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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今年即将于中国召开之际，俄罗斯《文学报》组织了一场关于俄罗斯“妇女小说”的讨论，美国的安·阿尔波尔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作者认为，“妇女小说”这个术语更应当属于社会学范畴，而不是文学范畴。因为女作家们首先关心的是妇女在社会中遭受不平等待遇的原因及她们作为二等公民的存在，这是社会学问题，而非美学问题。所以把一部作品归入妇女小说，并不仅是以它的艺术价值为标准的。
作者回顾了妇女小说在俄罗斯发展的历史。她认为“妇女小说”这一概念是俄语中并非新词，它与利迪亚·恰尔斯卡娅和阿纳斯塔西娅·韦尔比茨卡娅的名字密切相关。过去这两位作家曾遭到评论界无情的批判，然而今天有必要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待她们。她们引人入胜的写作笔法至今仍影响着许多爱情小说的风格，这些作品都以生动的故事情节、狂烈的艺术风格及对爱情场面的大胆描写而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玛丽亚·伊万诺夫娜的罪行》和《爱情的枷锁》是20世纪初女中学生和家庭女教师百看不厌的作品。
在不久后到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代，文学不再有男性和女性之分。作家们共同担当起教育正在成长的一代的任务。那个“斗争和创造的年代”产生出了大批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作品《水泥》中的达莎·丘马洛娃相似的女主人公。这样，文学作品和现实生活中都存在的新型女性开始形成。她们都坚定无比、严肃冷峻、生活幸福，永远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把家庭和丈夫放在第二位，确实应了“主人公”这个词的本义（俄语中“主人公”和“英雄”是同一个词——译者注）。
六、七十年代的文学开始反映两性间的情感差异。无休止的离婚、丈夫的背叛、艰难而严酷的生活——这些描写都充满了И·格列科娃、M·加宁娜、И·瓦尔拉莫娃和H·巴兰斯卡娅的作品。80年代一些反映孤独、无力、无出路心态的题材也见诸妇女作品中，这就是妇女小说的开端。
九十年代的俄罗斯经历了政治经济环境的大变迁，文学的新时代随之到来。妇女出人意料地宣称了自己的存在。两年间俄罗斯出版了五部妇女小说集：《妇女的逻辑学》、《干净点儿的生活》、《不记恶的女人》、《新亚马孙女人》和《女禁酒者》；1992年《呼声》杂志出版妇女专号，1993年《妇女需要什么》作品集问世。这些专集的副标题为“新妇女小说”，“青年妇女小说”。它们的作者解释道：“我们不是恰尔斯卡娅，也不是韦尔比茨卡娅，我们是另外一种人。不要说这些是‘女人的手艺’”。
批评界对于妇女小说褒贬参半。Π·巴辛斯基指责其中有关堕胎和性的描写；而玛丽亚·阿尔巴托娃认为新妇女小说的主要优点就是性解放。她确信正是这一点将新一代女作家与Л·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和T·托尔斯塔娅这些她认为只写作“无性小说”的作家区别开来。作者并不同意这个观点，她认为重要之处在于新一代的女作家已不再惧怕被划入妇女文学这一“另册”了。
作者谈到，当代妇女小说是另一种文学，它反映了妇女在社会中的不平等地位。今天俄罗斯的妇女日益坚强起来。作为女性对现实的清醒的认识使这“另一种”文学残酷地令人感到真实。她认为，社会洞察力和对社会生活的变化及妇女双重地位的敏感性——这是柳德米拉·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玛丽娜·帕列伊和玛丽亚·阿尔巴托娃等女作家作品的特点。
作者最后说，当代妇女小说的主要职能是与社会需求相吻合的：即精神疗救和精神疏导。什么时候社会对这两点的需求没有了，关于妇女小说的问题也将不复存在。
侯玮红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