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彝走廊的历史文化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文化论文,走廊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39(2003)01-0045-05
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及川西高原峡谷地带的“藏彝走廊”是一条文化沉积带。这里积淀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因素，是许多原始古老文化的保留地，其中包藏着许多历史的奥秘。这是民族学界和史学界的共识。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对这条走廊上的历史文化形式及特征作出比较全面的概括。笔者常在这条走廊上奔走，有一些感受，不揣冒昧在这里提出本人的看法。简而言之，笔者以为在这条走廊上主要有七大历史文化特征，也可以说是七大历史文化奥秘。在认识这些奥秘之前，让我们先了解这条神奇的走廊。
由于地壳板块漂移，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相撞，造成了地质史上的第三纪造山运动。青藏高原因印度板块的接连撞击并从底部插入而得以不断抬升，并形成数列呈东西走向的平行发展的山系。与此同时，又遭遇力量来自东部的太平洋板块的挤压，于是在青藏高原东缘形成了一系列近南北走向的高大山体，其总称为横断山系。横断山系与青藏高原的抵触，迫使高原上呈东西向平行发展的山系东端向南弯曲。昆仑东端的阿尼玛卿、岷山、可可西里及巴颜喀拉等一系列山脉，由北而南，与横断山系相接，从而构成青藏高原东缘山脉呈南北走向的形势。这些纵向山脉发展的高原边缘地带，正好处于地壳厚度突减的地形急降地带。青藏高原由此向东倾斜，即向地势第二阶梯面急降，使得高原上河川能沿断裂带下切成峡，破坏高原面，而形成“切割高原”。于是产生了以高山深谷相间、河流平行排列为地貌特征的藏东川西高原峡谷区。
大自然造就了这片神奇的高原峡谷区，使之成为自然的保护地和宝藏之所在。一切古老的生命都能在这里得以存留。这里积淀和埋藏着人类所需求的极其丰富的几乎所有的矿物。现代人为之神往而又不能确指其所在的“香格里拉”，还有许多当今被视为世界级的自然遗产，如像九寨沟、黄龙、王朗、四姑娘山、卧龙、海螺沟、泸沽湖、虎跳峡、玉龙雪山等等，也都存在于这片区域里。
不仅如此，自然还为人类造就了从高原下至低谷并沿河谷迁徙运动的山川自然通道。这条由若干山川构成的近南北走向的自然通道，大致北起今甘青交界的湟水和洮河流域，经川西北岷山、岷江流域，沿岷江、大渡河及两侧山脉向南，经川西和川西南山地，接金沙江、雅砻江及安宁河流域，再向南延伸，直入滇西。这条通道自史前时代起，就为古代民族所使用，并延续了数千年之久。史学家和民族学家称之为“历史民族走廊”。由于有史以来典籍记载在这条走廊上活动的主要是氐、羌、夷系民族，后来又明确其主要是现今操藏缅语的藏、彝、羌语支的民族先民。因此，这条走廊又被定名为“氐羌走廊”，或“藏彝走廊”。著名的古代南方国际商道——“西南丝绸之路”，就是在这条走廊的基础上形成的。
