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年中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7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除了各学科各领域继续循着学术发展的轨道开拓和深入之外，也有一些值得特别注意之处：一是对区域史和文化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出现了与地理学、文学相交叉的研究成果；二是社会史的研究领域又有新拓展，自由职业者群体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三是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中共与美国关系的探讨有所深入。
一、史学理论
2007年的史学理论研究，最突出的仍是对反唯物史观倾向的批评。朱佳木指出，唯物史观遇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其表现是：第一，公开反对唯物史观及其基本原理。如有人提出要代之以“唯人史观”、“选择史观”；或否定支撑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第二，全盘接受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如专挑反共的历史哲学家、史学家的著作翻译出版；宣扬后现代主义的史学理论。第三，竭力否定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如贬损和诽谤新中国成立后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和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讽刺和咒骂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研究和历史教育。第四，大肆鼓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如提出要“淡化革命”、“告别革命”，用所谓“文明史观”、“现代化史观”“解构”和重写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否认中国古代存在封建地主经济，质疑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诬蔑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被中国接受是“历史的反动和误会”，妖魔化历代农民起义和革命运动，丑化和歪曲我们党和共和国的领袖人物和历史事件，把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描绘为“血腥的历史”，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历史写成一连串错误的集合；与此同时，百般美化帝国主义、封建统治势力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乃至为早有定论的汉奸卖国贼翻案。至于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留恋旧社会”的思想意识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①
张海鹏就上海高中历史教科书修订所反映的历史观问题发表意见说：该教科书编者表示，修订是为了“呈现一个有关中国过去更和谐的形象”。这样的指导思想显然不是唯物史观，编出来的也不可能是真实的历史。不能因为今天建设和谐社会，就把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塑造成为一个“和谐的形象”。既然历史上的中国都是和谐的，还要革命干什么？还要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奋斗干什么？还要全党和全国人民集中全力来建设和谐社会干什么？这样的历史观，必然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他还对电视片《大国崛起》表现出来的历史观提出批评，指出该片总策划的所谓指导思想是：第一，让中国公众建立一种基础的人类现代社会的历史理性，即现代社会的起源和走向是什么。第二，让公众理解西方现代国家建立过程中所体现的“妥协”，及其社会价值和理性价值。第三，社会发展的方向是西方文明确定的，就叫做现代化。第四，引领大众来看西方的历史，这些国家历史里面包含着我们今天面对的所有改革的经验和教训。第五，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传统、政治惯性，就是社会转型时只有绝对冲突的、崩溃和再建的一种模式，从来没有说是通过协商的、和平的、渐进的方式实现的。这五点指导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②
高翔批评了最近几十年来否定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论调，指出：有人认为人类社会“是多种形态并存”；有人认为这一理论“既无马克思本人的文本依据，也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不相适应，是一个伪科学的命题”；有人苛责、曲解1980年代以前的社会形态研究是用逻辑剪裁历史，而不是逻辑与历史一致，并企图代之以所谓的远古、上古、中古、近古等分期体系。作者认为，五种社会形态说虽由苏共较早概括，但绝不能证明它不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认识，而是对这一认识的科学总结。将这一理论完全归结于斯大林，甚至刻意区别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做法显然是不妥当的。③
在学科理论探讨方面，有两个领域值得注意。一是有关区域史学科的探讨。徐国利认为，目前大陆学术界对区域史有三种界定：一是认为它是将某一特定时空内具有同质性或共趋性的区域历史进程，或是将社会诸要素，纳入一个完整的体系内作综合的历史探讨；二是将它视为以某区域或地方史为对象的研究；三是将它等同于区域社会史研究。其中有些观点不同程度地存在片面性乃至错误。正确的学科界定应该是：区域史是以具有均质(同质)性社会诸要素或单要素有机构成的，具有自身社会历史发展特征和自成系统的历史地理单位为研究对象，并揭示其历史发展系统性、独特性的史学分支学科。上述的第一种界定比较合理。④杨念群认为，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历史学研究中所提出和采用的“复线”、复原历史过程、“现代化叙事”等方法，基本上都是在回应西方中国学的论题，也是中国改革目标日益转向现代化而在人文领域内产生的一个后果，似乎没有针对自身的问题形成独立的设问方式和知识诠释的品格。“地方史”研究的兴起，虽有西方人类学方法的影响，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路径，这就是“本土人做本土研究”的取向，或称之为“在地化”研究的取向，它能够帮助中国史学摆脱过多受西方概念化理论的支配，有可能为“地方史”研究带来突破。但同时也难免会造成“在地化”经验的局限性。⑤
二是关于文化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探讨。冯尔康以晚清学者吴汝纶的西医观为中心反思了文化观和方法论，认为应该运用历史长过程的动态考查法，将事物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观察其变化，了解其在不同时代对社会的正负面作用及其演变，说明其社会性和社会价值。⑥黄兴涛探讨了“话语”分析在思想文化史研究中的意义，认为它的积极影响主要在于：凸显了思想与社会紧密融合的向度；强化了研究者对于语言本身的敏感；促进人们将思想文化事件与历史书写相结合进行双重透视，增加了认知的复杂性和深度，但也带来一些认知困惑。⑦周兵讨论了西方史学的新文化史走向，认为这个潮流经历了《新文化史》(1989年)和《超越文化转向》(1999年)两部理论文集所代表的两个历史阶段。这个过程带动了历史学的三个转向：西方史学主流从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从传统文化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其他历史学分支领域向注重文化因素、运用文化分析的转向。⑧张荣华检讨了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提出的大传统和小传统问题，认为它已经成为研究上下层文化关系较通行的基本概念。目前有三个问题亟待澄清，如何把握大小传统的区分和界限，辨识小传统的本真性，以及注意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区别。⑨吴苇莉通过描述欧洲中世纪地图所展现的欧洲本位主义情绪和欧洲人的等级制世界地理观念，阐明古代中国的世界地理观念也是一个等级序列，但近代以来的劣势地位使我们经常忽视了历史上其他文明所创造的等级制世界地理体系，忽视了文化优越感和文化本位主义的普遍性与顽固性。这是文化交流中值得反思的内容。⑩
二、晚清政治史
2007年的晚清政治史研究虽然依旧处于式微的状态，但也依旧可以看到政治史作为传统研究主要领域有着坚实基础，此外，对戊戌之后一些历史事件的研究有所深入。
