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乎？友乎？三十年代关于中日关系的一场论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关系论文,三十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日两国是势不两立的敌国，还是和睦亲善的友邦？两国关系的走向是战还是和？在本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夜，中国朝野尤其是在政界、学界和舆论界，曾对这些关系两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进行了一场全面、深入和激烈的论争。历史的进程已对参加论战的各党各派关于中日关系问题的理念之是非，作出了公正的检验，也给后世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在人类即将跨入21世纪的今天，回顾和审视这一史事，对于正确认识现代中日关系的历史经验，推进两国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一、《敌乎？友乎？》的对日关系观和对日政策论
日本军国主义于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开始了以武装侵略殖民地化中国的新阶段。面对着日本的进攻，怎样对待中日关系问题，日本是敌还是友，对日是战还是和？严酷地摆在了中国的面前，成为全国朝野最为关注的大事，各党各派以至社会各界针对着这些问题的争论不已。在华北事变前夕，围绕“敌乎？友乎？”问题展开的论争，乃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日关系问题的争论在新形势下的又一次交锋，同时，也是国内不同政派对于以“协调外交”相标榜的日本广田外交作出的不同反应的集中表现。
从1934年下半年到次年上半年，正当日本政府内阁和军部积极准备对中国进行新的扩张，决定实行其分离华北的政策，一个新的侵华阴谋计划正在策划之时，日本政府与中国国民政府之间，却相互频频发出“友好”、“亲善”的呼声，“中日提携”的高调在东京和南京一再登台，“调整邦交”的活动在外交部长和大使一级以上的官员中接连不断。正如《外交评论》杂志在当时的一篇评论中所说的：“最近中日两国间的空气，似乎从严冬转到温和了。”[1] 造成这一奇特现象出现的推动者，是各有企图的中日两国政府当局。南京当局出于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基本政策的需要，在《塘沽协定》成立、关内外通车通邮等等协议达成以后，乘着中日关系出现相对平静的时机，企图进一步营造一个对日妥协、苟安的局面。当冈田内阁戴着“微笑外交”的面具招手时，正适合南京当局的政治需要，被认为是“睦邻敦交”，推进“中日和平提携”的大好时机的来临，从而作出了积极的回应。东京当局推出广田外交，其侵略扩张的基本目标与历来的侵华政策并无二致，只是它更注重于采取外交、政治和经济的手段。广田外交高唱“中日提携”，向中国发出“亲善”的呼声，意在引诱中国就范，排斥英美，挑拨中苏，进而使中国依附于日本。
蒋介石和南京当局为了使日本方面理解它对中日关系的基本立场，也为了使国内各方面都赞同它的对日关系的理念和政策，于1934年12月发表了一篇政策性论文——《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2] （以下简称《敌乎？友乎？》）。此文成稿于1934年10月，由蒋介石授要点，军委会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执笔撰写，以侍从室第二处秘书徐道邻的名义发表，刊于同年12月出版的《外交评论》杂志。当时《大公报》、《申报》、《中央日报》等国内不少报刊，全文转载或摘要刊登了这篇文章，并印成单行本出版。日本《中央公论》等报刊也刊登了此文的日文摘要。此文系统地阐发了蒋氏对于中日关系和东亚军事政治格局的基本观念，宣示了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它是为响应广田外交，谋求对日妥协而发出的一个政治信号，同时也是针对国内对南京政府对日政策的抨击而作出的系统性的回答。
