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共产党政治哲学”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哲学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学科定位
政治哲学属于政治学的范畴。194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了世界性的政治学会议。会议把政治学的研究范围确定为：政治哲学、政治制度、政党及政治团体、国际关系等四个方面。80年代后期，我国学术界也开展了对政治哲学的研究，但对政治哲学的理解与国外有所不同。国外的政治哲学概念，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治思想、政治理论、政治学说的统称。如柏拉图的《理想国》、马基雅弗里的《君主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等。国内学者对政治哲学的理解是基本一致的，认为政治哲学是政治思想理论中的最高层次，是在抽象程度最高和最一般的意义上对政治存在进行分析和概括的思想体系，是对普通政治理论向哲学意境的全面提升。在政治哲学之中，政治理论或政治学说，是第一个层面；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原则等，是第二个层面；第三是体制制度和具有直接操作性的运行规程层面；最后是角色行为，它是整个政治体系的神经末梢。上述各个层面，必然要以各自的特点体现其最高层次的政治哲学。因此说，政治哲学对于政治思想的研究和政治实践的展开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哲学”是以党的思想理论、组织机构、政策策略、规章制度和工作实践为研究对象，以揭示其中最本质最一般的规律为任务，以搞好执政党的建设为目标的。所以，它就毫无疑问地属于党建学科。同时，政治哲学还表现为把普通的政治理论向哲学意境作全面的提升；也有的同志把它理解为是从哲学的视角来审视政治和政治理论问题，是“一般哲学在政治理论中的体现”。这样，它又被看作是哲学的分支。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哲学”既是政治学的分支，又是党建学的分支，还是哲学的分支，在学科上处在“鸡鸣三省”的边缘地位。同时，作为一种抽象得比较高远的“哲学”，无疑是一种基础理论，但是这个理论又是直接为执政党建设服务的，所以又是一种应用理论，有着“基础”和“应用”的双重属性。
二、问题的提起
现在看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虽然已经很清楚了，但是，当初在确定这一研究内容时，完全是基于这样一些事实：一是我们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是艰巨的。当前，我党的事业兴旺发达，但却面临着人口问题、资源短缺问题、地区差异问题、民族问题、农业问题、环境与发展问题、农民问题、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问题、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阶级阶层问题、道德困境问题、知识分子与科技战略问题、意识形态与文化建设问题，以及在诸多方面与国际接轨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摆在执政党面前，要我们党来解决。因此说，任务十分艰巨。况且，在整个国际共运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各国共产党和世界人民都把目光集中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这说明我党的使命已超出了本国的范围。
二是我们党面临的挑战是十分严峻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外部的压力。西方世界基于国家利益的战略考虑，是无论如何不希望我们强大起来的。因此不断通过人权、台湾、军售、西藏、贸易、核禁等问题，百般向我施压，企图遏止我们，分化我们，进而把我们纳入西方体系。在思想文化上，还提出“文明冲突论”和“中国威胁论”等，企图动员多数国家共同“防御”中国。总之，西方世界的这些策略，短期内是不会改变的。二是内部的压力。“左”和“右”的干扰，会从路线方针的层面影响全局；此外，更具危害性的就是已呈蔓延之势的腐败问题，严重地侵害了党的肌体，削弱了党的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对党的整个事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三是中央的重视和人民的关注。党的三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党的建设。毛泽东同志曾把搞好党建视为我们夺取胜利的法宝之一。邓小平同志和江总书记都一再强调，搞好党的建设是我们的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同时，也都反复告诫全党，如果党的建设搞不好，党风坏下去，会直接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广大干部群众也十分关心党风廉政建设问题。多年来，各类大面积的社会调查表明，党风廉政建设问题一直居于人们关心的各类热点问题之首。