在戊戌维新研究方面，茅海建循着其前两年的研究继续深入，通过对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的“康有为自写年谱”与多种《康有为自编年谱》的细心校勘、考察，认为《我史》“已经经过康有为事后的修改，内容有了不小的变化”，一些著作是“后来的添加，而大同的思想、诸天讲的思想也属后来的添加”。又对2006年发表于《近代史研究》上的房德邻和贾小叶文章进行答辩。对相同史料的不同解读，从解释学的角度是可以成立的，而从历史学的角度上，若没有立足于当时的历史场景(包括历史制度、历史人物)的深刻把握，不同的理解则可以看作判断研究者高下之分的主要角度。(11)孔祥吉通过新发现的藏于美国New Hampshire的莱溪居主人处容闳呈递给翁同龢的档案文献，厘清变法期间容闳为康有为出谋划策，建议以美国为蓝图，设立银行、修筑全国铁路、兴学练兵及大举借款、兴办新政的过程。但这个宏伟的计划由于本身过于庞大难以实施，而且维新分子也不懂得封建官场的游戏规则，最后变成一纸空文，被束之高阁。(12)
关于庚子之变的研究，陆玉芹、李荣庆对袁昶、许景澄二人在被杀前所写的三份奏折的真伪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所谓的‘三折’中，只有第一折是袁昶起草并欲联合许景澄上奏，但最后并未上奏，而二、三两折都是他人杜撰的”。作者还对于所以出现这种状况进行了社会心理学的分析。(13)
关于清末新政的研究，较多涉及清政府自身变革问题。田涛考察了课吏馆，认为它因清政府整顿吏治而设，但地方政府则将之作为缓解仕途压力的一种办法。在管理上，清政府虽也力图注重实务、实学，但课吏之举依旧流于虚文，仍然没有解决官员队伍问题。(14)徐建平考察了顺直咨议局的功能，认为这个机构将西方三权分立的政体理念用于实践，并通过使行政决策权发生位移，推动地方政治民主化和公开化的发展。同时，它针对地方行政权力过于集中的状况，重点对地方政府权力予以转移和监督。(15)关晓红研究了作为清末行政系统改革重要手段的直省会议厅，认为其设立之初是为了有限度地公开决策过程并将决策权部分向士绅开放。但经过三个阶段的调整之后，会议厅的决策功能因督抚独断的强化而削弱。(16)
关于新政中的皇帝和官员，有几篇文章作了研究。叶晓青研究了以往甚少涉及的光绪帝在庚子后的个人行为，揭示出光绪帝在其生命的最后两年中一直在阅读立宪书籍，积极为立宪做准备，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一个心存希望的皇帝的形象。李志茗考察了袁世凯的幕府，揭示这一传统机构是如何参与到新政中去的，认为袁世凯广泛网罗人才充实自己的幕府，以此帮助自己在直隶总督任上举行各项新政，对直隶和全国的新政推行都有很大的作用。(17)张小强考察了湖北自立军事件中唐才常与张之洞之间的关系，认为两者之间，并非有学者所谓的存在某种默契，只是张氏后来卸磨杀驴。实则不存在默契，张氏在唐氏被捕之后甚至还有施以援手的可能。(18)崔志海考察了茂生洋行与署理陕西巡抚端方之间的经济纠纷，由此揭示出《辛丑条约》之后，官员已然有“以存款或借款名义隐性投资票号和钱庄业”的可能性，而美国政府将扶持清廷内亲外的改革派官员作为其影响清廷朝政的一个重要途径和手段。(19)
在辛亥革命研究方面，一个讨论较多的问题是满汉关系。朱东安认为，辛亥革命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和两个层次，一是排满，一是革命。袁世凯在1908年下台时与满洲贵族发生了矛盾，因而与革命派在排满的层面相通，并共同完成了这个阶段的任务，此后即与革命派发生了冲突。革命派、立宪派和袁世凯都应该列入辛亥革命的“合力”之中。(20)汪利平认为，杭州驻防旗人的经历表明，旗人的特权虽然一直存在，但并不是晚清反满浪潮的直接诱发因素，汉人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才使得“满族问题”被提升到全国层面，使杭州旗人最终成为辛亥革命时期狭隘民族主义的牺牲品。(21)力保君认为，在西安、杭州等地满营“被屠杀”的消息传来之后，成都的满营之所以能逃过这一劫，与当时的历史情景有很大的关系，即成都旗人没有参与过对革命活动的镇压、与汉人之间的关系较为和睦等。(22)
另一个讨论较多的问题是反清革命力量的建构问题。张皓描述了从南京光复到清帝退位这短短的数个月时间内，同盟会、湖北集团、江浙集团三方的政治关系，认为三方虽有反清的共同点，但各有利益取舍，因而无法形成合力，当袁世凯加入反清阵营之后，只能与之妥协。革命党人虽有美好的远景规划，却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确立民主宪政的基石。欧阳跃峰对革命党人利用会党的问题作了新探讨，认为这是一个失误，会党不仅没有帮助革命党联系群众，还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损失。各省独立后，会党成了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甚至成了反对民主共和的反动势力。(23)李细珠考察了秋瑾被塑造为女性革命家形象的过程，揭示了清政府、舆论、革命党、学术研究、文艺形象等多种因素所起的作用，并认为，“秋瑾的出现，是近代中国妇女解放潮流的产物。可以说，‘女性’是秋瑾革命家形象构建的基石。”(24)
三、民国政治史
对于在辛亥年间曾产生过重大政治影响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句政治口号，杨天宏重新诠释了它的出笼情景，认为章太炎提出这一口号，适应了武昌起义之后中国政制转型的需要，对民初政党政治格局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正是因为国民党的革命情结始终难以消泯，党人的思想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革命阶段，在“继续革命”的过程中，虽然打击了袁世凯和北洋军阀，但也阻碍了近代中国的政制建设向议会民主转型。(25)
对于袁世凯死后的政局变动，汪朝光考察了因国务总理段祺瑞与大总统黎元洪的矛盾而形成的府院之争，将其放在北京政治常态与异态的变局中加以研究，认为内阁主导本是北京政治的常态，府院之争则是北京政治的异态，而府院之争的结果，是段祺瑞压倒黎元洪，意味着复归为内阁主导的常态。但段祺瑞之所以能压倒黎元洪，关键的因素是武力。内阁由武人主导，政治由武力支配，又将北京政治导入另外一重异态之中。(26)张淑娟考察了1919年南方护法军政府与北京政府在上海举行和谈之事，认为宪法问题是南北和谈的难点。《临时约法》自1912年颁布后，竟然维持了10年之久，被南北各方奉为维护自身利益和打击政敌的有力工具。但政治的运转实际早已超出和偏离了《临时约法》的制约，结果南北双方均为宪法危机所困扰，和谈亦以失败而告终。(27)
关于北洋时期的地方政制问题，有学者对巡阅使制度和省议会制度进行了个案剖析。刘迪香考察了热察绥巡阅使的设废及其军政职能，认为其设置既是军阀政治顶峰时期的表征之一，也是直系军阀实现其军事寡头政治的典型途径与方法，但在民国初年俄国策动外蒙自治的历史背景下，这种独特的军政合一体制对强化热察绥边区内蒙古民族与中央政府的联系也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28)朱英对1920年江苏省议会弹劾省长齐耀琳案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和分析，指出苏省议会弹劾齐耀琳，虽与齐氏用人、主政不当有关，但也并非完全出于公心。议会制度虽然建立，而议会应有的权威未能确立，加上议员素质的限制，难以充分发挥应有的功能。另一方面，齐氏被迫辞职，又说明省议会对监督和制衡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仍多少起到一定作用。(29)
在国民党派系研究方面，有多篇文章涉及。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3个月之后，被视为左派的武汉国民党也宣布“分共”。杨奎松认为，导致武汉国民党迅速由左转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严重损害了武汉政府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和军官们的忠诚度。虽然中共中央曾极力控制工农运动，但因基层干部的缺乏，以及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直接干涉，导致工农政策的调整未能落实，却极大地刺激了武汉国民党人的恐惧心理。(30)自宁汉分裂到1931年宁粤对峙的数年间，国民党内爆发了数次反蒋斗争，陈铭枢都以自身实力鼎力拥护蒋介石，成为非蒋嫡系的地方实力派中独一无二的挺蒋劲旅。金以林特别考察了宁粤对峙初期陈铭枢与蒋介石的关系，指出当粤系人物几乎全部投入反蒋阵营之际，唯有陈铭枢率领第十九路军公开支持蒋介石，为蒋介石分化粤系和稳定南京政局，立下了汗马功劳。(31)1931年胡汉民因“约法之争”与蒋介石分道扬镳，成为西南派政治领袖。罗敏在细致解读新近出版的《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的基础上，勾勒出胡汉民派在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前后的内部复杂关系及其矛盾心态，既欲倒蒋以抗日，又思假日以倒蒋，进退失据之下，想借召开五全大会寻求出路，却最终几令西南派“散伙”。(32)
关于战时国民党党务工作，王奇生指出，在战时国共合作与竞争的背景下，国民党军队恢复了政工与党务工作，但在“武主文从”的大背景下，政治工作只是军队的附庸，而党务工作又成了政治工作的附庸。作者还比较了同一时期国共两党的军队党务工作，认为共产党确实做到了党对军队的领导。由此可见，苏联红军政工制度被移植到中国，在不同政党的运用下，结果是截然不同的。金以林描述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在港澳地区开展党务工作的历史过程，内容涉及人事纠纷、组织宣传工作的失误等；同时也提出，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后，国民党在香港打击日伪特工与汉奸方面仍然有所成就。(33)
四、抗日战争史
