确立就业优先的原则。
从理论层次上看，工业化阶段的经济发展历来有两条基本思路：一条是物的扩大再生产优先，另一条是解决人的问题优先。解决人的问题，从根本上要依靠生产的发展，经济总量的扩大以及效益的提高。一般的发展战略中总是把扩大再生产置于优先地位。人的问题服从于物的扩张。例如，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过程中都始终把资本积累、资源获取、技术变革、管理改进、结构优化、产品升级等等问题放在首位。我国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从历史过程看，也基本延续这样一条思路。但是，在我国的中长期战略发展过程中，我们更需要正视我国的特殊性。
什么是我国的特殊性？一是我国人民生活刚刚得到初步改善，个人资产的积累程度还很低，生活来源对就业的依赖程度还相当大。二是占我国劳动人口主要比重的农民还远未完成从自然经济下的小生产者蜕变为按照市场方式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劳动者的过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高潮才刚刚开始。三是必须主要依赖于内需扩大的国民经济增长要求整个社会有长期良好的收入预期。四是经济体制改革正在从社会普遍受益阶段转向社会利益结构剧烈调整阶段，保持社会稳定的难度正在增大。这些特殊性决定，缓解社会利益矛盾以及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就业状况的改善。
就战略思路看，就业优先原则应当重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劳动力市场发育要优先于其他要素市场的发育。当前，在劳动力市场发育上有3个认识误区：首先，鼓励劳动者成为小商品经营者， 认为股份合作制下的合伙人不是劳动力市场发育的主要方向。事实上，强化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内在经济联系是自然经济、小商品经济条件下调动积极性的有效方式；而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要求的恰恰是弱化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内在经济联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受雇于资本的劳动者是大多数，他们才是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其次，对农村剩余劳动力采取歧视性政策，这不利于劳动力市场的良性发展。我国的发展战略应当是逐步建立起符合农村工业化、城市化方向的非歧视性劳动力市场，消除城乡、工农利益矛盾趋于激化的潜在威胁。三是把无规则的自发状态当作是合理的市场竞争状态。而实际上，合理的市场竞争必然是有规则的，劳动力的市场参与规则不但要协调竞争秩序，而且要协调不同群体之间对有限岗位的竞争矛盾。
2.劳动者利益要适度优先于资本利益。市场经济下劳动者利益的基本体现是通过就业获取收益。集中化与规模经济、减员增效等都是提高资本收益的措施，而促进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政策都是有利于就业和劳动者利益的政策。国企改革、结构转换、企业规模结构调整以及技术手段改进等方面的政策需要与就业岗位的增加密切结合起来。
3.降低失业率的调控政策要优先于反通货膨胀政策。从长远过程看，在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中，对增长速度、信贷规模、货币发行、财政与外汇平衡、总量平衡等方面的控制应当适度服从于降低失业率的要求。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反通货膨胀政策不应以不适度地牺牲社会就业水平为代价。
4.有利于促进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政策成本要优先于其他财政支出给予安排。城镇扶困、完善社会基本保障制度、国有企业职工体制身份转换、社会培训成本、下岗职工再就业工资补贴以及向衰退区域导入新产业等方面的政策成本应当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中给以优先保证。对就业矛盾格外突出的局部区域还应制定特殊对策。
5.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就业岗位增加要优先于社会收入水平提高。按照一般规律，收入水平增加总是建立在生产率提高基础之上的，而生产率提高总是会形成对就业岗位的排斥。在我国未来一段时期内的战略措施中，有必要特别注意控制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速度，一方面尽量减低由此形成的对就业岗位的排斥；另一方面要防止过度推高城镇劳动力再生产费用水平，从而造成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的困难。
