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灵魂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5年5月26日， 江泽民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他还说：“一个没有创造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必须在科教方面掌握自己的命运。”（注：江泽民：《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5年6月5日。）江泽民的这一重要论断，不仅是对时代脉搏和当今世界经济、科技发展趋势的准确把握，而且把创新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为我国制定新世纪的发展战略和抢占世界经济、科技竞争的制高点，为中华民族迎接知识经济挑战和实现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
一、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人类发展史上，每一项科学技术成果的产生，都是创新的结果。而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创新，又都给生产力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进步。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首先表现为创新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是经济、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动力。以技术革命和技术创新为例：几百年前，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入欧洲，引发了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不仅大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使欧洲最终走出了中世纪的黑暗。18世纪60年代，在英国爆发了以珍妮纺织机以及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技术革命，使英国的生产力发展获得了巨大的飞跃，据统计：从蒸汽机的发明到1870年前的90年间，英国纺织用的棉花增加了200倍，成为世界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到1850年，英国铺设铁路6621英里，钢产量已居于世界之首。在1770—1780年，英国钢产量增加了10倍，1870年又比1780年增加了350倍，煤产量和棉花加工量均占世界总量的一半以上。美国的E.惠特尼发明轧棉机，使清除棉籽的效率提高了1000倍，从而使美国超过了印度，成为世界最大的棉花出口国。由于美国重视技术引进更重视技术创新，使美国在不到100年的时间内，就基本完成了第一次产业革命， 其工业产值从1820 年仅占世界的6%，发展到1860年的15%，跃居世界第四。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迅速摆脱战后初期的困难阴影，迎来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其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得益于依靠高新技术又一次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都相应地发生了许多变化。尤其是近几年来，高新技术主导经济发展的态势更为明显：以信息技术产业和网络经济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群不仅已成为发达国家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极大地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增长。正如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在1996年7月的《 为了国家的利益发展技术的报告》中所说：“技术进步是决定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对一个国家是如此，对于一个具体的企业、具体的行业来说，也同样如此。以电传、Fax和E—mail为例，当年美国人首先发明了电传，不久，日本搞出了Fax，有了Fax，电传就失去了意义。后来，Fax占领了世界市场。 但是美国人却没有跟在日本人的屁股后面，而是又开发了新的产品E—mail，又进一步发展到网络。 现在在网络这个天地里，美国人已经遥遥领先，这就是创新取得的辉煌结果。而美国的另一家企业摩托罗拉生产的手机在中国市场占有率曾高达90%。但由于它一度保守地坚持模拟机，在数字化上略胜一筹的爱立信公司和在电池上有创新的诺基亚公司很快占领了中国的大半个手机市场。摩托罗拉的市场占有率迅速降到了20%以下。正如杜邦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彭定中先生所说：“作为一个企业，它最大的敌人就是抗拒改变”。这句话既是具有真知灼见的见解，也是杜邦公司不断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
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实现后来居上的重要途径。江泽民对此曾有过精辟的概括。他说：“历史上，原先落后的民族，经过自强不息，奋起直追而实现后来居上的例子很多；反过来，原来先进的民族，由于固步自封，失去创新精神而落后的例子也不少”。（注：《人民日报》1998年6月25日。）工业革命后的近百年间， 英国一直处于世界上工业最发达和技术上最先进国家的特殊地位，在英国社会上形成了一种优越感和满足感，形成了一种拒绝向其他欧洲先进国家学习先进技术的态度，曾有“世界第一大工业国”之称的英国当然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比欧洲工业化起步要晚得多的美国后来居上，只用了100 多年的时间就超过了英、德、法等强国，并领先至今，坚持创新是促进美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关键原因。美国依靠雄厚的教育基础和研究方面的优势，重引进更重创新，鼓励科学研究和生产紧密结合，从而为美国在科学技术上的突破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以电力、内燃机、化工为代表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等高新技术群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以及现在正在全球形成浪潮的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新的技术革命，都是或主要是从美国发源，创新就是一个关键因素。
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还表现为创新能力已成为当代国际竞争的核心内容。早在1995年的全国技术创新大会上，江泽民就曾经强调“当今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是高新技术产业化”。（注：江泽民：《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5年6月5日。）1998年5月4日，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 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又明确指出：“一些发达国家现在开始发展知识经济，对此我们要高度重视。”（注：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8年5月4日。 ）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发展的关键已经不是单纯依靠劳动力、资本、原料和能源，而是主要依靠知识要素。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强弱，也将不再是钢铁、煤炭的产量，而是在于它能获得多少知识、具有多大的创新能力。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信息产业的发达，世界越来越小，而变化越来越大。有人预计，到2020年，人类将拥有的知识当中，90%到现在还没有创造出来。今天的大学生，60—70%的知识已经过时。所以，只有坚持创新，才能不断地提高应变的能力，以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