由此可见，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大国里，在全面实现社会转型的伟大变革中，我们党是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对内对外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只能由我们党来解决。党要完成这一艰巨使命，必须有足够的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可是，我们党却面临着严峻挑战，尤其是党自身存在的问题，严重地削弱了党的力量，直接威胁着党的事业。如果我们党经受不住这个考验，那么在中国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政治真空，这对于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多民族大国来讲，就意味着无穷的灾难；它所影响的决不仅仅是我党能否继续执政这样一个党团利益问题，而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问题，甚至关系到整个共产主义事业的命运。因此，搞好执政党的建设是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
然而，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政治系统是整个社会的“制导系统”；党居于这个系统的核心；党的建设，首要的是思想建设。因此，治国必先治政，治政必先治党，治党必先治党魂，党的灵魂就是党的政治哲学。正是基于这样一个逻辑轨迹，我们才把所研究的课题概括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哲学”。
三、基本内容
（一）什么是我党的政治哲学
就象在确定这个选题时所经历的一样，“我党政治哲学”的内涵，也是从诸多“矿藏”中冶炼出来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政治建构。早在建国以前，毛泽东同志就系统地阐述了新中国的国体性质，即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共同纲领》和第一部《宪法》都庄严地确立了人民群众在国家中的主人地位；国家政权的组织方式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治设施；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都是人民的公仆，等等。对于这些，我们可将其概括为一元结构的国家主体，即国家主体人民性的唯一性。
2.政治运行。建党后，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由于我们党代表了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并且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去执着地追求，所以赢得了人民的全力支持，终于建立了人民政权。自此，人民成了真正的主人，仅仅十几年里，便创造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辉煌成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巨大变化进一步表明，党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意志。而“十年动乱”的惨痛教训和近年来呈蔓延之势的腐败问题，却完全是一种相反的情形。时至今日，党中央指出，反腐败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所以，从政治运行的正反两个方面来看，无论在路线和制度层面上，还是在政策和行为层面上，什么时候坚持了人民主体的观点，我们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什么时候背离了这个观点，我们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和失败。
3.政治理论。我们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在近期就是要实现以人民利益为核心内容的“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路线，集中体现的是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路线，就是要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愿望和要求集中起来；党的工作路线就是“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就是“密切联系群众”；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实事求是”，它所要“求”的就是客观规律；而在社会领域里，人民利益的存在及其实现途径就是最大的规律，而这一规律的获得又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央反复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认识和处理好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所说的政治方向，就是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方向；所说的政治立场，就是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所说的政治观点，最基本的就是人民群众的观点；所说的政治鉴别力和敏锐性，其标准就是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等等。