三、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要有比“三年”更远的战略安排
在我国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国有企业改革始终未能取得明显的突破。大量国有企业在“社会负担”、“冗员负担”、“债务负担”的重负下陷于困境。显然，如果占有着国民财富最大比重的国有企业不能改变低效率的运行状态，跨世纪战略发展目标是难以实现的。
在1996年到1997年，我们把国企改造的重点放在摆脱债务负担上，对此作了多方面尝试。1996年的主要思路，一是“贷改投”，即将部分80年代“拨改贷”形成的体制性债务转换为国家投资，其实质是由国家把一部分企业债务承担起来，把企业欠银行钱转变为国家欠银行钱；二是“破产与资产重组”，即对一部分确实扭亏无望的企业实施破产、兼并等措施，以银行坏账准备金冲销其债务。这两种思路都已局部付诸实施。但在实践过程中，第一种思路受到了国家财政能力的限制；第二种思路遇到了银行的强烈反对。银行方面提出，企业破产实际是破银行的产，这不仅不能规避金融风险，反而只会加速金融危机的爆发。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矛盾已趋于激化。1997年上半年，以“破产”为主的思路有所调整，依靠股市大规模扩容为国有企业筹资成为主要思路。
政府及财政、银行部门对这一方案寄予很大期望。但1997年后半年证券市场的脆弱走势明确无误地表明，我国的投资者远没有人们期望的那样强大，我国股市目前还没有如此大规模扩容的条件。与此同时，国家体改委负责人也坦承：国有企业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也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可以说，1996年到1997年的尝试并未能取得预期效果。
1998年，中国新一届政府宣布，要加大国有企业的改革力度，帮助国有企业在三年内走出困境，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尝试新的战略思路。
新的战略思路可以概括为3个主要方面。
第一，调整产权结构，实施“抓大放小”。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要逐步消除不合理的所有制结构对生产力的羁绊；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要按照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造。在理论突破的基础上，发展以资本为纽带的大企业集团、促进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通过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及股份合作制等形式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不断加快。
第二，深入调整多方面社会经济关系，切实帮助企业摆脱三大负担。基本措施包括培育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发展直接融资以充实企业资本金的“减债增资”；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基础上大规模剥离冗员负担的“减员增效”；进一步实施政企分开，把应当由政府或社会承担的职能从企业中剥离出来。
第三，发展资本经营，对国有经济实施战略性改组。一方面，通过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以致跨国的资产置换和资产重组把国家所有的那一部分国民财富从固化的资产形态转换为可以不断优化投入领域的资本形态，在从资产经营到资本经营的转变过程中提高这一部分国民财富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国有资本要收缩投入领域，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行业、不适于国有大资本运作的行业、产出投入效益已经趋于下降的行业，同时加大对基础设施领域、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具有重大发展前途的高科技领域的投入力度，提高国有经济的内在质量和效益水平。
与以往的战略措施相比，新的国有企业改革思路有3 个重要的突破。一是在承认资本概念，特别国有资本概念方面的突破。由国家或政府代表社会全体成员占有的那一部分国民财富，或叫国有资产，不应当固化在特定的厂房、设备、原材料等实物形态上，而应还其本来的价值属性、资本属性；应当能够不断流动与重组，不断优化自己的投入领域。二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方式上的突破。新思路把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关系从原有体制下抽象的“企业主人”关系通过“减员增效”演化为所有者身份与雇佣劳动者身份相分离的关系，通过租赁、承包、股份合作制演化为掌握直接经营权的关系，通过发育资本市场演化为社会化的直接投资者关系。三是在公有制实现形式方面的突破。公有制为主体并非一定是国有经济成分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占据最大比重；国有企业并非只有国有独资一种形式；股份制等社会化的多元投资主体组合也可以体现公有制的内在属性。
