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荣诗歌与中国文学批评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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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嵘《诗品》与中国文学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中国论文,钟嵘论文,诗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着重从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历史的宏观视角对钟嵘《诗品》作了新的探索,全面考察、阐释和评价了《诗品》在文学批评意识、文学批评标准、文学批评方法、文学批评语体诸方面的深刻内涵、独特建树和历史贡献。

关键词 钟嵘 《诗品》 文学批评

在切入正题之前,有必要对“文学批评”这一术语的内涵加以厘定。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学界通常以文学批评囊括文学理论、文学史等全部文学研究,显得过于宽泛,缺乏明确的界域。我认为文学批评是有别于文学理论、文学史研究的特定领域,它只是对具体而纷繁的文学现象,主要是文学作家作品的审视、阐释和衡定,即实际的批评。

诞生于公元六世纪的钟嵘《诗品》尽管在诗歌理论方面提出过值得予以重视的见解,然而,它的主要成就和价值显然是在文学批评方面,舍此便难以对钟嵘《诗品》的深刻内涵、独特建树及其重大历史贡献作出充分的评价。从文学批评角度着眼,钟嵘《诗品》堪称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文学批评专著,在我国悠久的文学批评发展史上占有显要地位,其影响至深且巨,不可磨灭。

文学批评意识

鲁迅曾称魏晋南北朝为“文学的自觉时代”〔1〕, 当既体现于文学创作,亦体现于文学批评。钟嵘《诗品》的诞生标志着我国肇始于先秦的文学批评已跨入自觉的时代,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自觉的批评意识。朱自清称它是古代第一部“系统的自觉的文学批评著作。”〔2〕实非过誉之词。

一、文学批评从经学、史学的附庸转变为独立的科学。

早在先秦时期,随着《诗经》、《楚辞》的诞生,便相继出现了《诗经》、《楚辞》的评论。作为第一部诗歌总集的编纂者,孔丘也是最早评论《诗经》的思想家,如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3〕这些言论虽表现了孔丘独树一帜的诗学观,但主要是一种社会伦理评价,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汉代注《诗》不乏其人,至今尚存的《毛诗》便是一部代表作。但当时经学初盛,诸家均视《诗》为经典,揭橥诗“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4〕”的社会功利作用, 往往对作品作出不恰当乃至荒谬绝伦的评论,如云:“《关睢》,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5〕便是人所熟知的一例。这些情况表明,先秦两汉时期对《诗经》的注释、评论,尚属于经学、史学的范畴。对《楚辞》及其他文学作品的评注也与此相似。清方玉润谓:“说诗汉儒,非考据即讲学两家。”〔6〕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钟嵘《诗品》则表现出根本不同于经学、史学的独特风貌。作为独立学科的文学批评,必须明确地以文学作品作为研究的特定对象。钟嵘《诗品》正是如此,它专以五言诗作为品评范围,所谓“嵘今所录,止乎五言。”〔7〕汉司马迁曾倡言“发愤著书”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卮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8〕立论精辟,影响深远,惟所列诸作,除《诗》、《离骚》外,多为非文学著作,带有文、史、哲不分的时代印记。钟嵘《诗品》专评五言诗表明文学观念已演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钟嵘对五言诗的评论已摆脱先秦以来政治、伦理、社会批评的传统模式,转而侧重于对作品的审美风貌、艺术成就作出评价,亦即从外部批评转入内部批评,这不能不说是文学批评的一个巨大历史进步。例如:

评陆机:“才离辞赡,举体华美。”“尚规矩,不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然其咀嚼美华,厌饫膏泽,文章之渊源也。”

评张协:“文体华净,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词采葱倩,音韵铿锵,使人味之,亹亹不倦。”

评左思:“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

评张华:“其体华艳,兴托不奇,巧用文字,务为妍冶。”

