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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要求，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执政的核心理念。这既体现出我们党躬行笃实的亲民风格，也是国家建设与党的建设并优发展的最好结合点。所以说，解决好这个问题，就解决好了党的存在、发展的目标问题，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问题，党的力量之源、执政之基问题。
一、为什么现在突出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众所周知，从马克思到列宁，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对这方面都有过许多的精辟论述。共产党执政后，为人民服务、为群众谋利益更是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指导方针。也就是说，这本来是不成一个问题的“常识”。那么，为什么现在突出的强调这一问题？
首先，是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中国古来就有“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说法。考察中国历代王朝盛衰兴亡的演变史，可以看见一条清晰的脉络：统治者“重民”，则“其兴也勃焉”；统治者“薄民”，则“其亡也忽焉”。即使仅仅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也能从历史轨迹中看到政权兴亡与人心向背的关系：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从国际共运史来看，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墨西哥人民党下台等教训表明：即使是奉行社会主义的政党，执政后如果不能真正为人民办实事，服好务，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就会被人民群众所抛弃，从而丧失执政地位。因此，越是执政党，就越是要高度自觉地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因为，只有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的历史，也就是一部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是一部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历史，八十多年的经验表明：我们党什么时候紧紧依靠群众，与群众心连心，事业就能得到发展；什么时候脱离群众，事业就会遭到挫折。在新世纪，我们党要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就必须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其次，是时代的强烈呼唤。从国际上看，保障人权，发展民主，强调平等、自由，注重人文精神、人文关怀已成为时代潮流。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科技化的时代背景下，这种趋势不可阻挡。总的来说，这种潮流是一种社会进步。但是对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我们则应该有自己的清醒认识，笔者以为可从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一方面，从理论的角度看，首倡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的虽然是资产阶级，他们将其作为与封建主义斗争的武器，代表了当时时代进步的潮流，同时它也揭示了人类的一种共同的理想和追求，是可以借鉴和吸收的。不能因为是资产阶级提出的就不加分析地一概否定。正如列宁形象地指出，我们不能把洗澡水与孩子一起泼掉。因为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否定这些东西。共产主义是什么？就是全体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另一方面，从实践的角度看，资产阶级并没有做到这些。特别是早期资产阶级的原始积累是在血与火的残酷剥夺中实现的。即使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也大量地存在着不平等、不民主、不自由、人权遭践踏的现象。也就是说，西方资产阶级提出了这些口号，但实践中并没有很好地去实现。如什么叫平等？机会平等还是结果平等？什么叫民主？形式民主还是内容民主？美国的总统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就很难说是民主的。什么叫人权？虐俘事件、多次发动朝鲜、越南、海湾、阿富汗、科索沃、伊拉克战争，难道是人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2003年美国的人权纪录》，就从六个方面尖锐地揭露了美国在人权方面存在的问题。但也应该看到，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随着工人阶级等各阶级、阶层力量的增长，也迫使资产阶级在这些方面作了一些改良，积累了一些经验。我们过去强调它的虚伪过多过重，而忽视了它的改良和进步。特别要注意的是，现在这些观念已经是中西意识形态斗争的交汇点，西方国家攻击我们往往是用这些东西。应该看到这既是西方资产阶级企图搞垮我们的一种手段，我们必须警惕、防范和斗争；同时也要看到我们在这方面需要改进，他们有些成功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和利用。
