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末的亚洲资本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洲论文,资本主义论文,年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学者威廉·塔布在美国《每月评论》（1999年7—8月）第51卷第3期撰文《千年末的亚洲资本主义》， 对战后亚洲乃至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作了评论，特别谈到了金融权益的升降对资本主义的影响，并对发展中国家今后的前景作了展望。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一、战后亚洲资本主义历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在绝大多数亚洲国家，马克思主义的两个主流观点是：第一，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全面危机”时期，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从此将受到阻碍。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出现的工业资本主义的扩散，在第三世界将不会再度出现。从这两点出发，这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亚洲国家应当通过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当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向社会主义进军时，他们的这种过渡就会变得更容易。
随后的发展状况，使这两个观点似乎过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期的繁荣，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生活条件得到显著的改善。而且，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尽管仍保持在资本主义的轨道内，却出现了惊人的快速经济增长。
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总体上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但这主要是由于他们摆脱帝国主义枷锁的结果，因此，这并没有使马克思主义面临理论难题。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如果这些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那么发展速度还会更快。然而，少数显然附属于帝国主义的国家和地区（南朝鲜、台湾、新加坡和香港）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一批与帝国主义联系密切的其他较大的东南亚国家（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如果说头一批国家和地区还存在相当程度的经济民族主义的话，那么第二批东南亚国家与帝国主义的经济联系则较为明显。这样，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似乎相反，同帝国主义的密切联系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发展，工业资本主义的成功扩散也可以出现在第三世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千年末，当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好像彻底胜利的时候，上述“模式”正遭受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剧痛。这次危机的原因（也是这些模式早期成功的原因），必须以某种更宽泛的马克思主义理解去加以审视。
二、金融权益的主宰和亚洲危机
关于资本主义奇异的战后繁荣，存在着不同的解释。但是，几乎无人否认，导致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在“需求管理”方面的国家干预。国家干预之所以可能，在于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阶级力量的具体关系：与资本家相比，工人阶级比以前更强大了；而且，在资本家阶层中，金融权益的影响变小了。第二点是相当重要的，但通常不为人注意。
在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奇迹”中，尤其是在第三世界，金融权益影响的下降十分明显。实际上，全部新兴工业化国家，无论它们与帝国主义脱离关系与否，都为了快速工业化的目的而限制金融权益。尽管各个国家金融体系的具体特征各不相同，但是，它们的普遍特征是相似的：独立于国际金融循环；贷款利息低；自觉地把存款投向生产，而非用于投机活动。
导致东亚“虎”经济高速增长的许多因素已经被正确地加以强调，例如土地改革、很高的文化水平、美国出于遏制共产主义这一地缘政治原因而作出的经济特许权、日本资本的扩散、统制主义等。但是，还有一个很少受到注意的重要因素，是对金融权益施加的限制：排斥国际金融循环，并使国内金融系统服从生产性经济的需要。
但后来，伴随战后资本主义繁荣而出现的一些变化，破坏了曾经维持它的因素。在这些变化中，重要的是，金融资本以新的活力上升到一种主宰地位。这种金融资本不同于列宁曾经谈到的金融资本。首先，列宁金融资本的概念是以国家为基础的，而这时的金融资本是国际性的，在全球范围内融资并在全球范围内投资；其次，它不是在如列宁时代的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相互敌对的背景而是在它们以更大的一致性行动的背景下运行的；再次，它不是列宁时代的由银行控制并由工业家使用的资本，它谋求快速赢利，大部分是以流动的“国际短期资本”的形式运行。在金融权益上升的同时，需求管理受到限制，凯恩斯主义遭到破坏。这样，导致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的发展缓慢和高失业率的普遍存在。随后，这种不景气又扩展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国际经济的新变化使国家干预的能力萎缩了。发达国家左翼政府之未能实施国家干预，并非由于背叛了自己的信仰，而是因为受制于国际金融资本。同时，金融全球化也导致了从社会民主主义到凯恩斯主义到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甚至到旧共产主义等主张社会变革的意识形态的衰落。