新的战略思路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使“国有企业改造”的含义转变为了国有经济的改造。一方面，就“三年”这一中期战略过程看，按照新的战略思路，国有经济不仅将继续作为对国家财政的主要贡献者，而且有可能从国民经济增长的滞后力量转变为拉动力量，从资源利用的低效率群体转变为高效率群体，从市场竞争的弱者转变为主导竞争形势的强者。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对三年走出困境是充满信心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对这一战略任务的艰苦性、长期性一定要有充分的估计。国有经济改造决不仅仅是国有企业“扭亏为盈”的简单过程，它涉及的是全社会的微观基础再造，是社会利益结构的全面重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公有经济”或国有经济的效率与活力问题是一个世纪性、世界性的难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要真正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有效率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的国有经济体系，我们一定需要有比“三年”更长远的战略安排。
四、供求失衡已成为国民经济战略发展的新“瓶颈”
从1998年的形势看，“‘九五’与2010年远景目标规划”最大的始料不及是新的供求失衡与过剩经济的出现。90年代中期的背景：一是当时认为“21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再加上美国经济正处于高涨过程中，人们对外部需求增长的基本估计普遍乐观；二是“增长方式的转换是国民经济战略发展的关键环节”成为基本判断，在生产领域的发展障碍被基本排除之后，人们将关注的视野主要转向了供给扩张过程中的增长方式和增长质量，并未对需求的潜在制约威胁给予足够的注意；三是在“全党抓通胀”的过程中，“过热”、“投资饥渴”现象掩盖了深层次已经不断孕育的“偏冷”和“投资不足”的隐患，当时认为，国民经济战略发展过程中宏观调控的长期性任务是反通货膨胀。
1998年，世界经济增长在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下明显趋缓，我国周边许多国家或地区甚至陷入负增长的危机。从我国的情况看，以1996年为100，标志着市场供求关系的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已经从1995年的114.8回落为1997年的100.8，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从117.1回落为102.8； 工业品出厂价格增长更回落为负值，其中，以上年为100 的生产资料出厂价格指数为97，生活资料出厂价格指数为96。原内贸部1998年第一季度的资料显示，在601种主要商品排队中，供求平衡的商品466种，占排队总数的74.2%；供大于求的商品155种，占排除总数的25.8%； 供不应求的商品为零。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基本关系已经逆转为普遍性的供大于求。银行连续降息、启动农村市场、扩大投资需求、推进住房商品化、提高出口退税以促进出口刺激消费等已成为宏观调控最重要的政策指向。
不论从已有的政策决策还是从各方面的专家论证意见看，人们对下述基本判断已具有相当高的共识：一是在当前我国国民经济的运行过程中，供求关系处于普遍性供大于求的失衡状态；二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曾长期存在的短缺状态已告结束；三是供求关系的严重失衡已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四是采取各种能够刺激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出口需求的有效政策已成调整供求关系的当务之急。
应当毫不含糊地说，供求失衡已成为制约我国中长期发展过程的新“瓶颈”；我国的国民经济已经面临过剩经济的考验。
我们不妨通过对下述论点的讨论来论证这一认识。