再次，是现实的紧迫需要。当今我们之所以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从反向思维来讲，就是在我们的执政实践中还做得不够，有差距。现在少数干部特别是少数领导干部中存在的贪污腐败、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等与民争利、巧夺民利、侵犯人权的现象，严重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破坏了党群关系，在一定意义上，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遭到损害。据报道，1997年10月至2002年9月，全国各级纪委共查处842760件腐败案，处分了846150人，开除137711人，追究刑事责任37790人，其中县处级28996人，厅局级2422人，省部级98人。而据有关部门调查表明，我国每年实际发生的腐败问题大大高于已经处理和解决的腐败问题，形成了反腐败工作中的一笔呆帐，这说明已查处的腐败案少于已发生的腐败问题。胡鞍钢在他的研究中提出，90年代后半期，我国各类税收流失性腐败、地下经济性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寻租性腐败等4种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12570亿元之间，占当年GDP总量的13.2～16.8%。如果这个结论成立，可见腐败危害之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对惩治腐败高度重视，而且力度越来越大。但为什么会出现反腐力度加大、惩腐措施加强而腐败仍未得到强力遏制，甚至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还呈蔓延趋势呢？为什么会出现干部边腐败边提拔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呢？为什么会出现人民作为主人对“公仆”无可奈何的情况呢？是理论错了还是实践有误呢？这是需要深思的。
从理论上说，一个执政党，为民谋利，造福人民是天经地义的，是常识、公理，因为国家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党执政的权力也是人民赋予的，不为民，执政就失去了合法性。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本质上不一定为民，但口头上总讲是为民的。不管是总统制、半总统制、内阁制，还是多党制、两党制，他们竞选，不仅讲“为不为民”的问题，而且讲“怎么为民”的问题。因为无论什么党，如果不为民，选民就不会支持你，你就不可能执政。再者，他们的选举，大多是从基层到中央一层层选上来的，每一层级（范围）的政府官员和议员，是由这一地区的选民选出，对本地区的选民负责，不然，选民可以罢免你，至少再不选你，官员的帽子是老百姓拿着的。在全国范围、在中央是执政党，在某一地方则不一定是。这种方式与我国有较大的区别。
那么是不是一定只有学习西方的多党制、轮流坐庄才能解决“执政为民”的问题呢？不是。因为中国的情况不一样。这种不一样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从历史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的选择，这种选择，一方面是理论的选择，即“主义”的选择。上世纪20年代的时候，中国有多种主义并存，如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马克思主义只是其中一种，但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是“政党”的选择。上世纪早期，中国政党林立，中国共产党当时是很小的一个党，但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二是从现实看，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实社会中的凝聚力、领导力、组织力是无可替代的。全国13亿多人口中绝大部分精英都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内，没有哪一个政党能取代中国共产党。其实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也不全是两党制、多党制、轮流坐庄。如新加坡有20多个党，但人民行动党1959年到现在长期执政。日本自由民主党从1955～1993年长期执政，1994年6月～1995年11月，自民党才与社会党等联合执政，但由于联合执政期间，党派林立，政府政策不稳定，导致社会动荡，到1996年10月自民党又再次独立执政至今。美国也出现过20多年一党独大的局面。因此，并不是说一党执政就一定会产生腐败。三是从党际关系看，中国不只一个党，还有民主党派，中国共产党与他们是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是朋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受到民主党派的尊重和拥护。四是从党自身看，我们党的宗旨、目的和取得的成就已为人民所认同、拥护。所以中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然就会一盘散沙，一事无成，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就不可能实现。
但是，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特别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这方面的内容很多，十六大进行了全面部署，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加强人民群众对政府的监督，落实人民群众对领导干部的选举权、监督权、罢免权。比如，一个地方、一级政府的领导人，如果是由选民决定而不是由上级决定，那么这个领导人就必然会由只向上负责变为主要向下负责。现在“卖官”受贿案件不少，如黑龙江省绥化市原书记马德买官卖官，索贿受贿，涉及领导干部260多人，绥化市包括下辖10个县市的处级以上干部50%以上都卷了进来，其中涉及县、市和各部门一把手有50多人，真是触目惊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还是一个体制机制问题。所以，我们少数干部、少数地方“执政为民”做得不好，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而是体制、机制设计和运行方面的问题。
解决这样的问题，就要靠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深化体制改革。最根本的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后二者，当前尤为迫切需要解决好。笔者认为，在体制方面，我们应保持两种心态，一是大胆改革，勇于探索，先试点后推广。如有的地方开始实行“首推责任制”，也就是说当被举荐人出现问题要追究首先举荐者的责任。而这一点列宁就曾设想过。二是善于借鉴，择优而行，如香港的“首长问责制”，新加坡举荐官员的方式等等，有些做法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基本途径
1.确立人本理念，不要见物不见人。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江泽民讲，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面发展，一切都是空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国的实践证明，物质文明是基础。但是，为什么要发展呢？发展的目的何在？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样的目标能逐步实现。