在日本侵华罪行方面的研究，因2007年是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70周年，因此有关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由张宪文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继续出版了第29—55册，其史料由日本、中国、欧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军事法庭等四方面的资料构成。其中多数是首次在国内披露，如首次编辑了《遇难同胞名录》8册，收入万余名遇难者基本资料，对深入研究中国受害的具体情况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一些编辑者率先利用这些史料进行了研究。孙宅巍分析了南京各个慈善团体之间的关系及其埋尸情况，认为南京大屠杀后的埋尸记录，存在着交叉现象。这对于人们客观评判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提供了更为可靠的资料。(34)姜良芹、吴润凯通过对800余份市民呈文的研究，探讨了该史料反映的屠杀期间的人口伤亡、人员失踪、财产损失等情况，以及市民的生活和心理状况，更全面具体地揭示了南京大屠杀对南京造成的社会影响。(35)
除利用上述史料的研究外，还有其他引人注意的成果。马俊亚依据1000多份汪伪赈务委员会的南京难民请求救济申请书，考证了南京大屠杀时平民受害状况，证实遇难者多为平民；日军的焚烧直接摧毁了南京的各类产业；屠杀后南京经济普遍凋落、物价飞涨以及遇难者家属心理阴影等情况。朱天乐通过实地考察与查阅文献，确认了南京大屠杀的一处原始实态遗址。(36)马振犊、邢炫考证了中国军民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反抗问题，认为虽然在日军占领南京的最初几周内，南京军队进行了抵抗，但这些抵抗是分散的和无组织的。(37)王岚依据美国外交关系档案，指出不仅南京大屠杀的史实确凿可信，而且在此前后，包括在南京周边地区，日军也施行了屠杀暴行，被害平民多达50万人，作者称其为“泛南京大屠杀”。(38)
除南京大屠杀研究以外，也有人研究了日本的侵华战略。臧运祜依据日本档案史料，研究了“九一八”事变后到“七七”事变前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过程，认为日本在“九一八”事变期间，即已制定并实施了“对中国本部政策”；1933-1935年间，日本的华北政策基本形成；广田内阁期间，分离华北的政策全面确立；“七七”事变前的近卫内阁继承了上述政策；而这一政策是日本军部与政府的一致意志，也是日本局部侵华的依据。这说明日本在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非偶然，不仅是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而且也构成了日本侵华“十五年战争”的一个重要阶段。(39)鹿锡俊依据日本档案，考证了日本的国际战略与侵华战争扩大化之间的关系，认为日本在战争初期采取了不刺激第三国的方针，但它的实际行动却与这一方针背道而驰，不自觉地步步推动美国和国际力量走向援华抑日道路。在欧洲局势发生变化后，日本急于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确定了“国际性解决”中日问题的方向，进一步结盟德意，企图通过南进而一举多得，从而把战争从中国扩大到东南亚与太平洋。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的文官在很多场合冲到了军人的前面，反映出决策背后的深层原因。(40)
关于战争遗留问题，2007年仍有一些文章涉及。步平阐述了战后中日之间历史认识问题分歧产生的背景、原因与解决这一问题的意义，认为其根本原因是战后日本社会始终存在着不承认侵略战争的责任和事实的言行；也与中日两国民众有不同的战争体验、战后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相关。要解决历史问题，必须针对其产生的原因，而不是进行“政治框架以外的议论”。具体的方法应该是相互交流与理解，其前提则是需要将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视为有普遍意义的目标。作者还在为日本《读卖新闻》主笔渡边恒雄所著《检证·战争责任》一书所写的评论中提出，该书对于战争责任的追究是一种进步的表现，但是仅对个人的责任进行追究，并不能从根本上说明历史发生的根本原因。这也使人们看到在战争责任问题上，日本人“深刻的内心斗争与矛盾”，“看到日本在战争历史的感情认识中的障碍”。(41)姜克实也分析了日本社会在历史认识问题方面存在的问题，认为除了政治立场之外，“无构造的历史观”、战后反省程度及片面的被害意识等，也是影响其正确认识历史的一个重要原因。(42)米卫娜、申海涛作了一个战争遗留问题的实证研究，利用河北省档案馆所藏的相关档案，对战后河北省遣返日侨的历史过程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述，披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43)
五、中共革命史
2007年革命史研究主要成果继续体现在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的深入拓展上，特别表现在对政治事件的社会基础等方面的研究上。
关于中共组织史的研究，关注较多的是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期。徐进考察了1928-1934年河北省中共组织的艰难生存状态，指出其主要表现是：党员数量急剧下降，发展重心转移至农村；党员来源由以学生为主变为更加多样化；大多数支部有名无实，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经费短缺，上下级间信息传递迟缓。革命工作也遇到极大困难，基层革命斗争往往异化，阶级革命与地缘、亲缘因素相互纠缠，党组织与地域社会双方渗透互动。(44)李月军对这一时期东北中共组织生态的研究，也指出了类似的状况，并分析其原因既有主观上的，也有白色恐怖这一重要的客观因素。但尽管如此，党的工作仍然取得了许多成绩。(45)
农村社会变化和土地改革仍然是研究的热点问题。关于农村变化问题，刘玲研究了1949年前中共开展农村革命中农民的心态变化，指出在中共向农村社会渗透时，农村社会经济生活获得了新的活力，传统社会中的各种复杂心理和新激发起来的革命热情相互激荡，成为革命农民的新的主流心态。在抗战初期，对根据地新政权和新制度的不信任主导着大部分农民的行为，表现得胆小怕事。之后，随着党政权力实践与农业生产之间联系的建立，广大民众的心态呈现出积极向上的态势。(46)何友良考察了农村革命中的早期领导群体，试图以此寻找中国革命的本土源泉，指出革命的起因不仅是贫困，而且与地方革命领导群体的活动密不可分。这一群体主要由当地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的革命知识分子组成，促成他们走向革命的是先进理论、政治理想、道义担承和社会现实，而不是个人生活条件。革命知识分子在农村革命源起中的奇特作用，成为中共领导革命的重要特征，是当今的研究者更应关注的问题。(47)
关于土改问题，李里峰研究了土改中的诉苦活动，认为其所以能有效地动员民众，主要是巧妙地运用了各种微观策略。如：通过通俗而有力的政治口号，确立诉苦光荣的舆论空间，这是话语的力量；通过集体开会和典型示范，削弱农民群众的种种顾虑，这是组织的力量；通过苦主选择和会场布置，营造苦大仇深的氛围，激发农民的愤怒与仇恨，这是情感的力量；通过诉苦与分配、诉苦与算账相结合，打破可能出现的僵局，这是理性的力量；通过追挖苦根和道德归罪，使农民的苦难有宣泄的对象，这是逻辑的力量。(48)作者还以山东、河北等省的土改运动为例，探讨了群众运动中基层政治精英的独特处境和行为特征，认为基层政治精英凭借其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中介位置与国家权力进行博弈，本有可能争取更有利的结果。然而，乡村民众的介入彻底改变了博弈中的力量对比；加之基层精英既内在于又外在于国家权力体系，处于明显的权责分离状态，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他们谋求私利和“去政治化”的离心倾向。(49)黄道炫考察了土改时期的农村基层干部整改运动，认为中共发动这一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应对土改所带来的对自己领导力和控制力的新挑战，整改所体现的民主建政愿望、群众意志、反贪廉政诉求、阶级站队等做法，鲜明指示出中共建立一个新社会的理想和要求。其过程和结果，既集中反映出中共非同一般的控制力，又提示出作为正向执政道路迈进的政治力量，其理论准备和实际经验都尚在积累，对变化中的中国社会的认识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50)作者又另文考察了1946年老区土改中的中农的命运，认为中共在理论原则上一直把中农视为团结对象，但土改的实际进程却使中农常常处于被打击的境地。中农在土改中起伏不定的命运，既和土改的目标、方向及中共的阶级立场、阶级判断有关，也缘于老区农村实际的社会状况，理想化的农村土改方案和实际的农村社会状况的距离，使得中农处于被挤压的尴尬境地。(51)杨奎松探讨了中共在战后实行土地赎买政策的和平土改的可能性，认为虽有政策策略上灵活掌握的发展可能，但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土改”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对和平赎买政策的反复，可以很清楚地反映出各地中央局的相关报告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策的倾向性影响至深，中央在决策时不能不考虑甚至迁就地方的特殊需要。(52)
关于苏联对中国东北的政策及其影响，路文娟认为，从1945年9月至1946年春，由于苏联的影响，中共夺取东北的战略部署出现了三次变化，即：由“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到“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再到“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尽管如此，中共得到苏联的支持多于阻挠，在苏方的配合下，占据了南满的旅大地区、整个北满和东满、西满的一部分，从而为东北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奠定了重要基础。苏联撤兵东北后，继续从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援助中共，使中共军队在随后的对国民党军队作战中取得胜利。(53)