这些评论全面而细微地涉及诗作的“体”、“辞”、“词采”、“音韵”等诸要素,而“华美”、“华艳”、“葱倩”、“妍冶”等语显然是一种生动、精约的审美评价,比起以往的社会评价来,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二、钟嵘《诗品》自觉的文学批评意识还表现于以明确的文学理论作为诗歌品评的指导。

任何科学的文学批评都不是主观随意的信口开河,而必须以正确的文学理论作指导。离开正确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必然陷入迷茫和困境。钟嵘《诗品》之所以在文学批评方面取得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卓越成就,这同他所持的深刻理论见解是密切相关的。

我国的诗歌理论从被朱自清称为“开山的纲领”〔9〕的“诗言志”〔10〕说以来,已积累了一定的思想资料。钟嵘在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作了新的拓展,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诗论见解。例如,关于诗歌的特性问题,钟嵘继承《毛诗序》“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与“吟咏情性”的正确主张,进一步指出“情性”的根源在于客观现实生活: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外单,孀闺泪尽,文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聘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

既指出诗歌创作与自然之关系,更重视其与社会生活、诗人遭际的关系。就“情性”的内涵而言,尤强调“怨”情,由此,对古诗、李陵、班姬、曹植、王粲、阮籍、左思等人予以高度评价,置于上品。

关于诗歌形式问题,钟嵘的见解反映出进步的历史观。《诗经》虽包含五言诗的萌芽,但基本形式是四言诗。《楚辞》突破四言的限制,创造了三四言到七八言参差错落的形式。班固《咏史》是文人五言诗首创之作。至东汉末,五言诗臻于成熟。载入《文选》的“古诗十九首”堪称代表作。建安时期,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更将五言诗创作推入鼎盛时期。诗歌形式的演进,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符合客观的历史规律。然而,并非为所有人所理解和接受。纵使如刘勰这样杰出的文学理论家也说:“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11〕视四言为“正体”,五言为“流调”,显然是一种保守的文学观。钟嵘则不同,他说:

“夫四言,文约易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邪?”

明确肯定五言诗胜于四言诗之表现力,对五言诗的长处予以高度评价。《诗品》专评五言诗显然是鉴于这种进步的文学发展观。

三、《诗品》所具备的宏大而严密的专著规模是钟嵘自觉的文学批评意识的又一表现。

钟嵘《诗品》评论的五言诗上起汉代,下迄齐梁,包括一百二十三家,除汉乐府古辞之外,几乎囊括这一历史阶段的全部有较高艺术成就的五言诗作。全书包括序言和正文,正文分列上品、中品和下品。其评论文体之专、历史跨度之长、诗人诗作之众、全书结构之精,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整个世界,都是首倡的。钟嵘《诗品》开创了专一文体作品的文学批评专著的先例,而后人相类著作足以与其匹敌的却并不多见。生活于五六世纪之交的钟嵘能够结撰如此规模的文学批评专著,表现出如此自觉的文学批评意识和如此卓越的文学批评智慧,确是难能可贵的。

文学批评标准

文学批评应对作家作品的品位、成就和价值作出恰当公允的判断和评价,这就需要持有一定的批评标准。假若没有合理的批评标准作为衡定作品的准绳,必然导致文学批评的混乱。钟嵘时代的文坛正存在着“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的混乱现象。所谓“随其嗜欲,准的无依”,便是指文学批评随心所欲,没有适当的批评标准,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淄渑并泛,朱紫相夺”的严重后果。钟嵘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讥刺此类“批评家”乃“轻薄之徒”。

钟嵘在《诗品》中将一百二十余家诗人分成上、中、下三品,且显其优劣,无疑需要确立一定的鉴别高下优劣的标准,而绝不可“准的无依”。钟嵘在《诗品》中没有正面提出评诗标准,这给后人留下一个研究的课题。现今学术界对此作过多种不同的概括和论述。我认为根据《诗品》的序言和对各家诗人的具体品评,钟嵘所持的批评标准主要是如下两条:

1.“滋味”:钟嵘指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滋味”这一日常用词引入诗歌理论,作为一个审美范畴和文学批评标准。那末,“滋味”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他说:

