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台湾问题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问题论文,中国对外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台湾问题本来属于中国的内政问题，但由于美国的干涉，才成为影响中美关系及亚洲太平洋地区局势的一个敏感问题。因此，解决台湾问题在中国对外战略中居十分重要的 地位。中国领导人始终从国家的根本战略利益出发去思考和寻求解决台湾问题的途径和方式。
一、处理台湾问题在不同时期有不同思路
台湾问题随着中国对外战略各个时期的主要任务的不同，在中国领导人的战略思考中所处的位置也有所不同。因此，解决台湾问题在中国对外战略的不同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思路。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武力解放台湾是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既定目标，并为此作了充分的准备。由于当时美国对华政策处于举棋不定的状态，对国民党的前途较悲观，在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曾宣布，美国对台湾采取“不干预”政策，这对我解放台湾较有利。但不久，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改变了对新中国政权的观望态度，派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阻挠我解放台湾的计划。从此，台湾问题演变成为中美之间的国际争端。当时美国从其全球战略的反共目的出发，认为苏联已从朝鲜向美国开刀，如果中共乘机攻占台湾，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防御圈将有崩溃的危险。因此美国出兵台湾海峡，控制台湾，把台湾作为美国的军事基地，稳住在亚洲的阵脚。与此同时，利用台湾作为对新中国封锁、遏制的前哨站。为此，美国派“军事援助顾问团”进驻台湾，给予蒋介石集团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1954年12月同台湾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
美国侵台，使中国领导人不仅从国内斗争的角度，而且更多地是从国际斗争的视角去思考台湾问题，并开始把解决台湾问题同中国对外战略的任务、内容和手段联系起来。正如后来毛泽东在1959年10月所说：“台湾问题很复杂，又有国内问题，又有国际问题。就美国说，这是一个国际问题。国际问题只能用和平道路解决，不能用武力解决。……就蒋介石说，台湾是一个国内问题。”〔1〕
当时中国对外战略的基本架构是“一边倒”，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这样，台湾问题就表现为既是国内政治斗争，同时又是在亚洲和西太平洋地区两大阵营对峙的交点。
在50-60年代，中国领导人从三个思路考虑解决台湾问题。一是从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的原则出发，提出解放台湾是中国行使自己的主权，是国内问题。但考虑到台湾在美国军事力量的庇护下，解放台湾成为一场复杂的、严重的国际斗争，不可能沿用过去国内革命战争的形式、必须考虑新的方式。1955年4月，毛泽东要求参加万隆会议的周恩来“可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同年5月31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方式和和平方式， 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2〕中共提出愿意通过与蒋介石集团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谈判，这表明国家统一问题已超越两党的阶级利益之争。为此，毛泽东在1956年4月提出：“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政策主张。二是，从维护中国自身安全出发，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造成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指出这是中美之间的国际性问题。毛泽东在1958年指出：“美国侵占台澎与台湾海峡，这是中美两方有关的问题。”〔3〕毛泽东认为，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可通过与美国的谈判来处理，这就促成了中美从1955年至1970年长达15年的会谈。三是，从5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的认识出发，提出要敢于同美国斗争，并适当地采用军水斗争的手段。如1958年美国入侵黎巴嫩，使中东局势骤然紧张，成为世界矛盾的焦点。此时蒋介石集团叫嚷“反攻大陆”、并对大陆进行骚扰。为此，中共中央决定炮轰金门、马祖。这既是为严惩台湾蒋军的挑衅、同时更是为了打击美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嚣张气焰和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这一时期，基于国际两大阵营对峙的现实，以及美国企图永久分裂大陆与台湾，控制台湾，因此决定了在台湾问题上我们主要斗争对象是美国，斗争的主要内容是针对美国的分裂中国图谋，采取的斗争手段主要是政治、外交斗争，并附以军事斗争。但由于中美之间的敌对状态，解决台湾问题无法提上日程。
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战略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发展成为两国间的严重军事对抗，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与此同时，美国在亚洲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在广大第三世界地区日益受到苏联咄咄逼人攻势的挤压，在战略态势上处于不利的地位。为此，美国当政者不得不重新考虑对华政策。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宫后，放出信号，要改善中美关系。
这时、中国领导人对国际战略形势和中国对外战略作出了如下判断：当时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是美苏争霸，它们之间的争夺一时难以调和，美苏难以在政治、军事上结成反华联盟，这使我在战略空间上能够利用美苏矛盾，维护我国国家的安全利益。虽然美苏均对我的安全构成威胁，但苏联的威胁更直接，危险更大。在改善与我的关系上，美国此时更积极、主动。为此，毛择东毅然调整中国对外战略，联合美国，反对苏联霸权主义。这就形成了后来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