六、中外关系史
1.整体状况。李兆祥从外交立法的角度探讨了外交体制，指出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在接受晚清外交遗产的同时，通过外交立法，加强外交的制度化建设，全面界定和建立了外交最高权力的分配模式和制衡机制，构建起以外交部和外交总长为中枢的外交运作机制和以培养、选拔为核心的外交官养成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树立了民国外交新形象。(54)杨天宏分析了关税会议的事实和问题，指出北洋外交家借助社会主流舆论的支持，成功地将关税自主列为会议议题，并说服与会代表通过了未被华盛顿会议列为讨论范围的关税自主议案，突破了华府条约二五征税的税率规定，为中国争取到了实际的经济利益，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设定的外交目标。(55)
2.中英关系。吴义雄考察了鸦片战争前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在华活动，认为1834年的律劳卑事件是中英双方争夺交往原则制定权力的一次较量，体现了中英各自的对外交往体制。1837年，义律为打破僵局，擅自向清政府和广东地方让步，实现了以英国官员身份驻省的计划，既反映其对华关系的主张，更体现其巩固和扩张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机构权力的企图。(56)张俊义利用英美档案考察了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截取海关结余事件中英国政府内部所做出的反应及冲突。指出，英国外交部为避免南方政府反英，希望在承认北洋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前提下，由列强共同出面压迫北洋政府就关余问题与南方达成某种妥协，但因其本国驻华使领和其他列强的反对，最终未获成功。(57)
关于香港和边界问题，曹英研究了中英对于香港在国内转运贸易中的地位之争，认为双方都希望香港能够享有外国口岸和中国口岸的双重待遇，但1886年签订的中英《香港鸦片贸易协定》只是确认了香港的外国口岸地位，既体现了英国侵华的强权性质，也反映了清政府主权观念的淡薄和经济发展意识的缺乏。(58)张子建一反学界否定薛福成在中英《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中对中缅北段边界划分的观点，认为薛福成在谈判中全力维界，应给与客观评价。(59)张志勇考察了赫德参与中英滇案交涉的活动，认为赫德除了要维护英国利益与清政府统治之外，还有维护自己利益独立性的考量，所以趁机提出一些扩大海关权利的方案强迫中国接受，亦由此导致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分歧，表现出欲独立处理滇案的倾向。后来在中英“加第士”趸船案、“台湾”号虚假货单案的交涉中，赫德坚持并实现了自己的主张。(60)
3.中美关系。有关研究集中在抗日战争时期。关于国民政府与美国的关系，阮家新叙述了美军在华部署及其变化，并评析了美军援华的作用及战略考虑。洪小夏描述了中美合作所成立的背景、过程与组织机构，认为该机构的主要职能是培训敌后游击干部，并组建中美联合游击队，而非反共。至于其战后被国民党用于内战，与其建立的初衷并无直接关系。(61)张值荣、渠怀重利用美英档案，考察了国民政府与美英在西藏问题上的交涉，认为英美在西藏问题上存在冲突和差异，英国虽然并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但主张维持西藏的现状；美国则避免因西藏问题而触怒中国。美英两国都与西藏分裂势力有着程度不同的联系；在战后都有插手西藏的企图，美国更为积极。(62)
关于中共与美国的关系，于化民论述了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及其谋求中共与美国合作的过程，认为美国为了对日反攻作战，谋求与中共合作。但是，美国的长期战略目标是使中国成为由蒋介石主导的亲美国家，用以对抗苏联在远东的扩张企图。因此，最终未能达到预期目的，而以对抗代替合作。(63)刘中刚、孟俭红描述了中共在1942-1945年间争取美援的过程，认为其所以失败，主要有三个原因，即意识形态的差异、共同利益的逐渐丧失、蒋介石的阻挠。但是通过此举，中共也有所收获，即向美国和世界展示了敌后抗日的业绩，逐渐认识到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积累了对美外交经验，并吸引了一些对中共友好的美国人士。(64)
4.中苏关系。唐启华对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放弃在华旧约特权问题提出了不同于前的见解，认为苏联政府并非自愿放弃在华特权。1924年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所谓放弃在华旧约特权，只有在“中俄会议”之后才有可能，但“会议”未能获任何具体结果，苏联政府的承诺也化为泡影。但北洋政府采取诸多措施，迫使苏联政府同意召开“中俄会议”，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北洋外交的积极面。(65)高艳萍、杨红林则认为《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有其鲜明的特色，它的签订与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影响有相当关系，特别是在北京，由大学教授、学生、学者、报人等组成的强大舆论力量，对北京政府的外交家形成了巨大压力。(66)栾景河认为，1937年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是抗战期间苏联对华政策调整的标志性事件，由此开始了苏联对华军事援助的历史时期。虽然该条约是在双方还缺乏完全互信的基础上签订的，但为中国抗战提供了巨大的物资保障，也为苏联缓解了在远东的日本军事压力。(67)
关于中苏关系对中国的影响，敖光旭研究了1920年代内蒙古问题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认为在交涉过程中，知识界由友俄到出现联俄与仇俄之争，并终于促使该问题由外交及政治争端延及思想学术领域，对中国民族学之建构发生独特影响。这反映了中俄关系的发展历程伴随着知识界思想学术的变化。(68)栾景河阐述了十月革命对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强调在“以俄为师”的过程中，僵化的“苏联模式”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将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事业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与经验相结合，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69)
5.中日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琉球问题及其引发的日本侵台事件研究。戴东阳认为，驻日使臣黎庶昌受命重议球案，力谋贯彻清政府“存球祀”的意旨，最初将球案作为独立的外交问题单独对待。甲申事变后，随着朝鲜通商开港政策陷入困境，他又将琉球与朝鲜问题相联系，提出“朝鲜·琉球交换”论。黎庶昌的球案交涉，早期有声有色，后期则只是提出书面策略，这与日本立场渐趋强硬有相当的关系。(70)李理、赵国辉认为，1874年日本以琉球难船事件为由出兵“征台”，拉开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序幕。而受雇于日本政府的美国人李仙得实为其中的关键人物，他唆使日本政府接受台湾番地为无主之地的主张，并帮助副岛种臣骗得出兵台湾的口实，又雇船雇人协助日本出兵“征台”。(71)
6.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主要集中于中韩(朝)关系。张静、吴振清论述了黄遵宪对朝鲜开放的促进作用，认为黄著《朝鲜策略》建议朝鲜“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图自强”，主张首先与美国建交，联合拒俄。此策引起朝鲜举国震动，使朝鲜政府决议开放、改革，并经由李鸿章撮合实现朝美缔约。(72)王元周认为，近代中国人的对韩认识往往面临情感和思想的困境，体现了近代中国他者认识与自我认识的相关性，也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73)杨天石论述了自清末民初到南京国民政府各个时期中韩爱国志士之间的革命联系，显见近代中韩友好关系之由来已久。(74)郭海燕通过通讯权之争分析了中朝宗属模式的变化，认为中国在与日本争夺朝鲜通讯权中，不仅击败了日本，而且成功维护了与朝鲜的新宗属关系，即传统宗属体制与近代条约体制相结合的新东亚宗属关系，也体现了清末传统外交与近代条约外交并用的二重外交方式，这是清朝外交政策转变的重要趋势。(75)
此外，张启雄论述了清末民初中暹因争夺华侨而引发的建交谈判。在谈判中，暹方强求中方将暹罗国王“King”译为暹罗皇帝“Emperor”，为中国所拒，谈判因之破裂。其根本原因在于暹罗原为中国属藩，在接受国际法后，开始废弃中华世界秩序原理，在国家定位上改采主权对等、国籍上改采属地主义的国际法。因追求中暹平等地位，以致造成东西国际秩序原理的冲突，尤以“名分秩序论”之文化价值冲突为甚。(76)
七、近代经济史