由此可见，“人民”的概念，始终居于我党政治思维的核心位置，它不仅蕴涵在党的全部理论之中，而且还是任何一部分的灵魂；它不仅是理论上的灵魂，而且是指导全部政治建构的最高理念，是决定党的事业成败兴衰的关键。不仅如此，它甚至早已内化为政治理想、政治道德、政治意志、政治情感等政治文化心理的精髓。毛泽东同志毕生致力于人民主权和谋求人民幸福的崇高事业，在他的思想中，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人民是胜利之本。周恩来同志一生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邓小平同志曾深情地表达，“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人民为本，人民至上，这是我党取得胜利的全部根据。所以，江泽民同志要求各级干部要“处处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以人民群众为本”。
可见，在我国的政治中，“人民”的概念已成了一切思想行为和文化心理层面的聚焦点；只有在这个聚焦点上，一切进步、正义、崇高和伟大，才能得以沟通，产生共鸣。因此，它必将超出原有的一切层面，向哲学的意境进行理性跃升，这个“哲学意境”就是“我们党的政治哲学”。
党的政治哲学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搞好执政党建设为目的的，关于我们党为谁执政、如何执政等问题的基本的和总的观点。它必须深刻、确切，揭示我国政治一切方面的本质，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同时，它又必须朴实、简约，体现民族性，符合我国特有的政治认同心理。
在我国政治中，“人民”的概念始终居于核心位置。就象金本位货币体系一样，我国的政治是人民本位，如果对“人民本位”再进行压缩，即可谓“民本”。这似与传统思想中的民本概念相通，但却有本质的不同。如果对我国政治各层面的本质进行高度的抽象，对我国政治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给予深刻的沟通，对传统民本思想予以辩证的否定，并置换其原有的阶级内容，那么，我们就可尝试把我党的政治哲学表述为新民本主义。
（二）为什么要把我党的政治哲学表述为新民本主义
综上所述，“人民”居于我党政治思维的核心位置，而且是社会政治各个方面的共性本质。因此，执政党如何对待人民，就成了全部问题的关键。它不仅需要各种形下层面遵循，而且更需要在形上之境，尤其是在政治哲学上得以明确、显彰。为此，我们的研究曾经历如下过程：
首先，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来表述。这是我党的宗旨，是对党内一切行为主体的号召，其指向，更突出的是行为层面，而政治哲学不仅要体现在行为层面，而且还要体现在体制制度层面、思想理论层面、方针政策层面和文化心理层面，因此择其一翼而笼盖整体，似有不妥。况且，在这一行为号召中，也不便于生长出更多的理论根芽，然而政治哲学首先是一种高度抽象的理论形态。所以，我们最终放弃了这一构想。
其次，用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来表述。这也是关于我党对待人民态度的鲜明表达，而且还是我党的工作路线。所以，我们也曾考虑用这一概念来表述，但后来一推敲觉得，对于执政党的全部政治来讲，不仅要有观点，而且还要有实践；不仅要有工作路线，而且还要有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等。况且，执政不单纯是个“认识”问题和“工作”问题，还要有理论创造、体制设计、主体培养等问题。作为最高抽象的政治哲学不应以一例来立论，而应扎根在每一块现实的土壤中。用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来表述我党的政治哲学，就难免偏颇。况且哲学概念的突出特征是辞语简而内涵深。所以，这一想法也最终被放弃了。那么，如何表述执政党对待人民的态度呢？我们觉得，最全面而确切的就是，把人民作为全部政治的根本，而执政党则是实现这理想的工具；人民是全部政治的目的，同时也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如果按哲学特点的要求，这段话可概括为，“以人民为本”，如果为求简约而进一步压缩，则可为“民本”，但这容易被误解为传统思想中的“民本”，所以我们将其表述为“新民本主义”。
那么，在新民本主义中，何以为民呢？民是个历史的概念，在阶级边缘不很清楚的情况下，它是指社会一切被支配方面的总和，尤其是一、二、三产业中的劳动者；而且随着社会发展，知识分子阶层将愈来愈居于重要位置。何以为本呢？本者，根也。它表示事物在时间上的源头和空间上的基底。这里，是指人民是我们全部政治的最终目的，同时也是为实现这一目的所凭籍的根本手段，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以何为本呢？这个“本”，就是人民的利益以及由人民的利益而决定的人民的意志。这就是“新民本主义”的基本内涵。
（三）新民本主义新在哪里