“故诗有六义:一日兴,二日比,三日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弘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在钟嵘看来,恰当而灵活运用赋比兴的艺术手法以描绘景物,抒发情态,并使风力与丹采相结合,这样的诗才具有隽永的滋味,动人的魅力,方为“诗之至”。他剧烈批评当时的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这反映了钟嵘对诗歌审美特性的深刻认识,也是他品评诗歌优劣的一项重要标准。如他评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推崇曹植为历代五言诗人之冠,便是具体体现了这条评诗标准。而刘桢、王粲虽同置上品,但由于刘“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王“文秀而质羸”,评价就略逊于曹植。

2.“真美”:钟嵘力倡诗歌“自然英旨”的美学风貌,对风靡当时诗坛的不良倾向提出剀切的批评。其一是滥行用典之风。用典原是诗歌创作的一种常用艺术手法,恰当用典有助于诗歌的艺术表现。钟嵘并非一概反对用典,为他所推重的曹植、陆机、谢灵运的作品,均运用不少典故,足可证明。但他对当时诗坛颜延之、任昉、 王融等人在诗歌创作中“竞须新事”,“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攣补衲,蠹文已甚”,“文章殆同书抄”的不良诗风深表不满,因而提出“至乎吟泳情性,亦何贵于用事”的主张,同时指出:“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旨由直寻。”应当说这种见解既是持之有故,也是言之成理的。其二,是四声八病之说。齐梁时期沈约等人提出的声律理论对于诗歌格律的形成和完善,对于日后近体诗的诞生是有重要历史贡献的。但是,当时诗坛有些人对声律求之过苛,出现“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凌架”的弊端,以致“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这对诗歌创作是有害的。与之相反,钟嵘提出:“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这种自然声律论无疑更合乎诗歌创作的审美要求。综上可见,“真美”、“自然美旨”,亦即自然之美,反映钟嵘对诗歌的审美理想,也是他评诗的一项重要标准。这同“滋味”的标准是相互一致,不可分割的。

值得指出的是,钟嵘评诗还遵循着一些重要的原则:

第一、不徇私情。刘勰曾抨击“崇已抑人”的恶劣倾向,因为它导致评论不公。〔12〕钟嵘则以实际的文学批评表现出不以个人恩怨论高低的高贵品格。例如:钟嵘老师王俭对他有师授之恩,“知已之感”,〔13〕但钟嵘并不因私情而溢美,仍置王俭于下品。有传说钟嵘曾求誉于沈约遭到拒绝,因而为报宿憾,有意贬抑沈约。〔14〕此说没有根据,且从沈约的成就而言,置于中品是恰当的。

第二,不因人废言。钟嵘《诗品》评苏宝生、陵修之、任昙绪、戴法兴:“苏、陵、任、戴,并蓄篇章,亦为搢绅之所嗟咏。人非文是,愈可嘉焉。”我国文学界素有人品重于文品的传统,这无疑是可贵的。但在文学创作中,经常出现人品与文品不相一致乃至大相径庭的状况,如果简单地以人品决定论予以一笔抹煞,也非客观科学的态度。钟嵘提出“人非文是,愈有可嘉”,即主张不要因人废言,作为一条评论原则,是可取的。

第三,钟嵘对各家诗人的评价,既出于己见,非人云亦云,但也重视采纳当时文坛的公意。例如,钟嵘特别赞誉曹植、陆机诸家,反映了南朝多数文论家如沈约、刘勰等共同的看法。诚如明许学夷所言:“乃当时众论所同,非一人私见也。”〔15〕钟嵘《诗品》最为后人诟病的是对陶潜、曹操的评价。置陶潜于中品,曹操于下品,在今天看来,确是失当的。但将其放到当时历史环境中予以考察,却是有客观原因的。南朝十分重视文采华绮,因而对语言质朴的陶潜、曹操评价不高,这反映了当时的审美时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陶潜未置一词,对曹操也不予重视。美国学者韦勒克曾说:“一件艺术品的全部意义,是不能以其作者和作者的同代人的看法来界定的。它是一个累积过程的结果,也即历代的无数读者对此作品批评过程的结果。”〔16〕了解了这一文学原理,也许对钟嵘在文学品评方面的个别失误不致于责之过严了。