1.财政金融体制的演化。在财政方面，李爱丽利用粤海关档案，描述了1894年和1905年广东省地方政府两次发行地方公债的过程及不同，认为其结果虽遭失败，但体现并促进了国人公债观念的更新。(77)潘国旗分析了北洋政府时期国内公债总额及其作用，认为所发行的公债有一定的积极效果，在财政手段和观念上都具有进步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近代银行业的迅速发展。(78)张东刚比较、分析了近代中国与日本的政府消费支出变动，认为两国均从较低水平基础出发，保持了一种持续、稳定和快速增长的态势，但因两国在支出总量和结构变动上的显著差异，以致两国政府对各自经济发展的贡献不尽相同。(79)
在金融方面，刘克祥对1927-1937年全国中资银行的数量、资本状况、地区分布、资本所有制及规模结构、银行内部业务分工与结构体系等问题，进行了新的考察、统计和分析，修正了以往通用的不少统计数据和看法。(80)朱荫贵探讨了近代企业商号吸收社会储蓄的现象，认为这在1920年代后成为企业商号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由于这种现象对银行业利益造成冲击，政府在1930年曾颁布禁令，但仍继续存在，这表明中国社会中资金的运行方式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传统和特点。(81)刘建生和燕红忠分别对山西票号业发行的汇票总量、存款与放款总量、资本与盈利总量、总资力进行了估算。(82)
在货币方面，吴景平等人探讨了1930年代初中国建立海关金本位制度的意义，认为这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在财政金融领域内的重要改革之一，从制度层面有效地制止了金贵银贱风潮给中国关税收入所带来的风险，有助于维持政府的内外债务信用，也为后来的废两改元与法币制度的推行作了重要的准备。(83)吴敏超论述了1934-1935年关于白银问题的论争，认为当时国内经济学者紧密结合经济形势的发展，就美国提高银价的原因和后果、白银外流的防治办法、中国货币改革方案等问题进行的探讨与证明，为后来的法币改革提供了学术资源。(84)陈昭引进内生货币供给理论，按照中国近代货币供给内生型的逻辑建立了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函数，并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了检验，并据此指出，近代中国的货币供给主要受到收入和价格的影响，是一个内生变量，政府没有能力控制货币供给，且价格因素对货币供给的影响程度超过收入因素的影响程度。(85)
2.企业制度与产业的发展。张晓辉考释了华资联号企业，认为其类型有并列、分支和复合三种，是海内外华人资本家相互加强横向联系与合作，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极佳模式。(86)郑会欣考察了中国茶叶公司从官商合办到国家垄断的演变过程，认为在战时成立国营公司并对这些物资实施独占经营，确是极为重要的措施，但由此导致国营公司掌握的物资可以操纵国民经济，使民众与国家、私营企业与国营企业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87)王红曼介绍了“四联总处”在西南地区的工业投资活动，认为它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工业现代化。(88)黄沛骊则认为，战时贵阳的工业化建设基本被国家资本宰制，商业资本畸形扩张，严重阻碍了贵阳通过工业化实现城市转型的可能。(89)丁贤勇考察了抗战期间浙江交通建设状况，认为战争期间浙江铁路几乎全部损毁，公路毁损4/5，但交通建设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并且把交通现代化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推到了空前的高度。(90)徐涛勾勒了近代上海民族自行车业的艰难发展之路，为器物文化史的经济层面提供了一项个案研究。(91)戴鞍钢探讨了上海与长江三角洲之间邮电通讯业的发展状况，认为这种邮电通讯联系，明显促进了彼此间经济的互动和发展，并加强了这一地区在全国的领先地位。(92)刘立振介绍了中英庚款董事会对抗战前国民政府铁路建设的投入情况及其积极作用。(93)
3.贸易及其社会影响。关于外贸态势，吴义雄分析了鸦片战争前夕兴泰行商欠案，认为其发生原因主要是1830年代中西贸易关系的变化和行商贸易体制自身的弊端，而在此案解决过程中复活的行商连带赔偿责任制度，又使广州贸易体制陷入进一步危机。(94)郝雁分析了银汇价和外国收入水平的变动对出口贸易的影响，认为在间接标价法下，出口贸易与银汇价呈现负相关关系，与外国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关系。(95)李英铨等以地理区域模式分析了外贸的方向变动，认为变动趋势是与亚太地区的联系逐渐加强，并反思了以往采取国别分析模式对外贸方向的探讨。(96)
关于贸易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有一组文章涉及环渤海地区。毛立坤认为，晚清时期香港与环渤海地区的密切贸易关系以及对外贸易的兴盛，促进了腹地外向型经济的兴起，并对若干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97)樊如森认为，环渤海经济区的发展演变过程表明，晚清时期的口岸开放，既增强了港口的经济辐射强度，也拓展了经济区的空间范围和外向化程度，促成了北方经济的崛起。(98)龚关认为，民国前期天津在贸易中向腹地的融资，体现了金融制度变迁过程中传统与现代间既互补又抑制的关系。(99)姚永超对营口和大连两港作了比较研究，认为市场型港口和企业型港口之间的运营制度差异是港势地位转移的关键因素之一。(100)
4.近代三农问题。关于租佃问题，曹树基考察了1927年后浙江省推行二五减租的过程，认为浙江存在着“相对的田面田”和“公认的田面田”，由于两者的地租率不同，所以前者的田主支持减租，后者的田主则反对减租。(101)李德英研究了成都平原的租佃关系，认为该地区的押租和押扣并非仅仅是加强剥削的手段，而是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环境的产物，并且从制度上看，租佃双方的经济关系比清代以前更趋平等。该地区佃农在农村人口中所占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逐年增长，也与其生态环境关系密切。(102)
关于农民的生活状况，王玉茹、李进霞分析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民的消费结构，认为农民的消费水平固然较低，但是从纵向比较来看，农民的消费结构较以前有所改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103)张丽以“生存压力”和“劳动力剩余”为指标，对20世纪初无锡农村地区的人口压力进行了测量，认为存在着沉重的人口压力，并从“人均土地粮食收获水平”和“剩余劳动力规模”两方面揭示了当地农村经济面临的资源困境。(104)
八、近代社会史
1.社会群体研究。对于人力车夫群体，汤蕾考察了民国后期武汉人力车夫的生存状况，认为他们虽是弱势群体，但在和汉口市政府、人力车夫业职业工会和人力车商这些强势力量的博弈中，参与了国家和不同社会力量的互动，使其利益得到尊重，要求得到部分满足，弱势地位发生了改变。(105)严昌洪考察了近代人力车夫群体意识的构成和特点，及其同行意识、同乡意识和穷人意识，说明这种初级的群体意识经过知识界启蒙和共产党教育，提升到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高度，并为了无产阶级解放和民族国家利益进行了积极斗争。(106)
对于以往尚少研究的自由职业者群体，魏文享考察了职业会计师群体，认为其职业的立足点是昭股东之信仰、理公司之财务。他们主动参与公司法的修订，积极开拓公司层面的业务，推动近代公司监管及财务制度逐渐走向完备。(107)尹倩考察了西医职业群体的产生，认为他们总数不多但发展迅速，分布地区极不平衡，内部构成复杂，医疗水平、职业操守良莠不齐，给中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108)
对于以往研究比较薄弱的工业会，唐永余作了新的探讨，认为工业会的成立顺应了国民政府经济统制政策的需要，工业组织力量加强也有利于政府控制新兴工业集团。(109)李勇军认为，工业协会以独立于商会之外的法定团体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使工业界对商会的离心力发展到极致，而种种迹象也表明商会对工业界的影响已渐呈颓势。(110)
对于已有较多研究的商会和同业公会，也仍有新的进展。朱英以多篇文章考察商会选举制度，认为商会的投票选举制度体现出近代民主色彩，但各地商会的具体实施过程并非同步进行，有的比较先进，有的偏向保守。(111)魏国栋考察了天津商会在1921年华盛顿会议前后的活动，认为这些活动标志着商会自主进入非官方“公域”，对政府的外交活动构成了制衡与支持的态势。(112)陶水木论述了以上海总商会、上海银钱业公会为代表的商界对1925年的关税特别会议施加的积极影响。(113)
对于同业公会，郑成林认为，上海银行公会的银行信用制度建设在同业之间构建了一个信任与合作的平台，有力提升了华商银行业的竞争力。(114)万立明认为，上海银行公会参与票据立法活动，对保证法律的质量和可行性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折射出中国票据制度的近代化和民间团体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演变。(115)李柏槐认为，成都同业公会在国民政府法令约束下形成的组织管理制度，从形式上看具有一定的现代性，但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诸多问题。(116)
此外，魏文享探讨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出现的工商团体包征营业税制度，认为这虽是工商团体寻求减轻税负之一途，但它的长期实施不仅使科学规范的营业税制难以建立，也使国民政府建立现代集权税收体制的目标偏离了轨道。(117)丁晓杰论述了日本侵略者成立的蒙疆羊毛同业会和日本东亚绵羊协会，并指出其为日本对外侵略提供战略资源服务的性质。(118)