台湾问题，就其实质来说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企图永久控制台湾造成的。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对解决台湾问题必然带来重大影响。美国从其全球战略出发，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轻易放弃台湾，中美双方虽然都从战略大局着眼作出改善关系的决策，但在台湾问题上面临着严重的分歧。对中国领导人而言，当时如何把台湾问题放在对外战略的适当位置，就成了一个重大的问题。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基于中国根本战略利益，决定在打破中美关系的僵局中，把台湾问题放在次要地位来考虑。毛泽东在1972年2月2日会见尼克松时说：“这个（台湾）问题不是大问题，国际形势才是大问题”；“台湾事小，世界事大”。〔4〕当时中国领导人首先是看到改善中美关系对世界历史进程和中国对外关系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同时世认识到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和非紧迫性，中美两国有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一时还难以解决。但是，台湾问题关系到我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因而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时，我在台湾问题上同美国进行了极其艰难的谈判，最终使美国公开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我同意把台湾问题暂时搁置，采取逐步解决的方式。
中国领导人的这一抉择，改变了中国在国际上同时面对两个强大对手的处境。中国同美国结束了敌对状态，这为中国在世界上发挥重大作用开创了一个有利的新局面。中美接近使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我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得到了全面改善。1978年12月16日，中美达成了建交公报，美国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同台湾“断交、撤军、废约”，这就为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了条件。
进入70年代，海峡两岸虽然处于敌对状态，但比较平静。大陆方面虽然早在1955年就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向，但这还是在“解放台湾”的口号下进行。
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际局势进一步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两大主题，中国对外战略把反霸和维护世界和平作为根本目标。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增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1979年元旦，邓小平在政协座淡会上说：“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5〕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告了中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呼吁两岸就结束军事对峙现状进行谈判，表示在实现国家统一时，“将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同年1月30日，在美国访问的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参众两院议员代表团时说：“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6〕这就表明我决定用“一国两制”的构想来解决台湾问题，根据这个构想，以后又相继提出了一些具体政策和方案。虽然台湾当局坚持“不淡判、不接触、不妥协”的政策，但两岸之间人员往来的大门逐渐打开，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不断加强，海峡两岸隔绝的状态被打破。
80年代以来，中国对外战略的主要任务是为经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领导人把解决台湾问题放在这个大局之中考虑。也就是说，解决台湾问题要服从并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大局。当时，尽管和平统一遇到台湾当局的极力阻挠，但海峡两岸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的共识未变。当时美国依然在实际上奉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政策，但由于中国在美国反苏的三角战略关系中具有重要作用，美国不敢在台湾问题上走得太远。虽然我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的统一方式，但从战略全局着眼，邓小平认为，“绝不能轻易使用武力”，“统一问题晚一些解决无伤大局”。〔7〕在邓小平看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根本方针，其着眼点是不使台湾问题成为中国发展对外关系、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建设的障碍，并使两岸关系的发展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这种对外战略构架下，我对台的战略重点是，一方面，对美国的“两个中国”的政策，依据中美三个公报的原则进行有理、有利的斗争；另一方面，对台湾当局展开了强大的和平攻势，希望随着香港和澳门问题的解决，能对解决台湾问题带来积极的影响。
然而，国际局势的突变和台湾岛内政局的变化，给我和平统一的方针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二、冷战后台湾问题对中国对外战略的影响
从历史上来看，有两次国际重大事变干扰了我解决台湾问题的步骤和计划。一次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一次是苏联东欧的剧变。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出兵台湾海峡，导致了我武力解放台湾计划的落空；苏联东欧剧变，使国际战略力量的对比失衡，中美关系出现倒退，美台关系提升，助长了台湾岛内的分裂主义倾向，我和平统一的计划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难度明显加大。
随着冷战后国际战略格局的重大变动，美国对华政策出现了大的波动。美国感到，苏联的解体使中国作为对抗苏联的战略作用大大下降了，中美之间的战略合作减弱，在台湾问题上对美的制约因素减少，中美之间在人权、贸易和知识产权、核不扩散和武器出售等问题上的争端凸显。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使美国愈加担心中国的强大会影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进而影响美国的全球战略。因此，冷战后美国需要调整对华政策，对台政策的调整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美国调整对台关系开始于1992年，这一年布什政府宣布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大大超过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报》所规定的水平。克林顿执政后，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美国国会在1994年4月28日通过一个《对外关系授权法》，随后克林顿总统批准生效，从法律上解除了美对台出售武器的限制。此后，克林顿政府加速发展与台湾的实质性关系。
