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里巧妙变换的四个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巧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叙述视角是一部作品或一个文本看世界的特殊眼光，是作者和文本的心灵结合点，是作者把他体验到的世界转化为语言叙事世界的基本角度，同时也是读者进入这个语言叙事世界，打开作者心灵之窗的钥匙。鲁迅的小说叙事多采用限知视角，即通过叙述人，将故事更客观、更真实地呈现给读者。然而，限知视角也有自身的局限，在给人们的联想留下有意味的空白的同时，也约束了对更广阔的时空进行感知的自由度。鲁迅在采用限知视角时，常常巧妙地运用反限知叙事策略，随心所欲地“戴着镣铐跳舞”，他的小说《祝福》就是通过不断变化叙述视角来实现反限知叙事策略的。
《祝福》的开头和结尾采取第一人称来叙事。“我”在祝福的前夜回到鲁镇，但这次归来已不再存有《故乡》里那种寻梦的奢望，因为故乡的一切没有也不会改变，对“我”来说，现实的鲁镇如此陌生，只能感受却无法融入，在新年的祝福中乞求来年好运是他们的事，与“我”毫不相干。身在故乡却时时有一种无家可归的悬浮感，“我”注定是一个失去精神家园的漂泊者。况且，从鲁四老爷“俨然的脸色”和“不很留”的冷漠里，“我”读出了自己的不合时宜，所以这次归来，“我”并不打算久留。然而，正当“我”“决计要走”时，却意外地与祥林嫂相遇。接下来，作品一面展开祥林嫂“有无灵魂”的发问，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激起波澜，一面通过“我”的回忆、耳闻目睹和所感所想把祥林嫂的故事串联起来。
作者把叙述的任务交给“我”：一个熟悉故乡却远离了鲁镇传统社会、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只有“我”才能站在更高的视点上，以“智识者”的理性精神来认识和思索祥林嫂悲剧的实质及社会意义。不仅如此，“我”站在这个远距离的视点上，还以悲悯的眼光注视着作品里的所有人物和所有事件，把鲁镇这个造成祥林嫂悲剧的罪魁祸首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我”不但成为鲁镇社会与小说人物活动的摄像机，而且实现了对祥林嫂悲剧命运的远距离观照。第一人称视角和特定的身份、时刻相结合，使作品的叙事张力、思想深度、审美浓度都达到了非常客观的水平。
叙述者“我”在引出祥林嫂之后立即隐退，将叙述的权力交给他人。他人的叙述可以细分为三个部分：不知名者的叙述、卫老婆子的叙述、祥林嫂的自述。这三部分构成了小说的主体。“不知名者”相当于一个不具名的鲁镇人，由于这个视角的存在，读者才得以了解祥林嫂大约六年间在鲁镇的行为。但是，新的疑问又出现了：祥林嫂在那六年中的生存空间除了鲁镇外，还有卫家山与贺家墺，而祥林嫂在卫家山与贺家墺的生活，鲁镇人又何从得知呢？因此叙事正文启用了一个特殊视角：做中人的卫老婆子。她出入于鲁镇和周围乡村，以伶牙俐齿谋生，属于古代的三姑六婆这类人，具有弥补鲁镇人限知视角的资格。是她把祥林嫂引入鲁镇人的视野之中，介绍这个农妇到鲁四老爷家做女佣，交代其新寡身世；又是她把祥林嫂引出鲁镇人的视野，帮助祥林嫂的婆婆绑架祥林嫂。祥林嫂被卖进深山，始而反抗，继而顺从，并由此“交了好运”，这些鲁镇人视野外的故事，都出于卫老婆子之口。她再度把祥林嫂引入鲁镇人视野，把再嫁的祥林嫂重新介绍到鲁四老爷家为佣，还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深山的“天有不测风云”的悲惨故事。最后祥林嫂在鲁镇历尽精神磨难，迅速衰颓失态，几乎变成木偶人，也可能是辞退到卫老婆子手中而沦为乞丐的。至此，卫老婆子完成了她的叙述使命。祥林嫂第二次到鲁镇后“境遇却改变得非常大”，“手脚已没有先前一样灵活，记性也坏得多，死尸似的脸上又整日没有笑影”，这是因为第二次丧夫，尤其是儿子阿毛被狼叼走对她的打击很大。而要充分表现这种摧肝裂肺的痛楚，强烈感染听众及读者，当以祥林嫂自述最为恰当，这样做的艺术效果是其他叙述视角不能替代的。在小说的结尾，叙述者“我”又返身出现，“……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祝福”。这段话既可以理解为“我”对天地间神灵只顾享乐、不管人间悲苦的嘲讽和控诉，也可以理解为“我”的美好愿望：希望天地神灵“在歆享了牲醴和香烟”之后，能保佑广大的劳苦大众，使“祥林嫂”们不再生活悲惨。这与《故乡》《社戏》近似，都是在结尾处点明要旨。
《祝福》在“我”“鲁镇人”“卫老婆子”“祥林嫂”几个限知视角中不断变化，弥补了各限知视角之短，达到了反限知的目的。这几个视角相辅相成，显示了鲁迅高超的叙事艺术。难怪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帕特里克·哈南说：“鲁迅先生的每一篇小说，都是技巧上的大胆创举，是一种力图达到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新尝试。”