2.劳资关系研究。霍新宾通过对1927年初广东曲江“无情鸡”事件引发的劳资纠纷的考察，认为这一事件不仅集中反映了国民革命后期广州工商界在利益冲突中迥异的心态与行为，而且体现了国共两党对待劳资问题政策的差别。(119)徐思彦探讨了20世纪20年代后资本家阶级在劳资合作问题上的认知与实践以及二者的关系，认为资本家在认知上均主张劳资合作，在现实利害冲突中，资方往往能本合作主义之精神，求得冲突的缓和或解决。(120)黎霞梳理了1927-1937年间武汉码头劳资纠纷的情况，认为码头工作权的封建把持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雇用要求之间的矛盾，是这些纠纷产生的根源，而这种纠纷之频繁发生，又一直困扰着当地工商经济的发展。(121)
3.社会生活与社会观念研究。李长莉研究了清末民初城市的“公共休闲”与“公共时间”，认为城市工商业发展是市民生活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民间的政治和文化公共活动提供了条件，从而促进人们形成趋同的思想变革节奏和价值取向，成为政治鼎革的社会文化基础。(122)李小尉考察了民国前期北京居民的工资收入状况后指出：不仅差异甚大，而且名目繁多，既体现了不同的工资关系，也体现了日常生活状况。(123)陈蕴茜考察了民国时期各地以中山路命名道路并大建中山堂的社会意义，指出，全国有中山路约计532条，这是国民党国家权力向空间与社会渗透的结果，改变着城市的记忆系统，影响着人的观念意识。(124)
4.城市研究。陈平原选择北京和上海的20多种画报及多种文献材料，解读清末北京的文化变革，集中探讨了城阙所凝聚的历史意识，街景所体现的空间布局，以及旧俗新知所表露的万种风情。从中体现出政治的、军事的北京迅速消退，而经济的、文化的北京逐渐形成。(125)张春田把《点石斋画报》纳入晚清上海的具体都市语境中，当作社会中一个象征表意系统来考察，关注画报里关于在沪西人、本地无赖和海上女性的图文，分析众多人物是如何在各种视觉图景和文字解说中被表征出来的，认为“洋”、“商”与“女性”交织成上海都市生活的新秩序。(126)吴俊范探讨了上海租界对河浜资源的利用与相关环境变迁，认为租界工部局以私人化的地产分布、地产开发需求以及马路的拓建规划为基本导向，对河浜进行无序填没和管道化改造，而忽略了方格状感潮河网的环境脆弱性以及河浜的生态功能，导致了严重的河浜形态破碎与功能紊乱，成为近代以来上海地区黑臭河道不断产生的主要原因。(127)
此外，王庆成考察了晚清时期武清、栾城、青县、望都等十余州县的村落及人口资料后指出，华北在古代曾是中心地区，村落分布比较密集，但自汉末至明，由于经常的大规模战乱和落后民族的掠夺统治，社会经济停滞、衰退，人口减少。明代以降，经过200年相对和平的环境，到19世纪中叶，已经有了密集的村庄和相当成熟的农业。但是，只有少数是数百户、上千户的大村，绝大多数只是数十户以至数户、十数户的小村。(128)韩志远利用新发现的档案资料探讨了晚清末后一着教，内容涉及教主王觉一的生年、籍贯、姓名、教派名称、该教创立的时间、经书与图文的流传、组织及其活动情况、政治目的、各级政府对该教案的审理等问题，基本弄清了该教派的主要情况。(129)朱浒考察了1887年黄河郑州决口时江南绅商自发组织的义赈活动，认为这是晚清义赈机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它表明以江南绅商为主体的义赈机制，完全能够自发地组织和动员起来，在国家认同的背景下，超越乡土之外开展赈灾行动。(130)
九、近代思想文化史
1.民族主义研究。郑大华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由中国传统民族主义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共同构成思想来源；其形成的推动力量，主要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宪派；其形成的标志，则是辛亥革命前后，建立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成为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共识并得到确立。(131)喻大华、李孝君认为，康有为在儒学宗教化的探索过程中，以孔教为纽带，将互为水火的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统一于他的思想体系之中，其中的民族主义是针对晚清社会的思想主张，而世界主义是寄望于未来的理想。(132)
2.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过去的研究多以“启蒙运动”说界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张艳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启蒙运动”说于1930年前后流行于左翼文化人中，所持态度是批判的。而中共方面，对此说的认同是有限度和有选择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重新审视五四运动的意义，将其定性为“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运动”，持基本否定态度；从1939年开始，毛泽东又将其定性为“革命”运动而加以高度赞扬；中共也更倾向于用“文化革命”或“思想革命”等话语来加以诠释。(133)王奇生认为《新青年》和新文化在全国各地的传播和兴盛，经历了一个相当的“运动”过程。直到五四运动爆发前后，新文化才真正形成为一场全国规模的运动。《新青年》提倡民主与科学，意在封堵非难者。新文化人对新文化的内涵其实并未形成一致的看法，一些新的思想主张亦未必形成多大反响。对于同一个《新青年》，办刊人的出发点，反对方的攻击点，与局外人的观察点既不尽一致；对于同一场新文化运动，新文化人的当下诠释与后来史家的言说叙事更有相当的出入。(134)
3.观念和意识研究。罗志田通过分析梁启超的观念，认为传统的“天下”一词本具广狭二义，分别对应着今日意义的“世界”和“中国”。过去的流行说法是，近代中国有一个将“天下”缩变为“国家”的进程。如果侧重昔人思考的对象，恐怕更多是一个从“天下”转变为“世界”的进程。康有为创造性地把公羊“三世”说由历时性变为共时性，使“天下”平顺地向“世界”过渡。但中国却被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外在化，中国士人渴望加入世界，努力为中国在世界确立一个更好的位置。(135)章清从近代中国思想演进的脉络探讨自由观念，认为中文世界对于自由的阐述较为突出其负面意义，所以在晚清各种主义大行其道之际，自由却难以成为主义。这是因为中国人对于主义具有高度选择性，一切以适时需要为决定，最终自由主义只能让位于民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136)徐时仪通过考辩“民主”的成词及其词义，探讨西学新词对于中国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影响，认为“民主”由古典转换成现代新词，经过了五种词义变化现象。(137)柯继铭分析清季十年思想中的“民”意识，认为“民”在思想界的地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但是现实中对于“民”的怀疑却又十分深重，思想言论中“民”的形象呈现理想和现实割裂的名实不符状态。(138)
4.西方文化对中国影响研究。章清考察了晚清对于西学门径的探讨，认为援西人中具有高度的选择性，甚至不免迎合本土知识架构；接引者则尤其致力于把外来知识纳入所熟悉的知识架构，从中发现西学的关键。晚清对于西学分科观念的接纳，往往从价值上致力于探索各学科之次第，这是审视现代学科形成中不可回避的问题。(139)熊月之考察了晚清中国人对于美国总统制的解读，对President的译名以及围绕着对美国民主政体和总统制的理解中所表现的隔膜和误解，说明了研究美国民主政体在晚清中国的特殊命运，表现了文化之间的沟通难度。(140)邹振环分析了7类19世纪地理学译著，指出地理学译著活动对于地理学思想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化具有重要意义，给近代中国人带来了全新的地理学知识。(141)
5.文化机构和组织研究。左玉河考察了民初专业研究机构的创设，认为民初马相伯仿效法兰西学院模式设计的“函夏考文苑”，是最早的国家学术研究院设想。考文苑的学术独立原则和机构设计，为后来的中央研究院继承，并带动了各类专业研究院所的创建，由此推动了中国近代学术体制化的进程。作者还有关于现代学术机制的研究，发现现代学术研究的职业化趋向，使近代学者的社会职业角色开始形成。职业化体制下，学术研究和知识人都表现出将知识作为稻粱谋，不再执着于思想之道的特色。(142)桑兵以朱家骅档案为基本资料，考察战时国民党对北平文教界的组织活动，揭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如何通过争取有影响力的学人巩固和扩张其在故都的势力，以图实现其整体战略目标及政治目的；同时透视中国学人在国家民族大义、党派政见分歧与学术自由独立之间平衡取舍的态度倾向。(143)
6.教育改革研究。许小青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中央大学区试验，指出大学区制本是从学术独立化的角度提出，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陷入政治纷扰中；同时中央大学区制在试验中也演变成为国立大学挤占地方教育资源的制度依托，集中反映了中央与地方在教育资源分配中的矛盾和冲突，尤其是国民政府在教育建设中的窘境。(144)方勇通过考察国民政府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发现教育会议的主要目标在于推进教育独立和大学区制改革。但是时局的变动要求国民政府加强教育管理控制，所以会议通过了许多在理念和方法上相互矛盾的议案，凸显了民初以来“教育独立”所面临的困境。(145)