现在讲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其根本就是从“物本”转向“人本”。什么叫全面？就是三个文明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发展；什么叫协调？即实现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什么叫可持续？就是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的关系，处理好当代人发展与后代人发展的关系。据有关专家测算，我国90年代中期，每年环境污染的经济损失占GDP的6～8%。我国每创造1美元的产值，能耗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2003年全国GDP为11万亿元，约占全世界经济总量的1/30，而钢消费占了全世界27%，水泥占40%，铁矿石占33%，原煤31%，资源消耗太大。这样一种拼资源、拼能源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因此，温家宝总理提出今年经济增长7%，是科学的，是科学发展观在经济发展宏观调控中的具体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落脚点就在于人的发展。一切发展都是为了人、服务人、依靠人，所以一定要强调人文精神、人文关怀、以人为本。
2.制订科学的符合人民利益要求的发展战略，把正确的理念变为正确的发展思路、发展规划。要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规划非常重要。只有制定的发展战略规划是科学的，才能给人民群众带来真正的福祉。发展战略规划出现失误，则会对人民的利益造成损失。科学的发展规划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从目标看，既要从实际出发，又要有前瞻性。要有时代精神和世界眼光。
从内容看，要突出重点，兼顾平衡。尤其是要突出特色，凸显优势，有所为，有所不为。特别是处理好产业同构与同质竞争的关系。
从步骤看，长期、中期、近期规划要有机衔接。长远规划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抓住现在，抓紧解决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既要克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又要注意克服好高骛远和脱离实际，如当前存在的开发区过多过滥问题，“书记市长工程”问题，城市建设中的“求大求洋”问题，农业结构调整中的破坏良田问题，等等。
特别是制订规划时要慎之又慎，科学论证，不能搞长官意志，但一经制订，就不能随意改变。值得我们借鉴的，如欧洲的街道、建筑等建设，稳定性就十分突出。因此，一定要注意规划的科学性，以前我们建设中挖了修、修了挖的现象太多了，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成思危同志讲：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区别，经济学着重于“应该怎样”，管理学着重于“怎样达到”，一个是对岸美丽的景色，一个是找到过渡到美景的船和桥。领导干部应该是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结合者。
3.制定和落实反映人民意志的政策、法规和制度。这是把战略变为实际行动的关键环节。政策、法规、制度有两个特点：一是强制性，二是导向性。中国的政府官员很忙，会多，找的人多，节假日全搭上还不够。省、市有的领导一个上午要参加几个会，真是身不由己。而发达国家的各级官员都有休假。为什么会这样？关键是管理方式不同。中国主要靠会议，发达国家主要靠制度、法律、政策。这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人治与法治的区别。有人说，中国是世界上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如2002年中国税收1.7万亿元，100万人完成，而美国10万人完成的税收远高于中国。海南省每年征收5000万元农业税，1200人征收，花工资2000万元。因此，我们的管理一定要从人治向法治转变，要通过政策、法规、制度来实现人民的利益和意志。
那么，制定政策、法规、制度如何真正做到体现人民意志，反映人民呼声，代表人民利益，得到人民支持？一是从内容上要真正为群众着想，对人民有利；二是从程序上要群众参与，专家论证，集体决定；三是标准上把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主要的检验标准。
另一方面，好的政策、法规、制度出台后一定要严格执行。任何政策、法规、制度都会有弹性空间，都要人执行，才会落实到人民群众的头上。所谓“群众利益无小事”，在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一个群众的利益往往是党的政策的具体体现。“执政为民”只有体现在一个个群众身上，一件件事情上，才会成为具体的行为，才会收到真正的效果。所以说，“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仅要体现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重大战略决策上，法规制度上，而且要体现在具体的事和人上，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亲民形象，往往从一些具体事情上体现出来。如胡锦涛春节东北风雪地慰问，温家宝腊月三十到矿下与矿工吃饺子等等。当前尤其要解决好“三农”问题。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抓住了要害。有些地方把执政为民措施具体化，如湖南湘西自治州的永顺县以“三卡”管理作为载体，对干部和党员的要求和目标明确而具体，便于操作，是一种有益尝试。
三、加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主体修养
毛泽东说：正确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法规、政策、制度的制定和执行，要靠人，特别是干部，而干部的素质高低，决定着工作的质量与效益。所以提高领导干部的修养、素质，是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关键。提高素质，加强修养，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品格修养。权力可分为组织权力（行政权力）、财富权力、信仰（人格）权力三种，最后一种是持续力最长、影响最深的。领导者的人格力量具有很大的感召力。古人讲，身正，不令而行；身不正，有令不行。亦有古语云：上梁不正下梁歪。在西方，不少人津津乐道华盛顿的人格魅力，赞赏他一人胜似十万兵。其实在中国的老一辈革命家中能体现个人人格魅力的例子可以说更是举不胜举。