古代族群自走进低谷并使用这条通道之日起，就给这条自然通道打下了人类的印记。并日积月累，层层加厚着这里的文化堆积，以至形成了独特的“走廊历史文化”景观。其特性具有：其一，古老性：即带有原始特征，反映出人类早期生活的样态。其二，残存性：即作为遗迹而存在，或发生萎缩，或以某种符号化的形式得以保存。其三，变异性：即通过涵化或改造而发生形式或内涵以及功能方面的改变。其四，流动性：即变迁或转移的运动，包括从走廊外向走廊内流动，或由内向外流动，以及在走廊上流动(提示：就象金沙多沉积于江流拐弯处一样，历史文化也多向下流曲折地带积淀)。
这些大多是可以感触到的表层文化现象。如果探向更深的文化层，我们将会发现，仿佛直接面对我们的先祖。他们告诉我们：这里曾经是他们创业的家园。这里不仅是传承久远的华夏上古神话传说的缘起地带(如有关昆仑、西王母、黄帝、螺祖、鲧、大禹等神话传说)，而且是上古建有伟业丰功的众多英雄祖先的发祥地。他们中有不少的人后来走出了峡谷(向外流动)，去开创更加宏伟的事业，甚至开创了整个中华文明。所谓在谷为虫(如蚕丛、螺、禹、蜀山氏、蚺之类)，出谷为龙(华夏先祖均为龙体)，亦即谓此。
总之，这条神奇的走廊既是自然物质的沉积带，也是历史文化的沉积带。这里存留着最自然、最原始、最古老的东西(类似这样的走廊，大概在地势第二级台阶与第三级台阶接合部还有一条，即亦呈南北走向的巫山、武陵山纵谷走廊)。在这条走廊上，有许多极富特点的文化形式，如：白石文化、牛首羊首文化、黑白文化、石建筑文化、锅庄文化等等。而笔者择其要，概括出如下七大文化形态，作为这条走廊历史文化的代表性特征，即：母系(或“女国”)文化；猪膘文化(或古农业文化)；牦牛文化(或图腾文化)；“石室”或“重屋”文化(或石砌民居文化)；“苯”或巫文化(或原始宗教文化)；石棺葬文化；藏缅语多元语言文化等。
1.母系(或“女国”)文化带
母系(或“女国”)文化在这条走廊里是最基本、最普遍、最具有覆盖性的历史文化特征。然而最不易为人所洞察。近世，走廊南端泸沽湖一带的摩梭或纳日人的母系文化，开始为人所知。“东方女儿国”如今已名噪天下。然而其母系文化的源头却近在走廊的北端，远则更在西部。
早在史前时代，岷山(古人又称“昆仑”，称“汶山”、“蜀山”，或称“西山”、“西陵”)及岷江上游就是母系文化的摇篮。众多的老母祖都出自这里。史载：西王母居“昆仑之丘”，女娲“在昆仑山”，“文山，西膜之所”，螺祖“西陵氏始养蚕”[1]。西膜(即西姥)，或谓西王母。另有嫫母，典籍载：“元妃螺祖死于道，(黄)帝祭之，以为祖神。令次妃嫫母监护于道，以时祭之，因以嫫母为方相氏。”[2]嫫又作貘。嫫母，亦即母貘，为雌性大熊猫，是以大熊猫为图腾的族群之母祖。今川西北白马藏人的一支当噶部，自来以大熊猫为图腾，当是嫫母之后裔。白马人更是以“白马”太母祖为其总体族称。《山海经·海内经》载：“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马”如膜、如母，为藏缅语普遍的女性词根。白马即女性的“白”，故鲧实为女性。史载“鲧复生禹”[3]，即谓禹产自鲧之母腹。鲧死，“化为黄熊”，或曰“化为玄鱼”[4]。至今，白马人不仅多以熊为图腾，而且其女性均挂鱼骨牌于胸前，作为服饰，用以纪念鲧即白马总母祖。
岷山(古之昆仑)往南，岷江及大渡河流域，汉代始见“冉■夷者”，“贵妇人，党母族”。“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十余丈为邛笼”[5]。岷山之南还有女国。《括地志》载：“弱水有二原，俱出女国北阿傉达山，南流会于国北，”“阿傉达山一名昆仑山。”[6]此女国亦即唐代史籍所载之“东女国”。