第一，新民本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传统民本思想之所以零散、肤浅，是因为它以泛灵论和历史唯心论为哲学基础，认为重民保民乃天意使然，倘有悖逆，天必降祸于之；贤德君子，为众生所期，故应体恤子民，兼济天下。而唯物史观则认为，以人民为政治之本，既不是上帝意志，也不是贤良恩赐，而是由人民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决定的。人民作为社会生产的主体，创造了全部历史，因此理应成为历史的真正主宰；人民利益和意志的实现与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一致的，因此，人民主宰历史的具体方式就是主宰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这些观点投影在政治领域，所得出的推论就是“以民为本”。
第二，新民本主义的政治载体是人民政权。传统民本思想是以私有制条件下的私有性国家政权为基础的。这种性质的政权，在本质上并不具有维护和实现人民利益的内在要求，相反却是以人民的利益为猎物。而新民本主义则是以公有制条件下的人民性国家政权为基础的。这种性质的政权，无论在政治法理上还是政治结构上，都决定着人民是国家政治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以人民为国家政治之本，这既不是主观的意愿的产物，也不是某种逻辑推演的结果，而是全部现存政治关系的内在要求。
第三，新民本主义的行为主体是共产党人。传统社会的政治体系是以帝王为中心，外加皇族、外戚、宠妃、宦党以及通过察举、品状、科举、捐纳等途径遴选的官吏所组成的。这样一种主体成分和体系构成，在专制法统的规范下，其行为取向必然是维护和追求统治阶级的利益，在本质上与民本主张是冰炭不可同炉的。而新民本主义则是以共产党人为行为主体的。这个主体具有坚定的信念、高度的觉悟和铁的纪律；在本质上宁可牺牲自己的一切也要维护和谋求人民的利益，而不谋求自己的任何特殊利益。这正是民本思想对主体的最高要求。
第四，新民本主义的终极追求是人的全面发展。传统民本思想的目标模型，基本属于一种“生存追求”。尽管她执着于公平和公正，但也都是从生存保障意义上来进行的；尽管她在理论上有一些“关于人的发展”内容的零星火花，但也都难以脱尽先验和暇想的遗痕，缺乏科学的基底，在本质上没有对人的发展进行自觉追求的成分。而新民本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以人民群众为最终目的的。《共产党宣言》树起的最高旗帜，就是“人的全面发展”。这就为以人民为目的的政治哲学在最高远的意义上确定了庄严的内涵。在物质技术基础、人的文明基础和社会政治文化基础等历史条件日益具备的情况下，人的全面发展必将成为自觉政治的现实主题。可见，新民本主义的目标模型不再是“生存追求”而是一种“发展追求”。
（四）新民本主义的内在逻辑
将新民本主义理解为我党的政治哲学，其中的逻辑就是通过对“政治”内涵的深入分析，来探讨新民本主义产生的必然性。因为这种必然性蕴涵在政治的内涵之中。
在政治的内涵中，权力和阶级的内容都很重要，但若抽去利益这个最根本的东西，政治的概念就会变成毫无意义的空壳。因此，要分析政治，必须先从分析利益入手。什么是利益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利益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的反映着一定社会关系的人的需要。这个需要就是政治的“原生质”，由这个需要决定的利益，就是构成人类社会全部政治的“细胞”。任何形式的政治，都是这个“细胞”分裂、繁殖、排列、组合的结果。
然而，在社会中，人的这种需要的满足或实现，要受到主体与客体、自然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多方面的制约和影响。这就决定了利益在作为一种需要的同时，还是一个内含着诸种关系的“矛盾复合体”。而在它所固有的诸多矛盾中，利益实现要求的自我性和利益实现途径的社会性，即利益的两重性之间的矛盾，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矛盾。在这一矛盾的作用下，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之间的相互联系，就构成了人们的利益关系。由于利益主体的广泛性和利益实现途径的有限性的制约，所以，人们在结成利益关系时，或者因为利益内容相同，或者因为利益实现途径相同，从而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利益一致，形成一个个利益集团。在每一个利益集团中，无论是主体之间的纵向关系还是横向关系，尽管会有某些不同，但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而在集团与集团之间，则必然会存在一些利益差别甚至是对立。就是这些差异和对立，构成了利益矛盾。这些矛盾，有的可以通过集团之间的协商自行解决，有的则解决不了。当这种利益矛盾靠主体自身无法解决的时候，就需要一种与社会相脱离的、凌驾于各种利益集团之上的、具有明确利益指向和足够制约力的“特殊的公共权力”来加以干预。这种权力就是政治权力。但这里必须清楚，政治权力决不是以空泛的“公平”或“公正”为准则的。从本质上说，政治权力是在特定的力量对比中，政治权力主体为了特定的利益所拥有的对政治权力客体的制约能力。在内容上，它是特定的力量制约关系；在形式上，它是特定的公共权力。
在政治时代，一切利益的维护和实现，都必须直接或间接地经由政治权力。因此，深入分析政治权力，就成了全部问题的关键。政治权力的公共程度取决于它所代表的利益主体的广泛程度。按照权力主体的性质划分，我国的政治权力属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但由于这个权力的阶级基础比较广泛，所以《宪法》规定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按照权力主体的组织类型划分，我国既有社会公共权力（其最高形式是国家权力），也有政党权力，还有政治社团权力。但我国国情决定，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一切的，而党又是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所以我国政治权力的公共程度就更高。权力的公共程度越高，对权力行使中功能发挥的质量要求也就越高。