品格修养说到底是一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就领导干部来讲往往表现为政绩观、权力观、地位观的问题。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当官究竟是为了什么？以什么样的态度和行为来对待权力和责任？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红楼梦》中有一首《好了歌》，劝人不要迷恋于权势、财色，有一定道理，但他把一切都虚无化、悲观化，也不对。现实地说，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理想抱负，所以中国古代有立功、立言、立德之说。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对待“名、利、权”。为群众所想，为民众谋利，才是我们应取的人生价值观。臧克家纪念鲁迅的诗：“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讲的也是人活着的价值追求和影响。“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应该成为每个领导干部自身修养的座右铭。
品格修养的内容很多，最根本的是为什么人的问题。共产党人应该就是为社会，为群众，为老百姓。这里不排除个人利益、家庭利益，但从职务、身份来讲，前者是主要的，是责任所在，职责所在。当前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廉洁自律、洁身自好。现在我们的分配体制确实存在一些不足，如同比而言，干部的收入不高，这是滋生腐败的原因之一。高薪不一定养廉，低薪容易腐败。因为干部与同类水平、同等能力的人相比收入低了。我们可参考新加坡的经验，要使腐败分子不愿贪、不敢贪、不能贪。从制度设计上，要“坏人”假设，从人格追求上，要“好人”高尚。但也应看到，如果与老百姓比，我们现在干部的待遇还是较好的。真正钱多了，也没有什么用处。如许多查出来的腐败分子，很多人贪的钱一分未动。为了什么？为了子女、家庭、养老等。这样的人品格太低下了，眼界太低了。
如果说品格是一种内在力量，那么作风就是外化的表现。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看干部什么？主要是作风。作风建设至少包括五个方面：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学风、生活作风。中央提出了“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照抄照搬、本本主义；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独断专行、软弱涣散；坚持党的纪律，反对自由主义；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坚持任人唯贤，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这全面体现了作风建设的要求。当前，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尤其值得注意。一是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义的发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客观的知识、认识水平局限所犯的；一种是主观的，以权谋私，摆官架子，有的人官不大，架子特别大。二是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反对享乐主义。特别是要反对公款消费、公费享乐。
第二，知识修养。提高知识修养的关键是学习。现在是知识经济、信息社会的时代，学习是掌握知识、创新工作、提高思想道德水平的基础。学习包括读书和实践两个方面。从读书来讲，要读的书很多，现代的、历史的；社会科学的，自然科学的；人文的，数理的等等，而作为领导干部，最主要最基本的是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形成科学的世界观，掌握科学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方法，不断提高认知水平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达到三个境界：第一是提高水平；第二是追求理性；第三是净化心灵。这三者之间是循环往复，不断上升的。
另一方面是向实践学习。既学他人，又学自己。古话讲：“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因此，一定要学习他人的长处；同时对自己的经验进行总结同样很重要。
第三，能力修养。能力有各种不同的分类方式，如口头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办事能力、联络能力等等。而领导干部最根本的是创新能力。什么叫创新能力？我认为就是六个字：求实，崇真，管用。在领导干部的创新能力中，以下三种能力很重要：
一是决策能力。决策是领导者最重要的基本功。现在不少同志并不是不想为老百姓办事，不是不想加快发展为老百姓谋利，而是好心办了“坏事”，决策出现了失误。我国现在因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是最大的。国外有的媒体说：中国共产党只要把握三个东西就决不会垮台：一是大决策不失误；二是自身约束不腐败；三是人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决策是第一位的。决策是一个综合的东西，很难保证每一个决策都正确，但一定要尽可能不出现大的决策失误，有了失误要尽早发现，及时改正。邓小平讲，要善于及时总结经验，要走一步看一步，，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等等，都是讲的他的切身体会，是大智慧。如何减少决策失误？关键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按程序决策，不要头脑发热。
二是组织能力。决策要实施，就必须组织力量、协调各方。组织力量一方面是用好干部。毛泽东讲当好领导关键是六个字：出主意，用干部。出主意是决策，用干部是组织力量，选准人才。另一方面是平衡各种关系、整合各种资源，使之达到步调一致，劲往一处使。
三是沟通能力。作为领导者，一定要能够上下沟通，左右沟通。最重要的是与老百姓沟通，既要倾听群众呼声，集思广益，又要用道理说服群众，引导群众。领导不能当群众的尾巴。但问题是怎样沟通和引导。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还是平心静气，平等对话？是老爷作风，强迫命令，还是以情动人、以理服人，情理交融？中国的老百姓是最懂道理、最具容忍精神的，只要真正有理，真正为他们利益着想的事，哪怕可能受到暂时的、局部的损失，他们也会谅解、支持。关键是各级干部怎么与他们沟通，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