关于近代教科书中知识体系，毕苑以修身和国语教科书为中心，分析近代知识体系的转移，认为知识体系的变化真切反映了传统文化体系的崩溃和新教育模式的形成，其中有两个较为关键的推进：修身科目和经学教育的并立，旧资源得到新诠释；而国文教育的浪潮又在知识系统内部分解了经学教育的知识结构，新知识送走了旧观念。(146)刘超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分析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认为其含义经历了从“汉蒙满并列”转为“汉族”的变化，民族关系以冲突斗争为主。民国成立后，“中华民族为各民族总体”的含义被重视，强调各民族起源的一致性和外族与汉族的同化。1930年代以后，“民族融合”成为主要表述方式，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观念逐渐形成。(147)
*本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动态课题组”集体完成，王也扬、任智勇、王奇生、荣维木、黄道炫、陈开科、朱浒、闵杰、宋广波、毕苑等提供初稿，步平、虞和平、王建朗、徐秀丽参加讨论，虞和平执笔统稿。
注释：
①朱佳木：《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
②张海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历史研究——以编纂大众历史读物的指导思想为例》，《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2期。
③高翔：《正确对待社会形态研究的历史地位》，《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2期。
④徐国利：《关于区域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区域史的定义及其区域的界定和选择》，《史学月刊》2007年第3期。
⑤杨念群：《“在地化”研究的得失与中国社会史发展的前景》，《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⑥冯尔康：《晚清学者吴汝纶的西医观——兼论文化反思的方法论》，《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⑦黄兴涛：《“话语”分析和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
⑧周兵：《林·亨特与新文化史》，《史林》2007年第4期；《新文化史与历史学的文化转向》，《江海学刊》2007年第4期。
⑨张荣华：《文化史研究中的大、小传统关系论》，《复旦学报》2007年第1期。
⑩吴苇莉：《欧洲人等级制世界地理观下的中国——兼论地图的思想史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11)茅海建：《“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阅读报告》、《史料的主观解读与史家的价值判断——复房德邻先生兼答贾小叶先生》，《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5期。
(12)孔祥吉：《略论容闳对美国经验的宣传与推广——以戊戌维新为中心》，《广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13)陆玉芹、李荣庆：《袁昶、许景澄庚子“三折”质疑》，《史学月刊》2007年第5期。
(14)田涛：《清末课吏馆述论》，《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15)徐建平：《顺直咨议局与清末分权制衡体制的产生》，《史学月刊》2007年第4期。
(16)关晓红：《独断与合议：清末直省会议厅的设置及运作》，《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
(17)叶晓青：《光绪帝最后的阅读书目》，《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李志茗：《袁世凯幕府与清末新政》，《史林》2007年第6期。
(18)张小强：《自立军事件中唐才常与张之洞关系考》，《史学月刊》2007年第4期。
(19)崔志海：《端方与美商一桩未予诉讼的经济官司》，《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
(20)朱东安：《晚清满汉关系与辛亥革命》，《历史档案》2007年第1期。
(21)汪利平：《杭州旗人和他们的汉人邻居——一个清代城市中民族关系的个案》，《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22)万保君：《1911辛亥风暴下的成都满族》，《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23)张皓：《无法和谐的奏鸣曲——论同盟会、湖北集团和江浙集团之间政治关系的演变》，《民国档案》2007年第3期；欧阳跃峰：《利用会党：辛亥革命的一个误区》，《史学月刊》2007年第2期。
(24)李细珠：《秋瑾女性革命家形象的历史建构》，《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5期。
(25)杨天宏：《政党建置与民初政制走向——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口号的提出论起》，《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2期。
(26)汪朝光：《北京政治的常态和异态——关于黎元洪与段祺瑞府院之争的研究》，《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
(27)张淑娟：《宪法危机与1919年南北和谈》，《安徽史学》2007年第4期。
(28)刘迪香：《热察绥巡阅使与民国前期特区军政体制探析》，《南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29)朱英：《民国时期省议会与省长之间的冲突——以江苏省议会弹劾省长案为例》，《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1期。
(30)杨奎松：《武汉国民党的“联共”和“分共”》，《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
(31)金以林：《陈铭枢与蒋介石关系初探——以宁粤对峙初期为中心的考察》，《民国档案》2007年第1期。
(32)罗敏：《“矛盾政策”中找寻出路：四届五中全会前后的胡汉民与西南时局》，《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
(33)王奇生：《“武主文从”背景下的多重变奏：战时国民党军队的政工与党务》、金以林：《战时国民党香港党务检讨》，《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4期。
(34)孙宅巍：《新发现的南京大屠杀埋尸资料的重要价值》，《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4期。
(35)姜良芹、吴润凯：《从市民呈文看南京大屠杀》，《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1期。
(36)马俊亚：《难民申请书中的日军暴行与日据前期的南京社会经济(1937-1941)》、朱天乐：《南京大屠杀殷山矶遇难同胞遗址的发现与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1期。
(37)马振犊、邢炫：《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军民反抗问题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4期。
(38)王岚：《美国外交关系档案揭秘：1937年秋冬的“泛南京大屠杀”》，《学术月刊》2007年第11期。
(39)臧运祜：《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及其演变》，《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2期。
(40)鹿锡俊：《日本的国际战略与中日战争的扩大化——论联接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一个关键原因》，《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6期。
(41)步平：《关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思考》、《〈检证·战争责任〉读后》，《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1、2期。
(42)姜克实：《日本人认识历史问题的症结》，《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1期。
(43)米卫娜、申海涛：《战后河北省对日侨的集中管理与遣返》，《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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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李月军：《东北地区中共地下党(1927-1933年)组织生态分析》，《党的文献》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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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樊如森：《环渤海经济区与近代北方的崛起》，《史林》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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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姚永超：《港势地位变迁的制度因素分析——以营口、大连两港的发展比较为例(1906-1931)》，《辽宁大学学报》2007年