可是，在我国政治中，人民作为政治权力的最终拥有者，从理论上说，可理解为权力的逻辑主体；而政治权力的直接行使者则是包括干部、公务员在内的公职人员，这可理解为权力的现实主体。这两种主体分离的情况是历史条件决定的。所以政治权力诸种功能发挥的质量如何，关键就取决于权力的现实主体。然而，作为权力现实主体的公职人员，同时也必然是一定利益的主体，因此也必然受利益两重性的支配。这一性质外化在角色上，就表现为公务角色与私情角色双重属性的统一体，同时也是公务与私情矛盾的交汇点。因为公职所体现的权力，完全可以成为利益实现的广阔途径。况且，公职人员非原则私情冲动的最大目的，就是把公共权力作为实现其特定利益的途径。所以说，公职的两重性是利益两重性的政治体现，两者从主体和内容两个方面构成了社会公共权力的两重性。正是这种两重性，使得政治权力公共职能发挥的质量成了一个变数。然而，人民利益的实现，是历史发展不可抗拒的规律。这种不可抗拒性的直接要求就是，政治权力要高质量地发挥公共职能；我国政治权力的公共程度又最高，这就为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利益提供了广大的可能。然而公共权力的私情运用却直接破坏了它的公共职能。要确保这一职能，就必须沿着提高权力功能的质量、促进“逻辑主体”和“现实主体”相统一的路向，在政治生活各个方面都把人民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使人民真正成为社会政治之本。这一要求恰好就是新民本主义的基本内涵。因此说，新民本主义出现的必然性，完全是基于利益两重性上的社会公共权力两重性这一内在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五）新民本主义的旨归
1.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的利益。新民本主义就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本，所以其首要的旨归，就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的利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阶段，人民利益的体现方式是不同的。但从根本上讲，人民利益的实现统一于生产力的发展。在今天，以民为本就是要千方百计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在总体上通过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实行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来谋求解决。但是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方面，都有不同的体现和要求；在不同层级的利益关系上，还有局部与整体、当前与长远等极其复杂的问题需要处理。所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利益，是对我党的最高的要求。
2.强化公职主体建设。邓小平同志讲，我们事业的成败，“关键在人”，“关键在党”。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石就是实践，而任何实践都是主体的实践。古人讲慎独、德治、修身、正己；现在讲党性修养、党性锻炼、改造世界观、人生观等，都是在强调主体的重要。以往我党取得的辉煌业绩都离不开主体；同样，当前潜伏的各种危机也大都出于主体。严重的贪污腐败蜕化堕落发生在这个阶层；国家财富巨额流失的根源在这个阶层；由管理不善而造成惊人亏损的责任在这个阶层；践踏法律、欺上瞒下、不负责任、悖逆公理等现象也多出于这个阶层。所以客观上，作为党和国家的否定因素，主要还是产生在公职主体这个阶层。共产党人的本质特征，不是出身贫富，而是高度的共产主义的觉悟。所以对主体而言，最关键的还是思想意识、世界观和政治观问题。同样是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与陈伯达就有本质的区别；同样是党的高级干部，同样是北京市副市长李润五与王宝森就是正反迥然的典型。所以，最根本的还是主体自身的思想意识和品质修养的问题。
新民本主义作为党的政治哲学，就是要通过理想信念的确立、政治立场的坚定、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等途径，真正掌握行为主体。同时，还要借助于制度体系和法纪原则等，来确保主体建设目标的实现，以期恢复国家主体人民性的真实性。
3.重构社会价值体系。价值体系是个多层次、多侧面、复杂的社会意识系统，可直接操纵人们的社会行为。主体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外化在社会层面的道德水准下降、实用主义横行、是非标准颠倒、正气压不住邪气以及丑恶、堕落、愚昧、迷信大肆蔓延的现象，其最深层的原因都在于价值体系的扭曲和混乱。因此，社会转型时期迫切需要建立一个能在整体上统摄民众精神的社会价值体系。