文学批评方法

科学的文学批评有赖于运用先进的文学批评方法。早在先秦时期,孟轲便提出“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批评方法〔17〕,对尔后的文学批评产生了积极而重大的影响。钟嵘《诗品》也运用了这种批评方法,例如:评李陵:“文多凄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命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评刘琨:“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琨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然而钟嵘并不局囿于此,他提出并运用了列品第、显优劣、辨异同、溯流别等多种批评方法,表现出敢于超越前人、另辟新境的独创精神。

列品第:这显然受到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影响。但将论人的方法运用于论文,则是一个创造,其着眼点由人物的品质才能转入作品的艺术价值。列入上品的有李陵、班姬、曹植、刘桢、王粲、阮籍等十一家,列入中品的有秦嘉、徐淑、曹丕、稽康、张华、何晏等三十九家,列入下品的有班固、郦炎、赵壹、曹操、曹睿、曹彪、徐斡等七十三家。由于作品本身的复杂性,将所有作家分别列入上、中、下三品,是颇费斟酌的,如评张华:“置之中品疑弱,处之下品科恨少。”钟嵘说:“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变裁,请寄知者尔。”从中可见其苦衷。即使同品之中,也是互有轩轾的,如曹植、刘桢、王粲、陆机、潘岳、张协、左思、谢灵运,同属上品,钟嵘指出:“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这样评价是比较中肯的。尽管在列品第方面不无失当之处,然而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仍是具有其存在余地的。恩格斯指出:“任何一个人在文学上的价值都不是由他自己决定的,而只是同整体的比较当中决定的。”〔18〕列品第实质上是一种横向比较的批评方法,只要运用得当,对于衡定作家作品的艺术品位和价值,是有裨益的。

显优劣:任何作家作品均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美丑并呈,瑕瑜互见,是正常的文学现象。恰如其分地评骘作家作品的优劣成败,乃是文学批评所肩负的一项重要任务。钟嵘时代的文坛充溢着只能称誉、不容指摘的风气,因此,显优劣不仅需要眼力,也是需要勇气的。即使对上品之作,在肯定其成就的同时,也不讳言其不足。例如:评刘桢:“壮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气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评陆机:“才高辞赡,举体华美。……尚规矩,不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显优劣也体现于通过诸家比较显其高下,例如:评王粲:“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余。”评张协:“雄于潘岳,靡于太冲。”评左思:“野于陆机,深于潘岳。”评沈约:“词密于范,言浅于江。”

辨异同:许多作家作品之间的差别不在于品位之高低,而在于风格之殊异,假如一律强分轩轾,那就难免主观臆断,贻笑大方。钟嵘对此已有清醒之认识,这是难能可贵的。如比较陆机与潘岳:“陆才如海,潘才如江。”并引谢混评语:“潘诗烂若舒锦,无处不佳。陆文如披沙简金,往往见宝。”钟嵘还善于窥见各家之所长,如评吴迈远和许瑶之:“吴善于风人答赠,许长于短句咏物。”辨异同也是一种横向比较的方法,与列品第、显优劣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溯流别:揭示作家作品的历史渊源,即文学创作的继承创新关系,是钟嵘在《诗品》中所运用的一个重要批评方法。他将文学的渊源归结为国风、小雅、楚辞三宗,后代诗人因渊源各别而形成不同的风格体貌。论及的诗人计三十几家,例如:评曹植:“其源出于《国风》”。评阮籍:“其源出于《小雅》。”评李陵:“其源出于《楚辞》。”这种文学批评方法虽非钟嵘一人之独创,在具体论述中也有牵强之处,但反映出钟嵘深邃的历史眼光,是应予充分评价的。西方著名文学家艾略特曾说:“任何诗人,任何艺术的艺术家,都不能独自具备完整的意义。他的意义、他的鉴赏,也就是他和过去的诗人和艺术家之关系的鉴赏,你无从将他孤立起来加以评价;你不得不将他放在过去诗人或艺术家中以便比较和对照。”〔19〕溯流别正属于这种纵向比较的批评方法,确切地说,是这种批评方法在文学批评史上的一次有益尝试。