东女国所在地望，史家众说纷纭，其实其核心地域就在今大渡河流域。《旧唐书》载：“东女国，西羌之别种，以西海中复有女国，故称东女焉，俗以女为王，东与茂州党项接，东南与雅州接界，隔罗女蛮及白狼夷。其境东西九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大小八十余城，其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为船以渡，户四万余众，胜兵万余人，散在山谷间。”[7]东女国所在区域正是现今嘉绒藏族集中分布的大渡河峡谷地区。东女国的母系祖先当是称为“嘉尔木”的女神。座落在今甘孜丹巴县境内大渡河畔的“嘉尔木墨尔多”山，就是指大女神或女王的山。此山一带很可能就是东女国的核心区域。嘉绒藏族历来就奉“嘉尔木墨尔多”为最神圣的神山。嘉绒，其全称为“夏尔嘉尔莫察瓦绒”。“嘉尔莫”，即意为大女神[8]。说明嘉绒人与白马人一样，是以母祖为族称的。
今之嘉绒显然承袭了唐代东女国的文化。东女国“俗以女为王”，“官曰高霸黎”，“所居皆重屋”，“缝革为船”，“王服青毛绫裙，被青袍”(尚黑)，“以十一月为正”[9]。嘉绒亦然。嘉绒地区保留了不少母系制文化遗风。嘉绒藏族至今没有标志父系传承的姓氏。近世嘉绒四土司地区也常有女王；有爵位者或头人死，妻则继之；招夫生子其权都操在女子手中[10]。今丹巴尚存唯一的一座13角古碉，原属地位崇高者所有。当地人称之为“志玛节节”，意为有名的大头人的地方。“志玛”，显然是女性大头人。嘉绒地区的居家宗教职业者多称“工巴”或“公巴尼”，与东女国巫官“高霸黎”，可谓一脉相承。嘉绒藏族所居亦皆“重屋”(详下)，亦“用牛皮为船以渡”。服饰亦尚黑，从墨尔多山神，传说墨尔多山神戴黑帽，穿黑衣、黑靴。嘉绒各地大多在农历冬月过年，以十一月为正。以上足可证，嘉绒多半为东女遗裔。
东女国“其境东西九日行，南北二十日行”，表明雅砻江流域大部也在其范围。雅砻江流域的母系文化遗存，除西南端的摩梭或纳日而外，在现今属藏族的扎巴人和纳木依人身上可谓表现得最突出。扎巴人聚居于甘孜道孚县与雅江县接界的鲜水河谷地一带。与大渡河峡谷地区仅一山(大雪山脉)之隔。自来有峡谷道路可通。笔者得民族语言学家刘辉强先生相告，扎巴人一直保存着相当完整的母系制遗留，与摩梭或纳日人的母系制遗存颇为相似。纳木依人多居住在雅砻江大拐弯地带。纳木依本属古代磨些遗支，与纳日人有密切的渊源关系，自然保留有母系文化遗风。纳木依也是以母祖为族称的，“木”即为女性词根。
至于泸沽湖一带摩梭或纳日人的母系文化，那已是众所周知的了。但是，多数人未必知道，泸沽湖的母系文化与其北方的母系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其间不乏相似之处，甚至可以说是北方母系文化“流动”南来的。且以承袭东女国的嘉绒母系文化遗存与泸沽湖的母系文化相比较：
摩梭与嘉绒都以敬女神山为大。嘉绒藏民每年至少朝拜一次“嘉尔木墨尔多”神山。凡逢节庆在家中饮食也要先敬女神山。摩梭或纳日人每年举行转山会，朝拜“干木”或“格木”女神山；视“格木”女神为众山神之主。而且，摩梭与嘉绒朝敬女神山都在农历七月，甚至同在七月十三。在嘉绒地区，相传藏历属马年农历七月十三日是“嘉尔木墨尔多”女神的诞生日[11]。因而冬月过年也在十三日。十二日晚上做馍馍，要在馍馍上捏十三个角。砌碉楼最多也是十三个角。在泸沽湖一带，“十三”也是一个特殊数字。摩梭或纳日人无论男女均以满十三岁行成丁礼。而且还有一个颇富哲理的故事，其中讲“人只能活十三岁”。永宁加泽乡在七月十三和腊月十三两天，要以村为单位举行“转山会”等活动。冬月祭祖，各家都要做十三个饭团作为祭品[12]。嘉绒以十一月为正，在冬月十二过小年。摩梭或纳日人也多在十月杀年猪，十一月即冬月十日前祭祖，冬月十二过小年。