1994年9月7日，美国政府宣布调整其对台政策。主要内容有：美国政府官员将与台湾当局进行较高层次的接触，允许美台之间建立次内阁级的对话，准允美台官员在除白宫、国务院以外的政府机构进行会晤；今后，美国政府经济、商务、技术部门的高级官员还将被批准访台；美国承认台湾在一些跨国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支持台湾加入关贸总协定组织，并认为，台湾参与更多的国际性组织的活动是有益的；美国还将允许台在美机构由“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改名为“台北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尽管美国政府称上述对台政策调整属“非官方性质”，“美国对台的根本政策没有改变”，但这显然是欺人之谈。1995年5月，美国宣布允许李登辉以“私人”身份到美国参加其母校校庆，这极大地损害了中美关系，助长了台湾当局拓展“国际空间”，企图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声势。
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和台湾当局加快分裂祖国的步伐，使台湾问题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份量陡然加重，使台湾问题成为主宰中美关系的硬结。中国领导人历来不希望因台湾问题而影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和为此必须创造的良好的外部环境，希望祖国统一有利于中国发展与强盛。然而，美国提升与台湾的关系和台湾当局分裂祖国的活动，使中国领导人在处理台湾问题上的回旋余地大大缩小。在涉及到主权问题，中国政府不能不表明自己的原则和立场。在李登辉访美后的严峻形势下，中国政府向美国发出强硬和坚定的信号；召回驻美大使，中止中美之间的军事交流；从1995年7月至8月在东海和台湾海峡两次举行导弹实射演习；1996年3月以来连续在台湾海峡进行三次军事演习。这表明中国在关系到国家主权问题上不惜一战的决心。
与此同时，针对近年来台湾当局分裂祖国的行径和海峡两岸关系发生的重大变化，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总书记在新春茶话会上，发表了题为《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这次重要讲话不仅再次阐述了邓小平“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而且就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提出了八项重要主张。其核心是：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反对任何“台湾独立”的言论和行动；从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诚恳地呼吁台湾当局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强调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决不是针对台湾同胞的，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台湾独立”的图谋；主张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以利两岸经济共同繁荣；同时承诺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作主的愿望，保护台湾同胞一切正当权益。1997年9月在中共十五大上，江泽民总书记在大会报告中再次向台湾当局郑重呼吁：作为第一步，海峡两岸可先就“在一个中国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在此基础上，共同承担义务，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对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进行规划。江总书记特别强调，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祖国统一的问题，应当由两岸中国人自己解决。这一系列动作表明，中国领导人希望台湾问题不致于破坏中国对外战略的根本目标，不至于破坏中国和平的外部环境，不致破坏中美关系的大局。但是，在台湾当局分裂祖国的活动达到中国政府不能承受的时候，台湾问题就将成为中国对外战略所要考虑的中心问题，而且也是中国国内的重大问题，是保卫国家重大利益的原则问题。
美国体验到台湾问题的敏感性，认识到美中对抗不利于美国的长远利益和全球战略利益。于是美国政府重新检讨对台湾政策，作出了新的调整。美国强调重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和战略地位，重申美将继续“一个中国”的立场，承诺以中美间“三个公报”的原则来处理台湾问题，不支持台湾参加具有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不支持“台独”，并对台湾在国际上的“务实外交”采取相对谨慎的态度，为其设限在“一个中国”范围内。对于中方提出的美方应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李登辉访美之类的事件，美方虽然没有作出完全的、明确的承诺，但是表示这样的事只能是“非官方的、私人性质的、罕有的和有一定理由的”，“按个案处理”。
美国对台政策调整本身，既有长期性的一面，即着眼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遏制中国；也有短期性的一面，即走一步看一步，具体作法比较灵活、多变。美国从全球角度来考虑它与台湾的关系，中国所具有的份量，使美国认识到必须把中美对抗控制在一定限度内，不能因台湾问题而损害了美国长远利益。因为美国不希望台湾宣布“独立”而导致海峡爆发战争，进而危及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美国重视防止两岸发生武装冲突，防止任何有可能打破目前两岸现状的事态发生。这决定了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的摩擦在短期内不可能完全消除，台湾问题仍然对中国对外战略，特别是中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三、解决台湾问题要处理好的几个重要关系
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对外战略最主要的任务仍然是为国内的经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或者说为下个世纪中国发展战略的实现而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在此基础上，完成国家的统一；在世界多极化战略格局中成为重要一极；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努力。为此，在国际战略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中国对外战略今后面临着十分艰巨、繁重的任务。