钟嵘所运用的文学批评方法给后人以重大的启迪。唐殷璠《河岳吴灵集》选录盛唐诸家诗,分别作简要评述;明顾起纶《国雅品》,系统品评明代诗人,自称是规仿《诗品》之作;清章学诚盛赞《诗品》“思深而意远”,“深从六艺溯流别”,〔20〕他论“文”,非常重视辨彰流别。这些均是明显的例证。

文学批评语体

中国文学批评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迥然不同于西方的独特语体。钟嵘《诗品》正是一部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学批评语体的代表作。

言简意丰,形象跃动,骈散交错,文采斐然,是钟嵘《诗品》语体的基本特点。

钟嵘《诗品》评一百二十三位诗人,全书却不足七千字,文字之俭省实令人惊叹。与西方文学批评惯于以冗长的篇幅,作充分证证和详尽分析不同,我国文学批评长于对作家作品作总体的审美观照,以精约的语言勾勒其整体风貌,钟嵘《诗品》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特点。例如,评曹植:“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寥寥数语,对曹植的传统渊源、艺术成就及其历史定位作了精当的评价。评陶潜:“文体省静,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陶潜屈居中品,自然是不妥当的。但其评语却是对陶诗风格特点的警辟概括,用词简洁,内涵丰富,难怪王夫之称:“钟嵘一品,千古定论矣。”〔21〕

善于以形象喻诗,即以生动的意象重现诗作的美学风神,是钟嵘《诗品》语体的一个重要特色。例如:

评曹植:“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

评范云、丘迟:“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

评谢灵运:“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

形象重现虽不具备抽象论析的精确性和严密性,却能具体生动地描绘出作品的美学风貌,激发读者浓郁的审美情趣,而不致于堕入索然无味的境地。

钟嵘时代盛行骈俪文风,这对钟嵘重视文采有直接影响。但他所著《诗品》与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专用骈体有所不同,而采取骈散相间的语体,不能不说是一个创造。《诗品》以散体为主,间以骈文,错落有致,文采纷呈。评语中许多对偶句颇见工力,如:评古诗:“文温以丽,意悲而远”;评刘桢:“真骨凌霜,高风跨俗”;评阮籍:“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评谢灵运:“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评张华:“儿女情多,风云气少”;评鲍照:“总四家而擅美,跨两代而孤出”;等等。作为评语,言简意切,历久难忘;同时,又可视之为优美的诗文佳句。

综上可见,钟嵘《诗品》在注重品评之剀切公允的同时,非常讲求语言之美,从而使《诗品》兼具学术性和文学性的特点,它既是精湛的文学批评,又是优美的批评文学。

注释:

〔1〕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2〕《朱自清古典文学论集》

〔3〕《论语》

〔4〕〔5〕《毛诗序》

〔6〕方玉润《诗经原始》

〔7〕钟嵘《诗品》,下略

〔8〕《史记·太史公自序》

〔9〕朱自清《诗言志辨序》

〔10〕《尚书·尧典》

〔11〕刘勰《文心雕龙·明诗》

〔12〕刘勰《文心雕龙·知音》

〔13〕见古直《钟记室〈诗品〉笺》

〔14〕见《南史·钟嵘传》

〔15〕许学夷《诗源辩体》

〔16〕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

〔17〕《孟子·万章》

〔18〕恩格斯《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化文学讲义”》

〔19〕《艾略特文学评论选·传统和个人的才能》

〔20〕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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