嘉绒与女国同俗，摩梭与嘉绒同俗。笔者以为，对这种相似或同俗性的解释只能是：泸沽湖地区的母系文化是由北方流动而来的。或原属女国文化的组成部分，或在唐代本身就属东女国最南端的部分。以下试证由北南来之说：
摩梭或纳日人均言其祖先是由北方迁来的。并认为北方是上天的方向，或是天神所居的地方。因而人死停尸必面向北方。达巴送魂背诵的路线也指向北方。此其证一。
各家族的送魂路线其终点都在“斯不阿拉瓦”。有一条路线背诵记录含有一些解释，其后段是：“——数罗行佐克(今四川数罗铁桥)——从布路几克(上方是藏族和普米族，下方是汉族，中间是摩梭)——以忍刷克博(好看的牛用角挑开的石门)，斯不吾刻阿(石岩间窄道)——斯不阿拉瓦(阿普阿斯居住的黑岩村)。”[13]接近终点的地方显然在峡谷地带，其环境与嘉绒所在的峡谷地区很相似。墨尔多山即属黑岩，非石灰质的白岩，故言穿黑衣黑靴。此其证二。
摩梭民居现以木楞平房为主体，但他们的北方祖先却居住过“重屋”。达巴为死者开路有这样一段话：“你去吧，你由我们的村子出发，经过要走的地方(略)，最后到司布阿拉瓦。司布阿拉瓦到了，上面一幢房子，不是你的房子，那是菩萨坐的；下面一幢房子，很脏，你不能去；中间那幢房子，才是你妈妈、舅舅住的，是她们在的地方。”[14]这种上层为经房、中层为居室、下层为畜圈的“重屋”，至今都是嘉绒地区及周边其他藏区普遍存在的民居形式。此其证三。
据考，摩梭先民为汉代史籍所载之“旄牛夷”或“筰都夷”一部。如是，则摩梭先民至迟在汉代其北端势力尚在大渡河流域。尔后趋向西南。此其证四。
摩梭崇拜的“格木”女神与嘉绒崇拜的“嘉尔木”女神，实为同一个母祖神。朝拜都在同月同日。“格木”与“嘉尔木”两词纯系音变，原本同音、同义。不同的是，墨尔多山在嘉绒后来变异为男性神山，“嘉尔木”或“格尔木”也变异为大女妖或大女魔的代称。这是母系文化在嘉绒地区衰落和蜕变的标志。而在母系文化保存尚好的泸沽湖区，“格木”一直保持着母性的崇高而神圣的地位。此其证五。
五证之后，再联系整条藏彝走廊来看，似存在一条相关的、由北而南的女神崇拜或母系文化链条。笔者更进一步认为，西王母、西膜、嘉尔木、格木，均系指同一个上古太母祖。西王母系用汉语表意。西膜(或西姥)接近音译，实系嘉尔木的汉语音义对译。就是说，汉史记载的西王母，就是嘉绒民间崇拜的嘉尔木，也是摩梭崇拜的格木。在青海，至今还有不少叫着“格尔木”的地名，均属太母祖留下的遗迹。这个文化也许在上古曾从昆仑(即岷山)发祥地向西迁移，尔后又于隋唐之际迁回到高原东缘峡谷地区。
最后，笔者更大胆提出：藏语字义所指“边地”的“喀木”(Khams)，即音译的汉语“康”这个词，亦属“嘉尔木”或“格木”的音变。“喀木”或“康”其实就是藏区腹地直接用女国的称号代指女国所在的地方。由于女国地处藏区边缘，“喀木”一词遂逐渐转义为“边地”。
2.猪膘文化带
制作和食用猪膘的习俗是走廊中最明显的历史文化特点，但又最容易被人所忽略。关于猪膘的历史文化内容，几乎不能见诸史籍，无法征引，但凭民俗考察而已。
上至岷江流域，中至大渡河流域，下至雅砻江、金沙江流域，整条峡谷走廊上都存在食用猪膘的传统习俗。而且从制作技术和品味来看，其历史相当悠久并独特。这个现象甚至可以视为一种象征，并暗示着一种标识，一种带有文化共性集团的标识。事实上，前文所述居于走廊峡谷地带的羌族、白马藏族、嘉绒藏族、现为藏族的扎巴、纳木依(还有所谓操“地脚话”的尔恭、贵琼、木雅、尔苏、雀约、须米、普米等)族群，以及摩梭或纳日人、纳西族等，都是猪膘文化的体现者。他们制作猪膘虽然各有手段，风味各异，各具特色，但其文化内涵是统一的。关于猪膘文化的具体内容，简要说来包括：制作、存储和食用的过程、方法和特色；其实用范围，如作食品、礼品、祭祀品、商品、兑换和抵押品，以及货币等；其普遍的象征性，如表示财富、能力、荣誉等等。其中重要之点在于，一是普遍食用；二是高贵物品；三是代表财富。