在《敌乎？友乎？》中，蒋氏提出解决中日关系问题的基本政策是依靠外交途径，通过两国政府之间的谈判，解决双方之间存在的争端和一切“悬案”，化敌为友，避战谋和，相互提携，共建中日两国和东亚的和平。蒋氏这一政治外交构想无疑是与虎谋皮。然而，他所代表的中国统治势力的政治需求，使他对上述目标抱有最大的期望，不避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抨击。正如他在50年代初追思此事时所说：当时，“中日局势更趋危急，正进入最后关头，极思设法打开僵局”，遂发表《敌乎？友乎？》，“以此为中日两国朝野作最后之忠告。”[3]显然， 蒋氏旨在为“打开”一条依靠外交途径解决中日问题的道路而进行“最后”的努力，但这条道路被事实证明只是一种幻想而已。
蒋氏的上述主张，是以对于中日关系的基本状况之错误论断为依据的。其时中日关系的性质和格局，是日本侵略中国和中国反对侵略，是中日之间业已存在着由日本发动的局部战争，是日本武装侵占了中国的东北和正在分割华北。无论从中日关系或是从东亚的军事战略格局而论，军国主义的日本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任何解决中日问题的方案都必须从这个基本事实出发。但《敌乎？友乎？》却一再论证说：中日之间的关系是“友”而不是“敌”。甚至明确宣称：“首先我敢断言，一般有理解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人终究不能作为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4] 并且表示中国当局与民众的态度不同：“有许多国民，激于当前的仇恨，颇有愿与日本偕亡之气概”，但“如果中国从远大的将来着想，中日两国便应该相互提携”。[5]
《敌乎？友乎？》一文着重强调的，是妥协高于一切、胜过一切，抵抗必遭失败的理念。在蒋氏看来，中日双方应当实行妥协，“合则两利，敌则两败”。两国如果开战，他断定其结果必将“同归于尽”，而中国则先遭重创。蒋氏认为，中日如果交战，日本在十天内便可灭亡中国，至少可以占领中国的重要都市与海港。由此，他断言：“我以为目前中国，只有尽力消弭战机，才是唯一可采之路。”[6]至于日本， 如对中国进攻，或是用海军封锁中国，或是肢解中国大陆，造成“华北国”、“蒙古国”，或是正式出兵全面进攻中国，都不可能彻底打败中国，其结果只会是“两败俱伤”而“同归于绝灭”。因此，他的结论是：“和”为上策，“战”为下策，只有双方实行妥协才是唯一的出路。
《敌乎？友乎？》详尽地论列了中国朝野以往对日本的政策、举措的七项所谓“错误与失计”，从中方来说，正是这些错误造成了现时两国关系的僵局。文章系统地回顾了北伐战争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中国对日关系，认为中国对日本态度骄妄，意气用事而缺乏理智，“当屈不屈”，屡屡丧失了与日本打开僵局、达成妥协的机遇。例如，九一八事变时政府当局拒绝以日方提出的五项原则进行谈判，这是“失却时机的错误”；中国民众以为用抵货运动可以击败日本，这是“判断对方的错误”；民众对本国力量夸张过大、信赖过甚，“甚至自信短刀可以制飞机”，这是“审察自力的错误”；中国朝野对国际联盟、对英美列强干预和制约日本，期望过高，这是“观察第三者的错误”等等。总之，蒋氏绝不认为南京政府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实行不抵抗，签订《淞沪协定》和《塘沽协定》都是大错，相反，却断言由于中国方面“不但不知彼，实亦不知己”，不自量力，感情用事，以致酿成了当今中日关系的僵局。[7]
《敌乎？友乎？》以徐道邻的名义，道出了蒋介石和南京当局为解决中日问题向日方提出的政治方案。其主要内容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日本“应彻底扶持中国真正的独立”，中国则承认日本“在东亚之特殊地位与利益”，“独立的中国以平等地位与先进的日本相提携”。[8]
二、“为彻底更新中日关系”，日本“应抛弃武力而注重文化的合作，应舍弃土地侵略而代以互利的经济提携，应唾弃政治控制的企图，而以道义感情与中国相结合。”[9]
三、日本“断然归还东北四省，使归属于中国的版图”。[10]
四、对“过去悬案，应以诚意谋互利的解决，一扫国交上的障碍，人民应深明大义，不作苛求，当局应忍辱负重，掬示忠诚。”[11]
五、“中日之间并没有绝对不能转闤的情形”，两国当局有必要举行“直接谈判”，就上述各项问题达成协议，“定议以后，即由中国报告国联”，成为定案。[12]
综上所述，该文的基本结论是什么呢？这就是：日本终究不是中国之敌而是中国之友；如果中日交战，双方只会同归于尽；中日两国合则两利，敌则两败，互相妥协是唯一可采之路；中日关系铸成僵局双方都有责任、都有错误，双方都应改正；中国对于日本应实行“革命外交”，“能伸则伸，当屈则屈”；中国极愿在政治、经济、文化、道义各方面与日本“共同提携”、“恢复友好”；中国建议与日本举行直接谈判，解决双方之间存在的问题；只要日本停止土地侵略，归还东北，其他一切要求，中国均以诚意谋求解决；中国承认日本在东亚的特殊地位与利益，等等。这就是《敌乎？友乎？》所表述的，蒋介石的对日关系观和对日政策论。