为什么人的问题，历来都是价值体系中根本与核心的问题。政治体系是社会运行的制导系统，其政治哲学必然能在社会价值体系的建构中起主导与核心的作用。新民本主义对于有关价值体系中的一切根本问题都作了直接而明确的回答。因此，以新民本主义为核心来构建当代我国的价值体系，必能在理想、信念、人生观、义利观以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折射出色彩斑斓的进步、健康、向上的时代精神。
4.调动国内外的积极因素。目前，外部积极因素，有两个值得得关注：一个是“华人经济圈”，另一个是“儒教文化圈”。有资料表明，目前居住在大陆境外119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人约有5700万， 拥有流动资产2.5万亿美元，年国民生产总值达5000亿美元， 其巨大的经济实力和巨大的发展潜力早已为世界所瞩目。“儒教文化圈”是指包括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在内的东亚和东南亚所有深受儒教影响的国家和地区。总之，无论是“华人经济圈”还是“儒教文化圈”，都深受华夏文明的影响，所以也统称为“华夏文明圈”。这是世界文明格局的重要构成部分。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这个文明圈已经受到了强烈震撼。十几年来，投入大陆的外资有80%来自这里。如果以新民本主义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能在思想、道德、文化、教育、风俗、习惯等方面得以全面确立，那么就能够对整个“华夏文明圈”产生足够的感召，并能与之取得更幽深的默契和更伟大的认同，进而通过这个层次对整个世界的文明和进步产生影响。
从国内来看，目前对人民群众影响最大的是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它与社会上的很多负面问题存有深刻的联系，不仅会大大挫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而且还会把积极因素转化为消极因素，这是已被五千年的治乱兴衰史一再证明了的。新民本主义就是要从最深的根源上来解决脱离群众和腐败问题。如果新民本主义政治哲学在我国政治的各个方面得以确立，那么就能激发起亿万民众的智慧和力量，最大限度地推进我国的经济文化建设。
5.铸造理想的政治模式。当代竞争，说到底是国家模式的竞争。敌对势力百般遏制我们的真正动机，就是怕我们的模式使他们失去昔日的辉煌。新民本主义要铸造的理想模式主要表现为“三个统一”：
（1）在模式功能上要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曾被喻为魔鬼与天使的冲突，是个无解的世界难题。因此，单从概念和理论上去探讨，实属无谓的跋涉。出路应从模式上去找。张鲁开过“粥肆”，洪秀全建过“太平天国”，欧文搞过“合作新村”，我党办过“人民公社”。这些都是侧重于对公平的探索，结果都失败了。
发展生产，提高效率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最根本的办法。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又是我党以巨大代价换取的共识。但必须看到，中国人搏杀了几千年，所追求的主要不在于效率而在于公平。虽然对这种意识的落后一面不能迁就，但它却表明：国人对不公平的承受力是十分脆弱的。
新民本主义的理想模式是，通过主体的努力和制度功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财富总量，效率第一，兼顾公平；一旦公平对效率构成威胁，则以公平为首，但决不抑制效率；以公平促进效率，在更高效率的基础上，实现更高层次的公平；对于无法避免的不公，可在另一时间另一方面给以补偿，使公平与效率在动态的过程中，统一于新民本主义的理想模式。
这方面，国外的新加坡，国内的张家港和南街村，都能给人以深刻启示。
（2）在模式结构上要实现优秀主体与先进制度的统一。 经验教训表明，对主体和制度的任何偏废都会酿成恶果。理想的模式结构，必须是在人民本位的基础上实现主体与制度的完美统一。这个制度就是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个主体就是名副其实的共产党人。
先进的制度必须能吸纳足够的社会精华并将其锻造成优秀的主体；优秀的主体必须具备足够的条件驾驭好这个先进的制度，组织并感召人民大众。两者实现完美的统一，便可使制度功能与主体能量得以充分发挥并化生成一种伟大力量，通过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运用一切激励和控制的手段，动员起全社会的智慧、力量和热情，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使人民利益和意志的实现获得更切实的保障。
（3）在主体条件上要实现“职员”与“雇员”的统一。 专制社会，权力私有，当官发财，事有必至，所以公职人员属专事营私的“官吏”；法制社会，各方利益关系、政治运行原则都“定格”在法律上，公职人员照章行事即可，所以属机械奉职的“职员”；人民主权的社会里，公职人员是受人民委托来执掌权力的主体，因此既不能贪婪地营私，也不应冷漠地供职，而应全身心地为民办事，所以是崇尚奉献的“雇员”。
我们的法律制度集中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所以公职主体必须首先是合格的“职员”，这至少能保证其不做坏事，不去毒化和误导社会，但仅此还不足以体现人民政权的性质。因此，理想政治模式所需要的主体，必须是以“职员”的标准为前提，以“雇员”的标准为目的，导之以德，齐之以刑，两者在施政中实现统一。这样才能为理想的模式培育出优秀的主体，我们的政治才能真正开始成为一种自觉。
（六）关于教育人民的问题