而在峡谷走廊两侧，则明显不同。峡谷西侧即高原上的藏民与峡谷东侧生活于高山峡谷中的彝族，历史上均无食用猪肉和制作猪膘的习惯。他们传统的肉食是牛羊肉，并以牛羊为贵；用牛羊作祭祀品，用牛羊充当货币代用，并以之代表财富和能力。他们食用猪肉如彝族食用小猪，以及制作腊肉，都是以后才习得的。
如果把这种差异看作是一种特殊的、重要的标识，那么，猪膘文化就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实，而且是一个掩藏着某种历史秘密的动态的文化符号。对它的释读似乎应当是这样：峡谷中承载猪膘文化的民族先民是史前时代山前农业即早期山地农业的代表者，甚至是山前农业的古代发明者。他们或在高原发明农业而来到峡谷山前，或来到山前而发明农业。总之他们是最早采用农业方式的族群之一。他们中的一部分后来沿河流走出了峡谷，进入前程远大的冲积平原地带，在那里开创了古代农业文明。而滞留下来的部分则继续着传统的事业。可以肯定的是，高山峡谷的丛林地带是野猪生活的环境。猪膘文化的民族先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驯化了野猪。并在日常饲养和食用的过程中，发明了可以长期储存、随时食用的猪膘制作技术和形式，以后便代代传承下来。
《山海经·海内经》载：“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有朝云之国、司彘之国。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又载：“后稷是播百谷”；“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一说“后稷之葬，在氐国西”，一说“在建木西”[15]。均指的是川西山前地带。典籍所载反映了川西峡谷及山前地带史前发明农业和养猪业的点滴情况。
史籍没有提到、但可以作肯定推论的是：山前农业的发明，野猪的驯养，其功都在女人。母系制时代同样是男人主事狩猎、游牧、运输、建筑等活动，女人主事采集、喂养、制作、储存等活动。这种分工一直大体延续下来。所以必定是女人发明了农业和养猪。
猪膘文化在这条走廊峡谷里存在了若干千年，而这个动态的文化符号，始终无人来认真释读。
3.牦牛文化带
秦汉时期的典籍将川西高原峡谷大部地区概称为“旄牛徼外”。盖因徼地多有以牦牛为称号的族群，或以牦牛为首的族群。牦牛各部在藏彝走廊上活动范围相当广泛，其足迹遍及岷江、大渡河、雅砻江乃至金沙江高山峡谷地区。至今，在走廊地区留下或用藏语或用汉语冠以牦牛的地名之多，不可胜计。诸如：牦牛山、牦牛坪、牦牛河、牦牛沟、牦牛谷、牦牛村等等。雅砻江也就是牦牛江。其中一段简称雅江，更是直呼牦牛江。藏语康方言即称牦牛为“雅”。川滇交界的金沙江段也有牦牛江的别称。此外，走廊地区民间还保留丰富多彩的牦牛文化形式及牦牛崇拜的遗风。这不能不让人认为，牦牛文化是走廊历史文化的一大特征。
但是，牦牛天然不是峡谷物种，而是高原物种。那么，峡谷牦牛必是从高原迁移而来的。笔者以为，以牦牛为族徽并亦饲养牦牛的古代族群是沿昆仑方向从高原迁徙而来的。笔者再大胆提出：昆仑之名即源于牦牛。“昆仑”是古藏缅语称牦牛的汉语标音或音译。至今，公认保留着许多古藏缅语成分的嘉绒藏语，仍称牦牛为“仡砻”。“仡砻”，“昆仑”，一音之转。昆仑山也就是牦牛山。昆仑山是牦牛图腾族系的原始发祥地。发祥于昆仑北麓的华夏始祖炎帝神农氏，史称“人身牛首”[16]。