二、《对日的两条路线》鼓吹的对日路线
《敌乎？友乎？》一文为南京政府的对日方针政策定下了基调，但它所表达的是蒋介石一派的观点和主张。虽然当时汪、蒋合作执政，汪派赞同蒋派关于对日关系的上述立场，但前者仍然有着它自己不同的利益基础和政治见解。在这场关系重大的对日问题的论争中，汪派是不可能保持沉默的。他们很快在自己的舆论阵地上道出了对日问题上的主张。汪派代言人林柏生[13]署名发表的《对日的两条路线——读徐道邻〈中日关系的检讨〉书后》一文，就是其主要代表作。林柏生为汪派喉舌《中华日报》的社长，他在此文中一再大段引证汪精卫的言论，甚至把汪氏未曾公开的在国府会议上的讲话作为此文的“附记”发表，足以显示其作为汪氏代言人的角色。他发表于《外交评论》和国内其他重要报刊上的上述论文，是汪派响应蒋派的对日路线而作出的政策性宣示，同时又是对蒋派的论点和主张所作的某些补充和纠正。
《对日的两条路线》开宗明义表示赞同《敌乎？友乎？》一文的立场和态度，说：“我以为到了今日，中日两国人士，都应该有徐（道邻）君一样的态度，不为环境所驱，不为情感所闭，诚意的，平心静气的，来求中日问题之根本解决。”[14]尤其是特别表明认同后者对敌友关系的观点，写道：“读了徐道邻君《敌乎？友乎？》一文之后，我所佩服的，他…说了‘日本人终究不能作为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进而提出中日两国所应采之途径。”[15]
如同蒋汪两人正在合作推行对日妥协路线一样，林柏生的文章赞同《敌乎？友乎？》提出的解决中日问题的基本政策。然而，对于中国要求日本归还东北四省的问题，他不同意后者的主张，公开表明：这“一个先决问题，我认为有商榷之必要”[16]。他论证道，占领东北、树立“满洲国”，既是日本的根本国策，又已是日本的既得利益，日本绝无可能将东北归还中国。他问道：“先归还东北，再交涉悬案，日本不归还东北，我又对之可怎样呢？”[17]他认为徐道邻文中提出的，日本先归还东北，双方再交涉“悬案”，进而实现睦邻友好这条路是永远走不通的。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解决中日之间的僵局呢？《对日的两条路线》认为，摆在中国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条路是决心保卫国土、收复东北失地，不惜与日本决一死战。但他断定“这是一条求死的路”，是万万走不得的。因为“中国今日真真正正的还是一只是虾蟆，尽现时全国所有的力量而一战，已是没有把握，能否集中全国的力量，更是没有把握。”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科学上，以至社会组织上，样样都不如人”，“苦战的结果，假使有一块小小的土地，建立得一个小小的政府，为世界亡国史多添一件古董，也算好了，只怕土崩瓦解四分五裂，并此也不可能呢。”[18]汪精卫一类的亡国论在这里被林柏生发挥得淋漓尽致。汪氏的抗战失败主义比蒋氏更甚：蒋氏谓之为“同归于尽”，汪氏则认定为中国败亡，日本得胜。
汪精卫一派主张的是另一条路。《对日的两条路线》把它称之为“忍辱图存之路”。即中国放弃收复东北的念头，“照汪、蒋屡电所说的，确立一个最低限度，所谓最低限度，即决心不承认伪满，在最低限度之内，可以忍让，可以委曲求全”。[19]这就是说，只要日本不逼迫南京当局在国际关系上承认“满洲国”，则对日本的要求都可以忍让，以求得与日本之间的和解。显然，在对日妥协退让的道路上，汪派比蒋派走得更远了。
《对日的两条路线》一文进而从南京政府对日政策的历史演变，证明对日忍让路线，是蒋、汪两人从九一八事变以来一贯的政策。文章指出1932年1月蒋介石提出的对日政策主张是“不绝交，不宣战， 不讲和，不订约”，而“九一八以后汪精卫氏所提出‘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八个字，也正是这个意思。”“两种相较，没有不同，所不同的，‘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是从消极方面确定外交军事方针的范围，‘一面交涉，一面抵抗’是从积极方面指出外交军事方针的动向。”[20]林柏生宣称：“三年以来中国所走的正是我上面所说的第二条路线”，即汪蒋主导下的以妥协退让为基准的“忍让路线”。那么，今后的出路何在？他的结论是：“今日以后中国还是（应该）守着三年以来始终不渝的汪蒋路线”。[21]