国际金融资本的出现，同一个新的时代相联系。在这个新时代中，以二战余波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它由于战后资本主义的繁荣似乎已经失效了）为基础的两个主流观点获得了新的证实。不仅资本主义普遍陷入不景气和危机之中，而且第三世界也饱受不景气之苦。这些经济危机并非由于某些政策失误而造成的一种暂时的异常状况，而是某种更根本的现象，它反映了伴随国际金融资本上升到主宰地位而出现的局势的变化。国际金融资本的优势导致世界资本主义的停滞和资本主义经济体对全球金融流动的开放，由此导致了它们的危机。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东亚和东南亚经济出现了一个金融自由化浪潮，它使国内金融代理人可以向国际金融市场直接融资。这一浪潮与两个基本因素密切相关：第一，外资比国内资金利率低，易于得到，而且外资的流入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积极鼓励；第二，在旧体系的夹缝中，出现了一个由投机者和金融活动家构成的新阶层，他们安排国际金融资本流入国内，金融自由化符合他们的利益，巩固了他们的地位。金融自由化后，东亚和东南亚出现巨额外资流动，且所借外债中以私有部门短期资金为主。
金融自由化最终导致了东亚和东南亚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仅没有致力于解决这场危机，反而明显地恶化了这一危机。亚洲危机与此前的拉美债务危机和墨西哥的危机有质的区别。可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坚持紧缩药方和进一步的金融自由化政策，结果加重了危机。它是帝国主义的代理机构，而不是人道主义组织（不过，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在目前是如此的彻底，以至于第三世界激进的知识分子也常常看不到这一点）。从这一点看，该组织是成功的。
危机使人民受到极大打击。贫困现象增多，以后数十年的发展可能性遭到破坏。单是印度尼西亚和泰国，1999年估计就有2500万人可能陷入贫困。亚洲危机还引发了俄罗斯和拉丁美洲的连锁反应。
亚洲危机是当代资本主义所固有的，这一事实从一开始就被有预谋地加以掩盖。掩盖这一事实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融入帝国主义体系被大力提倡。因此，对亚洲危机最常见的解释侧重于这些国家普遍存在的伙伴式的资本主义，并谴责这些国家的体制，而不是谴责它们加入全球化金融体系。
认为危机是伙伴式资本主义的结果，这是一种误导。它使人想起如下观点：正在俄罗斯发生的经济危机是共产主义的遗产。这一观点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变得十分荒谬。
近一时期，“国际金融是仁慈宽厚的，问题在于借贷者”这样的观点已经不那么流行了。取而代之的解释模式认为，危机与金融自由化密切相关，并在这样的前提下谴责国内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错误政策。
不景气是现阶段帝国主义的大趋势，它不仅是普遍的，而且在第三世界表现得尤为明显。几个边缘国家曾拥有的高增长率不再可能出现了。从总体上看，与战后时期的平均水平相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增长率更低，失业率更高。整个第三世界的增长率将低于历史上的水平，其贫困也将增加。为保持投资者信心而实行的紧缩政策同时也损害了经济的发展。在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都实行紧缩时，这些国家的出口也受到很大影响。不景气使发达国家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共产主义的衰落又使亚洲等地许多国家失去了地缘政治的重要性。这些因素都影响到了这些国家的发展。我们看到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处于低增长和不景气的新阶段。
三、资本主义新阶段第三世界国家的前景
帝国主义的新阶段宣告了第三世界资产阶级经济民族主义（在亚洲，印度和南朝鲜是它的两种十分不同的尝试模式）作为一项实践方案的终结，但这并不意味着第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事业失去了意义。相反，与20世纪后期的任何时候相比，它在今天的必要性都更大了，但是它必须采取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
在当今世界，所有国家同时限制国际金融资本流动是不可能的，而某一国单独限制则要遭受孤立之苦。也就是说，无论进出全球化了的金融资本的漩涡，都会有痛苦。为避免陷入国际金融资本的漩涡之中，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这意味着，对国际金融资本的限制，必须伴随着能够给人民带来明显利益的经济计划和能够使社会与政策充分民主化的政治方案。
随着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终结，必须考虑以工人和农民为基础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斗争。对社会主义者而言，谈论反对全球化的国家议程似乎是奇怪的，这是因为，尽管全球化属于资产阶级，但它毕竟代表了国际主义的一种形式。然而，实际情况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国家是惟一实际的支点。在从资产阶级国际主义向新的以劳动人民的联合为基础的国际主义的转变中，必须有一个临时的、由工人和农民揭开新篇章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计划。
新的国际主义并非痴心妄想，可是，通向它的道路并不平坦。在全球大部分地区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失败以及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对立相对减弱的事实，意味着帝国主义很容易在世界上某些特殊区域平息任何向它发出的挑战。不过，假如挑战来自一个足够大的国家或国家群体，假如它是基于广泛普遍的支持，并且，假如它具有一个能够使人民保持热情的民主制度，那么，它很可能是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的前兆。
标签：帝国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