创新是知识经济的实质。在通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跑道上，谁能够最先跃上时代的列车，谁就能在世界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激烈竞争中领先一步。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发达国家正纷纷确立以知识创新和知识的创新性应用推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以期在国际竞争中抢占科技、经济和文化的制高点。美国克林顿政府把科技创新看作是国家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保障，制定了《塑造21世纪的科学技术》计划，力图保持美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头羊”地位。以精明、进取著称于世的日本，为了在新世纪和美国一争高低，明确规定“有效地利用智力资源进行创造性的技术开发，提高竞争能力和经济实力是日本的唯一出路”。欧盟委员会也把创新作为内部政策的一大支柱，制定了《2000年议程》这一旨在创新的行动计划，以期重铸昔日威震全球的辉煌。其他发达国家也不甘落后，都把知识创新、技术创新放在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和竞争能力的重要位置。值得欣慰的是，发展中国家已经越来越意识到立足创新，加快发展高科技的重要意义，并制定了相关的政策。我们中国也是如此。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由于历史的原因，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尤其是知识之间的差距仍然较大。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分析，目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知识差距是收入差距的5倍。 这就意味着，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依靠创新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及时缩短这种差距，今后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将更进一步拉大。所以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认识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加强创新意识，加快创新速度，提高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综合国力，在推动经济发展并在迎接挑战的国际竞争中力争处于主动有利的地位。
二、只有坚持创新，才能尽快缩短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江泽民创新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创新同民族的命运和前途联系在一起，他在许多关于创新的讲话中，不只一次地强调创新是民族振兴的决定因素。他说：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是创新能力的竞争。”（注：《人民日报》1998年6月25日。 ）“科技的发展，知识的创新，越来越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创新是不断进步的灵魂。如果不能创新，不去创新，一个民族就难以发展起来，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注：《人民日报》1998年4月3日。）江泽民关于创新是事关民族命运的重要论述，对于象我国这样一个从近代开始落后的大国，在新世纪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在经济、科技基础很弱又很少外援的情况下，依靠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持创新的优良传统，不仅取得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伟大成就，而且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科技体系，培养了一支宏大优秀的科技队伍。尤其是在一些重大的高科技领域，已经接近或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仅从经济实力看，当前，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已经进入小康阶段，这当然是一项了不起的伟大成就。但是，对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我们也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按照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W·费格尔1999年6月26日在北京所做的题为《美中经济发展之比较》学术讲演中所引用的资料，目前中国的实际人均收入，只相当于美国1897年的水平，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只相当于美国1880年的水平，城镇人口所占比重则为1890年的水平，差距达百年之大。我国目前所处的国际经济地位和在世界科技中的水平，都有待进一步提高。以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例，发达国家在五、六十年代为50%左右，80年代已上升到70—80%，而我国目前平均仅为30%左右。反过来，我国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1.6%，而日本仅为23.8%，德国为22%，美国为19.7%。除少数领域外，我国主要行业的技术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约为10—20年。如我国汽车工业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至少落后20年。主要工业化国家的高技术产业在工业总量中的比重已占30—40%，出口额比重已达40%以上，而我国相应的比重仅为11%和5—7%。而且这些产业大量的还是一般意义上的工业经济，甚至还有份量不小的自然经济。根据IMD1997 年度世界竞争力报告的统计，我国科学与技术国际竞争力综合排名在46个国家和地区中列第20位。我国科技成果实际转化率只有10%，专利实施率不到10%。在许多高新技术领域，我国往往是一个消费的大国却是一个生产的弱国。以集成电路为例，我国的销售额仅占全球销售总额的0.7%， 工艺水平和国际水平相差3代，落后10年。1997年， 我国集成电路进口量为96亿块，而自己生产的产量只有19亿块，84%的市场份额为国外产品占领。我国科技整体水平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严峻形势，由此可见一斑。
再从创新能力看，这方面的差距还要更大一些。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的一些学者以引进国外创造学成果为开端，开创了我国创造学研究和创造力开发的历史，并且在创造发明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专利数据统计显示，从1985年4月到1995年底， 我国专利局受理的专利达52万多件，累计已授予专利权26万多件。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因此而沾沾自喜。因为这些数字不仅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还赶不上一些世界著名的企业。例如AT&T公司到1994年止，就已获得2.5 万件专利，仅1996年就获得1867件专利，摩托罗拉公司1996年也有1064件专利，而我国平均6个企业才有1件专利，近万个企业只有1696个专利。很明显，我国现在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创新，同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正如江泽民所说“如果没有科技创新，总是步人后尘，经济就只能永远受制于人，更不可能缩短差距。”（注：《人民日报》1998年3月5日。）