当前又如何打开中日之间的僵局呢？林柏生根据来自东京的政治信息，据称是日本外务省对华新政策的要点，认为可以被接受作为中日谈判的基础，以打开两国的僵局。要点共有9项：1、日本维护中国领土的完整，但中国第一步须剿灭共产党，扫尽一切抗日运动；2、 中日两国进行正式谈判，以恢复双方间正常关系；3、日本不干涉中国内政， 对中国之政争保持中立，但中国如有人能负起统治全国的完全责任，则日本将对其在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方面给予援助；4、 中日两国比照日“满”议定书缔结中日协约，但中国必须承认日本在东亚的重要地位，不再依赖欧美；5、日本与中国就远东政治问题另订双边协约， 日本不再承认《九国公约》一类由第三国参与的条约；6、关于军事方面， 日本要求中国承认不再请援于国联，即使退出国联亦可，聘日本顾问以代替欧美顾问；7、日本要求组织日中“满”经济集团， 并给中国以财政援助；8、中国如对以上各节表示诚意， 则日本准备将《塘沽协定》改为永久条约，并在中国与“满洲国”之间设一中立区域；9、 中日两国在3月27日后6个月就缔约问题进行谈判。对于上述亡华灭华条件，林柏生竟然宣称：“我认为中国方面，亦不宜优柔寡断，应该根据既定方针，予以考虑。”并说“中国政府应…开诚相见”，与日方进行“正式谈判”[22]。从林柏生的言论可见，汪派在对日妥协的道路上已走得很远。后来汪精卫、林柏生等叛国投敌，沦落为汉奸卖国贼，是有由来矣！
三、日本舆论界对《敌乎？友乎？》的评论
《敌乎？友乎？》一文的发表，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中日关系问题的论争，在日本也引起了颇为强烈的反响。日本舆论界和各方面人士以其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参加了这场论争。1935年春，日本《中央公论》、《政经日本》等颇有影响的刊物纷纷发表评论文章，“东洋经济社”也召开了“中日亲善问题谈话会”，对中日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在日本舆论界占着统治地位的这些评论，以民间或半官方的形式反映了日本对华政策的意向，又是对蒋介石一方的政策主张作出了极具讽刺意义的回应。
日本舆论界对《敌乎？友乎？》的政治背景作了相当确切的论断。《中央公论》的文章指出：《敌乎？友乎？》“登载于《外交评论》专号卷首以后，中国各地之主要新闻，皆纷纷转载，且多加好意的评论；自其一普通杂志论文大受特别欢迎一点而观，遂令人不能不猜疑其文有类似中央党部之非正式的声明，其背景实为中国之军事当局。”并认为文章“系国民党某要人所作，而以徐（道邻）氏之名义发表”[23]。众所周知，当时国内外均称蒋介石为中国最高军事当局，在日本论者的心目中，谁作此文的政治背景也就很清楚了。
在日本舆论界看来，《敌乎？友乎？》一文是中国当权者向日本发出的政治气球，显示的政治信号是“媚日”而不是“抗日”。《政经日本》的一篇评论写道：“满洲事变发生以来，在中国方面只听到感情的排日论之流行，最近…《敌乎？友乎？》的大论文，冷静而大胆直率地痛论中日的关系，诚为晚近之名论。时适铃木中将、有吉公使赴南京与蒋、汪两氏晤见，使中日国交急转直下，打开了以前沉闷的僵局。”[24]认为徐道邻的文章不是感情用事的“排日论”， “诚为近来中国杰出的文章”。
《敌乎？友乎？》的作者期望以中国当局的反省，去引发日本当局的反省，为化敌为友打开一条通道。然而，日本舆论界全然否认日本有任何反省的必要。在侵略有理的逻辑下，日本历来视对华种种侵略，为理所当然，何需半点反省。相反，在日本舆论界看来，有必要进行反省的倒是中国。
《政经日本》只译载《敌乎？友乎？》文中“中国方面的错误”部分，而对于“日本方面的错误”一节，却一字不登。该刊在评论文章中又大言不惭地宣称：“现在中国全体国民自己反省的时机已经到来”[ 25]。而《敌乎？友乎？ 》的发表则被他们视为时机已经到来的一个标志。这实在是对蒋介石和南京当权者的一个极为辛辣的讽刺。
中日关系是敌还是友？针对《敌乎？友乎？》提出的要化敌为友、恢复友好的建议，日本许多论者置日本长期以来把中国作为打击和灭亡的对象这一根本事实于不顾，却指责中国人民把日本当成了敌国。村田孜郎的文章写道：“一般中国的左翼阶级，都以日本人为最终之敌，这实在是不可的。”[26]“我对徐君之宏论，表示无条件的同感。我们日本人愿中国人士早一天听取这种话”[27]，即及早认同日本侵略者为朋友。
对于怎样打开中日之间的僵局的问题，日本的评论文章一致地断然拒绝《敌乎？友乎？》提出的由日方先归还东北四省、中日举行直接谈判以恢复友好的方案，给了蒋介石以当头一棒。《中央公论》的评论指责徐道邻文章的最大错误在于提出要日本归还东北四省，说“此种结论，直无异蔑视满洲国的存在之事实，而对政治外交之现实，投下一巨弹也。”表示对此“不能不明白否定之”，并认为“任何日本政治家都决不能应此交涉也。”[28]这就再次证明，日本绝无可能主动交还东北和取消“满洲国”，企图通过外交谈判解决这一问题的设想，如果不是用来欺骗和应付舆论，那就只是一个幻想而已。