今后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特别需要处理好经济建设、反霸与维护世界和平、实现祖国统一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三者关系如果处理得好，就会形成良性互动，相互促进每一项战略任务的完成。在这三者之中，经济建设是核心，其他战略任务要服从并服务于这个核心。在反霸与维护世界和平、实现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所提出的方针、政策要有利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在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用“一国两制”的构想来解决祖国统一的问题，就曾有利地促进了这三项战略任务之间的良性互动，有利地推动了这三项战略任务的具体实施。
冷战结束后，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由于苏联的解体，也由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使得西方一些大国把中国的发展看成是对它们称霸世界的有力挑战。为此它们除了制造“中国威胁论”外，在我周边地区利用历史遗留问题和领土争端来制造牵制中国的不稳定因素，促使潜在热点表面化。最近一个时期，日本政府纵容右翼势力挑起钓鱼岛争端，西方大国纵容东盟一些国家在南中国海蚕食我岛礁，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暗中支持“台独”势力，确实在我周边地区形成了一些新的不安定因素。
冷战后大国关系调整，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出现了深刻的变化，目前仍然处于调整之中，但大的方面已经定型。过去敌对的中俄关系，演变成为睦邻友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我国北部的安全环境进一步得到了改善。中国同西方大国的关系，尤其是同美、日在70年代以来形成的某种战略关系由于苏联威胁的消失，而失去了合作的基础。但是，中国同美、日在80年代以来形成的经济联系由于利益互补和相互依存而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中国同西方大国的关系难以恢复到过去曾出现过的水平，而且出于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敌视和对中国崛起的恐惧，西方大国存在着相当强烈的遏制和削弱中国的力量，美、日在冷战后调整对华政策的基点都是把中国看作是潜在的对手和遏制的对象。因此，西方摆脱不掉通过“西化”、“分化”来削弱中国的图谋。但是，由于经济、贸易联系的加深，特别是市场互补的巨大潜力，中国已成为美、日、欧竞争的主要市场，这已成为西方大国考虑对华关系的一个主要因素。在这样新的时期，如何处理好经济建设、反霸与维护世界和平、祖国统一三者之间的关系，依然是中国对外战略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就中国国内的主要战略任务来看，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是对外战略目标实现的基础。今后15-20年对中国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关键时期。在这段时期内保持持续发展，实现预定目标，那将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届时中国在世界上就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对反霸与维护世界和平、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会带来非常重大的影响。
反霸和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对外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为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为实现中国下世纪发展战略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战略目标服务的。反霸和维护世界和平既是外交工作的总政策，表明我们对外战略的性质，也因具体情况不同，针对的对象、斗争的方式、采取的策略会不同，而且在不同时期，所要达到的目标也不相同。因此，在反霸和维护世界和平的问题上，具体做法要同我国对外战略的最主要的目标紧密相连，同时兼顾长远的战略利益，在现阶段特别要为和平统一祖国创造有利的国际条件。
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是中华民族长久的夙愿。如果祖国实现了统一，会有力地促进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国力将大大增强，中国在国际反霸和维护世界和平上将更有份量。但是，实现祖国统一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这主要是由于解决台湾问题面临着异常复杂的形势。解决台湾问题的复杂性主要在于，冷战时期大陆与台湾的分裂现实被国外反华反共势力利用，并企图使这种分裂永久化、固定化。冷战结束后，美国依然没有改变冷战时期的战略边缘政策，暗中支持“台独”势力，把台湾作为牵制、削弱中国的筹码，以永久地控制台湾。因此，尽管美国从战略全局出发，不得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它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轻意地放弃台湾。近几年，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把中国看作是它主宰亚洲事务的主要障碍，不愿看到中国的统一和强大，利用它同台湾历史的和现实经济的联系，企图控制台湾，阻挠我统一的进程。美、日这两股势力，使我在解决台湾问题上面临着严峻的国际挑战。而台湾当局顽固地推行分裂祖国的政策，两岸在政治上的僵局至今没有突破。
祖国统一大业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从祖国统一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香港回归是一个历史阶段的终结点，也是一个新阶段的起点，它标志着祖国统一的历史任务转向了台湾问题。
注释：
〔1〕《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8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2〕《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第330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8月版。
〔3〕《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5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以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4〕刘德喜著：《两个伟人与两个人国》第430页，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10月版。
〔5〕1979年1月2日《人民日报》。
〔6〕1979年2月1日《人民日报》。
〔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