三、坚持创新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决定因素
我们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曾以“奋发图强、励精不已”的伟大精神，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创造了领先世界的经济和文化。中国过去是出口技术的，不像现在是引进技术。正如李约瑟博士所说：“中国的发明和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以前更是如此。（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3页。）但是到了近代，特别是17—18世纪以后，为什么泱泱中华日益衰败，而西方国家却日趋强盛？为什么曾经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朝大国却一再被割地赔款，被迫签订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只要我们对中西方历史发展轨迹略作考查，我们就可以清楚地发现，造成这种历史落差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是否坚持创新和具有多大的创造能力。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进步使科学发明倍受重视，英国政府不仅重视科技，支持科技队伍的成长和科技组织的发展，而且积极鼓励科学研究和科学发明。获得国家支持的英国皇家学会，宗旨是“增进关于自然事物的认识，以及有用的技艺”的探索和研究。伯明翰园月学会的使命是“探索自然的事实和人类的经验”，会员每逢月圆之夜就聚会在一起，确定最新的理论和技艺，并在自己的工场里进行实验。英国哲学家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命题，极力主张人们摆脱中世纪的传统观念束缚，大胆创新，发展科学。英国科学界也出现了努力将科学理论转为技术的新风尚，对英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1705年，英国科学家运用大气压和真空知识，成功地设计出从矿井中抽水的机器，为以后瓦特发明蒸汽机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指导。这种鼓励发明，提倡创新的环境和社会氛围，为产业革命在英国爆发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再看看当时的中国，经过漫长发展的封建社会，到了鸦片战争前夕，已经明显地趋于没落。龚自珍曾将这个衰落末世形象地概括为“将萎之华，惨于槁木”。从最高统治者皇帝到参与大政决策的枢机之臣，只会哼着“不偏之谓中、不倚之谓庸”的陈词，唱着“古圣先贤”、“子曰”、“诗云”的滥调，对内死守“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对外实行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再加上政治上的僵化和文化上的专制，不仅扼杀了中国社会继续发展的生机，导致了科学技术的全面落后，而且扩展了中国与西方在经济、科技和军事方面的差距，这是近代中国被侵略、受欺凌、沦落到亡国灭种边缘的重要原因。
邓小平曾经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要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邓小平的这一重要论述，既是对历史的深刻总结，也是对未来的深深忧虑。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已不仅仅是建筑在实物资本和人类技能积累基础之上，而且还建筑在信息、学习和对知识加以吸收、履行和更新的基础之上，技术创新能力已经取代产品数量、价格等传统因素，成为市场竞争中的决定因素。面对高科技时代的市场竞争，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了“胜者全得”的理论。就是说，谁在技术上领先一步，即使是一小步，就有可能占领该领域的大部分市场。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和我国即将加入WTO 的今天，随着国际竞争的不断加剧，我国经济活动的空间和市场份额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越来越多的束缚和挤压，这对于像我国这样资源相对短缺、科技竞争能力相对较弱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将是更加全面而深刻的挑战，这是一场决定民族命运的生存竞争，“也是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的命脉所在。”（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1999年8月20日。）在当前以经济实力、 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为主要内容的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我们不能退却，也没有退路，只能依靠创新，知难而进。在国际市场一体化的新形势下，有人曾经说，失去市场比失去领土更为可怕，这句话很值得我们去深思！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和无情法则是优胜劣汰，创新是立于市场不败地位的最重要保证。不坚持创新，就不能抢占市场先机，就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变化，生死存亡，全在于此。成功的比尔·盖茨是如此，濒临倒闭或已经破产的企业也是如此。正是有鉴于此，所以江泽民一再强调，“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们二十一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要“真正搞出我们自己的创新体系”。（注：《人民日报》1998年2月4日。）世界银行已把以创新为特征的知识经济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挑战形象地称为“要么搭上车，要么更落后。”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知识经济已见端倪的今天，要摆脱落后的局面，要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决定因素就是“必须坚持科技创新这个路子。”（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1页。 ）所以我们必须从事关中华民族存亡兴衰的高度更加注意增强创新意识，不断提高科技创新和知识创新的能力。
21世纪是中华民族以坚定的步伐走向世界，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关键时期。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规划了我国新世纪发展的宏伟蓝图，指出我们奋斗的目标是：到建国100周年时， 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到那时，中国将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中国人民将达到现代化基础上的共同富裕，中华民族将实现伟大的复兴。这是符合全国人民意愿的雄心壮志。只要我们在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指引下，努力把江泽民的创新思想落实到实处，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地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