那么，中日关系的前途竟究会是怎样呢？对此，日本的评论文章与《敌乎？友乎？》之间的回答却有着惊人的相同，它们都认为，自冈田内阁和广田外交登台以来，中日关系已趋向缓和，两国正在一步步接近，两国关系的转机已经来临。长谷川如是闲写道：“因九一八事件，（两国）关系虽发生顿挫，然一观由于内田外交而进展至于广田外交，即可推知历史之真正之进向。”[29]村田孜郎也认为；“在我国广田外相之不威胁、不侵略的声明以后，中日当局已有正式会见，两国关系已一扫从来的恶感，走上了渐次的接近之途”[30]。而《敌乎？友乎？》则特别指出广田弘毅和日本外务省“保全中国统一”和“对于中国之独立或利益绝不予阻碍且无意加害”的言词，是对改善中日关系具有“诚意”的表示，为中日关系恢复常轨打开了闸门。双方如此合唱，决非偶然的巧合，乃是两国当局正在导演一场“睦邻敦交”的政治活剧的一种表现。
代表日本统治阶层意向的日本舆论界的评论，从反面证明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中国统治集团想以退让求妥协，但事实却是退让愈甚而妥协愈难；想以牺牲局部利益去换取与侵略者之间的苟安，但事实却是，放弃部分领土主权也难以获得这种苟安；想以道义、信义和利害关系去劝说侵略者，向不可一世的侵略者乞求和平，但事实却是越是不敢抵抗就越是没有和平可言。
四、中国各界对《敌乎？友乎？》的评析
《敌乎？友乎？》的发表绝非一孤立的事件，而是当时南京政府实行其内外政策中的一个重要举措，而在实际上成为推导其对日政策的理论纲领。1934年至1935年间，蒋汪政府进行了一连串与日本“睦邻敦交”的活动，高唱“中日亲善”，致力于“调整国交”，其声浪之烈，涉及政治层面之高，为九一八事变以来所未有过。这是蒋汪推行“攘外必先安内”和对日妥协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本政府推行广田外交在中国统治集团中引起的一种反响。
正当《敌乎？友乎？》问世之时，日本政府首相冈田启介和外务大臣广田弘毅1935年1月22日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 向中国抛出“不威胁、不侵略”，与日本“共负维持和平之重任”的橄榄枝。1月26日， 蒋介石破例接见日本驻华武官铃木美通。次日，他又约见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当面表示：“中日应该亲善，是我的信念”，又说，“我认为今日时机已到”[31]。2月1日，蒋介石向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说广田在议会的演词具有诚意，“我国朝野对此当有深切之谅解。”[32] 同月14日，蒋介石在答日本《朝日新闻》社记者问时， 再次强调“中日提携”，说“中日两国不仅在东亚大局上看来，有提携之必要，即为世界大局设想，亦非提携不可”，并认为“广田外相对华政策之演说，…是中日关系好转之起点”[33]。汪精卫也不甘落后，于同月20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发表“中日亲善”的政策性演说。27日，汪、蒋联名向全国机关、团体发布严禁排日运动命令。同月下旬，王宠惠奉蒋、汪之命，在东京与冈田、广田等日本政府首要进行改善中日关系的商谈。 5月间，中日两国政府分别宣布把驻在使节由公使衔升格为大使，以示双方关系的改善。接着，南京政府于6月10日发布“睦邻敦交令”， 把媚日活动推到了顶点。
《敌乎？友乎？》的发表，是南京政府上述一系列政治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它们的舆论准备和理论纲领。它引起了国内各方面人士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在舆论界，一时间更成为许多报刊评论的热点。国民党掌握和统制的舆论工具纷纷转载此文，并发表专论，都一致地给了《敌乎？友乎？》以充分肯定的评价。而国内各方抱着不同立场和观点的人士和报刊，则围绕着《敌乎？友乎？》展开了颇为尖锐的交锋。中间派和左翼人士对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甚至是极为严厉的抨击。
日本究竟是中国之敌国还是友邦呢？王芸生在《大公报》著文说，日本“她理想中的中国满洲是她的一个被保护国，如同过去的朝鲜，现在的‘满洲国’。日本人说满洲是她的‘生命线’，满洲拿在手上，华北又变成满洲的‘特殊地带’；设不幸这个‘特殊地带’再变了色，那时又将如何呢？人说‘日本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事实的情形确是如此。在这种高压下，中国怎么可以同日本讲邦交呢？”[34]针对中日之间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化敌为友的主张，《大公报》在一篇题为《读徐道邻文感言》的社评中指出，“此殆为最大胆的主张两国亲善共存者”，但在日本视中国为其鱼肉的情形之下，“中国人表示意见则可，而若希望实现则非。”该文对徐道邻文的作用持否定态度，说“国人此后不必多作此类劝日本觉悟之言论，以其距离事实甚远，于实际无益。”[35]