按文献记载，秦汉时，牦牛各部不仅已存在于走廊之中，而且其分布和活动已贯穿整个走廊地区。就是说，牦牛族群实际更早就进入了走廊地区。笔者以为，邛崃山之“邛崃”一名，也与牦牛紧密相关[17]。“崃”即是古汉语称牦牛的变音。古籍记牦牛为“犛”。西汉在大渡河中段一带设沈黎郡，辖牦牛县，郡治亦在牦牛县。其“黎”即谓牦牛。“犛”、“黎”、“崃”，亦为一音之转。且邛崃就在牦牛县，《华阳国志》云：“旄，地也，在邛崃山表”[18]。然而在汉代史籍中，邛崃之名已见记载。因此，邛崃之名的产生当在秦汉以前。可以说，牦牛迁来之日，便是其名产生之时。
在走廊地区，实际存在着丰富的原始图腾文化的遗迹。图腾种类之多，难以数计。举其要者如：羊、虎、熊、猴、马、鱼、蛇、猪、獐、鹿、鼠，以及各种鸟类、虫类和植物类。藏彝走廊是原始图腾的荟萃之地。然而，沉积在峡谷中的众多的图腾均没有牦牛的地位突出。究其原因，至少有两种判断：其一，由于众多图腾多是峡谷丛林物种，因而可能是牦牛族群迁入峡谷后分化而形成的；故牦牛是母图腾、总图腾。其二，牦牛族群以其某种优势入主和君临峡谷，令众族群唯牛首是瞻。无论前者还是后者，牛脑壳都是老大。牛为大种，或大牛种，亦见诸史籍。《后汉书·邛都夷传》载有“大牛种封离”，此封离即是《后汉书·安帝纪》所载之“旄牛豪封离”。因此，“旄牛种”就是大牛种。关于“旄牛种”就是大牛种，以及走廊古代族群有大种、小种(或黑种、白种)之分，可以详见陈宗祥先生的《三星堆金杖七字试译》一文[19]。如此，《华阳国志》所载“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则可得一解。“昆”，即“昆仑”之急读或简称，“昆”就是牦牛。“大种曰昆”即谓牦牛是大种。“小种曰叟”大概是指羊种。由于牦牛为大，故“昆”之汉语词义有了“大”的含义。
牦牛作为高原物种，本身就具有神奇性。上古族群对其神奇性更赋予了人文的意义，以至把自己的祖先与牦牛相联系，并把牦牛作为族群识别的血缘标志。牦牛图腾后来在走廊地区民间逐渐符号化了，而且也发生了各种变异。各种各样传递着牦牛信息的符号存在于宗教、建筑、居室、装饰、服饰、用器、娱乐、体育等各种文化形式之中。并发挥着保佑、护卫、镇压、识别、装饰、审美、显示、教育、祭奠等功能作用。有些符号还是世代传承的历史文化代码，例如“牛狮”合体，“琼鸟”头上长牦牛角等文化形式，似含有很深的有关原始族群关系的意义(关于遗存于走廊的各种牦牛文化形式，这里从略)。总之，这些符号或代码大都作为某种“文化装饰”，得以世代流传。后人作为传统继承下来，但多已不能解读。当然，谁也无法通过这些符号企图还原其本来远在高原的上古族群文化的真实原貌。
4.“苯”或巫文化带
世人多知道，自古以来“群巫上下”、“喜鬼淫祀”、巫风炽盛的地区，是在巫山、武陵山峡谷走廊之中。而少有人知道，川西高原峡谷走廊其实沉积的原始巫文化最多、最深厚，甚至可以说是巫鬼文化的发源地。
前文所述巫之远祖，天下第一个方相氏——嫫母，就产生在这条走廊之中。其后裔今白马当噶部至今都保持着戴熊面具、跳巫舞的传统。生于若水(雅砻江)的颛顼，建“星与日辰之位”，又“绝地天通”[20]。不仅是大巫首，而且还是一个大鬼主。颛顼三子皆为鬼。一居江水(岷江)；一居若水；一居宫室。“颛顼之鬼神以百数”[21]。鲧即白马也是大巫。日后又被奉为神巫。今白马藏人仍称巫师为“白母”。实为巫师借了祖师白马神巫的名号。鲧之子禹，因治水之神力、神功，更成为巫之总祖师。其行步之术，据称“为万术之根源，玄机之要旨”[22]。为所有后世之巫竞相效法，谓之“禹步”。