(101)曹树基：《两种“田面田”与浙江的“二五减租”》，《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
(102)李德英：《民国时期成都平原的押租与押扣——兼与刘克祥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20世纪30年代成都平原佃农地主结构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4期。
(103)王玉茹、李进霞：《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民的消费结构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3期。
(104)张丽：《人口、土地和农业生产力水平：二十世纪初无锡农村地区人口压力的测量》，《中国农史》2007年第3期。
(105)汤蕾：《战后汉口人力车夫的生存合力(1945-1949)》，《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106)严昌洪：《近代人力车夫群体意识探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107)魏文享：《昭股东之信仰：近代职业会计师与公司制度》，《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108)尹倩：《近代中国西医群体的产生与发展特点》，《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109)唐永余：《民国时期工业会成立原因探析》，《民国档案》2007年第1期。
(110)李勇军：《南京政府时期独立工业团体的兴起》，《浙江学刊》2007年第4期。
(111)朱英：《近代中国商会选举制度之再考察——以清末民初的上海商会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五四时期无锡商会选举风波》，《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从“公推”到“票举”：近代天津商会职员推选制度的曲折演进》，《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民国时期天津商会选举的两次风波》，《浙江学刊》2007年第4期。
(112)魏国栋：《华盛顿会议前后天津商会活动之考察》，《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2期。
(113)陶水木：《上海商界与关税特别会议》，《史林》2007年第6期。
(114)郑成林：《上海银行公会与近代中国银行信用制度的演进》，《浙江学刊》2007年第4期。
(115)万立明：《上海银行公会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票据立法》，《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5期。
(116)李柏槐：《成都市工商同业公会的组织管理》，《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1期。
(117)魏文享：《工商团体与南京政府时期之营业税包征制》，《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6期。
(118)丁晓杰：《蒙疆羊毛同业会始末考》，《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7年第5期；《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东亚绵羊协会活动述论》，《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6期。
(119)霍新宾：《“无情鸡”事件：国民革命后期劳资纠纷的实证考察》，《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120)徐思彦：《合作与冲突：劳资纠纷中的资本家阶级》，《安徽史学》2007年第6期。
(121)黎霞：《民国时期武汉码头劳资纠纷及其影响(1927-1937)》，《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122)李长莉：《清末民初城市的“公共休闲”与“公共时间”》，《史学月刊》2007年第11期。
(123)李小尉：《1912-1937年北京居民的工资收入与生活状况》，《史学月刊》2007第4期。
(124)陈蕴茜：《民国中山路与意识形态日常化》，《史学月刊》2007年第12期；《建筑中的意识形态与民国中山纪念堂建设运动》，《史林》2007年第6期。
(125)陈平原：《城阙、街景与风情——晚清画报中的帝京想象》，《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126)张春田：《图像上海与晚清都市媒体的表意实践——以〈点石斋画报〉(1884-1898)为中心》，《粤海风》2007年第1期。
(127)吴俊范：《城市空间扩展视野下的近代上海河浜资源利用与环境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3期。
(128)王庆成：《晚清华北乡村：历史与规模》，《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
(129)韩志远：《王觉一与末后一着教新探》，《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6期。
(130)朱浒：《地方社会与国家的跨地方互补——光绪十三年黄河郑州决口与晚清义赈的新发展》，《史学月刊》2007年第2期。
(131)郑大华：《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及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132)喻大华、李孝君：《康有为孔教思想中的民族主义立场与世界主义情怀》，《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133)张艳：《五四“启蒙运动”说的历史考辩》，《史学月刊》2007年第6期。
(134)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杂志为视点》，《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135)罗志田：《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侧重梁启超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136)章清：《“国家”与“个人”之间——略论晚清中国对“自由”的阐述》，《史林》2007年第3期。
(137)徐时仪：《“民主”的成词以及词义内涵考——兼论西学新词对中国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7月。
(138)柯继铭：《理想与现实：清季十年思想中的“民”意识》，《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走向中下层：清季十年对不同社会群体的认知与“民”的指谓变化》，《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2期。
(139)章清：《“采西学”：学科次第之论辩及其意义——略论晚清对“西学门径”的探讨》，《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
(140)熊月之：《晚清中国对美国总统制的解读》，《史林》2007年第1期。
(141)邹振环：《19世纪西方地理学译著与中国地理学思想从传统到近代的转换》，《四川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142)左玉河：《从考文苑到研究所：民初专业研究机构之创设》，《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2期；《从传道之师到大学教员：现代学术研究职业化趋向》，《安徽史学》2007年第1期。
(143)桑兵：《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北平文教界的组织活动》，《中国文化》第24期(2007年春季号)。
(144)许小青：《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中央大学区试验及其困境》，《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2期。
(145)方勇：《教育独立的困境——国民政府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之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146)毕苑：《经学教育的淡出与近代知识体系的转移：以修身和国语教科书为中心的分析》，《人文杂志》2007年第2期。
(147)刘超：《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安徽史学》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