有些论者指出徐道邻文章混淆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者与日本民众这两者的根本区别，也就根本说不清敌友问题。杜重远在《新生》杂志著文批评说：“记者（杜自称）以为‘敌乎友乎’是非认清不可的。可惜徐先生做了一万多字的长文，却仍旧没有认清主题。中山先生遗教主张中日民族携手，记者以为应该是指中日民众携手而言。日本民众——受军阀武力压迫下的日本民众——是中国之友，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却是中国之敌人（而且也是日本民众之敌）。”[36]这是认清敌友问题的根本关键之所在，《敌乎？友乎？》在这根本问题上却是大错而特错了。
针对《敌乎？友乎？》一文与两国当局所鼓吹的“中日亲善”、“睦邻敦交”的种种论调，许多爱国抗日人士纷纷著文予以批驳。北京大学教授、国际问题专家张熙若的《论所谓中日亲善》一文，可谓论述这一问题的代表作。请看他对“中日亲善”论的揭露和针砭：
“天下事真是无奇不有：无端端的侵占了人家四省的地方，用飞机重炮轰毁了人家许多城市和人民，扰乱了人家许多地区，而且日日计划如何吞并，如何宰割，简单地说，就是处处要置人家于死地，人家无力抵抗，也就罢了，却还要进一步的强他和你讲亲善，讲提携，这未免太难了！天下事更奇怪的乃是：土地被人占了很多，人民被人杀了很多，劫后的性命还是朝不保夕，在此种岌岌可危的情势下，有些人竟然一闻人诱以亲善之词，谎以提携之说，便似乎欣然色喜，以为好了，有办法了。‘今日演说惟恐不亲，明日访问惟恐不善’。这么说来更难了！人于侵略之后来讲亲善，自然是于‘伤害之上加以侮辱’，我于被侵略之后甘心去和人家讲亲善，岂非表明不但无力抵抗，并且情愿受辱？若是这种甘受之侮是‘含垢忍辱’之类，有重大作用或特殊苦心在内，那还可说。不过在今日彼此悬殊形势之下，任何作用，假如有的话，都不能发生效力，任何苦心都不能达到目的；唯一的结果只是上当、受骗，使国难愈加严重，国运愈难挽回。”[37]
对于以广田外交为代表的日本对华政策的变动，又应当怎样认识和对待呢？不少文章指出，广田外交只不过是推行日本侵略扩张的基本国策的一种手段，切不可对它存有幻想。张熙苦的文章写道：
“我们中国人应该首先明白、彻底觉悟的就是日本人向来所讲的‘大陆政策’、‘大亚细亚主义’一套，骤听之颇似梦呓的话，在现时并非少数人的理想，而是整个日本国家传统的‘国策’。政府可换，权臣可易，政党可朝三暮四，军阀可老少相倾，而此传统的‘国策’和所谓民族的‘使命’，在其人民心理上，国家政策上，是无论如何百折不回、颠扑不破的。伊藤也罢，大隈也罢，田中也罢，犬养也罢，内田也罢，广田也罢，他们的政策虽有缓急之分，他们的手段虽有软硬之别，但他们的目标是始终一致、彼此相同的，他们的政策是千变万化，但不离其宗的。…天羽声明如此，广田亲善何尝不如此。不同者，就是天羽声明是以强硬的语调向列强恐吓，广田亲善乃是以表面柔和手段向中国诱骗，使之软化，使之屈服。…而俎上鱼肉的我们自己，竟然‘愿以满腔热诚’跳入这个圈套，能不令人咋舌！”[38]
对于《敌乎？友乎？》提出要在中日之间实行平等互利的“经济提携”的问题，国内各大报刊杂志几乎都参加了论争。许多论者指出，日本当局高唱“中日经济提携”，其目的一方面是企图以此排斥欧美列强，以便独霸中国，另一方面是为了引诱中国陷入日本经济统制之下，成为其附庸。所谓“平等”“互利”云云，只不过是掩盖其经济侵略的一块面具。著名实业家穆藕初在《中日经济提携之商榷》一文中说，“我总觉得所谓中日经济提携，将免不了形成日本所高唱的大亚细亚集团经济”。而“如果在日本领导之下，实行中日‘满’的集团经济…就是要使中国和伪‘满’组织同样的受日本之支配。我们可以从日本许多言论中，看出日本此种野心。”“假如我们不明此点，徒附和中日经济提携的宏言，无异自愿加入中日‘满’集团经济，而受日本肆意支配。”[ 39]
中国究竟应当按照什么路线去解决中日问题呢？不少评论认为《敌乎？友乎？》所提出的方案有害无益，决非是一条救亡图存之路。摆在中国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战”，一条是“和”，前一条立足于“抵抗”，后一条立足于“妥协”。中国唯一应该选择的是前一条路。李公朴在《读〈敌乎？友乎？〉书后》一文中指出，虽然中国的国防和经济实力远不如日本，“可是我们却不能因为国民力量不足，武装准备不充分，就自己灰颓，…也不应该在不能对敌的时候而曲求为友。”“这就是所谓不能为敌，不配为友！”他提醒南京当局丢掉妥协幻想：“我们无论怎样委曲求全而‘全’终不可得”，“要想望‘日本悬崖勒马’至少是对牛弹琴！”[40]杜重远也指出，“徐（道邻）先生代日本打算，虽然非常细致周到，但是劝日本帝国主义交还东北，如不是与虎谋皮，至少也是对牛弹琴。”[41]因此，“现在须拿定主意充实国力：一面整顿国防，准备必不得已时的自卫，一面要‘唤起民众’以为政府外交国防的后盾。”[42]
