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与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新中国论文,成立以来论文,逻辑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十年，大体可以分为两个三十年，即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和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这“两个三十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是紧密联系的，又是相互贯通的。即是一脉相承的，又是与时俱进的。本文试图从以下四个方面揭示这六十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衔接与内在逻辑。
一、从以苏为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的新变化。由于在总体上照搬苏联模式，我国建设实践中，也出现了不少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以苏为鉴，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就突出地摆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为准备八大政治报告，刘少奇从1955年12月起开始听取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的情况汇报。毛泽东则从1956年2月起，用了约两个月的时间听取了34个部委的工作汇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论十大关系》这篇讲话。
毛泽东在听取34个部委汇报时，正值苏共召开二十大。苏共二十大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和错误。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他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①“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之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搞得更快更好。”②因此可以说，以苏为鉴，走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是贯穿《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
毛泽东认为，《论十大关系》实际上开创了探索适合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起点。他后来曾在多种的讲话中表示了这一思想。比如1958年3月1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就说，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谈到这段历史时指出，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的客观经济规律。
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他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③邓小平对这一基本结论的揭示和概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体现了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把社会主义的一般特征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随着中国的日益发展，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发展经验、发展模式，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越来越多的话题围绕中国展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两个最重要、最具有创造性的命题，也是最核心的理念与追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侧重理论创新，但是具有强烈的实践性，特别强调与实践相结合，这就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侧重实践创造，但是实践经验可以提炼上升为理论，这就是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受苏联的影响最大，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即通过苏联人的“二传”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中国共产党执政初期是向苏联“一边倒”，总体上照搬苏联模式。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影响中国学术大半个世纪，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影响中国社会大半个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两个最重要的命题，都首先是针对苏联模式和苏联范式的，一是在实践上针对苏联模式，一是在理论上针对苏联范式。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两个命题的含义已远远超出了突破苏联模式和苏联范式这一起点的意义和范围了。
二、从“十大关系”到“十个结合”
毛泽东从1956年2月起，用了约两个月的时间听取了34个部委的工作汇报。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讲话分析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五对经济关系和五对政治关系，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十大关系也就是十大矛盾，我们的任务是解决这些矛盾。为此，毛泽东在关于十大关系的阐述中，进行了一些新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
《论十大关系》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具有重要价值，“十个结合”是改革开放宝贵经验的科学总结。贯穿从“十大关系”到“十个结合”的基本线索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其中渗透的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的“十大关系”，到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经验提出的“十个结合”，反映了我们党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轨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不可阻挡。改革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30年来，我们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取得的摆脱贫困、加快现代化进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芒，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胜利。
由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并且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系统展开和全面论述的“十个结合”，是对改革开放基本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精辟概括，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宝贵的精神财富。集中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合辩证法，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本质、结合性特征、过程论特点和全面性要求，体现了我们党巨大的理论勇气和伟大的实践创新。
首先，“十个结合”是理论创新的结晶。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大力发扬求真务实的精神，自觉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回答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理论指导，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没有大胆的探索，没有反复的尝试，没有点滴的积累，就不可能有“十个结合”。
其次，“十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同志指出，“在30年的创造性实践中，我们经过艰辛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概括起来说，就是党的十七大阐明的‘十个结合’”“30年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个结合”最终归结为“一个结合”，表明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改革开放中创造性地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再次，“十个结合”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更加丰富和具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十个结合”的一至三条讲的是总的原则和基本要求，四至七条则分别论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八至十条强调国际环境、改革发展稳定、党的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保证作用。从而在指导思想、四位一体、统筹国际国内、改革发展稳定、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等方面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使之更加丰富、充实和具体化了。
三、从统筹兼顾到科学发展观
统筹兼顾，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形成的思想方法、认识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并将其自觉地提升到一般方法论的层面。统筹兼顾方法论既揭示了客观事物的相互联系，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特性，既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产生的，又成功地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围绕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基本方针，集中论述和突出强调了统筹兼顾这个基本思想。可以说，《论十大关系》通篇贯穿了统筹兼顾的精神。比如在论述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时，一方面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另一方面又强调必须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在论述沿海和内地工业时，一方面指出为了工业发展的布局，必须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另一方面又强调要很好地利用沿海工业的基础；在论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时，一方面指出国防不可没有，另一方面又强调把军事费用降到一定的适当比例，以增加经济建设的费用；在论述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时，强调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既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个人主义，又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在论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时，一方面指出应当巩固中央的统一领导，另一方面又强调必须扩大地方的权利，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等等。