新民本主义主张，人民是国家政治之本，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人民是我党奋斗的最终目的。这不仅要在政治哲学上确立起来，而且还要贯穿在理论、制度、政策、行为等各个层面。这是根据唯物史观和我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根据中国政治的特点和政治发展的需要，从总的方面提出的，但这丝毫不意味对人民群众完全可作理想化的理解。如果那样，就是走极端，就背离了辩证法，在理论上容易滑向“崇民主义”，在工作上容易导致放任群众自发性的“尾巴主义”，也容易扭曲新民本主义的本意。因此要十分注重教育人民的问题。这是因为：
第一，群众有其自发和落后的一面。比如，散漫、怠惰、偏狭、自私、盲从、短视、愚昧、无知等，甚至还有很多劣根性的东西。这是我们民族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制约因素。这些一旦聚集成一种盲动力量，会给我们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
第二，人民当家做主是个历史的过程。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群众有时认识不到自己的利益在哪里，也弄不清实现利益的途径是什么，甚至对既有的政治权利以及运用的方式和程序也不很清楚。这就严重地影响了“当家做主”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称职性。
第三，国民素养状况不能完全适应时代的要求。义务观念淡薄、缺乏责任感、不尊重他人、行贿受贿、法制观念不强、缺乏竞争意识等，这些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都是远不适应的。
第四，对“人民主权”的概念还有一定曲解。为了追求国家主体人民性的真实性，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曾通过“大民主”的方式，动员社会最底层的大众，不惜打碎他亲手建构的一切，让群众直接登上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实践证明，这是不成功的。不但给实际工作造成了损失，而且对于正确理解“人民主权”的科学内涵，也造成许多混乱。所以，组织和教育人民问题非常重要。首先是启发群众的觉悟。要使人民群众认识到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认识到自己的权利和责任，及所拥有的巨大力量，也要认识到自己的努力奋斗对于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的重要性。就象列宁高度评价马克思的功绩时说的那样：“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通过切切实实的工作，提高群众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其次是鼓励和支持人民群众积极运用自己拥有的主人权利。现行的法律政策体系和工作制度程序，给群众提供了比较广泛的权利，“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做主”，重点就是让群众运用好这些权利，这是最现实的。同时，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还要进一步扩大这些权利，并为之更好地运用创造条件。第三是按照现代公民的标准进行长期的教育。完整的现代化内涵，既包括经济技术层面，又包括体制制度层面，还包括主体素养层面。所以，今天的“组织和教育人民”，就有了全新的内涵，这就是提高公民的素养。第四是要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中，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
四、结语
总之，要在理论上深入研究新民本主义的政治哲学，必须考虑以下三个“参数”；一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如何既要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又要避免其负面效应；二是在诸多方面出现地区一体化和全球一体化趋势的情况下，如何既要能动地顺应世界潮流，又要光大中华文明；三是在科学技术正全面深刻地改变世界，改变人类社会生活的情况下，如何既要直面党所面临的队伍和观念的一切新变化，又要担负起国家和民族的领导重任。在此基础上，沿着方法论和价值学的向度，把我党的政治哲学研究深入下去。
社会科学，尤其是应用性较突出的社会科学研究，属于决策参考的类别，因此，必须要考虑到操作性和可行性。缺少这个环节，这项研究就不完整。新民本主义作为我党的政治哲学，要转化为实际运作需经由哪些环节？需要解决哪些带共性的问题？研究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就是解决操作性和可行性的问题。另外，还有如何诉诸主体的理念、诉诸理论体系、诉诸路线政策、诉诸体制制度、诉诸角色行为等问题。这些也都是十分艰苦的工作。
总之，研究我党的政治哲学是一个新课题。既有新的意义，也有新的困难。只要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进行研究，我们就能克服困难，搞好这个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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