广大爱国人士大声疾呼：中国绝不可“还想在‘战’与‘降’之间另找什么‘守’的第三条道路”。“现在民族的危机，是到了无可再忍，无可再让的关头，我们也不能再错过时机了。”“我们现在还可回避不谈抵抗吗！”[43]“中国大众，在这关头，在自己的自救的领域内，怎样的来负起战斗的任务呢？是高举着民族解放的战旗，强化我民族的阵容，收复已失去的国土，驱逐侵略者，建筑一条自卫的长城！。”[ 44]“只有反帝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 只有发动民族革命的战争，方能救中国的危亡与图存。”[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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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敌乎友乎”的论争已逝去了60多年，各种意见之是非也由历史作出了客观、公正的检验，治史者似不难作出正确的结论。然而在日本、在中国台海两岸的史学界中，至今对这场论争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见解，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刘大年先生和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会前主任委员李云汉先生最近发表的文章，就代表了对这场论争的两种不同的论断。刘大年先生指出：蒋介石“公开发表过‘敌乎？友乎？’的对日政策声明，希望日本不要逼得太紧了使他再也无法后退，基调仍是对日妥协。他所说的‘敌’与‘友’，确切地说，是他那个政权的敌与友，而非中国人民的敌与友。”他认为“蒋介石国民党与共产党这个敌人本来不能妥协，与日本那个敌人一直在妥协中。”所以，蒋介石的对日政策“与‘立足于打’相反，立足于‘和’，立足于对日妥协，保住自己的存在着严重‘内忧外患’、有倾覆危险的政权。”[46]李云汉先生则持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蒋介石发表《敌乎？友乎？》一文，是为了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而采取的一种策略，目的还是为了抗日。他说：“蒋中正民国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间（1933—1935）发表的言论，谈攘外的策略并不少于安内部署，而且认定安内的目的就是攘外的胜利。”当时发表“有名的《敌乎？友乎？》一文…检讨了中日双方错误，也对日本提出了忠告，希望日本人能悬崖勒马。”李先生的文章认为蒋介石《敌乎？友乎？》一文提出的策略有利于民族抗战事业；同时他却指责说：“直至今日，中共党人仍固执蒋的‘安内攘外’是‘反共反人民’，是一项‘罪恶’。然就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言，安内攘外是当然的手段，任何人居于蒋的地位，也都不能不持相同的立场。”[47]由此可见，海内外史学研究者之间很有必要就这一史事继续互相进行探讨和切磋。我们相信，只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本着有利于民族利益的精神，是不难得出对这一问题的正确结论的。
中国有句老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在近代历史上把中日两国推到了互相敌对的地位，并演变成为两国之间的一场大战，其原由全在于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日本当时的统治阶层选择了错误的道路，以致两国长期的传统友好关系遭到破坏，不仅给中华民族，也给日本民族带来了历史性的灾难。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了两国关系的这段不幸时期。20年前，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两国关系进入了和平友好的新阶段。今天，在人类即将告别20世纪，迈向新世纪的时候，我们不能不严肃地思考21世纪的敌乎友乎问题。日中两国关系能否进一步加深和发展，亚太地区能否获得持久的和平与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日本选择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真诚地希望日本能够在深刻反省历史的基础上，积极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为日中友好关系的深入发展和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