在藏彝走廊中，现存势力最大的原始宗教莫过于苯波。苯波也是走廊中最复杂、最难了解、最难溯源的历史文化。苯波，俗称黑教，在古代曾是流行于整个藏区的原始巫文化。公元8世纪以后，吐蕃王朝推行“灭苯兴佛”，苯波遂遭到排挤和打击，逐渐退避至藏区的边缘地带。而藏东川西高原峡谷走廊地区，自来就是苯波最大的庇护地。苯波在退避过程中发生了分化，其中一部分经过佛教改造或自身内部改革，而于11世纪后逐渐转化成为藏传佛教中的一个教派，即苯波教派。剩下的部分苯波更多地保存着着上古遗留的原始宗教文化成分，而顽强地生存下来。于是苯波分化为黑白两种。前者为白苯波，又称觉苯；后者为黑苯波，其中又有笃苯、伽苯之分。
苯波能在峡谷走廊中得以生存，不惟环境的庇护作用，更重要的因素还在于，它在走廊地区的民间有着深厚的社会和精神基础。走廊地区各族群自来就有自己的原始信仰和自己的巫师。而且一直保持至今。这些民间巫师现在多被称为“居家喇嘛”或“居家巫师”。他们受人延请、走村串户、替人做法。这种巫师在走廊地区北段如有班巴、贤巴、耿巴、释比、白母或白布等；在中段如有工巴、公巴尼等；在南段如有毕摩、苏尼、毕缅、达巴、丁巴、东巴、勒巴等等。他们是因族众需要而存在，因而具有扎实的根底。正是他们及整个族众支撑着苯波，哪怕是遭受象清代“乾隆打金川”强迫苯波改教那样的压力，也不会被摧垮。
走廊中的民间巫师不少都统被称为黑教或属黑苯波(如班巴、贤巴、耿巴、工巴等)。表面上给人一种印象，好象民间巫师是不入流的苯波，苯波才是地道的巫师。实际正好相反，民间巫师才是地道的、原初的巫师，而苯波是经过规范和组织化的巫师，是经过升华的巫师。民间巫师是源，苯波是流；而不是相反。如此，则峡谷走廊地区不仅是苯波最大的庇护地，而且是苯波的源头，是苯波的原始发祥地。最原始的苯波是笃苯。“笃”(苯)、“达”(巴)、“东”(巴)、“丁”(巴)，属音转，本音义相同。他们才是苯波的原始基础。真实的历史过程应当是，笃苯发源于藏东川西高原峡谷地区，而后遍及全藏，最后又退避到发祥的初始地。
走廊中“苯”或巫文化的原始性，最明显的一个标记就是作为苯波教符的“雍仲”符号“
”。其原形实为太阳，抽象化为符号，除象征太阳而外，又象征水漩或车轮。具有永恒、光明、力量和无敌等含义。在藏缅语各族语言中，太阳属阴性。因此，还象征无限的繁殖力。的原始性特别表现在呈逆时针方向旋转的特性。因为一切原始神秘的旋转运动都毫无例外地呈逆时针方向。
巫文化之原始性还体现于巫之女性性别，如方相氏嫫母及白马等。今白马藏人的巫师白母就是沿用了女性祖师的名号。唐代大渡河地区的东女国，以女为官，“官曰高霸黎”。高霸黎就是女巫官，而且是现今嘉绒地区的巫师工巴、耿巴、公巴尼等的老前辈。彝族世袭巫师毕摩，从其称谓来看，最早也是女性。“摩”或“嫫”为彝语支语言的女性词根。普米族及已成为藏族的普米聚居地方的巫师丁巴，所共同崇拜的祖师丁巴纳木，也是女性巫祖。奉为全藏区四大神山的墨尔多山神“嘉尔木”，既然亦为所有巫师所崇拜，必定是地位最高的太上巫母祖。由此不难看出母系文化对巫文化的涵盖，同时可以确信走廊中民间宗教文化的原始性。
藏彝走廊巫文化的原始性，表明这里是巫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巫山、武陵山峡谷走廊的巫文化，就是从藏彝走廊北段向东沿大巴山脉迁移而去的[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