第一，有人认为“对过剩经济的判断是为走出短缺欢呼，是极为有害的认识”。对过剩经济的判断与“为走出短缺欢呼”毫无内在联系。不论是供不应求还是供大于求，都是供求失衡，都不能判断为良性标志。但就生产力背景说，我国的确已经走过了工业化初期生产领域扩张障碍为经济发展主要障碍的时期。明显的事实是：80年代初期我国城镇面临就业压力的主要原因是缺乏资金和生产资料，把劳动力组织起来投入社会经济活动；在整个“翻两番”战略中我们一直为能源“瓶颈”所困扰；仅300亿投资规模的宝钢上马就被引入全国人大反复论证； 在电风扇、电冰箱、黑白及彩色电视机进入人们家庭的初期都曾经历过严重供不应求的过程。但到了90年代中期，技术、资金、要素聚焦等生产领域扩张障碍被初步排除。销售学公认的理论告诉我们，工业化阶段供求关系从“以产定销”到“以销定产”，再到“以生产引导消费”是一个规律性的变化过程。我们就处在向第二、第三阶段转变过程中。因此，尽管我们面临着过剩经济，但是在新的发展战略中对调整供求关系的关键仍然是促进需求而不是抑制供给。
第二，有人认为“我们国家还很穷，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还不可同日而语”，意即我们不可能出现过剩经济。过剩的出现不是富裕的同义语。它具有的特征可以概括为3 个方面：一是当某种社会需求产生时，供给经常可以以更大的规模产生；用规范的理论性语言说，叫做供给的收入增长弹性远大于需求的收入增长弹性。二是价格变动已经难以调整供求双方的经济利益关系，供大于求的程度使投资收益率普遍被压低到银行利息率以下。三是国民经济外部普遍存在着比技术与资本力量更为强大得多的过剩生产能力。
第三，有人认为“大量工业消费品在广大农村的普及率还很低，如果农村市场启动，我们的生产能力并不过剩”。且不说潜在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还需要经过生产发展、收入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等多少中间条件，用未来的需求与现实的供给来相互平衡本身就是经济学的一个常识性错误。市场经济理论中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的交汇点称为供求平衡点。而即时的供给曲线只能和即时的需求曲线相比较；未来的供给曲线只能和未来的需求曲线处于同一坐标系中。为什么？因为在不同时点上有收入（收益）等不同的曲线位置决定条件；在社会收入水平的不同阶段不同产品的供给与需求曲线变化速率也各不相同。
第四，有人认为“把过剩说成是市场经济下的常态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平均利润率规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论述“平均利润率规律”的同时还强调指出另外两条重要的基本规律，一个叫做“利润率不断趋于下降的规律”；另一个叫做“积累的一般规律”。一个是说个别资本家提高利润率的努力必定在积累供大于求的条件并最终导致利润率下降趋势，从根本上说，与这一趋势相抗衡的不是资本家不断转移投资领域，而是科技进步和社会总收入提高基础上的需求增长；另一个是说工业化阶段积累的必要性使社会再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非理性的自发竞争状态必定会导致供求严重失衡的过剩危机。
第五，有人认为“我们面临的最多是买方市场，而不应概括为过剩经济”。一般说，买方市场所能概括的是什么？是停留在流通过程、现象形态的供求矛盾。它的一般形态是，在供大于求的格局中买方在买卖双方的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等价交换原则不断向有利于买方的方向扭曲。普遍性的买方市场一定要有过剩生产能力存在的物质基础。从战略研究方面说，把我国面临的供求失衡形势概括为买方市场的最大危险是有可能把政策重心仅仅导向于去努力说服、诱导以致迫使买方即消费者打开钱袋。需要格外强调的是，公众的消费趋向并非是我国供求失衡的根本原因。
第六，有人认为“我们即或面临过剩，也只是相对过剩”。如果相对于消费欲望，那么“相对过剩”永远存在。这种说法没有实际意义。应当明白，在经济学理论中，“相对过剩”是有特定含义的，它专指工业化过程中积累的必要性造成劳动要素的收益增长速度不断慢于扩大再生产速度、资本收益增长速度，从而导致“相对贫困化”和需求增长慢于社会经济活动的产出增长的状况。
第七，有人认为，“尽管市场过剩，但很多产品还依赖于进口，因此我们面临的是结构性过剩”。什么叫结构性过剩？一些产品严重供大于求而另外一些产品严重供不应求的市场态势才叫做结构性过剩。无需要多说明，这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一部分产品依赖于进口并不能概括为结构性过剩。因为在开放条件下，过剩与否的判断不取决于本国的生产或供给能力与本国的消费能力的平衡，而取决于所有可能参与到市场中去的供给因素与需求因素之间的平衡。进口不能从供给中排除的道理与出口不能从需求中排除的道理一样。在我国现实的政策体系中，促进出口是增加需求的重要措施之一。当我们不断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挑战提出思考时，对中长期战略发展过程中的供求关系平衡必须立足于开放而不是封闭。
标签：国民经济论文; 国有经济论文; 经济论文; 供求关系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供求理论论文; 经济学论文; 国企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