后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又专用一节深入阐发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思想。他指出：“这里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做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④他还说：“任何矛盾不但应当解决，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它各项问题，都要从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⑤
从以上毛泽东关于统筹兼顾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第一，毛泽东是在论述任何矛盾不但可以解决而且应当解决时，提出了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第二，强调作计划、办事情、想问题，解决各项问题，都要从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第三，把坚持统筹兼顾这个方针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总题目，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这个总目标目标结合起来。这就表明，统筹兼顾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想，尤其是从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到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时期，毛泽东尤为重视和强调统筹兼顾，并把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上升到方法论的重要地位，不仅把它作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重要方针，而且把它作为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重要观点和基本方法，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面对新世纪新阶段的新形势和新任务，自觉运用统筹兼顾的方法指导工作。特别是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五统筹”和“五坚持”的科学发展观。“五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坚持”即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注重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坚持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改革。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好改革进程中各种利益关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上述思想，反映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发展的理论自觉，反映了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统筹兼顾的方法论自觉，这就使统筹兼顾的方法论意义更加凸现出来。
统筹兼顾方法论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概括和提升，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坚持运用统筹兼顾方法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是我们党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实际出发，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努力把握发展的客观规律，吸取人类关于发展的有益成果，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提出来的，从而进一步指明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提出科学发展观，是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党的执政理念的升华。而坚持运用统筹兼顾方法论，正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和题中应有之义。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最早在一般方法论意义上论述统筹兼顾的是毛泽东，他对于统筹兼顾有许多相当集中和突出的论述。但是在统筹兼顾四个字中，毛泽东更强调的是后两个字，即“兼顾”，而且主要是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科学发展观更强调的是前两个字，即“统筹”，而且是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因此，同样是讲统筹兼顾，现在和上世纪五十年代已有很大不同。统筹兼顾的内涵、范围和视野大大拓展了，统筹兼顾的认识水平、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大大升华了。表明党对统筹兼顾的认识达到了新阶段，对统筹兼顾方法论的运用与把握达到了新高度。
四、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在《论十大关系》的开篇，毛泽东就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⑥在《论十大关系》的结尾，毛泽东又强调“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⑦毛泽东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思想正是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来源。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了和谐社会的问题。决定使用的提法就是“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
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是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出发提出的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反映了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变化和党的执政理念的升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充满创造活力的社会，是各方面利益关系不断得到有效协调的社会，是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创新和健全的社会，是政通人和、稳定有序的社会。面对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一是更加强调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权益，从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入手，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二是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公平与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尤其在当前，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更加关注弱势群体，更加重视共同富裕。要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要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要增强改革的普惠性，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让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三是更加重视利益协调。改革的实质是对人们经济政治利益关系的调整，随着改革的深化，我国社会呈现出了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来源多样化，利益差别敏感化，利益表达公开化，利益矛盾复杂化，利益冲突尖锐化的局面。面对利益矛盾冲突的新格局，必须十分注意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形成能够全面表达社会利益，有效平衡社会利益，科学调整社会利益的利益协调机制。坚持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建立照顾各方面群众的关切，兼顾各方面群众利益的机制和平台。要建立健全公众利益表达和诉求机制，要特别注意体察弱势群体的呼声，给他们以更多的关注和关怀。
四是更加追求共建共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民群众共建共享的社会，要把一切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一切创造活力充分激发出来。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使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并发，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真正形成促进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使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目前不同部门和地区、不同群体和个人在享受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程度和水平方面还存在不小的差距，我们要增强共建共享的自觉性和紧迫感，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断强化共建的能力，不断提高共享的水平。
五是更加着力改善民生。以往我们比较多的使用国民经济这个概念，现在随着和谐社会的构建，民生的提法已经而且会更加经常和普遍的使用。无论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讲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还是西方思想家讲的合法性危机，社会公信力，其前提就是先解决好民生问题。当前我国的民生问题十分突出，执政党和政府的当务之急就是解决好交通、能源、住房、教育、医疗、环保、食品安全等人民群众十分关切的民生问题，就是要使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空气更清新，城市更宜居，人民生活更舒适。要致力于制度创新，注重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从源头上减少矛盾。要努力保民生，保增长，保稳定，真正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总之，民生问题是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着力点、结合点和交汇点，既体现党执政为民的宗旨，又是党执政能力的检验尺度。
注释：
①④⑤⑥⑦《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0～721页；第782页；第782～783页；第720页；第744页。
②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5月18日。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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