*本文是作者1997年11 月在东京庆应大学召开的“中日关系史学术讨论会”上宣读的论文。本刊发表时，略有增删。
注释：
[1]汤中：《中日邦交转变之关键》，《外交评论》，第4卷第2 期。
[2]徐道邻：《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 《外交评论》，第3卷第11、12期合刊。此文1961 年编入台北国防研究院出版的《蒋总统集》，1984年又收入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会出版的《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4卷。
[3]蒋介石：《重刊〈敌乎？友乎？〉前言》，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84年10月版，第4卷第135页。
[4][5][6][7][8][9][10][11][12]蒋介石：《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4卷138、139、140、145—149、164、162页。
[13]林柏生，时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上海《中华日报》社社长，为汪精卫之亲信。抗战开始后随汪投降日本，曾任汪伪国民党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伪中央通讯社社长、伪安徽省省长等职。
[14][15][16][17][18][19][20][21][22]林柏生：《对日的两条路线—读徐道邻〈中日关系的检讨〉书后》，《外交评论》，第4卷第2期。
[23][28]（日）伊藤正德：《他山之石》，《中央公论》，1935年4月号。
[24][25][26][27][30]（日）村田孜郎：《中日问题的新检讨》，《政经日本》，1935年3月号。
[29]（日）长谷川如是闲：《中日关系与‘现实’之优势》，《中央公论》，1935年4月号。
[31]（日）有吉明：《中日关系之再检讨》，《外交评论》， 第7卷第3期。
[32]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民国史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21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8页。
[33]《蒋介石答日本朝日新闻社记者问》，《外交评论》，第4 卷第2期。
[34]王芸生：《关于中日问题的一些认识与感想》，《芸生文存》，《大公报》社1937年版，第235页。
[35]《大公报》社评：《读徐道邻文之感言》，《大公报》1935年1月29日。
[36][41]杜重远：《〈敌乎？友乎？〉》，《新生》，第2卷第2期。
[37][38]张熙若：《论所谓中日亲善》，《大公报》1935年3 月10日。
[39]穆藕初：《中日经济提携之商榷》，《大公报》1935年3月4—6日。
[40][42]李公朴：《读〈敌乎？友乎？〉书后》，《读书生活》，第1卷第9期。
[43]李公朴：《救亡图存的基础》，《读书生活》，第3卷第3期。
[44]李公朴：《一九三六年》，《读书生活》，第3卷第5期。
[45]杜重远：《沉痛的纪念》，《新生》，第2卷第1期。
[46]刘大年：《照唯物论思考》，《抗日战争时代》，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150—154页。
[47]李云汉：《国民政府战前对日政策之演变》，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会：《近代中国》，第1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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